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契機 ·楊 巍· 顏真和華生兩位先生都稱胡平是「激進民主主義者」而加以反對，但是細看顏真 和華生兩人的觀點還是各不相同的。顏真根本否認今日中國承受得起民主，認為民 主化會導致中國天下大亂。反之，身為經濟學家的華生先生，似乎並不否認民主化 對中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只是主張通過謹慎的漸進走向民主化，反對出現大規模的 民主運動，基本否認八九民運對中國歷史的推動作用。 然而由於華生先生畢竟是個嚴肅的經濟學家，他從他本身對經濟學的研究中不得 不承認八九民運的必然性。在此我願向讀者推薦華生一篇題為「中國人為什麼再次 陷入困境」的論文（刊於《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第三卷第五期，以下簡稱《再 困》）。 《再困》一文在相當準確地說明了中國是怎樣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指出 了民運發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後，卻又認為八九民運是「先進思想界走極端而誤導 的」結果，從而使他的客觀性的材料與他主觀性的結論形成了鮮明的矛盾。 被華生先生指為「激進民主主義」的觀點有：（一）「《北京之春》時期主張言 論自由和全面民主制」，（二）「經濟問題的出路在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政治民主 化。」（三）「政治專制是腐敗之源，民主化是當務之急。」（四）「十年改革的 最大失誤是經濟改革的孤軍深入和政治改革的長期滯後。」如此看來本人也當被華 生先生歸為激進民主派，因為雖說本人自認為並不激烈，但也基本同意上述的「激 進觀點」。在此希望討論詳細一點。 （一） 正如《再困》一文所指出的那樣，經濟改革是從農村的包產到戶開始的，包產到 戶的意義，「不僅在於迅速改進了農副產品的供給，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循 環，同時爭取到八億農民對改革的支持，而且在於這一變革使原先對農民嚴密控制 的體制從根本上瓦解，農民實際上得到了一次解放。」我完全同意華生先生的論斷 ，只是要補充說：包產到戶以及以後的責任承包，之所以取得驚人的成功，實質上 是它們相當程度地模擬了私有制，是在實質上臨時性解決了所有制的問題。如果說 包產到戶有什麼缺陷的話，那就是因為所有制的解決並非永久性的，農民缺乏長久 支配土地的信心，因而產生了各種短期行為。 農村改革的成功大大推動了城市的改革，「包」字進城了。然而中共由於受意識 形態的制約，在總結農村經驗時把承包制的成功只歸結為解決了「按勞分配」問題 ，而不敢談到所有制。於是「包字進城」以後，工廠裡的改革經過一段短暫的風光 時代，就不那麼成功了。 不僅如此，不能觸動所有制的經濟改革還導致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使改革步 履維艱，越來越進行不下去了。關於通貨膨脹的原因，《再困》總結了三種評論： 1）「最直接的認為是宏觀決策的問題，是趙紫陽及其聽信的那些學了點洋教條的博 士和研究生們有意搬用西方凱恩斯理論犯的大錯誤。」2）「更深入一些的批評認為 是經濟改革戰略失誤，放權讓利擴張了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各行其是，宏觀失控 。」3）「更深刻的觀點指出，通貨膨脹的根子是產權關係不清，企業的微觀構造不 合理，大家都想變著法子長工資、發獎金，沒有抗衡的力量。只有進行所有制改革 ，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激進派進一步引出自己的結論：經濟問題的出 路在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政治民主化。「 看來華生先生最贊同第三條「更深刻的觀點」，但是不同意「激進派進一步引出 的結論」。筆者認為這三條都有一定道理，但還要點補充：凱恩斯主義是主張通過 擴大有效市場需求來促進經濟，在中國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環境下當然難以發揮理想 的作用，而市場機制不健全是因為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各地投資飢渴當然是總需 求膨脹和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但是其進一步的原因則是在經濟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中擺脫不了馬克思主義經濟觀點的影響。