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謙：新聞自由的價值 　　　　　　　　　　　　　　　 ·曹長青· 大眾傳播學家朱謙教授認為新聞自由標誌著一個社會的健康程度。目前的新聞自 由尺度，依次為美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 　　不久前，在一次會議上見到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學教授季金栓先生。我請他推薦 幾本美國大眾傳播學者研究中國大陸新聞的書。他是行家，提筆就寫了一串。我拿 回認真一看，有好幾本作者都是一個名字：朱謙。一瞭解，朱先生恰好就在夏威夷 「東西方中心」的「文化與傳播研究所」任研究員。於是，我有了很多機會當面向 他求教。 　　朱先生有一個中國學生羨慕的歷史：他是第一個在美獲得傳播學哲學博士學位 的中國人。一九五九年他考入史丹福大學傳播系。那時，傳播學才剛剛興起。他的 導師宣偉伯(Wilbur Shramm)是傳播學理論創始人。朱先生的勤奮、聰明深得導師欣 賞。他們合作研究近二十年，併合寫了兩本重要著作。 　　雖然朱謙教授在台灣長大，在美讀的學位，但他對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尤其 是黨新聞的運作瞭如指掌。讀他的書，每每令我擊節讚賞他對新聞喉舌化的深邃解 剖。 　　　　　　　　 「地球村」的衝擊 　　美國「時代」週刊評選年度風雲人物，這次竟石破天驚把CNN總裁泰德·特納印 在封面。它對新聞傳播界震動最大。於是，以此為契機，我和朱先生有一次長聊。 他那天興致很高，從美國新聞對社會的作用談到大陸、台灣、香港，從比較傳播學 的角度分析了四地的利弊優劣。 　　他認為，雖然事先並沒預料此殊榮冠落特納，但仔細考慮，覺得特納當之無愧 。特納和他的CNN以及其他新聞媒體在去年一年的出色表現，可謂改寫了新聞概念， 強化了世界是一個整體的「地球村」意識。 　　傳統新聞概念是報導剛剛發生的事。它意味著事件已過去。而今天，衛星傳播 技術和全球新聞網絡的形成，使人們可以聽（看）到正在發生的事，即與事件的發 生與演變同步。這是一個巨大變化。美國著名自由記者Lynne Joiner幾天前在「東 西方中心」演講時，也感歎這一點。她說，一九七六年初她在北京採訪，正碰上中 共總理周恩來逝世，她拍攝到現場第一手新聞。但當時無衛星傳播設備，無法立即 傳回美國總部。待她衝破登機阻力，飛到東京，事件已過去了十七個小時，而中共 官方也早她幾個小時發佈了訃告。本已到手的一個世界性獨家新聞失掉了。而今天 ，蘇聯政變失敗後，戈巴契夫重返莫斯科，隨著衛星轉播，我們欣喜的目光和他同 步走下飛機。布什總統在海灣戰爭前夕，在國會演講,向伊拉克宣戰。他的演講從哥 本哈到德黑蘭，從胡森到鄧小平，都能同時、同步在自己的辦公室聽到。衛星傳播 使所有國界失去本來的意義，任何角落都成為鄰居。 　　　　　　　　　　　　　　　 新聞的戲劇化 　　朱先生強調說，一般民眾對重大新聞的興趣不大。尤其美國民眾，對美國外的 事情並不當做大事來看。但去年海灣戰爭、蘇聯政變，包括八九年「六四」事件， 電視將新聞戲劇化了。在北京，王維林孤身一人擋住一隊隆隆駛過的坦克;在莫斯科 ，葉爾欽站在路障上高聲譴責政變;在巴格達，交織的彈火把夜晚燒亮。這一切，如 同是一場大電影,一下子磁吸了民眾的注意力。尤其事件發生演變是和民眾注意同步 發生的，沒人知曉最後的結局，這種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懸念」更刺激了觀(聽)眾 的胃口。它一下子從情感上把所有人都拉近了，使任何政治都不再是區域性的。一 種全球意識、地球村的概念變成現實。 　　　　　　　　　　　　　　　　 將潛在的問題公開化 　　新聞傳播對人的影響，在美國別具蹊徑。朱先生的研究發現，新聞對社會變革 或變更的影響，不在社論寫得多麼動聽，因一般讀者不看社論，而在於它把社會上 有突出性的事件加以充分報導，使這種「事件」引起廣泛注意。像大法官湯姆士和 女教授希爾為「性騷擾」對質公堂事件。在這過程中，他倆誰說的更有道理不重要 ，觀眾站在哪一邊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把三天對質的全過程現場直播給所有人看， 重要的是它讓每個觀眾重視性騷擾這一社會問題。 　　美國的改革途徑是立法。