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信念𨪜自由的人格

----台北拜訪夏道平先生所談所思


·齊𨪜墨·


  四十年來，台灣的經濟歷盡蒼海桑田，解嚴以來政治的發展也已是白雲蒼狗。一
九八九年以來，一批一批的大陸民運人士從海外奔赴台灣，探究台灣經濟現代化和
民主化的秘密。
  筆者也隨大陸海外學人訪台團體兩次赴台參加研討會和參觀。一九九零年底筆者
第一次訪台，台灣知名學者韋政通先生在與我們談話時特別提出，大陸民運人士要
與台灣反對派人士接觸，認真研究民進黨的歷史和經驗，以用於推進大陸的民主化
。
  七月，筆者赴台參加中國青年團結會主辦的「台灣之旅」研討會活動，經過一位
在德國的留學生的介紹認識了夏道平先生，使我第一次領略了台灣老一代自由主義
者的風采。夏先生對我這樣素昧平生的晚輩的貿然造訪毫不介意，親切接待，談歷
史，談經濟，談中國，談未來，他循循善誘，我細細聽來，似乎忘記台灣七月之炎
熱。那情形真如唐朝詩人顧況《行路難》中的詩句：「豈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
頭不熱」。

《自由中國》的如椽大筆

  夏道平先生的名字或許在很多人聽來是陌生的。在一個資訊和商業社會裡，人們
總是被新鮮的事和人牽著鼻子走。今天在台灣立法院演出「全武行」的袞袞諸公們
，其名字通過電視迅速傳遍千家萬戶，而相比之下，像夏先生這樣過著平淡生活的
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就似乎更被人遺忘了。
  夏先生生於一九零七年，今年已經是八十五歲高齡。他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
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先後在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銘傳女子商
專，中華經濟研究院擔任教授或特約研究員。他今天為人所敬仰的並不是僅因為他
教過許多學生，更主要的是因為他是國民黨遷台後最早出現的著名的民營政治雜誌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要執筆人之一。在《自由中國》的時間，是夏先生一生最
重要的一段經歷。
  提起《自由中國》，人們立即會想到殷海光、雷震、胡適等幾位名人。該刊創辦
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終刊於一九六零年九月，前後存在了將近十一年。雷震先生
是《自由中國》的主持人，一九六零年九月因組建「中國民主黨」被蔣介石下令以
「涉嫌叛亂」逮捕，判刑十年。胡適先生是聞名中外的學者，擔任掛名的發行人。
殷海光先生為其自由主義的追求而被當局取消了在台大教書的權利，出國又遭遇困
難，最後得了癌症，英年早逝，他的輿論角色得到特別的彰顯。而夏先生性情平和
，《自由中國》停刊後一直從事教學研究和翻譯工作，沒有遭到太大的橫逆，所以
他的文章和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台灣研究《自由中國》雜誌的專家張忠棟先
生認為：「夏道平和殷海光，絕對是《自由中國》最重要的兩支健筆。殷先生從理
論入手，闡發民主自由的思想，夏先生則從實際問題入手，鞭策民主自由的制度」
。「夏先生是輿論界前輩，談經濟、政治、法律，文章綿密細緻，非今日後輩所能
及」。（《我在〈自由中國〉〈序〉》）。
  對此，夏先生自己的看法是：《自由中國》儘管有張忠棟先生所說的「幾支如椽
大筆」，但如果沒有名望高的胡適作為「保護傘」和衝勁大的雷震作為「火車頭」
，該刊也不會堅持十一年之久。
  由此我想到一九七九年前後北京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大陸地下民刊的命運。如果
當時大陸的一些著名知識份子也像胡適和雷震那樣充當「保護傘」和「火車頭」，
共產黨就難以輕易對魏京生等人下手，取締民刊。這一歷史機會我們沒有抓住，後
來走過的彎路和付出的代價均是巨大的。