企業職工不合理的工資結構當然是和所有 制問題密切相關的。在此僅將後兩條深入一步討論。 在西方，要投資就要考慮經濟效益，考慮投資回報率，利潤率等等。這就是「將 本求利」。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商品的價值是工人用勞動創造的，生產資 料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只是被轉移了，並沒有增殖。於是中共常常以「勞動生產率 」記功：常常看到報紙上稱某個單位每年創利稅多少多少，平均每人「給國家貢獻 」多少多少；卻很少看到利潤率多少，利潤率比銀行利息率高出多少。一般講，投 資多的地方設備好，勞動生產率就高，職工輕輕鬆鬆就能創較高利稅，但是經濟效 益(即利潤率)並不一定高。此外擴大投資也給當地的官員提供了更多的肥缺。所以 地方上有脫離經濟效益盲目擴大投資的普遍傾向。基本建設，銀行貸款等年年突破 中共計劃，造成通貨膨脹壓力。（盲目投資還造成虛假繁榮，表面上看產值增長很 快，但是經濟效益年年滑坡；好比一戶人家買賣越做越大，鈔票越賺越少，總有一 天要難以維持。） 在經濟上真正合理的是多產多得和多賣多得，而非多勞多得。如果有個農民技術 好，懂得科學種田，又知道市場行情，他就產得多，收入高；反之，如果他一不懂 技術，二不領行情，幹得再辛苦也所得不多。但是多產多得只有在私有制基礎上才 能得到最大保證，因為只有廠主或其他利益相關者才能細心分辨哪個人是企業的關 鍵人物或成績突出者，給與較優厚的待遇；而其他一般人則給與一般待遇。到底誰 是關鍵人物或成績突出者，這常常沒有固定的或成文的標準，有一定的主觀性和機 動性。對於國營企業，領導者即使有完全的工資發放權，也很難根據重要性的不同 來決定報酬。因為領導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在企業中地位的穩固性，所以拉幫結派 分親疏，要奴才不要人才是大陸企業領導的通病。即使領導人完全做到大公無私， 也很難說服職工接受誰重要誰不重要。於是多發的獎金之類只能平均化，難以突出 重點，否則就「擺不平」。於是從總體上講，工資增長速度很容易超過產量增長速 度。即使個別工廠職工的收入增長確實是因為利潤增長，由於左鄰右舍的人要攀比 ，整個社會的工資增長仍會超過社會供給的增長，形成通貨膨脹。這是在「鐵飯碗 」亦即就業剛性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現象。當通貨膨脹壓力嚴重時，中共要進行宏觀 收緊，壓縮獎金發放；於是此時又是一刀切，全面打擊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二） 僅僅少產多分還不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通貨膨脹的更重要原因是保值手段和 投資手段的缺乏。人們的收入大致上有三種出路：消費、儲蓄和投資。當然在現實 生活中有時某種商品兼有兩個以上功能，例如名貴珠寶兼有消費和保值儲蓄兩個用 處。如果儲蓄和消費渠道不暢，就會導致消費基金膨脹，消費品漲價。 社會上充當保值品的主要是金銀首飾，文物古董，藝術珍藏等等。這些保值品好 比蓄水池，人們擔心貨幣貶值時就大量購買它們，使通貨膨脹主要局限於這些貴重 物品上，而較少波及日常生活必需品。 但是如果保值商品真要充分發揮其保值功能 ，就必須能夠在市場上自由流通，隨時出手，實現其價值。但是目前在大陸，中共 禁止人民自由買賣這些貴重物品，人民只能將它們廉價賣給國營商店，這實際上是 中共以國家名義對人民實行的合法掠奪。中共禁止自由買賣保值品的理由除了計劃 經濟外，更重要的是其錯誤的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商品的價 值來源於物化在其中的抽像勞動，而流通領域中的勞動是不能增加其價值的；於是 買賣貴重物品賺取差價的行為就是投機倒把，牟取不義之財。保值品沒有漲價希望 就不成其為保值品。結果貴重物品不保值，人們要在通貨膨脹面前保護自己，就大 量囤積消費品（大陸人民甚至一度把肥皂食鹽也當做囤積對像），加劇了消費品漲 價，造成社會恐慌。 消費基金膨脹的更重要原因是私人投資渠道不暢。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 剝削」（即「按資分配「）是不能容許的，人們分到手的只能是消費資料。