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高幹今何在？ ·陳建敏· 昂納克：等候審判 在德國、俄國、智利三國歷時一年左右的幕前幕後周旋之後，埃裡希·昂納克七 月二十九日突然結束了他在智利駐莫斯科大使館內的流亡，被引渡回柏林，直接入 監獄拘留審查。他受起訴的罪行是，與其他四名已經拘留審查了一段時間的前國防 委員會成員一起，作出柏林牆邊可以向企圖越境逃亡者的人開槍的決定。昂納克是 在一九九零年戈巴喬夫執政期間由蘇軍偷渡出境到達莫斯科的，他走進了智利使館 。七十年代初智利右翼軍人掌權後，很多受迫害的智利左派領導人士在走投無路的 情況下，受到昂納克的寬待，智利駐莫斯科大使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從友情上對昂 納克的請求是難以拒絕的。德國政府就此向智利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讓其出使館。 智利政府一直以昂納克有病為主要理由不配合，但在今年三月，俄國政府的醫生在 診斷後聲稱昂納克無病。之後，智利國內對昂納克的態度發生明顯變化，以為昂納 克裝病，在這種情況下才有了引渡的成功。在納粹時期就坐過一次牢的七十九歲的 昂納克在離開使館前，像他從前習慣的那樣，向獵奇的記者右手握拳高舉，作宣誓 狀。圖片傳遍世界，給本世紀初轟轟而起、今天又呼啦而散的那場運動作了一個悲 劇性的記號。 入獄後三個星期，經柏林監獄醫院醫生檢查，昂納克的確有病，而且是肝癌，估 計最多只有兩年可活。據《明鏡》週刊報道，二月份俄國醫生用超聲波做的檢查中 發現肝癌擴散，而三個星期後同一個醫生小組在用更高級的計算機層析法複查之後 ，做出的結論卻是肝部無異常。 昂納克的律師透露，他對病情的態度是「努力不去想它」，這或許也是他從前對 待政治問題的一貫態度。醫生的這個診斷或許救了聯邦政府一馬，因為這個全社會 、全世界都關注的，據說是非政治的案件之審理，依法律人士的見解，結果是難以 預料的。用哪個法律為基礎就很成問題。有不少專業人士甚至認為，無罪釋放也是 有可能的。這樣的結果在政治上是極為糟糕的，在很多人心中，這無異於解脫了昂 納克等人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雖然法律和政治嚴格地看來應提出取消立案，終止 拘留，因為審理過程要長於昂納克預計能活的兩年。 前教育部部長昂納剋夫人不願回德國，在送走丈夫之後，一個人奔赴智利去她那 個和智利人結婚的女兒家定居了。（據報導，對昂納克的審判在十一月十二日舉行 。——編者） 國家安全部長：每週出庭一次 與昂納克同案的前國家安全部長，八十四歲的埃裡克·米爾克，目前為了一個老 案子，每星期得去出庭一次。起訴是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提出了，在納粹剛興起不久 的當時，柏林出了一件謀殺警察案，作案的似是共產黨人，而共產主義青年米爾克 是可疑分子之一。時間久遠，證人多已不在世，或記憶不清，而主要的根據又是納 粹時代的警察、蓋世太保所作的卷宗，所以這件案子的審理只能給人一種奇怪的感 覺。 安全部長米爾克從前是個人人懼怕的威風人物，昂納克似乎也要讓他幾分。據原 蘇聯駐東德大使回憶，他多次暗地裡在KGB頭目安德羅波夫面前指責昂納克。另外據 稱，他曾經整理過昂納克三十年代在納粹獄中是否叛變的材料備用。垮台前在已經 鬆動了的人民議會上，當這個把嚴格控制民眾的安全部發展到精益求精的頂峰的惡 名遠揚的人，擺出一付無辜的樣子說出「我是愛你們的!」時，議員們哄堂大笑。昔 日小心度日的議員已知道他沒有權力了。沒有專政機器在後撐腰的米爾克在共和國 廳的議會講台上的樣子與一個被奚落的無助的老人一樣，甚至有點令人憐憫。 