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以後的趙紫陽 ·劉同蘇· 一九七六的鄧小平與一九八九的趙紫陽 如果有人在一九七六年預言毛澤東時代之後將會是鄧小平時代，幾乎肯定會被人 笑為是癡人說夢。同樣，今天若有人認為趙紫陽是鄧小平之後最有希望的繼任者， 恐怕也難免被人歸入癡人之例。人們的第一注意力也許是官職，他們認為官職距最 高權力越近，居其位者繼任領袖位職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與今 天的趙紫陽都被革除了黨內外一切職務，至少也被排除在熱門人物之外。人們關心 的第二個焦點是權術，似乎懂得弄權之術的人才有希望獲得權力。一九七六年的鄧 小平與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在此方面恐怕表現得都不很漂亮，他們不顧局勢的變化 而做毫無希望的鬥爭，硬要用雞蛋往石頭上撞，以至弄得身敗名裂。這等不知隨機 而變的人物，看樣子很難在風雲多變的中共內獲取最高權力。 這些判斷的忽略了中國權力結構與最高權力交替的最重要特徵：權力的壟斷。在 國內，是一黨專政，在黨內，是個人獨裁。個人獨裁意味著決策權只屬於領導個人 ，在他以外的任何人都無權決定黨與國家的重大事務。這種權力結構要求只存在一 個決策中心，這就是作為領袖的個人。 最高權力與自然人合一 獨裁政治的特點是最高權力與自然人合一。人在，權在，人死，權亡。當領袖是 活著的領袖時，他的話自然成為最高指示；而一旦他變成了已故領袖，也就大可不 必「凡是他說的」就非要執行不可，諸如，毛澤東一去世，他「放不放心」，對於 華國鋒的政治生命也就無關緊要了。權力真空的另一個表現是決策能力方面的空白 。由於獨裁的權力結構只允許領袖一人發展和發揮其決策能力，卻壓抑和消滅了其 他任何人的此種能力，因而一但領袖亡故，似乎黨與國家的決策能力也一同故去。 即使是一個具有決策本能的人，也仍需要一定的決策實踐，才能把這種本能變成實 際能力。獨裁的權力結構阻止領袖以外的人從事決策活動，使任何人都無法通過決 策實踐而獲得決策能力，從而，在領袖去世後，往往會出現所有的繼任競爭者都乏 於決策能力的局面。權力真空的最後一個表現是領袖威望的中斷。只有當一個人實 際行使決策權力的時候，人們才能判斷他是否駕馭得了決策權力，才會隨著他正確 地使用這種權力而建立對其決策能力的信任感。如果群眾中普遍存在對某個領袖的 信任感，我們便稱之為領袖威望。在獨裁的權力結構中，除領袖以外的人都沒有決 策整個黨與國家之發展方向的領袖素質。 悲劇性政治人物與未來政治正劇的主角 獨裁的權力結構及以這種結構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交替產生了一個自我矛盾：一方 面，在權力交替時，這種結構需要一個真正具有決策能力的新領袖。由於領袖是這 種權力結構中唯一的決策中心，從而，這種能力結構也就對領袖個人的決策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這種權力結構本身又在壓抑和消減領袖以外的任何人 發展和顯示決策能力的可能性，以至在前領袖故去時，它或是不可能提供一位真正 具有決策能力的新領袖，或是使人們難以鑒別誰是真正具有決策能力的人。以上這 種自我矛盾也許會造就這樣種政治規律：在最高權力交替前的最後一位悲劇性的政 治人物將會成為未來政治正劇的主角。有人對鄧小平在一九七二年妥協而在一九七 六年不妥協感到困惑。其實這種妥協與不妥協正顯示了偉大政治家對政治分寸的把 握：在一九七二年不妥協，那是愚蠢。在最高權力沒有可能交替時便亮出自己的底 牌，只會是無畏的犧牲。一九七六年的不妥協卻不再是無畏的犧牲。它是具有偉大 遠見的政治投資，是具有雄偉氣魄的政治賭博。此時若再妥協，只會使自己混同與 只知服從的奴才，或是被人歸入專要奪權的政客之列，從而使自己在降臨的爭奪領 袖位職的政治鬥爭中失去自己擁有的最大籌碼。 趙紫陽在決策上試手 趙紫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發展和顯示自己的政治能力。這種能力的顯 示並非那種說幾句未入流的蹩腳英語的淺薄賣弄，而是在決策上，在治國方略方面 ，發展自己的獨到想法(諸如，「在經濟領域裡不存在精神污染」這樣巧妙卻具有重 大轉折意義的提法)。