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的「活字典」 ----訪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 ·周義澄· 在編寫《海外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一書的過程中，我發現在美國有這樣一個特殊 人物：五十多年前，年僅十八歲的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 民的父親江上青，是他最早接觸馬列主義的一個引路人；在延安，他聽過毛澤東、 劉少奇、朱德、王明、張國燾的課；在重慶，他受命於周恩來、董必武；是陳雲讓 他離開延安，躲開了殺身之禍；是章伯鈞介紹他加入民盟，走上了「第三條道路」 。五十年代，他訪問台灣，見過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六十年代他寫下了《中國和 平演變論》，應邀訪問了蘇聯；他擁有大量中共黨史的第一手資料，連中共當局都 要出錢向他購買中共黨史著作……。 這一位特殊人物，就是中共黨史專家，現任《探索》雜誌總編輯司馬璐先生。 一個金風颯颯的秋日，正值中共十四大閉幕之時，我在司馬璐先生紐約的寓所裡 拜訪了他。 孰左孰右，讀黨史可知分曉 我們的談話是從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四大開始的。因為許多評論家關於中共黨內以 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故事說得太多，所以我 請司馬璐先生就這一問題發表一些意見。 司馬璐不贊成把陳雲說成「左派」，把鄧小平說成是反左的英雄。他說： 「從我研究歷史的觀點來看，陳雲在中共歷史上是老右派，鄧小平是左右反覆過 好幾次的。在五十年代赫魯曉夫上台不久，陳雲在當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理論 性、報導性的雜誌《和平與社會主義》月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大大地吹捧赫魯曉 夫。蘇共二十一大後，該雜誌編輯部『請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活動家』就蘇 聯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談一些看法。陳當時以中共副主席的身份在該雜誌的 一九五九年第一期上，著文稱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向全世界展示了 蘇聯走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所以，文革時中共稱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依我看，陳雲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您說鄧小平左右反覆過好幾次，能不能說的具體一點？」我問道。 「在立三路線時期，鄧小平是左派；羅明路線時，他又被稱為右派，當時毛澤東 也是右派，一起受周恩來、陳毅的整；肅反時，鄧又被稱為左派；抗戰時，鄧執行 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路線，又被稱為右派；五七年反右時鄧很積極，毛 澤東還表揚過他，他當然是左派；文革時，他是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四人幫』 倒台時，他上書擁護華國鋒，得以復出，其後又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一九 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發揚民主』，三個月後，他又提出『堅持 四項基本原則』。