中國政治發展與民主黨派參政 ·超 言· 【編者按】此文轉載於中國民主黨派海外協調會主辦的《時代導報》第四期。由 讀者曉杉推薦。 一、 中國繼續不斷的改革開放，已經使中國現代化沿著一條漸進的途程走上不歸路， 而中國民主黨派近年在參政議政中，也有幸日益享有更大的政治活動空間。中國民 主黨派的成員主要是各界中、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應當說在參政議政方面具 有巨大的智力優勢。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黨派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顯著進展，主要是其 在各級政府中任職人員逐年增加。到目前為止，中國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事有 一千四百多人擔任副縣長以上職務，其中九人擔任中央政府的副部長級、十三人擔 任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責人；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王文元、監察部副部長 馮棣雲、勞動部副部長李沛瑤、農業部副部長洪跋曾、北京市副市長何魯麗、上海 市副市長謝麗娟、甘肅省副省長路明、黑龍江省副省長安振東、江西省副省長陳葵 尊、安徽省副省長杜宣謹、陝西省副省長潘蓓蕾、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吉普 ·平措次登等。顯然大多為單位副主管，但他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了很好的成 績。 然而早在五十年代的建國初期，中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六 名副主席中占三人：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在政務院四名副總理中佔兩人：黃炎 培、郭沫若；在二十一名政務委員中佔十一人，在九十三名政務院所屬機構負責人 中佔四十二人。另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譚平山任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黃 炎培任輕工部部長、朱學范任郵電部部長、章伯釗任交通部部長，付作義任水利部 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部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蔣光鼎任紡織工業部部長，胡愈 之任出版總署署長，以及程潛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何香凝為華僑事務委 員會主任，郭沫若為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兼科學院院長，至於在大行政區和省、直 轄市政府中，高崇民、馬寅初、程潛、張難光、張治中、龍雲、劉文輝、付作義、 董其武等分別任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和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綏遠五個軍政委 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董其武、鄧寶珊、吳含等任省主席、副主席或副市長等。他 們也都在自己的職務上表現出遠見卓識。 惜乎中國民主黨派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和一九六六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 革命」動亂中，日漸削弱乃至喪失其政治功能；全國萬馬齊喑，極左橫流；直至一 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逐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全國出現一片新的 歷史契機。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已證明，中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事參政不但大有 發展潛力，而且能使中國的國事開啟美好的前景。 二、 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建設四個現代化，實現民富國強，是 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中國民主黨派廣泛地聯繫著社會各階層和海外華人；通過民 主黨派進一步議政參政，可以更好地反映和實踐大家的建議和意見，保持和發展國 家安定團結的局面。 尤其是現階段，中國處於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時期，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保持 社會穩定。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想取得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健康 發展，在一般情況下，都需要社會的穩定。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實現 社會的穩定，卻是意見紛紜見仁見智。 西方政治學者對此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以美國的亨廷頓為代表，認為一定時期 的專制，可以達到社會的相對穩定，這對推動社會經濟的的發展是必要的，南朝鮮 、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就是這樣經濟起飛的。另一種是多數學者 所持有的觀點，主張通過民主的手段實現社會的長期穩定。認為逐步推行社會監督 與權力制衡，就像機器上的「安全閥」一樣有助於社會穩定，如瑞典等社會民主黨 執政的北歐式社會主義國家就是這樣實現長期穩定的經濟高速發展的。而歷史已經 證明，以專制求穩定則穩定短，南朝鮮後來出了「光州事件」，台灣出了「高雄事 件」，最後還是要採取有計劃有步驟的民主開放革新求得長期的社會穩定。 目前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的客觀情況。 