在那件舊案剛開庭審理時，他總是兩眼木然，在聆聽起訴書時，不時會向律師詢 問，「我的帽子呢？」。給人一個風燭殘年、神志不清的老人形象。有人說，蠻可 憐的，算了；也有人說，裝的，大概是「革命的兩手」。或許法律上也找不到他的 責任，但是，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受到他管轄下的安全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無 情打擊!他心裡有數嗎？ 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 昂納克被引渡回國的當天，電視台記者試圖找到一個他當年的同事採訪，但是到 處吃閉門羹，這些「革命戰友」無一人出來說話。而在平時，公眾、媒體早已失去 了對這些人的興趣。一個政權倒台之後，其代表人物這麼快地變的毫無意義，真是 一種奇跡。這些人如今的處境如何呢？ 因為原東德是老人治國（平均年齡近七十），所以大部分「黨和國家領導人」都 成了退休人員，就是昂納克也從這個資本主義國家領取退休金。這些人的具體情況 是：原政治局成員中有三人已經去世，十一人退休，五人在拘留審查中，四名五十 幾歲的「年輕幹部」失業，只有原柏林市委書記在一家小報社做事，另有一人去向 不詳；原國務委員會（相當於人大常委會）的成員中有十五人退休，一人自殺，五 人工作，工作的人中間一人在一家計算機公司做職員，兩人做短工，另有兩人做房 地產中介人；原部長委員會中有二十七人退休，一人自殺，工作的三人都是原來某 個工業部的部長，現任職務都是顧問。 總書記克倫茲：失業在家 這個共青團出身的昂納克的王儲，在位僅幾個月的前總書記，如今失業在家。他 仍住在原來的獨家小樓裡，這裡綠蔭圍繞，原先是高幹居住區，僅次於昂納克等人 住的地區。 對陌生的訪客，特別是記者，克倫茲現在小心多了，盡量避免接觸。從前他可不 是這樣，剛下台不久，他給一個《畫報》記者三周的時間觀察、瞭解他的家庭和私 生活的每個角落。《畫報》在一個系列報道中取笑、奚落、挖苦了他一番。他強調 當時不是為了拿錢，而是以為有人給了他一個說話的機會，可以向公眾表達自己的 看法。現在他已經失去了這種說話的興趣，對記者就更沒有興趣了，而是每天花幾 個小時，寫下他自己關切的東西。 克倫茲現在發福了，總是會焦躁地、不自覺地用手抹臉，他那總是掛在臉上的， 讓人想起華國鋒的曾被人取笑的憨樸的笑，現在也不見了。他在九零年出版的自傳 《大牆倒下時》中寫道，「我不是因為失望、痛苦，也不是因為同志和環境的傷害 而寫。」而今天他給人的印象是失望、痛苦和受傷害的。克倫茲曾經看到過希望， 他曾經在柏林的一個企業家那兒得到過一份工作。那人讓他改行學習，成為住房建 築方面的咨詢，每月付他六千馬克工資。但這個希望只是短暫的，九二年，那個老 板自殺後，克倫茲又失去了職業。重操教師舊業依他的前科應是不可能的了（在聯 邦德國，像教師這樣的公務員，共產黨員是不能做的）。他的自傳，發行量只有兩 萬五千份，也沒引起足夠的興趣，他說，「我們在生活上被整垮了」。 剛變天之後，還有很多好事者圍在他家門前，有人扔石頭砸玻璃窗；而今天，幾 乎沒有人要答理他，清靜得難以忍受。他說，「我不會離開故鄉，我又能到哪裡去 呢？」 文化部長郝夫曼：教計算機掙外快 講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牆倒下之際他對BBC的講話時，依然很驕傲，「那 些記者很吃驚，我在那樣一個歷史時刻仍很鎮靜、穩重。」而如今他一點都不受人 注目了，他的言語中帶著自憐的怨氣，「要我抱怨嗎？我才不呢，也沒那麼嚴重。 」頓一頓，又說，「要是沒人想聽我說什麼，那就請吧，我不會為此趴下。」 當年，這個電工出身的文化部長常喜歡打些思想開放的「擦邊球」，多次引起過 昂納克等人的不滿，而今天，沒有人來關心這些精心策劃的開放試探。