自由經濟的忠實信徒

  在學術上，夏先生是台灣有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直接繼承了「奧地利學派
」的經濟自由主義傳統，並在台灣加以發揚光大。該學派的第三代大師是米塞斯，
米塞斯的學生則是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
  《自由中國》的兩支如椽大筆殷海光和夏道平分別以銓釋和翻譯海耶克和米塞斯
的著作而聞名。殷海光將海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譯成中文，但後來論者認
為他的翻譯並不完全忠實於海氏原意，他為因應當時台灣的政治情勢而加進了自己
的想法。夏先生則翻譯了米塞斯的三本英文著作：《人的行為》、《反資本主義的
心境》和《經濟學的最後基礎》。夏先生有關自由主義經濟學方面的論述後來彙編
為《自由經濟的思路》一書出版。此外他還翻譯了海耶克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和洛卜克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兩書。
  筆者是外行，無法評論夏先生的學術成績，在此僅想就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在兩岸
的一些相似遭遇談點感想。奧地利學派在大陸任何一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
書中均被貶斥為「近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派」。大陸出版的《辭海》對該學派的
評價是：「這一學派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用主觀唯心主義來對抗辯證唯物主義，
擴大心理現象以掩蓋階級關係，片面強調個人消費以否定社會生產的首要地位。杜
撰『邊際效用價值說』，斷言商品的價值決定於最後一單位的效用即邊際效用；…
…妄圖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的科學真理，而為資本主義辯護
」。在談到「新奧地利學派」時則說：「他們打著自由主義的幌子，竭力攻擊社會
經濟制度」。當時在大陸凡是一切不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均在受批判之列，都會
被貼上「杜撰」、「虛構」、「偽造」、「幌子」的標籤。米塞斯、海耶克等人反
對社會主義是真，但說他們「打著自由主義的幌子」就不對了。他們是真正信奉自
由主義的人。
  使人感到弔詭的是這個被視為「反共」的自由主義學派的著作和其翻譯介紹者在
揭纛「反共」的台灣也曾經遭受到官方的冷遇和壓抑。米塞斯的《反資本主義的心
境》一九五六年出版後不久，夏先生即將該書的摘要譯為中文發表在《自由中國》
上。一九五七年該書（當時的書名譯為《被誣蔑了的資本主義》）被台灣行政院經
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接受，準備作為《經濟叢刊》之七由商務印書館和正中書
局發售，也在報上作了廣告。但書發售數日後，工業委員會的經辦人告訴夏先生，
由於該書的內容強調自由民主，因而受到外來干涉，只好停止發售，刪節改版。在
沒有徵得夏先生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工業委員會竟然將該書譯稿刪掉七份之二，甚
至還將夏先生自己撰寫的《譯者的話》刪去四段，並擅自增加了一段。為此夏先生
曾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抗議信，其中提到：「米塞斯為一徹底反共的經濟學家，
他的作品譯本，在反共的台灣，竟被取締而不能自由發售，本屬怪事。但近年來政
府在取締書刊方面所顯出的無知與胡鬧，已經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他最後警告
工業委員會：刪改本不得發售，也不得贈送。
  由這個故事我們可以得知：天下幾乎所有的權力都討厭自由主義，無論這些權力
的主人是專制者還是革命者，是民族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

