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四大與十三大之比較 ·阮 銘· 進步之一：結束計劃鳥籠對市場的禁錮 據我從黨外來看，中共十四大比十三大有一點值得注意的進步，誇張一點，叫它 「突破」也可以，就是走出了陳雲的計劃經濟鳥籠，讓市場經濟合法化了。這一點 雖小，還不可等閒視之，大約同當年劉少奇與毛澤東斗「包產到戶」合法化一樣； 鄧小平同陳雲之間這十幾年，鬥來鬥去就是這市場與鳥籠之爭。 中國大陸的政治風雲，無非兩大主題。一個是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一個是民主 政治對專制政治。陳雲學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既反政治自由化，即民主政治； 也反經濟自由化，即市場經濟。鄧小平學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反民主政治； 經濟上是白貓黑貓自由捉老鼠。這麼些年吵下來胡耀邦、趙紫陽兩屆總書記，吵的 就是這兩個自由化和反自由化。六四之後，陳雲學派大舉進攻，以「反和平演變」 為中心，來了個政治經濟全面大反自由化，要把鄧小平放出來自由捉老鼠的白貓黑 貓統統關進鳥籠。然而事與願違。國家計委扶持下的國營經濟在籠子裡愈扶愈虧， 籠子外依托國內外市場自由捉老鼠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愈來愈壯，關 不進籠子去了。十四大的「突破」，就是承認這個既成事實，乾脆打開籠子。不但 承認「一靠老鄉、二靠老外」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在市場裡自由捉老 鼠合法化；而且國營企業也要放出籠子。十四大報告把「國營企業」改稱「國有企 業」，「有」而不「營」，這一字之改，如同承認農村土地的包產到戶，包工到戶 一樣，從此國家企業也得以獨立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進入市場，擺脫國家指令的枷 鎖，成了自由的貓。 進步之二：陳雲學派退出中共領導核心 中共十三大綱領，是趙紫陽為鄧小平概括的「兩個基本點」。那人事格局，也是 為那「兩個基本點」設計的，即趙紫陽學派與陳雲學派勢均力敵。中央政治局常委 會裡，趙紫陽學派居優勢，趙紫陽、胡啟立、喬石，佔五分之三。陳雲學派有李鵬 、姚依林，佔五分之二。顧問委員會裡，則陳雲學派居優勢，正副主任中除薄一波 屬風派外，陳雲、王震、宋任窮都是鳥籠派。這就是導致六四屠殺的組織基礎。 六四以後，陳雲學派在組織上佔絕對優勢，所以才有那一九九一年以另一個中心 反和平演變取代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攻勢，迫使鄧小平今年初不得不 南巡反擊。 這一回十四大人事佈局，反映了鄧小平南巡成果。套用吳稼祥先生的話，叫做「 專制政治向自由經濟調情」的產物。 第一，「江李體制」不變，亦即專制政治鐵籠不能打開。所謂江李體制，既是一 九八九年專制暴力鎮壓自由民主運動的血的象徵，又是一九九一年以反和平演變為 中心取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左」的標誌。今年初鄧小平南巡之後，這個「血」 和「左」的體制曾一度動搖。現在把它重新肯定下來，足以證明十四大根本沒有觸 及「左」的要害，即專制制度。 第二，姚、宋退出，是對計劃經濟鳥籠的告別。姚依林、宋平是陳雲門徒，幾十 年來主導計劃經濟的前台人物。現在隨同他們的後台和主將陳雲，連同陳雲主持的 權力甚大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一併消失於中國大陸政壇，這是十四大人事影響最深遠 的變動，是市場學派對鳥籠學派的致命打擊。這個變化主要是自然規律的作用，也 靠鄧小平下了決心。 第三，三名新常委中，最受矚目的是朱容基。但對他不能期望過高。朱容基本人 是計委出身的一名經濟官僚，當過對陳雲的計劃經濟貢獻最大也受害最深的中國最 大城市上海的第一把手。他是陳雲的下屬、朋友，而鄧小平也稱讚他「懂經濟」。 所以他能擔任的就是中國經濟從告別陳雲派走向市場的一個過渡角色。如果指望他 成為「中國的戈巴喬夫」，那就錯了。 第四，劉華清取代楊氏兄弟領軍，一方面可以安撫軍中對楊氏兄弟的不服，另一 方面還能收到淡化六四色彩之功效，對鄧小平可謂一舉兩得。楊家將領軍本來是鄧 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全靠政治軍事雙料強人鄧小平的全力支持。現在這個過渡使命 已經完成。至於劉華清以七十六歲高齡從業已取消的顧問委員會中復出，當然也是 一個過渡人物。但以這樣一個專業老軍頭（與他搭配的張震更老，七十八歲）領軍 ，有利於軍隊的非黨派化非政治化。 第五，最年輕的一名常委胡錦濤，當過胡耀邦主政時期的青年團書記，後來又去 地方，先後任貴州、西藏書記。比起原來競爭這個位置的田紀雲，鄒家華、李鐵映 來，他具有代表年輕一代和地方力量的優勢。此人出身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在甘 肅省當工程師時受宋平賞識選派為共青團領導，由宋平推薦給胡耀邦的。這回又接 了宋平的班，是陳、鄧兩派都能接受的新人。 朱、劉、胡三個人，加上原來的喬石、李瑞環，構成了對於「血」和「左」的象 征的「江李體制」的新的制衡，或者說對六四色彩和反和平演變色彩過於濃厚的「 江李體制」的一種修正。看來這個設計聊以體現十四大的經濟主題，向鳥籠告別。 