所以，我認為，鄧小平的歷史，是時左時右的歷史。時左時右， 套用鄧的『貓』話來說，叫『不管左派右派，抓得住共產黨政權的就是『實事求是 派』，『革命派』。」司馬璐答道。 少年革命，江澤民父親指點讀馬列 「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來判別中共黨內的派別，是很有意味的事，您能不能說一說 ，您的一生跟共產黨是怎樣聯繫起來的呢？」我說。 「這裡面還有江澤民的父親的一份功勞。」司馬璐笑著說道。「我的家鄉在江蘇 海安，自小是個孤兒，只讀過兩年私塾和三年小學，好不容易識了字，很想讀點書 出人頭地，開始讀舊小說，後來在一家小報館作練習生，就天天讀報。我這個人從 小就有政治興趣，十幾歲就在牆上寫打倒xxx的標語。家鄉的一些兄長輩的左派朋友 就引導和指點我讀馬列的書，其中有一位就是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父親江 上青先生。」 「還記得江先生讓您讀了那些書嗎？」我問。 「一本是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一本是《費爾巴哈論》，還有蘇聯的一套哲 學著作，還有《哲學的貧困》，後面的書實在難以讀懂。還有共產黨的文件，也讓 我讀。當時我真的就相信共產黨了，相信共產黨是救國救民的。一九三七年五月， 我在鎮江私立流通圖書館當管理員時被國民黨的警察抓了起來，關了一個多月，出 來以後到上海加入共青團外圍組織，組織上認為我在監獄中表現好，就讓我加入了 共產黨。」 「您對江上青的印象如何？」這是我感興趣的。 「江上青的儀表非常帥，比江澤民看上去要好。他是個教師，戴副眼鏡，風度翩 翩。衣著很講究，人很瀟灑，也可愛，當時看上去生活過得不錯。他指導過我，叫 我讀馬列，但說到後來總是很隨便、輕鬆，跟你嘻嘻哈哈，這一點可能跟江澤民很 象。他總會說：『嗨，我到老婆的懷裡一躺，什麼都忘記了!』我對這句話的印象很 深。現在中共說江上青是烈士，當時我記得組織上告訴我他是叛徒，在替國民黨搞 情報，叫我不要跟他接觸。……」 「記得是誰告訴你江上青是叛徒的嗎？這可是一個重要問題啊!」我說道。 「是新四軍幹部，其中一個是在上海蟻社（實際上是青年團的外圍組織）以作神 父為掩護的，名叫孟秋江。那時他講江上青是叛徒。其實那時侯也搞不清什麼叛徒 不叛徒的，因為共產黨有規定，被敵人抓去以後可以自首，不算叛徒，但要跟組織 上交代清楚。不交代就是有問題了。江上青三次被抓、三次被放。江上青在抗戰後 堅決要求恢復中共組織關係，可見他的組織關係斷了。後來他組織了一個游擊隊， 在蘇北皖北一帶活動，在一次與國民黨部隊的談判中被打死了。這是我後來在一個 資料中看到的。」司馬璐回憶說。 開罪上司，任抗大圖書館主任種下禍根 「您能說說您是怎樣去延安的嗎？」我問。 「那是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快要淪陷時，黨組織讓我們四個人去延安，在蘇州又 增加了一些人。十月到陝北，我先在雲陽青訓班學習了一個星期，那時馮文彬是青 訓班的主任，胡喬木是副主任，我是在青訓班上第一次認識了胡喬木。後來到延安 ，在西北青年救國會做過圖書館主任，在抗大、黨校都學習過，後來在抗大做圖書 館的主任，因為我畢竟受過這方面的訓練。那時我的實足年齡才十九歲。 「在抗大圖書館中，除了我以外全是女性。多數是高幹家屬，少數沒有結婚的， 也經常被幹部找去談話。有時一談就是幾個小時。那些女管理員向我請假，我不同 意，說上班時間不能外出，這樣也得罪了不少高級幹部，有的還把我這個男青年當 做了『情敵』，給我種下了禍根。不過說實話，我那時年輕，對女同志確實也很感 興趣。