但為知識負責 不為強權所屈

  張忠棟先生指出：「在《自由中國》將近十一年的歷史中，夏先生寫過許多擲地
有聲的文章，批評的矛頭直指軍方、高層官員和官方傳播機構」。今天這些話聽起
來似乎很是平淡無奇，但在當年夏先生因他的文字觸怒龍顏，招致的迫害和攻擊，
卻頗為驚心動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夏先生為《自由中國》撰寫了一個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揭露政府機構或公務人員為謀取破案獎金，事先設計誘民入罪的案件。該文觸
怒了在台灣執行金融管制的軍方，驚動了許多國民黨要員，如吳國楨、陳雪屏、陶
希聖、黃少谷等。治安機構並不回答夏先生談到的問題，而是以威脅的口氣警告新
聞界要「支持各界官員推行金融經濟措施，防範匪諜阻撓政府政策，破壞政府威信
，打擊人心士氣」。在這種壓力之下，《自由中國》不得不又發表了一篇社論《再
論經濟管制的措施》，表示贊同經濟管制，聲明前一社論絕對不是有意污辱有關機
構工作人員的操守。
  就在《自由中國》和夏先生處境危機的關口上，胡適先生從美國寫信給雷震說：
「《自由中國》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論一篇，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
，十分佩服，十分高興。這篇文章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
法也很細緻，可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夠得上《自由中
國》的招牌！我正在高興，正想寫信給本社道賀，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
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迫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胡
適嚴厲指出：「《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
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贊成
《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
議」。夏先生後來回憶說，如果沒有胡適的信和雷震斷然公開那封信的舉動，《自
由中國》很可能在不滿兩歲的時候就因《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而被捉人停刊
。
  夏先生批評國民黨的高官絕對不假辭色。他要求行政院長俞國鈞辭去中央銀行總
裁的兼職，他連續撰寫四篇社論，對司法行政部部長谷鳳翔大張撻伐。他批評國民
黨「是以總裁一人的聰明為黨的聰明，以總裁一人的智慧為黨的智慧」，他批評國
府「近年來的所做所為，無可諱言，是喪失人心的」，他接二連三撰文反對蔣介石
違反憲法連任第三屆總統，質問：「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蔣總統如何向
歷史交代？」
  《自由中國》堅持宣揚自由民主，反對軍隊黨化，主張法治和多黨政治，一方面
不斷地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圍剿，另一方面在知識份子中激起強烈共鳴，為反對黨做
了催生工作。當今很多活躍於台灣的著名反對派人士，當年均是《自由中國》如饑
似渴的讀者。據說每當《自由中國》出刊時，貧窮的學生往往幾人合買一份，拆開
分頭閱讀，然後交換。官方的傳播機構明槍暗箭地指責該刊「破壞民心士氣」，「
為朱毛共匪帳目」，鼓吹「反攻無望論」，主張「兩個中國」，要「扯垮反共抗俄
的政府」，是「亡國奴」，「漢奸」。後來發現的資料表明，由於《自由中國》對
國民黨的批評，特別是夏先生的那些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的言論，有關方面早已
準備對其動手查封。雷震等人籌組反對黨不過給他們一個下手的最後藉口罷了。
  在雷震被捕、《自由中國》的許多言論被情治機構作為雷震罪證資料公佈的恐怖
時刻，夏先生與殷海光、宋文明三人聯名發出了《〈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
明》。該聲明中的文字值得任何一個為自由民主而努力的知識人員一讀：「我們都
是讀書人。我們沒有從事實際政治活動的興趣。被指控的那些文字，大多是我們撰
寫的。我們寫那些文字，只是書生議政。……我們所見也許不盡與人相同。但是，
我們立言，無一不是對自己的知識負責，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對讀者負責。……雷
震先生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人，因而他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言論負有
法律責任；可是，我們是撰稿人，對於我們自己撰寫的文字，我們從來沒有打算規
避自己應負的言論責任」。他們寫下這段文字來為雷震分擔責任，顯然有同樣被捕
入獄的可能性。但他們做了。在大陸歷次政治運動中，像夏先生他們這樣的主動出
面為朋友承擔責任的人是何等地少啊！而隨時出賣朋友的人又是如此之多！

傳授自由主義之精髓

  與世界上其他各種「主義」相比，自由主義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和共同的利益基
礎，也沒有令人滿意的定義。在西方，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是源遠流長的兩大歷史
思潮。自從本世紀初嚴復翻譯了穆勒的的《論自由》，《群己權界論》之後，自由
主義開始被中國接受。但中國人對自由的理解是很不一樣的。比如，孫中山先生就
認為中國人自古就有自由，而西方一直缺乏自由。
  夏對法國學派的自由主義下過苦功鑽研，可以說已經領悟了西方自由主義之精髓
。但他又能深入淺出、舉重若輕地用自己的理解來闡述自由主義。據對他知之甚詳
的學生薄慶容女士歸納，夏先生理解的自由有內外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外在的
環境允許人，為他自己的利益，去做他想做的事；由這種意義來看，社會上大部份
人都擁有了相當多的自由。二是指當一個人，已經有了相當的道德和智慧，能夠自
主地去做他應該做的事，在這種意義之下，自由是一種完全獨立於外在環境的心理
狀態，而且只存在於其精神和人格之中。即使鐐銬加住其身，也絲毫無損於其本身
所擁有的自由。這是指每一個人自生下來便有其獨特的秉賦，為著有利於每個人發
展其個性的優點，應讓每個人決定他自己要做什麼，要成為什麼，傳統上所謂的自
由意志，大概就是指這一種意義的自由」。（柴松林、薄慶容，《我在〈自由中國
〉〈序〉》）。
  在與筆者的交談中，夏先生說，自由主義的精髓用中國話來講就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用西方的語言來表述就是「人心有共同的邏輯結構」。自由主義者如
米塞斯、海耶克等特別重視言論自由，特別深信理智是討論或辯論過程中的產物，
而非所謂「天賦」的。由於相信人心有共同的邏輯結構，因此自由主義者認為人類
可以相互交流、理解，即便是敵對者也應該去溝通。暫時不能溝通的人以後還要溝
通。只有通過溝通才能達成共識，走向理智。自由主義是絕對否定階級鬥爭和暴力
行為的。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群體，認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意識形態，否認人心的共同邏輯結構，實行言論壓制，不允許人們自由交流，結果
導致獨裁專制。