昔日掌管每 年四十億馬克的財政支出，如今領著二千一百馬克的退休金：從世界舞台退到退休 世界，反差太強。有人關心，他就會回復到從前的姿態，「這歐洲統一貨幣怎麼回 事，我們會拿我們的貨幣冒險嗎？我們要邀請這麼多的難民和避難的來我們這兒嗎 ？也不知怎麼打發他們？有時候我真要問，波恩的那些決定是怎麼做出來的，也真 是。」 郝夫曼仍生活在從前的洋房裡，生活依舊有規律：六點半到七點間起床，早鍛煉 ，八十個下蹲動作，然後早飯，半個蘋果，半個桃子，半個香蕉（從前就有的習慣 ，東德那時很難買到香蕉），同時聽早間新聞。從前司機就該來接了，而現在他則 坐在計算機前消磨時光。做文化部長時，他就很關心計算機，要「尋找計算機的文 化深度」，遭到了教育部長昂納剋夫人的強力反對，理由是「計算機會腐化青年」 ；主管經濟的看計算機屏幕「就像豬玀看表一樣」。那時開中央全會時，他常常會 沉浸在計算機雜誌中。現在他在一家學校裡教女職員使用計算機做文書工作，可惜 作為退休人員他每月只能掙四百馬克的外快，只能每星期教四五個小時，但是有聽 眾的感覺總是不錯的，「其實我可以訓練高級管理人員，有時我覺得……當然一個 前部長總是要做那個消失了的社會的活生生的例證。」 國務委員克雷特：普通辦事員 今年四十二歲，那時她在國務委員會在三個方面起著點綴作用，因為她是一個年 輕的女工。作委員時每個月至少有一天要四點鐘起床，趕到柏林去開會，夜裡十二 點鐘再趕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她又會準時出現在機床廠的車床邊。她很注意保持勞 動者本色，對議員的特殊待遇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現在說出來不要緊了」，她 說，「那時我作為人民議員拿五百馬克，國務委員會委員有一千馬克，還有一輛小 車和司機（一九八五年東德人均收入為一千馬克）」。回憶起以前，她說，「開始 時，一下子和昂納克等人在三十二人的國務委員會中面對面坐著，是有些緊張，不 過後來勇氣就足起來了。我那時就提議，時裝要盡快地投入市場。我很直截了當。 」 現在這位車工出身的國務委員會委員突然落淚，因為在她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公司 的一千五百個同事中，只有三百六十人還能留下來繼續工作，這些人中也還有很多 人像她一樣處於短工狀態，她也從車間主任降為短工，做一個普通的辦事員，還為 此感到幸運，「作為女人和從前的高幹現在最好閉嘴」。說起政治，「不，我是不 會參加任何政黨的了。」說起機床，她又變得堅強起來，「我們的機床廠是可以整 頓好的，肯定，我們生產的壓縮機也不比別人的差。」 省委書記伊柏林：正在寫自傳 七十二歲，省委書記，是一個達觀的人，在他身上找不到傷感、失落、自憐，他 也不推卸責任。「我不否認過去，我知道自己要承擔的責任。我沒能實現我的生活 目標，但是，那個思想還遠遠沒有消亡。」 而他卻有足夠多的理由傷感。正在他準備慶祝七十生日的那天，柏林牆倒了，那 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輓歌取代了生日的慶賀。「那時感覺糟糕透了。」他笑 著說。之後，他癱瘓臥床一年，以極大的毅力又重新站起。現在這個有雄辯口才的 前政治局委員在家中設計未來，「要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結合起來，規劃 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他出身於一個「紅色貴族家庭」，父親與列寧關係密切，是德共的發起人，共產 國際的頭面人物。全家曾因逃離納粹流亡到蘇聯，在這個「希望之國」父親和兩個 叔伯死在斯大林的監獄裡。