不過後來他們把我這個『情敵』變成了政敵。」 「聽說您在延安結識了不少中共頭面人物？」 「我見過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張國燾、秦邦憲、張聞天、劉少奇、朱德、彭 德懷、康生、陳雲、林彪、李維漢、李富春、王稼祥、董必武、林伯渠、高崗、潘 漢年、柯慶施、鄧小平，還有一些婦女領袖，像王明的妻子孟慶樹，美麗大方，陳 昌浩的妻子張琴秋，聰明能幹。我在黨校、抗大聽過不少人的課，每個人的風格很 不一樣。」 「能不能舉幾個例子說說？」 「像朱德的講話，有大兵味道，很通俗，大兵很喜歡聽，跟馮玉祥一樣。缺點是 一般水平高的知識分子不要聽。王明的講話很有煽動性，年輕人很喜歡，他的講話 常常就地取材，即興地把你我這些聽眾說進去。劉少奇講話我不喜歡聽，他的黨八 股味道太重，總是講馬克思怎麼說，列寧怎麼說。」 延安挨整，看江青、毛澤東演電影 「您覺得毛澤東怎麼樣？」我想，這個問題總是要問的。 「說實話，毛澤東的講話是我最喜歡聽的，他的口才也是他後來成功的一個條件 ，對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的講話往往由淺入深，開始時跟你拉家常，在講話 中引用中國的舊小說很多，像《三國誌》、《水滸傳》、《紅樓夢》。毛的講演能 做到低級的人聽得懂，高級的知識分子也愛聽，在延安，好像只有他能做到這一點 。而且，他還能在講話中維持一個接一個的高潮，一直到講話的結束。不過，毛澤 東的講話中粗話很多，像『丟他媽』，『操你個娘』，當然在後來正式發表的文字 中，這些粗話都沒有了。記得當時在延安，黨組織還表揚毛的這些粗話是『真正的 無產階級的語言』，不是小資產階級。那時我也喜歡聽，認為這裡的工農感情很足 。毛的這類口語一直有，非常粗，在廬山會議上他也這樣罵過彭德懷。」 「司馬 璐先生，聽說您在延安還見到過江青？」我繼續問道。 「我生平見過許多人，但很少記得哪一天跟他認識。唯有江青，我清楚地記得見 到她的那一天。為什麼呢？因為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是日本人進攻上海發動 『一.二八』事變的日子，那一天在延安有一個紀念晚會，會上有一個話劇演出。這 個話劇的主角是孫維世，江青做配角。」 「孫維世就是後來做周恩來的養女的是嗎？」 「是的，江青後來恨孫維世恨得不得了，一直到文化革命把孫整死。」 「還記得那天演得是什麼話劇嗎？」 「一位日本學者後來根據我的文章進行了考證，說司馬璐提到的那次演的話劇叫 什麼名字，是關於抗戰的。那晚坐在我旁邊的一個人告訴我，這個演員叫藍蘋，是 上海的電影明星，現在叫江青。當然，我認識江青，江青不認識我。那時在延安， 晚會很多，我年輕，常常通過關係弄到票子，我注意到前面的幾排位子經常空著， 有時毛澤東與江青一起來，坐在前排空位上。大家鼓掌，毛與大家招招手，江青也 與大家招手。這是我對江青的一個印象。還有一個印象是，那時從國民黨統治區有 錢人家來到延安的女幹部，一般總把那些漂亮衣服脫了，換上八路軍軍服，而江青 與眾不同，仍然穿原來的衣服，像海虎絨大衣，照樣穿，也惹人注意。還有，那時 延安沒有小汽車，只有一輛中型的，像小巴士一樣的，可以坐十幾個人。這個車上 還寫了幾個字：『海外華僑獻給英勇的八路軍』，是華僑捐的，沒有給軍隊用而是 給毛澤東用了。後來我就注意到，這輛車停在什麼地方，毛澤東就在附近。有一次 ，我還看到毛澤東與江青一起拍電影。」 「這倒沒有聽說過，他們兩人一起演什麼電影？」 「什麼電影我沒弄清楚，我只看到他們在拍。記得袁牧之是中國最早搞電影的一 個，他搞到一套拍電影的設備。有一次就在延安南校場，那裡有一個檯子，毛和江 在台上做一些動作，袁就把他們的動作拍下來。拍的時候我在旁邊看，這個電影派 什麼用我不知道。那時我正在接受審查，比較空。我看了一會就走了，在路上碰到 任白戈，他是抗大一個分校的教育長，後來做過重慶市委書記。他問我在幹什麼， 我說看毛主席、江青演電影，他聽了搖搖頭，沒說什麼。」 