  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夏先生不僅在理論上高揚自由主義，而且在行動上也身體力行
。台灣著名社會活動家柴松林先生在談到此一點時說：「他的一生作為，是實踐自
由最好的例子。自由和其他權利一樣，必須靠自己繼續不斷努力去追求，才能擁有
。追求自由的人，不僅當自己的自由遭到侵害的時候，要奮起衛護，當他人的自由
受到剝奪的時候，也能起而抗爭。他清楚地認識自由的本質是道德與倫理的責任５
□德在於自立，在於成就自身的人格；倫理乃在於合群，在於建立群體的秩序。所?宰雜傻氖導㻗硐衷詰賴略𦹮虻慕魘兀娤桌砉媛傻囊姥𡷹壻雜謁𠁨俗雜扇□𨍭淖鷸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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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雜芍洩𡍶怠蔥頡怠罰鍨?  今年夏天在台灣時，柴松林和薄慶容夫婦告訴筆者說，夏先生在與他們的孩子的
交往中也顯示出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博大胸懷。他們的孩子二、三歲時便和夏先生
開始結為朋友，這種關係是獨立於大人之外的。孩子們很喜歡他們的夏爺爺，會主
動和他通電話，相約一起去吃飯，聽夏先生用奇怪的湖北鄉音講述故事。夏先生把
任何人視為一個獨立完整而有價值的存在，不因任何條件而加以歧視。人之所以為
人的平等是他的基本倫理，任何堂皇的理由都不得扭曲。對人你可以要求表現你的
價值，卻不能排斥，甚至於還該欣賞他人不同的價值。夏先生也是台灣少見的受過
當局壓抑而今天還能保持平常心態看待社會和政治的人。他感歎今天台灣的政治雖
然有了更多的民主，但關於民主和自由的理論卻倒退了。他特別希望大陸民運人士
能夠瞭解他們那一代人的奮鬥、思考，使民運的理論不斷地成熟起來。
  早在一九五四年，夏先生就體認到「民主不僅是指政治制度，同時也包括生活方
式，更重要的還包括心理狀態」。推進民主化的人不僅應關注政治層面，還要自己
具有一個寬容健康的心理和生活方式。曾經為台灣的民主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的夏
先生卻不願提到往日的貢獻。他曾經受過某些人和機構的恐嚇威脅，但他今天卻對
其沒有怨恨，而只有同情與諒解。自己昔日的功績與困苦均已被置之度外。對蔣經
國先生晚年推進民主化的措施他非常讚賞，認為是大智大勇之舉。
  心有共同的邏輯結構，這一信條應該成為海外民運人士對待持不同看法者的一個
基本態度。不管這種持不同看法者是共產黨還是民運組織內部的人。在民運組織內
部更沒有勢不兩立的勢力，不需要表現出有你無我的情結。