但是如果認為改革派取得了政治上的優勢，那就錯了，或者認為這裡有鄧小平設計 的一對一的左右平衡制約，也不準確。從政治上分析，十四大的人事佈局是在江李 體制不變前提下的中間化，而非兩極制衡。江李之外的五個人，都是政治上的中間 派，而江、李兩人，則是政治面目不穩定的風派。所以從總體看，這是一個中間派 與風派結合的班子。它在告別鳥籠之後，政治上難以邁開前進的步子。 退步之一：專制政治鐵籠繼續籠罩大陸 江澤民報告連鄧小平在一九七八，一九八０年提出過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 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都不敢碰，卻來了個什麼「絕不搞西方多黨制 和議會制」。那麼搞什麼呢？照江澤民的解釋，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 就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會」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 度」；「愛國統一戰線」和「黨同黨外人士的聯盟」。除了這套空話空架子外，不 講基本人權和公民政治權利，不講言論、出版、信仰、結社、示威、遊行自由，不 講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不講國家和政府的權力制衡，一點實質內容都 沒有。 民主化和市場化，是整個大中華跨進二十一世紀的兩條腿。缺一不可。中國台灣 如此，中國香港如此，中國大陸也如此。江澤民批判「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 套用鄧小平批評陳雲的話，叫「不懂常識」。民主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制度都在近 代西方首先發展起來，這是歷史事實。但它們決不是西方的專利。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隨著帝國殖民制度的結束，現代科技文化與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市場化和民 主化已是地無分東西南北的全球大趨勢。如果說專制制度在以戰爭和暴力手段掠奪 對方經濟財富以滿足己方需要的舊歷史時代比民主制度有「效率」，也許還有一點 道理，但那是屬於過去的了。對於市場主導的現代經濟社會，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 獨立的創造力才是社會經濟、文化財富的源泉，已經是普通的常識。中國大陸近期 經濟的發展，本身就是大陸人衝破鳥籠制度創造出來的一點自由成果。中國大陸要 穩定地發展市場經濟，在打破鳥籠經濟制度的同時，還必須打破鐵籠政治制度，建 立起適應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現代民主和法律制度，由人治走向法治。沒有民主與 法律制度保障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腐敗而導致民眾與專制制度的對立。這才是不穩 定、動亂的制度根源。 退步之二：「左」派風派將民主派掃地出門 十三大雖是廢黜民主派總書記胡耀邦後召開的，並且提出了經濟自由與政治專制 相衝突的「兩個基本點」，但仍保留了一些民主派在中央領導機構。這一回連閻明 復、王蒙這樣溫和的民主派都排除出中央委員會，至此自由民主力量在中共中央領 導機構掃地以盡。 極端的「左」派，既反民主政治，又反市場經濟的那幾位，像李錫銘、高狄、何 東昌、王忍之、賀敬之，總算千呼萬喚下來了。但取代他們的，並不是外界所傳的 「改革派」，而是更加隱蔽的「左」派和面貌不清的風派。從新中央委員和候補委 員的陣容來看，原黨史研究室的沙健孫，大概要取代高狄，當《人民日報》總編輯 ，邵華澤「升」為社長。沙健孫是個整人有術，辦報無方的人物，一貫緊跟鄧力群 、胡喬木。看來《人民日報》的前景不會比高狄時代美妙。在中央宣傳部，如果由 鄭必堅換下王忍之，狀況也差不多。其餘新面孔如張孝文、汝信、王夢奎等，也多 屬於彭真、鄧力群系統的人馬。所以十四大後的宣傳、文教、理論、新聞部門，仍 是「左」派加風派的天下。 這種「專制政治向自由經濟調情」的政治與人事格局，其穩定性究竟如何？我看 這理論的提倡者吳稼祥先生的個人命運作出了回答。這位年輕學者，一九八九年「 六四」後被捕入獄，十四大前才被釋放。回家後又一度自殺獲救。這是一個象徵。 吳先生提倡的「新權威主義」，全盛期只有一九八七年十三大後短短的一年。到一 九八八年底已經「調情」失敗；「蜜月」終結，陳雲、李鵬的「治理整頓」開始。 終於導致一九八九年六月那場血的遊戲。現在週而復始，十四大好像又回到了十三 大那個圓圈的起點。這是個不祥之兆。自由經濟制度沒有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制度做 保障，在「權威」早已過剩的一黨專政下必然產生特權腐敗與民眾之間的衝突，深 圳股市式的大大小小「風波」，將層出不窮。吳稼祥先生當可以從他自身的經歷中 省悟，這「調情」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殺政策。自由經濟停止接受專制政治的「調情 」，勇敢地下決心同民主與法治結婚，才是中共唯一的自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