小開魄力，潘漢年保護過關 「您說在延安接受審查，是怎麼一回事？」我不得不問及先生不愉快的往事。 「我在延安被審查，其中的一個內容就是查我被捕時有沒有寫悔過書或自首，我 說沒有。的確是沒有，原因是一方面我的年齡太小，只有十幾歲，另外一個原因就 是我所服務的圖書館是一個國民黨的人辦的，他到警察局去說情，把我弄了出來， 只關了一個月。 「還有一個內容是審查我在延安有沒有參加過一個小組織，叫『新哲學研究會』 ，只不過是一個學術團體。 「我被整的時候是潘漢年保我出來的。潘漢年這個人很了不起，在中共裡是被稱 為年輕人中的天才的，因為他出身富家，許多中共領導人稱他為『小開』。潘不到 二十歲就做上海左聯的黨委書記，在江西蘇維埃被稱為外交部長，蔣介石有一本書 ，叫《蘇俄在中國》，其中也提到了潘，說陳立夫告訴他，潘有密碼可以同莫斯科 直接聯繫。在延安，潘的地位僅次於康生，那時延安權力最大的，一個是組織部， 一個是敵區工作委員會，一切地下工作都屬於這一系統。敵區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 員是康生，副主任委員是潘漢年，他直接主持共產黨在敵後的一切工作，權力很大 。在中共領導人當中，潘漢年是我所最喜歡的兩個人之一，另外一個是董必武。後 來潘漢年挨毛澤東的整，整得很慘，原因很多，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與蘇聯的關 系。毛澤東在歷史上其實是很討好蘇聯的，但蘇聯人，尤其是斯大林不喜歡他。毛 這個人只允許自己與蘇聯人打交道，哪怕賣國都可以，但是他不允許別人直接與蘇 聯聯繫，誰要與蘇聯有聯繫，誰就要倒霉，高崗是這樣，潘漢年也是這樣。 「我在抗大出了問題，潘漢年卻把我的案子接了過去，找我談話，問得很詳細。 他還問我以前作過什麼工作，與那些人接觸過。後來他說給我另外安排工作，讓我 到一個新的單位去。實際上這個單位剛剛設立，叫《新華日報》駐延安辦事處，這 個時候《新華日報》在漢口，我當辦事處主任，就我一個人，又寫稿又發稿，把延 安的消息發給漢口《新華日報》，還發給延安的《新中華報》、《每日新聞》。這 個辦事處後來又增加了幾個人，其中有兩個是潘的親信。」 「您以前認識潘漢年嗎，為什麼他要保您？」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潘漢年還讓我參加了一個短期訓練班，在棗園辦的，叫棗 園敵區工作訓練班，選擇一些有培養前途的年輕幹部進行訓練，主要的訓練內容是 地下工作和統戰工作。潘漢年設立《新華日報》辦事處這個機構，表面上是我在寫 稿發稿，實際上潘還有一些事情通過辦事處來做，是他自己的東西以辦事處的名義 寄出去，收進來。對於中共的內部鬥爭，我當時是不清楚的，現在回過頭來想想， 覺得也很奇怪。例如有一次，潘要我去採訪當時蘇聯駐延安的一位記者。我一不懂 俄文二不懂英文，而且，問的問題都是潘漢年給我準備好的。後來我就按照潘的指 示去採訪了，但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去做。 記得潘漢年將要離開延安時，他 的眼睛一直用紗布蒙著，他跟我說，他的眼睛有毛病，不久就要到別的地方去找眼 科醫生開刀，他交代給我，原來關於發稿的那些工作，找楊松聯繫，楊松是當時中 共的宣傳部的代部長；原來關於轉材料的那部分工作，找曾希聖聯絡，曾希聖當時 是敵區工作委員會的主任秘書。後來潘漢年離開延安了，我也真的以為他去醫治眼 睛了。 那知道潘漢年走了以後組織上就宣佈，《新華日報》駐延安辦事處不必要了，後 來與《新中華報》、《每日新聞》合併，建立新華通訊社，我擔任通訊部的主任。 後來繆海綾代替了我，把我的權奪了。不久又說組織部要找我談話，舊事重提。先 是高文華跟我談，他當時是組織部的科長，八大後當了中央委員，談了幾次，最後 是陳雲找我談，我的問題最後是陳雲處理的。」 八塊大洋，陳雲送出延安 「您在延安就與陳雲有接觸？」 