以自由主義批判共產主義

  自由主義者肯定會反對共產主義，但反對共產主義的人並不一定是自由主義者。
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當時「反共」的《自由中國》會被「反共」的國民黨查封
。嚴家其先生最近也提出「非共化不等於民主化」。早在一九五八年夏先生就在《
自由中國》上指出：「我們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場，不是基於個人的利害關係----政
治的或經濟的，而是基於對於民主的信仰。基於利害關係的，可能朝秦暮楚地轉變
。基於信仰的，就會至死不逾。八年來我們在本刊所發表的反共文章，與講民主自
由的文章是相互為用的。共產主義與民主自由根本不能相容。我們認定，從理論上
闡揚民主自由的真實價值，才可以使大家認知共產主義罪惡的根源」。時至今日，
我們看到這樣「朝秦暮楚」的人不是很多嗎？
  當時國民黨的反共宣傳是一味謾罵，簡單地把共產黨說成是野獸土匪，並不講什
麼自由民主的道理。五十年代初，夏先生對中共的認識就遠較國民黨當局為深刻。
比如，國民黨只是講「共產黨是反人性」的，但一個只講「反人性」言論的政權是
不會持久的。夏先生認為「共產黨是利用人性達到反人性的目的，或者說，共產黨
是以虛偽的人情味的政治作風，達到殘酷的反人性的政治統治」。夏先生還舉出共
產黨在反對國民黨時提出的「反飢餓」、「反迫害」兩個口號，作為這一論斷的典
型例子。在外面的人往往很容易看到共產黨的殘酷，但在共產黨內部生活過的許多
人卻會感到所謂的「同志般的溫暖」。共產黨利用了中國人重視「家」的傳統，要
黨內的人相親相愛，提倡什麼「以校為家」、「以廠為家」等等，努力在它的「同
志」之間營造一種有人情味的氣氛，這也是中共能擁有五千萬黨員、維持其統治至
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先生根據自由主義理論指出，凡是社會中自然長成的東西，都不應該人為地去
廢除，更不應該以暴力去剷除。這種「廢除」或「剷除」只會造成災難，造成對人
的奴役。比如，私有制是人類有史以來自然長成的制度，而共產主義卻主張加以廢
除。二十世紀竟然有這麼多的人把「廢除私有制」的口號寫上自己的旗幟，這個世
紀甚至被稱為「社會主義的世紀」。為了揭破這種迷亂，海耶克在他去世前四年（
一九八八年）寫了他最後的一本書：《毀滅性的狂想--社會主義》。在這本不大的
書中，海耶克將一生中形成的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完整地整理了起來。
  夏先生特別推崇海耶克在這本書中的一句名言：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二十世紀，是
一個迷信的世紀。這裡所謂的「迷信」，是指本世紀的知識份子大都接受的「唯理
主義」和「科學主義」。而接受了這兩種主義的人都認為自己是「反迷信」的，殊
不知這「反迷信」本身成了世紀性的迷信。其實理智的能力本來是有限的，它不能
在思想中憑空創造出一個理想的社會存在，而只能根據傳統進行改良。而唯理主義
者過分相信人的理智力，凡非理智所計劃的或所充分瞭解的任何事物，都被他們蔑
視，甚至被認為不該存在。循著這一思路前進，於是他們就主張：為使我們社會的
一切醜惡事情變成美好，只有憑借我們的理智來設計創造。這一思路可以說是道德
熱情灼傷了認知能力。這種狂想思潮早在二十世紀以前就已濫觴，到了二十世紀則
更為澎拜洶湧。其原因是這個時期科技有了更驚人的發展，「科學萬能」迷信的信
徒與日俱增。人們看到凡人竟然登上了月球又返回地面。古代嫦娥奔月的神話都能
被科技變為現實，哪還有什麼不可以實現的呢？人間天堂的理想國為什麼不可憑借
我們的設計來創造出來？上述狂想在本世紀初居然有機會使俄羅斯成為一個大試驗
場，在七十多年的試驗期中，先後走上馬列主義所描述的天堂之路而終於淪為人間
地獄的地區，約佔半個世界。悲哉末過如此！
  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平等」的觀念業已深入人心。按照自由主義的理解，「平
等」的含義有兩個：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人的內心人格的平等。但社會
主義者還認為要經濟上的平等，即平均，共產主義更主張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
政來達到這種經濟平等。夏先生認為，經濟上強制拉平的方法不可能消滅貧窮，而
只能使富人也變成窮人。因為用這種方法來製造平等，只能是從上往下壓。在經濟
上應該是機會平等，而不是分配平等。共產主義社會為了維持經濟平等，必然要實
行計劃經濟和平均分配。而落實這種「計劃」和「分配」又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權力
，該權力要強大到足以隨時控制個人的經濟利益和權利，於是就造成了政治上的不
平等。由此可見，追求經濟上的強制平等，必然會產生共產主義的極權制度。經濟
平均不僅與貧窮是共存現象，且與政治平等是一個悖論。所以，中國人要富裕、自
由、民主，就必須拋棄共產主義。