眾所周知中國剛剛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早期現代化國家 對中國人民在民主形式上提供的模式，無形中提高了幹部、知識份子和學生對民主 理想的期望；尤其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隨著傳播媒介、文化教育、交通水平的 發達，大大刺激了人們民主參政的慾望。然而中國政府經濟文化發展嚴重不平衡， 相當多的群眾政治經濟文化水平落後，民主意識淡薄，對民主的內容、形式、程序 等有關知識缺乏理解，許多人想像中的民主就是無政府式的「大民主」，在內陸地 區和廣大農村尤其如此。 先知先覺的幹部、知識分子和學生對民主的過高期望與經濟文化落後的冷酷現實 之間的矛盾，加劇了在民主追求上的急躁情緒，隨著一般民眾的介入很容易就出現 偏激行為，乃至朝著無政府式的「大民主」的傾向演變。所以建立良好有效的民主 程序疏導民意，並公佈有前瞻性的民主改革計劃乃是非常重要的黨務之急。 然而中國剛剛開始嘗試民主改革，是一個典型的堅持一黨執政的國家。須知執政 黨以一元化的領導，牢牢掌握著國家權力，而權力是一種對人和物的支配力量和統 治力量，以強大的物質力量作後盾，以服從為前提。權力有其兩重性，在社會中產 生而又凌駕於社會之上，它一產生便獲得了獨立性；運用得當便成為積極的力量， 為人民造福，運用不當便成為破壞力量，危害國家，危害人民。不受制衡的權力， 有可能產生危險的後果，無論對黨內黨外和整個社會來說都是如此；遠的教訓如毛 澤東權力膨脹錯誤發動「文化大革命」，近的教訓如因黨內權力腐敗為導火線而印 發的「天安門風波」，最後都演變成暴力流血事件。 早在十八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就提出權力也是一種腐蝕劑，不 受制衡的權力會產生腐敗，絕對地不受制衡，則絕對地產生腐敗。很明顯，依靠執 政黨內部的紀律約束是不夠的，那僅僅是自我約束；只有權力才能制衡權力，必須 從政治結構本身進行改革才有效。所以早期現代化的國家都極力採用大致為：黨派 平等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制衡的政治結構。這的確是中國現代民主改革要借鑒 的關鍵。 所有這些，都證明繼續加強中國民主黨派的參政是非常重要的。我國的各民主黨 派，由於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論修養，對民主的實質、民主的程序等問題有較深 刻的認識，再加上不斷加強參政所具有的廣泛的社會歷練，可以對各階層產生良好 的影響，有利於糾正民主化進程中的錯誤傾向，使整個現代化進程健康發展。 三、 展望未來更是任重而道遠，中國不僅要實現現代化，而且還要實現祖國的和平統 一，這更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最近海內外大中華經 濟圈的熱烈討論，就是和平統一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大膽設想，而帶有前瞻性的政治 結構的希望也將隨之展開。至少可以想像，大陸範圍內的多黨合作將會演變成海峽 兩岸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多黨競爭政治，因此中國民主黨派近期的參政發展將對此產 生重要影響。 目前中國民主黨派的議政、參政主要表現在：□各黨派領導人應邀出席中共召開 的民主協商座談會，就國家大事廣泛提出意見和建議；□各黨派以政黨身份參加人 民政協，對國家大政方針進行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各黨派人事由黨派提名，以 個人身份直接參加各級「人大」和政府，參與管理國家事務。須知上述三項主要活 動中，前兩項是務虛，後一項是務實，尤其是參加各級政府部門領導具有實際參政 的意義，實際參政與議政畢竟有區別，那完全是實際政治的操作。 那麼還可以有哪些改進呢？ 首先全國性的報紙《光明日報》和《文匯報》可以歸還中國民主黨派主辦，使中 國民主黨派不但具有內部監督協商的能力，也有公開監督協商的能力。這兩份報紙 都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擴大化之後被奪權的。 其次可以促進中國民主黨派的聯合，擴大民主黨派的發展與活動範圍，使之不但 有協商讓政的能力和應邀參政的能力，也有相對的主動參政的能力。現在民主黨派 的活動範圍，仍受限制，囿於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原國民黨員及與國 民黨有歷史聯繫的人士；民盟（中國民主同盟）：大專院校及學術界中高級知識分 子；民進（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小學教師和文藝出版人士；農工（中國農工民主 黨）：醫務工作人員和一般公職人員；民建（中國民主建國會）：原工商業及財務 工作人員；九三（九三學社）：科技界中高級知識分子；致公（中國致公黨）：歸 國華僑及僑眷僑屬；台盟（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灣籍或台屬知識分子。這是一 九五一年中共幫助各民主黨派協定限制自己的；當時許多原中共黨員也在出任民主 黨[愛領導人或佔據實權位置，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中才陸續退出。 此外可以嘗試開放人大代表和政府領導候選人的公平競選，而且由執政黨的黨內 民主逐步過渡到社會民主。目前各黨派全國和省、市、縣政協、人大和政府領導的 候選人名單，是由各黨派領導提名批准，再由中共領導邀請各民主黨派領導協商決 定的，其中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只可占商定的少數比例。 很明顯，中國目前主張的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協商式民主，而中國民主黨派的 議政參政正在取得進展；那麼在不久的將來，考慮成立一個由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組成的民主的聯合政府，進而再策劃黨派平等和三權制衡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是符 合人民的利益的。當然我們相信，這的確是在中國民主思潮不斷衝擊和世界民主運 動日益高漲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的莊嚴步驟，也是全面實現中國現代化與祖國和平統 一的康莊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