「是的。這裡說一下陳雲，要說派別，他是個老右派。這個人在中共黨內有一個 特殊的身份，他是工人出身，這個背景對他來說很重要，幫助很大，因為共產黨號 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在共產黨的幹部隊伍中，工人很少。陳雲原來是上 海商務印書館的工人，還不是正式工人而是個學徒，但是他有一個長處，就是腦子 很靈，肯苦學，做排字的學徒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接觸很多文字的東西，後來他 參加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做地下工作，又到蘇聯共產國際去了。 「此時陳雲在延安管組織，當組織部長。他對我說，你的事情還沒有完全定案， 要我接受黨的考驗，到白區去工作。他跟我說，每一個革命同志都要接受考驗的， 真金不怕火來燒。如果你真的沒有問題，總會回到組織的懷抱裡來的。他說我的任 務是『開關』，去開闢另外一個天地。陳雲還講了幾句訓導和鼓勵的話，給了我八 塊大洋，讓我走路。這是一九三九年，我離開了延安。 「現在想想，我得感謝陳雲，要不是他讓我離開延安，在後來的一個個『抓特務 』運動、『搶救』運動、『整風』運動中我總難逃一死，可能像王實味一樣。」 重返中共，周恩來交待特殊任務 「陳雲讓你上那裡去呢？」 「他開始叫我先去西安，但我還沒有到西安就又給國民黨逮捕了。是在洛川被捕 的，後來解到三元，在三元我與另外兩個人，一個是原來在延安搞青年團工作的， 還有一個是畫家，三個人一起逃，逃到西安，找八路軍辦事處，他們接待了我們。 後來他們大概接到了延安的消息，認為我不可靠，就讓我搬出去。我找到一家報紙 做了主編。」 「是什麼報紙？」 「是《秦風日報》，國民黨地方派的，對國民黨中央不太滿意。這個報紙的總主 筆原來也是共產黨員，他把我推薦給社長，社長姓陳。後來國民黨又要抓我，我又 逃，那時我很苦唉，國民黨騎兵第二軍收留了我。軍長叫何柱國，原來是廣西人， 但部隊是屬於東北軍，這個人是唯一的廣西籍的東北軍高級將領。他對共產黨的政 治工作有相當好感，但對共產黨的滲透又很警惕，他當時在西安委託人幫他物色一 個既懂得共產黨的政治工作的一套做法，但又不是共產黨員的人。朋友聽我對共產 黨有牢騷，猜想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我又學過一點政治工作，所以就把我推薦給何 柱國。何把我請到它的軍部，在河南沈丘，辦《抗戰日報》。在騎二軍的時間很短 ，這個軍隊也很複雜，有胡宗南的人。有人寫報告說我是共產黨。說實話，那時我 的心倒真還是向著共產黨的，對黨一片忠心。有人告我是共產黨的地下支部。何柱 國就和我談話，他說得很漂亮，對我說，『一個青年人為他的理想奮鬥，我很尊重 他，我也不為難你，但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我相信，三民主義可以包容共產主義， 但共產主義不能包容三民主義，我可以接納你，但是如果我有太大的麻煩的話，也 沒有辦法。我可以保證你安全離開我的防區。』於是，我就回到了重慶。」 「到重慶您就在周恩來手下工作了？」 「這裡還有一段故事。在重慶，我遇到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對中共的關係很大， 叫朝鮮義勇隊。初期北朝鮮的領導班底，就是這個義勇隊。本來義勇隊的經費、配 備是由國民黨支持的，這個隊伍有三百多人，都是青年。我在裡面的中文編輯委員 會裡工作，這個時候，中共組織主動找到了我，等於我恢復了與共產黨的直接聯繫 。周恩來找我談話，佈置工作，經常與我保持聯繫的則是陳家康，後來他做過外交 部的副部長，文革中被誰搞死一直沒有弄清。一直到皖南事變周離開重慶，才由董 必武和我聯繫。 「周恩來跟我說了很多為什麼要做朝鮮義勇軍工作的原因。