巧妙的抗爭 深邃的洞見

  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一文中區分了「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兩者
的差別在於對政治原則的態度不同。按照「意圖倫理」行事的人，只注意意圖的純
真而不注意意圖的結果，要求一切政治行為必須出自純真的動機，在道德上要無懈
可擊，絕對堅守原則。而信奉「責任倫理」的人則主張有條件地堅持原則，容忍變
通和策略，準備承擔政治行為可以預見的一切後果，不要將責任轉移到別人的身上
。在現實世界中，異議知識份子往往偏重「意圖倫理」，而從事實際操作的政治家
則應該堅守「責任倫理」。
  《自由中國》雜誌的撰稿人均是「書生議政」，本來他們僅僅按照「意圖倫理」
說話、做事就行了。但在當時的專制社會中，他們在堅持自由主義原則的同時不得
不違背自己的意志，因事而變，巧妙周旋。他們不規避承擔自己所引起的一切後果
的責任。《自由中國》與專制當局抗爭的技巧，對於今天在大陸從事民運的人啟發
良多。
  一九五一年六月，當《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引起軒然大波、雜誌面臨被關
的緊要關頭，該雜誌又發表了《再論經濟管制措施》一文，表示贊同政府的經濟管
制。本來，經濟管制與自由主義是格格不入的，但在當時的情勢下，為了保住《自
由中國》這唯一的民間自由雜誌，他們採取了變通態度。
  胡適先生說過：言論自由要靠自己去爭取，不能靠政府送給我們。但這「爭取」
便有風險。當時有關機構準備鼓動群眾搗毀《自由中國》的房子，驅打主筆。經常
閱讀該雜誌的人也受到國民黨小組的騷擾，一些經銷該刊的報攤也因國民黨部的干
涉而停止經銷。在這種險惡環境中，夏先生他們下筆必須謹慎靈巧，寫出的文字既
使對方找不出藉口，又能闡揚自由精神。在此筆者僅舉兩例說明之。
  其一：夏先生在《請從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一文中談到言論自由的「用
處」時說：「第一個用處就是為自由中國這一政治性的國號，增加了光輝。自由中
國這一國號，是我們用以對付共黨奴役政權的。這一國號的光輝增加一分，即是反
共的精神力量增加一分。而且有了一兩種常常批評政府的刊物，主管宣傳的官員也
可以昂著頭對人講：『你說自由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嗎？試看這個刊物。』請聽，這
句話多麼響亮，多麼有力，多麼叫人興奮！」在這裡，夏先生試圖從政府的立場來
論證言論自由對國家有利，政府要鎮壓言論自由，便顯得沒有道理。
  寫到此，我便想起大陸著名民運理論家胡平在其歷史性的著作《論言論自由》中
的論述。胡平在七十年代撰寫該書時已經認識到以他的平民身份來反抗整個專制制
度，無異於以卵擊石。他周密地考慮抗爭的策略，試圖在專制制度的內部找到一個
反抗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又是共產黨無法公開封壓的。比如，他論述言論自由的價
值有：有利於認識真理，有利於真理的發展，有利於造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
利於國家統一。共產黨不能否認「真理」、「馬克思主義」和「國家統一」這些價
值，那麼它有什麼理由來否定言論自由呢？
  其二：夏先生在一九六零年曾撰文批評國民黨內部為蔣介石違憲第三次連任總統
而提出的一個論點，該論點認為，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比擬蔣總統的威望，因而非他
繼續領導不可。夏先生說：「這一說法，實際上並不是恭維蔣總統，而是暴露蔣總
統盛德之虧」。因為「領導人物的成長，在正常狀態下，大都要靠已居領導地位者
加以培養與扶植。蔣總統執政已有三十多年，在這三十多年的悠長時間，應該可以
培養幾個領導人物出來」。他還舉邱吉爾壯年推出艾登作為後繼者的舉動為例，敦
促蔣介石在生前推出一個後繼者而從旁照顧。這一番話可謂一石雙鳥，一方面批評
了那些為蔣「三連任」造勢的人，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蔣不肯讓出總統位子、扶植後
人的心理，但當權者卻無可奈何。
  當然，類似的話在大陸不可能公開發表，這也表明了國民黨的專制與共產黨的極
權制度不一樣的地方。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報》曾經發表了一篇評論《我同意鄧
小平退休》，文章只不過把鄧小平自己反覆說過的話重複一遍，結果該報在一九八