三十年前，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車尾部，白人才能座 在前面。後來經過電視報導、抗爭，最後議員投票、立法才解決。議員投票取捨有 兩個影響因素：遊說和民意。如美國槍枝管製法怎麼也難通過，原因之一就是全美 有規模龐大的步槍協會，賣槍的人組成遊說團，遊說議員。另一種不涉及經濟利益 ，立法的基礎就在於民意。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大法官事件等於把一個長期在社會 中潛藏的困擾人們的問題一下子表層化、公開化了。它等於指出：問題就在那!在這 裡，新聞並沒有把它加深，僅是把它曝光，讓人們都來注意它的存在。 　　不久前轟動全美的史密斯被控強姦案也是這樣。雖然女方敗訴，但她已達到目 的：把約會強姦這一社會問題表面化了，引起公眾的注意。 消息背後有價值觀念 　　美國記者采寫新聞有兩個因素：表層因素是記者對新聞重要性的認識，哪個重 要哪個不重要;深層因素是新聞背後有否一般大眾價值觀念。如大法官事件，一般外 國人都認為沒什麼了不起，無需大動干戈。連歐洲人都認為美國人大驚小怪。但美 國一般大眾卻認為這是一件大事。它反映了美國人的人權觀念和社會價值觀。 　　西方新聞的作用，重點不是放在改變人們的觀念，雖然這種作用也有。它的重 點在於改變一般人對社會重要問題的一個Agenda Setting，即日程規範上。如性騷 擾這一社會問題，原來並不在一般人的注意範圍內，經媒體充分報導，一下子引起 大家注意。一注意才能進而構成民意，因為有了注意就形成贊成或反對。這種民意 最後促成重大社會問題的立法。 　　　　　　　　　　　 大陸新聞是另一回事 　　美國媒體只指向你注意什麼，你自己怎麼想，怎麼做，它不管。中國大陸的新 聞則不同。在毛澤東時代，黨不僅決定一般民眾注意什麼，還決定你注意後怎麼想 ，怎麼做。毛時代的新聞，不僅是宣傳，並是黨控制大眾的工具之一。鄧時代，這 種功能已減弱了很多。有些功能與西方傳媒有些接近，如提供經濟信息等。但在政 治表達上仍有限制。 　　從宏觀的角度看新聞功能，美國與中國大陸大相逕庭。美國新聞不僅向大眾提 供多元信息，還有著除三權分立外的第四權作用，即Watchdog，監督制約著政府及 各級官員。前總統尼克森因記者挖出「水門醜聞」，被迫辭職。上屆總統競選，呼 聲很高的民主黨候選人哈特，因記者報出「金屋風流」，只得偃旗息鼓。風格強悍 的白宮幕僚蘇努努，因用公家飛機、豪華車辦私事被記者曝光，布什只得忍痛割愛 ，將他送出白宮大門。無孔不入不入的新聞記者，讓貪官污吏聞風喪膽。 　　但在中國大陸，新聞的這種功能較為微弱。雖然「人民日報」也曾刊出「蔣愛 珍為什麼殺人」，劉賓雁發表出「人妖之間」，以及「世界經濟導報」時有大膽言 論，「深圳青年報」曾刊文勸鄧小平退休，但這都是特例，不是常規。當然，大陸 報紙上也有「讀者投書」，但那只是一般性的Watchdog，批評警察怎麼了，一般干 部怎麼了等等。 　　事實上，美國新聞的Watchdog功能也未能全如人願。因為每個大媒體後面都有 大財團的政治傾向。如巨額聯邦赤字這樣的大問題，牽涉到許多利益集團，很少有 記者去碰它。 　　　　　　　　　　 台灣兩報爭雄 　　朱謙教授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曾在台灣一家英文報紙做過五年記者。 在美獲得傳播學碩士和博士後，也曾回台任教。目前台灣傳播學界很多學者，都是 他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他談台灣報業如數家珍。 　　國民黨到台灣後，即使控制最嚴時，台灣的新聞也沒用來控制人們的思想、行 為。只是在新聞取捨上抓得緊。早在五十年代，台灣除了國民黨的報紙「中央日報 」、「中華日報」、「新生報」等，就有唱反調的報紙，如「公論報」，還有雷震 的「自由中國」等。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原「徵信新聞」）持中間路線 。 　　自從台灣解除報禁、黨禁後，報業出現兩頭下降，中間突出的局面。黨報銷路 下降，有些幾乎沒有讀者；唱反調的報刊也沒大發展，「自立晚報」前一段還在鬧 裁員風波。而持中間路線的兩報，幾乎統一報業天下。兩大報共同特點是，基本保 持獨立性，反政府的調子它不唱，但報導範圍相當寬包括民進黨主張什麼、做什麼 ，它都報導，雖然它的社論不一定贊成。而其他無以數計的小報、期刊，可以隨便 批東罵西。 　　　　　　　　　　　　　　　 缺少誹謗意識 　　兩大報早年在發展過程中另一特點是，政治新聞小心翼翼，社會新聞猛加渲染 ，靠後者來推廣銷路。