那時我的工作主要是 把義勇軍的人搞到華北，去配合八路軍抗日。周恩來要我做義勇軍隊長金若山的工 作。金若山就是金元鳳，後來是北朝鮮勞動黨的中央委員，內閣勞動相。當時我還 擔任了金的秘書，寫了一些關於朝鮮問題的文章在《新華日報》、《群眾》雜誌上 發表。周恩來交給我的任務是說服金若山答應把手下的人員轉移到華北。而這支軍 隊原來是國民黨支持的，所以我算是立了功，也因此恢復了共產黨的黨籍。而後來 金若山本人也想到華北去，周恩來又要我去做金的工作，叫他不要去。周說金留在 這裡還有他的特殊作用。講了一通官式的話。其實現在想來，是中共不希望金若山 與他的部下在一起，分開來對中共有利。中共在這方面的技術是很高明的。」 「可以說說您對周恩來的印象嗎？」 「我對周的印象不太好。周的講話知識分子聽得進，話講得很漂亮，有點中國舊 式官僚的味道，那些官場的話，知識分子喜歡聽。在重慶期間，我主要與周和董必 武接觸，把這兩個人作一比較，我感到兩個人的性格很不同，董這個人方正、穩健 ，周這個人比較圓滑，有時虛偽，也很衝動。在中共高級領導人中，我最不喜歡的 兩個人就是周恩來與高崗。 「周恩來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實在太重要了。就我所知道的，中共在大的方面分 成兩個大的系統。一個叫作『國際派』，一個叫『土生派』，毛澤東是『土生派』 ，當然他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土生派』，有一批以搞城市工作為主的『土生派』， 以何孟雄為代表，就是反四中全會反王明的，而毛澤東是代表搞農村工作的『土生 派』，要把鄧小平與毛分開來很難分。王明的國際派路線統治中共有很長時間，那 時曾經打擊過羅明路線，而毛與鄧就是羅明路線的代表。周恩來是執行王明路線的 ，是斯大林派，但中共當局長期掩蓋黨史，作假，硬要把周恩來與毛的名字連在一 起，實際上，周與毛是長期的鬥爭，可以說這是中共黨內鬥爭的主要內容。中共後 來批判王明路線，實際上是在批判周。中共有許多文件中在人名上打了XX，指的就 是『伍豪』或『恩來』。周和毛都看到中國的鬥爭要靠武裝鬥爭，共產國際最早培 養的軍事領導人就是周，他是中共最早的軍事部長或軍委主席，他最早整的對象也 是毛，因為毛在農村有實力，周曾派陳毅去整頓毛的第四軍。在毛與周的鬥爭中國 民黨的兩次剿共間接地幫助了毛。一次是長征中把紅四方面軍，西路軍搞垮了，排 除了張國燾這個最大的實力派對毛的權力的挑戰；另一次是皖南事變，把新四軍搞 垮了，而新四軍基本上是周的實力基地。皖南事變之後，毛就認為時機已到，然後 就是延安整風，一直到中共七大，毛的權力地位才完全確立。周後來自己也說過， 他是在延安整風後才真正高舉毛思想的大旗的。張國燾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披露， 他離開延安前周曾勸他不要離開，周對張說：『老毛確實胡來，但是我們只有在黨 內，才能使他不胡來，否則，我們都跑了，他不是更胡來了嗎？」 「說得有意思，您和張國燾的關係怎樣？」我接著問道。 「我與張國燾是後來在香港真正認識的。在陝北見面是在一九三七年底，梁漱溟 訪問延安時由張國燾主持的歡迎會上。此外，我還聽過張國燾的課。張國燾的吃虧 的地方是他的江西土生派話太重，聽不懂。他對政治經濟學很有研究，聽課時聽得 出來。他是北大的學生，有書生味道。張聞天也是書生味道很重的人。」 離開中共，另擇第三條道路 「您與周恩來的工作關係到什麼時候結束的？」我追問道。 「是在皖南事變以後，周恩來離開了重慶。皖南事變後，中共組織上就派我到浙 江西部，那個時候很苦，是單面聯繫，就是組織上需要的時候可以找我，但是我不 可以找組織，也找不到組織。我守的這個據點，一邊是日本軍隊，一邊是國民黨軍 隊，一邊是共產黨的游擊隊，而且，共產黨在浙江還有兩套領導班子，相互之間摩 擦的很厲害。就是說，我隨時可能死但不知道死在誰的手裡，整天處在非常恐懼的 狀態之中。我受不了了，就做了逃兵。