他自己受牽連，八歲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他卻不 懷恨在心：「我可以不認同這個制度，但是我不能拋棄那個思想。我必須假定每個 人都是善良的。不然生活就沒有意義」。他是一個忠誠的黨員，八三年昂納克召見 他，「調你為省委書記，對前途有好處」，「那時我說，『我都六十三歲了，前途 是退休』。但是，作為『革命一兵』，我還是去了。我的原則是，既然政治局決定 了，就要執行。」 現在他和夫人住在東柏林的一棟老房子裡，因為房租太高，馬上就要搬家，「五 年以後就會合算，我至少還是要活那麼長時間的。他是民主社會主義黨積極的普通 成員，正在寫自傳，「我不想加入那些『辯護作者』的行列，而是要尋找、分析失 敗的根源，為今後的社會主義提供前車之鑒，」書名暫定為《伊柏林—生於十一月 九日》。 計委主任舒雷爾：退休金最高 七十一歲，前計委主任，政治局委員。他和其他一些原來的同事「轉折」之後從 高幹別墅搬到勃蘭登堡門邊的工人住宅區的高樓裡。窗前的景色難以勾起人的興致 ，走上陽台就可以看見柏林牆的殘跡，體會失敗的落寞。和當年在高幹別墅區一樣 ，大家是不大往來的。舒雷爾不願意理睬原柏林市委書記，因為他在不久前出版的 書中寫道，只有那個綠色的右彎交通燈是原東德唯一值得保留的成果：這個彎對他 來講轉得太快，「其實，他直到最後都很一板一眼的維護著我們的思想」。原先分 管宣傳的赫曼見到舒雷爾，總是繞著走，因為在把昂納克逼下台時，舒雷爾出力也 一併把赫曼弄出了政治局；這是在舒雷爾自己也不得不下台是前幾個月發生的事。 提起從前的經濟主管時舒雷爾就有氣，「他那書肯定是找人代寫的，但關於我的那 些段落寫得如此惡毒，一定是他自己寫進去的。」舒雷爾希望大家，特別是在這場 敗局之後，能多保持些尊嚴和晚節。 舒雷爾現在有二千一百馬克的退休金，這是原「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最高的。他 夫人仍在工作，「我現在是個真正的家庭婦男」，他挺自豪地說，「打掃房間，洗 窗簾，買東西比價錢」，另外他還要帶四歲的女兒。 談起過去，他說：「社會主義社會或許確實得走下坡路，而我還是喜歡過它，這 是我個人的命運」。他把自己的歷史保存在幾個文件夾內，其中有八八年被昂納克 等人打回的經濟改革計劃。他特別願意談的是，他怎麼差點在八九年初就把昂納克 搞下台。這種事情當然要有預謀，他那時看中了克倫茲替代昂納克，並請克倫茲到 他的別墅商量，「我必須假定」，舒雷爾的眼睛有些發亮地說，「起居間是肯定裝 有竊聽器的，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革命的警惕性要求這樣。我和克倫茲是在地下室 裡談的。那時是二月份，外面太冷了」。三個小時的認真討論之後，他們得出結論 ，還是最好等待生物規律來解決問題。 等待而來的是意想不到的一場突變，民主德國很快就消失了，民眾已沒有耐心再 給執政者機會做小打小敲的改革開放了，他們要一步達到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 二十世紀末所謂的後現代社會是個信息爆炸，節奏飛快的社會，除了幾個代表人 物外，「前朝元老」們很快地被人忘得差不多了。他們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大部分 人領取退休金，年輕一點的要象大家一樣學會在勞力市場上競爭，有人成功，有人 不那麼成功。歷史已把他們存進檔案館了，而他們還得在這個新的「舊世界」裡繼 續走完自己的路。正是： 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 （原文載於《真言》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