七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查封。自這次運動之後，中共再次明確
宣佈：自由化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毛澤東以前寫過一篇題為《反對自由主
義》的文章，他牛頭不對馬嘴地為自由主義羅列了八大罪狀，「自由主義」一詞於
是在大陸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夏先生在談到國共兩黨的差別時說，國民黨的統治是
赤裸裸的，做壞事也是如此，沒有理論基礎，知識份子可以脫離它而生存下去。共
產黨是宗教化了的，有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比三民主義要嚴謹多了，
知識份子沒有脫離它的餘地。因此，大陸的民運比台灣的要艱難得多。
  夏先生認為，政治反對運動要循序漸進，為了防止流血與暴力，應以「推進到坐
牢的邊緣」為限。並且，在抗爭中雙方的溝通與協調也極為重要。從這一點出發他
非常稱讚台灣的所謂「四顆毒草」的努力。一九八六年三月，台灣的「黨外公政人
員公共政策研究會」(反對黨的前身)開始醞釀設立各地的分會，而國民黨則發出警
告，若公政會設立分會將予以取締。國民黨與黨外的關係極為緊張，暴力抗爭一觸
即發。五月十四日，由四位學者陶百川、楊國樞、胡佛、李鴻禧出面邀請執政黨和
黨外代表溝通之後，各地分會才得以順利成立。是年九月，民進黨宣佈成立，雖然
當時黨禁未開，但國民黨也沒有加以阻撓，算是默許了多黨制。這四位居間溝通的
學者被人稱為「四顆毒草」。台灣有一個強大的獨立知識份子群體，可以溝通政府
與民間，而在大陸的八九民運中，沒有一股力量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最終導致血
腥屠殺。
  夏先生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對台灣政治發展常有前瞻性的洞見。在五十年代，
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口號響聲入雲，而對台灣的經濟和民主建設卻不盡力。夏先
生一再表示反對空喊反攻口號，主張在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切實革新台灣的政治，
為建國樹立模範。這也是七十年代的知識份子中「革新保台」理論之先聲。遺憾地
是這一主張到蔣經國先生晚年才被採納。還在一九六零年，夏先生就對省籍矛盾問
題作了相當深刻的剖析。他援引英國政治理論家潘恩一句名言「除非由於政制上的
錯誤，人與人不會成為仇敵」，認為台灣省籍矛盾的出現是由於政治措施不當，發
生了創巨痛深的事件𨪜（二·二八事件）。他同時對台灣人把政治上的怨恨擴大到?源舐餃說腦購尢岢雋伺𥟠潰㛦賦穌饈且桓鼉澟□拇砦螅姹蛭𠋥鐦紊賢持握吆捅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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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義是共產主義集權制度的死敵。在推進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運動中，應該以
自由主義來作我們的旗幟。最近丁楚等寫的《自由主義者宣言》，希望以自由主義
運動來把各種各樣的人連結起來，為在中國大陸爭取言論自由和其他方面的自由而
共同努力。目前在民運低潮時期，民運內部又不斷傳出一些內鬥的消息，要搞好組
織的運作比較困難，不少民運組織的中堅分子也離去了。在這種情況下，發起一個
沒有組織形式的自由主義運動對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更為合適。自由主義可以容
納不同的觀點。那些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加入民運組織的獨立知識份子、中共黨員等
均可以接受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運動不贊成革命，也不試圖奪取政權，而只是要捍
衛自己的自由的權利。根據台灣的經驗，自由主義的普及是民主化的前提。在這方
面，大陸民運人士做得很不夠。□
  【注】在《中國之春》第一百零八期，路邊的「先知死於勝利之後」一文曾提及
夏道平先生在闡發自由主義思想方面的貢獻。原文誤排為「馬道平」，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