後來中共的文件中說我犯了錯誤被開除出黨 ，其實我沒有那麼光榮，我是逃走的，我又逃到了重慶，遇到了民盟的章伯鈞。」 「您覺得章伯鈞怎麼樣？」 「我很喜歡章伯鈞，這個人不錯，很爽快，我相信，當時的民主同盟中也有不少 人懷有遠大的理想，他們中間有一些人的遭遇和想法與我相同，想在國民黨和共產 黨之外尋找中國的出路。章伯鈞曾對我說過，中國搞政治的人都是流氓，蔣介石是 城市流氓，毛澤東是農村的流氓。章伯鈞和鄧初民介紹我加入民盟，後來我擔任了 民盟的青年部長，負責青年工作。因為我們的青年工作有起色，把許多小的組織並 成大的組織，這時中共負責青年工作的劉光與我談判，要我們停止青年組織的聯合 工作，我沒有理睬他，結果中共又散佈謠言，說司馬璐是國民黨的特務。 「我退出了民盟，當時我曾跟一部分同時退出民盟的朋友商量過，怎樣組織一個 真正獨立的民主政黨。第二年，即一九四四年，我們就獨立組織了『中國人民黨』 ，發行機關刊物《人民週報》。這個黨的群眾基礎就是一些江湖弟兄，包括四川幫 會袍哥的領袖，他們講義氣，尊重知識分子。一九四八年，我和一些朋友又在上海 組織了『和平民主同盟』，呼籲國共雙方停止內戰，實行民主和平，雖然我們立場 獨立，但是兩面不討好。一九五零年，我離開大陸，來到香港求發展。在上海，潘 漢年還派人把我叫去，他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做生意。他不相信，他勸我早點回 到『大家庭』來，否則遲早要被反革命利用。他是一片好心，可是我怎麼敢回到這 個『大家庭』來呢？」 訪問蘇聯，想見王明未成 「您在香港怎麼會到蘇聯去訪問的呢？」我們換了一個話題。 「說來話長。那是因為我在香港非常活躍，辦雜誌，搞出版社。一九六四年，我 出了一本書，名叫《和平演變論》，主張兩個世界的相互和平演變以及社會主義國 家內部的和平演變。當時的西德領事館把它翻譯成了德文，結果西德的外交部長勃 蘭特(後來的總理)看了很感興趣，我當時主張用和平的方法解決中國問題，而在勃 蘭特的構想中也是用和平的方法解決東西德的問題。於是勃蘭特就邀請我訪問西德 。我在訪問西德以後，順便到了東德，匈牙利、南斯拉夫，這是一九六六年的事情 。 「回來後，我就收到了蘇聯的信。因為我在香港主辦的《展望》雜誌上對中共批 評的『修正主義』的蘇聯和東歐作過一些客觀的介紹，就引起了蘇聯方面的興趣， 他們的對外文化機構來信邀請我參加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活動，這是在一九六七 年。當時接到這信，覺得有點害怕。因為他們還是共產黨嘛，與共產黨打交道我還 是怕。我就回了一封信，向他們表示感謝，說我很忙，推辭了。蘇聯方面很耐心， 第二年又來信，說今年應該有空了吧，去年的邀請繼續有效。我再回信，說正當我 在考慮訪問的事情時，不幸發生了捷克事件，我已經公開發表抗議蘇聯入侵捷克的 聲明。我在信裡還把聲明寄給了他們。不久他們又回一信，說的很妙。說，『正因 為你生活在一個殖民地統治的香港，所以更容易受帝國主義的宣傳，也正因為如此 ，我們更希望你自己親身到我們這裡作一個直接的瞭解。』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我訪問了蘇聯。按照蘇方的安排，我訪問了莫斯科、列寧 格勒、伏爾加格勒和塔什干。有一次我提出，要增加一項訪問內容，想看一看王明 。蘇方問我為什麼要見王明。我說我們早在延安時就認識，而且聽說他要組織一個 新的共產黨，我對此很感興趣。蘇聯接待人員答應把我的願望轉達給王明，但又幾 次推說王明身體不舒服，沒讓我們見面。後來那個人索性對我說：『你對王明重新 組織共產黨感興趣，為什麼你自己不搞？』我說我沒有這個力量。你猜他講了一句 什麼話？他說：『我們要你有力量你就有力量。』」 「您記得說這個話的人是什麼身份？」我繼續問。 「它公開的身份是蘇聯新聞社的社長，蘇聯有兩個大的新聞社，一個是塔斯社， 另一個就是蘇聯新聞社。