目前美國的一些小報也這樣做。如前一段幾家小報同時在頭 版頭條刊出聳人聽聞的花邊新聞——當時呼聲最高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爾·柯林 頓與女歌手詹尼佛·弗勞爾絲有十二年的婚外情。圖文並茂，大肆渲染。類似這種 過分渲染的負面慣性，導致台灣報業不太注意誹謗，這種觀念比較淡薄。 　　朱先生還清晰記得他在台灣做新聞記者時，一樁分屍案的轟動。當時發現一女 屍被分成幾塊扔在台北五留公圳。各大報爭先恐後、連篇累牘加以報導渲染。接著 報紙又暗示，此女是被某空軍少將害死，繼而又捕風捉影說此少將名為柳哲生。後 經查實，此案與柳毫無關係。但經天天報導，柳的名譽已嚴重損害。當時連空軍少 將這樣有地位的人也拿報紙無奈，何況小市民。 　　朱教授肯定地說，從整體上看，今天台灣的新聞自由尺度已經相當寬。除電視 外，當局對新聞的控制已非常少。整個台灣報業的自由程度與美國逐漸接近。 香港新聞淡化政治 　　朱先生不僅任教於美國的史丹福和伊利諾等大學，也曾任教於加拿大維多利亞 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他對香港新聞界也相當熟悉。他認為，香港新聞界有著台灣 新聞業的缺點，有些更嚴重，如渲染色情。但香港新聞業不像台灣沒有誹謗的觀念 ，它對這點很注意。在香港，只有二流小報才靠這個推廣銷路。有身價的大報，如 「星島日報」等，都不這樣做。而靠街邊零售的報紙，才靠全力渲染社會新聞及小 道消息、花邊新聞來聳人聽聞。 　　香港新聞一個顯著特點是對政治關心不夠，對本港政治報導很少。這並非當局 限制的結果。香港的新聞自由一直比台灣大，港府對新聞幾乎沒有管制。主要原因 在於，香港民眾對政治沒興趣，大家都關心錢。一般心態是，政治由港府去管，因 而沒有地方政治的概念，報紙也就無從反映。雖然對國際新聞報導很多，但水準不 高。「明報」出來後，情況好轉很多。 　　　　　　　　　　　　　 新聞自由意味多元 　　當話題轉到大陸的新聞前景，我想起當年，剛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大陸 留學生項小吉告訴我，他上第一節課時，教授問所有學生，你們認為人類哪一個「 自由」最重要？有人答「人身不可侵犯」，有人說「私有財產權」，也有人認為是 「新聞自由」。但這位教授最後說是「言論自由」。他解釋道：如果沒有言論自由 ，你們回答我問話的機會都沒有。言論自由的價值是人類最重要的價值。所以一切 專制極權才建立在對言論自由的剝奪之上。 　　朱先生認為，新聞自由的意義是超越國界的。他說，當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並不是一回事。言論自由比新聞自由要高。新聞是報導一樁發生的事，它和表達一 個政見不一樣。但有了新聞自由，就會逐漸實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意味著真實性 、意味著多元、意味著多元對政府的監督。它體現著民意，標誌著一個社會的健康 程度。朱先生的研究認為，新聞自由的尺度是美國>香港>台灣>大陸。 　　　　　　　　　　 典型的中國儒者 　　朱謙先生在東西方中心的文化與傳播研究所做研究員已十八年。他寫過很多文 章，僅專著就有十幾本，全是研究大眾傳播。其中有關韓國、泰國的各一本，台灣 倆本，印尼三本，中國大陸六本；理論著作三本。 　　朱先生和所有中國移民一樣，保持著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子女教育。他的三各 孩子，兩個獲醫學博士學位，其中女兒七年前拿到兩個博士：醫學和哲學。 　　他有一位賢惠能幹的太太，與朱先生同是江浙人，青梅竹馬，他們兩人一九四 九年一起從大陸去了台灣。朱太太原是學聲樂的，是剛卸任的夏威夷國劇社社長， 後來從事房地產非常成功。我去他家做客才知道，她的能幹使朱先生在家中只有兩 件事能插上手：倒垃圾、取報紙。 　　他們有一套非常寬敞漂亮的房子，坐落在風光優美的半山上。不久前，一位大 陸作家訪問夏威夷，曾到他家做客。坐在他家涼台上一覽夏威夷全景，這位大陸作 家感歎再三。我心裡也在想 ，朱先生今天擁有美滿的家庭和學術成就，都歸功於他 的努力和勤奮，但也在他有一個學術自由和自由選擇的環境。有時，人生就那麼一 步，就走出兩重世界、兩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