為了防 止人們化消費基金為生產基金，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很快過渡到所謂「各盡所 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所謂「按需分配」的「需」就是指消費需要，而排除 投資需要和保值需要。所以「按需分配」並非後來的馬克思主義信徒所曲解的「各 取所需」，而是個人的吃光用光主義，免得個人有多餘的資金來轉化成生產資料， 「復辟資本主義」。由於馬克思主義極端脫離實際，因而中共也無法照搬，但是不 管中共能開放到什麼程度，只要有「四個堅持」，那麼馬克思主義就陰魂不散，一 定會在實際生活中顯示出來。 大陸上私人投資渠道不暢，表現在各個方面：股份制不發達；房地產未商品化； 個體開業手續複雜，稅率高；個體從業人員稍微富了一點，就會受到各種紅眼病的 騷擾，各種攤派，苛捐雜稅，敲詐勒索層出不窮。結果搞得合法不賺錢，賺錢不合 法，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貧富都對中共不滿。這些現象的根子都是中共害怕民營經 濟過分壯大了會壓倒國營經濟，人民自由度大了危及中共專制統治，因而不願提出 保障私有財產的有效措施，不能有效制止對民營經濟的各種侵害。於是個體從業人 員富到一定程度常常就不願擴大投資，把收入用於眼前消費上，「免得共產黨哪天 眼紅，我便要人財兩空(人坐牢，錢充公)」。還出現大量「愚蠢消費」現象，例如 婚喪事大排場，人活著大造墳墓等等，其實「愚蠢消費」倒是符合共產主義的「按 需分配」的「合理」現象，因為「按需分配」的目的就是要使個人財產只能投入消 費，不准轉化為生產資金。 （三） 綜上所述，在八九民運之前，中共由於不觸及所有制問題而進行經濟改革，改到 一定程度就危機重重，進退維谷了。經濟效益下降，消費基金膨脹使通貨膨脹到達 社會難以忍受的地步。於是社會矛盾激化，保守派乘機發難，指責改革開放搞過了 頭，要往回收。於是下放的權力要收了，貸款投資獎金工資要壓縮了，企業的自主 權要限制了，還要從意識形態上倒退，政策上左轉。而改革勢力的一方則日益認識 到打破現行所有制的重要性，而要打破舊體制，就要突破中共元老所謂「搞社會主 義現代化而不搞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限制；同時為了阻止保守勢力拉中國走回頭路 ，使改革能繼續深入下去，也一定要進行政治改革，走民主化的道路。這就是八八 年底中國舞台上的大致形勢。 電視劇《河殤》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從經濟改革進入政治改革，越來越多的人嚮往 民主化和自由經濟，越來越多的人投入要求言論自由，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甚至 集會示威自由的民主權利。整個形勢一步一步地走向民運高潮。這就是八九民運的 背景，這就是八九民運的必然性。像體改所等本來是經濟改革的「智囊團」，當初 去參加的青年知識份子多半抱著繞開政治問題，專門從事經濟改革研究的願望，但 是鬼使神差地就從經濟改革領域一步一步地走進政治鬥爭中來，直至深深捲入到八 九民運這樣的大規模政治運動。這就是因為經濟與政治不可分離之故。 由此看來，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契機在於人們認識到在原有的政治經濟體 制下的經濟改革已經走道了盡頭，不進行政治改革將無法衝破經濟改革的阻力了。 當經濟改革的潮流受到了阻遏時，就揚起了政治改革的浪花。這是歷史的客觀規律 ，不是什麼「激進民主派誤導的結果」。 華生先生的《再困》是今年五月份發表的，當時他對中國的形勢相當悲觀：「中 國人本來似乎已經走向柳暗花明，突然又跌入了現在的山窮水盡。」相信飛速發展 的形勢已經修改了華生先生的悲觀看法。八九民運的失敗固然使中國走了一段彎路 ，但是經濟的壓力又使中共重新走向經濟改革之路。八九民運的成果之一是使中共 不敢再以「姓資還是姓社」這樣的問題來延誤經濟改革了，改革正在向所有制領域 發展，股份市場的發展使人們的消費基金有了轉向生產基金的去路，股價飛漲總比 物價飛漲要好。對於非國營經濟的管理也比過去更寬鬆了。 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退讓將使這一輪經濟改革可以比過去走得更遠，究竟能走多 遠取決於中共能讓所有制的變革達到什麼程度。只要中共仍抱著四個堅持不放，經 濟改革總會撞板，從而再次觸發民主高潮。讓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