這顯然是著眼於鄧之後的長遠考慮。當然，趙紫陽絕無意反對 或取代鄧，他只是在決策方面試試手以便在鄧之後接替鄧的位置。一九八九年的學 生運動並不是由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引發的，那時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並沒有搞到 趙威脅到鄧的地位或鄧非要搞掉趙不可的地步。趙紫陽在當時無視鄧的意志和黨內 多數人的意見而堅持己見，不顧將要或已經輸掉的權力鬥爭而將自己的道路走到底 ，這種鮮明的個性與獨立性格是作為領袖的決策者所必需的；此舉正可以與毛澤東 「反潮流」的精神，鄧小平「死不悔改」的勁頭相媲美。趙紫陽丟領袖之虛位（總 書記）而德領袖之實威（真正有自我判斷之人）。當別人把賭注押在職位、權術等 技節問題上時，趙紫陽卻在賭社會的發展方向，人心(領袖威望)和個人的決策能力 這些決定性的東西。如此，我們可以說，在未來爭奪最高職位的競爭中，趙紫陽並 無萬無一失的勝算（又有誰能操此勝算呢？）但他的機會最大。 趙紫陽的決策源泉 過去，曾有人說過趙紫陽志大才疏。這種說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趙紫陽 的才疏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是趙紫陽的才疏並非是個人原因造成，而是時代使然 。與第一代重臣不同，趙紫陽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行政官僚。第一代重臣成長於打 天下的時代，從而在中共掌握政權之前，或多或少獨闖過天下或獨擋過一面，也就 是說，在不同程度上作過獨立的決策人。第二代行政官僚卻主要靠服從與執行而得 到伸遷，由此，一般缺乏決策能力和個人魅力，儘管趙紫陽在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時曾有過搞「包產到戶」的創舉，但對於當時的決策者來說，他僅發揮了先鋒的作 用而不是扮演了元帥的角色。總的來說，趙紫陽的閱歷並無超出行政官僚之處。然 而，行政官僚出身的趙紫陽由何處得來了領袖的決策能力呢？決策能力是一種綜合 的能力，從而形成的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趙紫陽決策能力形成的主要源 於趙紫陽與咨議集團之間的關係。趙紫陽與咨議集團之間的密切關係是中共歷史上 所未有的。作為個人的趙紫陽可能不是以往意義上的偉大人物，但他背後卻有一個 偉大的集團。首先，趙紫陽與厲以寧、嚴家其等著名學者之間的領袖—顧問關係使 其有機會接觸那些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具有創造性的治國理論。這種「顧問」不是 以往中共的政治幕僚。以往的政治幕僚有兩個弱點：一是缺乏學術修養而僅為政治 中人。他們既無科學知識，又少科學態度，從而，既無力也不願意客觀地看待政治 與社會。他們唯一能做和所願看的就是權力鬥爭的利害關係。二是他們作為下屬而 不具有獨立的地位。由此，他們的建議與其說是獨立思考的結果，不如說是揣測領 袖心思的產物。新型的「顧問」顧國務而問，而且是以學者而 官場中人的身份顧而 問之。由此，其學者的資歷足以使他們以科學的態度看待國務並有能力發現其規律 ；而其學者身份更有利於他們保持超然的客觀立場，使他們能從其獨立的地位進直 言。另外，趙紫陽與「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等「四所一會」保持著近乎常規的聯 系。 上述兩個咨詢渠道顯然構成了趙紫陽決策能力的重要源泉。當然這種由咨詢而決 策的方式不單是趙紫陽個人決策能力的源泉，也是未來國家決策能力的源泉。民主 與法制的時代需要一種強大的制度或方式，而不是一個強大的個人，但首先掌握這 一方式或適應這種制度的個人本身卻由此而變得強大起來。趙紫陽的強大正源於他 所運用的方式之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