這位社長還對我說，『你那時的脫黨不是你的責任，而是 毛派的責任。』他們對我的歷史好像還比較瞭解。他們還問我為什麼不參加蘇聯共 產黨，我說我現在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我看到有的材料說您兩次訪問蘇聯，還有一次是什麼時候？」 「我訪問蘇聯只有一次，說我兩次三次是共產黨造的謠，是中共控制的香港左派 報紙放出來的消息，說我又一次訪問蘇聯。他們想以此引起香港英國當局的懷疑， 因為英國當局非常害怕蘇聯勢力的進入，而且蘇聯確實也想在香港找人為他們作事 。中共這一手很刁，害得我把蘇方的邀請信以及我訪蘇的材料全部毀掉。這很可惜 ，如果保留到現在給你看看，那是很有意思的。」 明碼實價，中共出錢買「黨史」 「中共有關方面後來出版了您的黨史著作，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很想瞭解這件 事。 「根據我對中共黨史的研究，其中有許多虛假、偽造的東西。文化革命中，大陸 又毀掉了很多黨史資料。文革後期，中共當局設法從國外、黨外『引進』黨史資料 。他們也派人與我聯絡，向我收買黨史資料，其中包括我所編著的《中共黨史暨文 獻選粹》十二大冊。我當然是明碼實價。中共都是經由中國銀行付款。『四人幫』 垮台後，中國銀行一度不認『四人幫』時期向我買書的賬，我就在《展望》雜誌上 寫文章向華國鋒討債，不久他們也把欠賬給清了。 「幾十年間，我保存了不少中共的原始資料，也通過自己的研究、查證糾正了不 少原先黨史史實上的錯誤。我最早研究的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一九六二年， 我出版了《瞿秋白傳》，肯定了他。中共原先對瞿秋白的評價一直有爭議，後來也 為他徹底平反了。又如，原來大陸一致公認在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出版物是在 一九零五年，一九四八年華北大學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也這樣說。後來，我找 到了在一九零二年(即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出版的一套木刻版的三本書。這一套書我 從舊書店買來才五毛港幣，後來它的拷貝件一份就賣一百港元。文革期間，中共打 倒劉少奇，我就編了一本《劉少奇語錄》，這本語錄的外文版權就賣了不少錢。」 「您是早期的中共黨員，又是老資格的中共黨史研究學者，這雙重身份使得您對 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可以有一種比較公正和切實的看法，您能不能簡略地談一談？」 這是我提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覺得，在早期的共產黨人中確實有一批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是值得尊敬 的。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可以研究，但是，共產黨這個組織，卻是一種邪教， 一種巫教式的邪教。這種邪教把領袖作為神，它的信徒在被領袖整死的時候，還要 求平反，要求恢復黨籍-自己的邪教身份。政教合一，使得這個邪教造成的災難變成 了全國性的。 「五十五年前，『青梅竹馬』時代的我與戈揚-那時她叫樹佩華，作為小同鄉一起 參加了左派讀書會，五十五年以後，斑斑白髮的我們，帶著共產黨對自己的整肅和 迫害的經歷重逢於美國紐約。回想當年，我們加入共產黨時，做的其實是自由、民 主、平等、人權之夢，今天，我們仍然在做著這個不倦的夢。」 在深深的感慨中，司馬璐先生結束了與我的談話，我向他表示衷心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