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國之春》 ·高 新· 讀《中國之春》上數篇祝賀雜誌創刊十週年的文章，頗受感動，草成此文，一為 祝賀，二為希望! 第一次知道美國有個《中國之春》 第一次知道美國有個《中國之春》和主辦她的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好像是在一 九八三年初。當時我大學畢業不久，剛剛留校在北京師範大學作「黨委機關報」的 編輯。 記得當時好像是傳達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在提及海外「反革命動向」時神秘地 透露已經有在美國的大陸反革命分子「拼湊」了一個反動組織叫「中國民聯」；「 炮製」了一份反動刊物叫《中國之春》。 筆者在政治上啟蒙較晚，所以說老實話，當時並未就此事激動萬分甚或排手叫好 。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好笑的是，那份報道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誕生的中共中 央文件是註明「傳達至縣團級」的，筆者有幸聽到傳達還是因為「黨委機關報」編 輯的特殊身份，而普通中共黨員還沒有這個資格。由此可見，民聯和《中國之春》 雖然在美國創業艱難，但從誕生那天起，在中共那裡就已經身價百倍了。 第一次看到一本《中國之春》 來海外以後，有一個深切的感覺就是許多民主鬥士喜歡誇大自己與共產黨做鬥爭 的英雄事跡，盡量把自己從事「反革命」的歷史說得更早。就像共產黨拿了江山以 後，許多「革命老前輩們」喜歡把自己投身「革命」的資歷說得越深越好一樣。其 實，就拿「六四」前的那次要求釋放魏京生的簽名運動來講，不是有好幾位參加者 一聽有民聯的陳軍參加就打了退堂鼓嗎？甚至還有參加者指責因為陳軍的參加就使 這個簽名運動「變了性質」。 筆者自己也是一樣，當八九學潮開始，劉曉波從美國回北京後，筆者立即警告他 說：千萬別同民聯搞到一起，那樣會被共產黨抓住把柄的。 劉到京的那天晚上，筆者沒有去機場，而是留在劉家裡等電話。在劉抵家之前， 我接到了胡平太太的電話，問曉波是否已經平安抵達。為這個電話，我還把劉曉波 好埋怨了一頓。 而就在這段時間裡，筆者看到第一本《中國之春》。同時拿到手的還有一本胡平 在海外出版的著作，裡面居然還夾著一片胡平在哈佛大學的身份卡。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之春》，同時她也是我在大陸看到的第一本「反動刊物 」。要不怎麼說自己在政治上啟蒙較晚呢。 「六四」鎮壓後被關在監獄裡，我日夜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已經被我藏在朋友 處的這本《中國之春》是否會被起獲。出獄後，朋友將這本《中國之春》連同胡平 的書「完壁歸趙」，胡平的身份卡居然也在裡面。 來海外首先聯繫的「反動刊物」是《中國之春》 來美國後，哈佛大學立刻給了我該校的身份卡。我看了看同美國朋友說，這東西 我早見過，胡平的那個跟這個一樣，就是日期不一樣。當晚，我即接到胡平的電話 ，接著，又接到了丁楚的電話。 這樣說來，《中國之春》是我在大陸看到的第一本「反動刊物」，而我出來後， 所聯繫的第一家「反動刊物」又是《中國之春》。當然，我到海外之後第一次發表 我「反動文章」的「反動刊物」也是《中國之春》。 前不久，曾有一位《中國之春》讀者在台灣的《中央日報》上撰文，指責《中國 之春》的編輯們專發同他們有關係者的稿子。筆者就此撰文批駁，就用的是胡平、 丁楚在我剛剛來到美國即與我聯繫約稿一事作例子。的確，來美國之前，我與他們 二位及《中國之春》的諸位同仁沒有任何聯繫，更談不上「有關係」。所以，我的 稿子或好或壞是另一回事，但必須承認《中國之春》的編輯們向我這樣一個與他們 素昧平生者約稿完全是從辦好刊物的角度出發。 辦過黨刊的人更知《中國之春》創業之難 《中國之春》創刊十年，可喜可賀。讀上期的紀念文章，對楊中美先生《風雲十 年寫春秋》一文尤為感慨。中美先生說：日本對欲辦雜誌者有句戒言：「三期而終 」。即辦雜誌不到三期便告終，辦不下去了。然而，《中國之春》不但辦了三期， 三十期，而且迎來了第十個春秋。 筆者在大陸時也主編刊物，但那是黨刊，全部花費都是黨給我們實報實銷。我直 接用中文電腦打字機寫稿已經有六年的歷史，這也是黨出經費栽培的結果。理解了 辦刊物者的苦辛則完全是來到自由競爭的社會以後。正如日本有「辦雜誌者戒」一 樣，香港的朋友曾對我講：「如果你想害一個人，那就讓他辦雜誌去好了」。所以 ，正是體驗過在大陸辦黨刊是那樣輕鬆自如，對比之下，才更容易體會出《中國之 春》歷屆同仁的創業、繼業和發展之艱難。 劉賓雁先生在上期的紀念文章《準備登陸的一天》一文中預測並不需要再過十年 ，《中國之春》便將以合法的姿態出現在大陸。筆者不敢妄估具體時限，但「反攻 大陸」(不是「武裝攻陷」的「攻」，而是「文攻武衛」的「攻」)的一天終將到來 則是我與《中國之春》同仁的共識。 試想，世界上那麼多種文字，但哪個國家裡能像中國大陸那樣集中了如此龐大的 同一文字的讀者群？哪一個國家會有數億尚能識文斷字但卻因執政黨宣傳內容的「 大一統」而染上「文字飢渴症」達四十年之久的芸芸眾生？所以，劉賓雁先生所說 的「《中國之春》真正是一種前途無量的刊物」也正是筆者想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