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記趣 ·楊巍· 《中國之春》十週年之際一些有趣的往事浮現在眼前，不禁要寫下來，與讀者共 享。 一 我第一次聽說《中國之春》是在一九八三年夏天。當時我們第二屆CUSBMBEA學生 在廣州中山大學GELC中心的培訓英語快要結束，教育部來人對我們這些即將赴美的 學生進行例行的「出國政治集訓」。記憶中印象較深的是一個姓李的老頭，他反覆 強調要我們注意抵制資產階級思想，說道：「我們希望你們都學成歸來建設祖國， 但是美國的大資產階級卻希望你們留在他們那裡當廉價勞力。他們會使用各種手段 ，包括用金錢美女來引誘你們留學不歸，你們能不能頂住，為培養你們的黨和人民 爭氣呢?我們是不贊成大學生結婚的，但是你們不同，誰要結婚，立刻批准；誰要朋 友，馬上介紹!」 接著，李老頭就談起了《中國之春》和王炳章，說王炳章是留學生中的敗類，經 不起花花世界的考驗，被國民黨收買，搞《中國之春》，對不起祖國和人民等等； 對不起祖國的事還包括了王炳章寫了中國的毛筆字，拿到紐約的地攤上去賣錢，丟 中國人的臉。於是我們知道了有個會中國書法的留學生王炳章在搞《中國之春》雜 志。當時大家關心的重點是胡娜事件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出國，會上被罵得更多的也 是胡娜，因此對《中國之春》留下的印象並不深。不過對以後的許多公派留學生來 說，關於《中國之春》的啟蒙都是從中共的出國培訓班開始的。 會上另一個教育部官員則說：「共產黨把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國民黨也把希望 寄托在你們身上，外國資產階級更是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學李四 光、錢學聲，不要學胡娜、王炳章!」 聽說有那麼多希望集中在我們身上，不免有點得意，覺得自己很有身價；再加上 「金錢美女的引誘」，這樣的政治集訓恐怕反而破壞了幾樁良緣。 二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來到美國亞利桑納大學學習，很快就在該校的東方圖書館發 現了《中國之春》，一見衷情。從此讀《中國之春》成了主要業餘愛好。當年的《 中春》裝潢簡陋，文風樸實，卻很有吸引力。亞利桑那大學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 的許多人都是《中國之春》的熱心讀者，大家都心照不宣，只在關係很密切的幾個 人之間討論。現任全美學自聯主席的耿曉就是我當年討論《中春》的夥伴之一。 從《中國之春》中我進一步瞭解了魏京生等人的事跡，也為《中春》上關於「多 元化」的討論所吸引，就逐步開始投稿，並向民聯靠攏，直到直接參加。我想，有 許多盟員也是這樣從看《中國之春》開始一步步走向中國民聯的。 為了能在稿件中講出道理，我也開始看了圖書館裡的許多政治書籍，其中孫中山 先生的書看得最多，幾乎把找得到的都看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深深吸引了我 ，它本身就是一種多元化的體現，其基本思想是要融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取長 補短，以救中國。我對其中的民生主義理論特別佩服，對照台灣的經濟建設經驗， 我認為中國要富強，就要放手發展民營企業;而要在中國大陸上做到這一點，就一定 要政治民主化，多元化，打破馬列主義的桎梏。如果說對魏京生、徐文立、劉青等 民主鬥士的敬仰是我投向民運的感情原因的話，那麼對三民主義理論和多元化政治 的認識就是我投向民運的理智原因;而這兩者都是來自於《中國之春》的啟發。 三 一九八六年底上海發生民主學潮，我在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貼了以「中國民聯」 和《中國之春》署名的標語，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被中共逮捕下獄。獄中檢察院 承辦員反覆對我進行政治心戰，啟發我的「覺悟」，要我認識到與《中國之春》聯 系、加入民聯等都是我上當受騙，受人（王炳章）利用的結果。這些自然是徒勞無 功。 記得有一次他們說：「你知道嗎？王炳章本質很壞，他在國內的老婆孩子都被他 拋棄了，又在海外找了台灣女人。這樣的人你怎麼還跟他走？」 我說:「中國民聯並非王炳章的私人產物，我們內部也有合法的反對派，並非一言 堂，更談不上跟誰走。對於王炳章，我同意並佩服他的大部分政治觀點，但是也有 不同意見。至於他的私生活，我不瞭解，也不感興趣。」 「你對你們的主席都不瞭解就參加了民聯，還不是上當受騙嗎？」 又來了，真煩人!我可聽膩了，沒好氣地說：「你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瞭解 過毛澤東的私生活嗎?」 他們答不上來，又抓不住把柄（我可沒說過毛澤東的私生活有問題），只好說我 「玩世不恭」。 中共對《中國之春》禁得很嚴。八六年學潮前，大學的教師參考資料室還有《九 十年代》、《爭鳴》等香港雜誌。（學潮後也被取締），大到一定級別的官還有能 讀台灣的一些反共刊物的「政治待遇」；但是沒有聽說誰有合法地讀到《中國之春 》的政治待遇。我的承辦員們當然也讀不到《中國之春》，除非是有了「工作需要 」。於是我當然要主動配合，為他們創造「工作需要」，主要是盡可能多地告訴他 們撇人大作有哪些在《中國之春》發表，以便讓他們借收集證據之名去向他們的上 級或上級的上級去多要幾份《中國之春》看看。至於他們問民聯是怎樣的組織，什 麼性質，什麼綱領，我除了盡可能回答外，也叫他們去看看《中國之春》。我還盡 量把《中國之春》上看來的東西當做「內部消息」告訴給他們，同時也把不少自己 的觀點當作王炳章的觀點來「交代」。這樣，他們滿足了好奇心，增加了對《中國 之春》的瞭解，我得了個「認罪態度雖然不好，交代事實尚屬老實」的結論，皆大 歡喜。 四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的案子在上海「公開審判」。一上午都是「出示 罪證」，法庭上用閉路電視放出《中國之春》雜誌的特寫大鏡頭。（那時候《中國 之春》的版面已經漂亮多了）。一個聲音讀著中國民聯的綱領和撇人大作，字正腔 圓，響亮雄壯，完全是標準的廣播員水平，聽上去十分受用。法官老爺和旁聽觀眾 一個個正襟危坐，洗耳恭聽；我也瞇著眼欣賞，不料中共專門挑我打磕睡的那副熊 樣搬上電視，真是可惡。審判結果，我被判刑兩年，中國民聯被宣佈為「反動組織 」，《中國之春》則被宣佈為「反動刊物」，報紙上還登了上海市公安局的「答記 者問」，具體解釋一番。從此大陸上大概無人不曉《中國之春》了。 五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刑滿釋放，一回家就不斷有人告訴我:「《中國之春》（在國內 她的名字比民聯更響）派了三個人來看望你，被公安局驅逐回去了，電視上放出了 《中國之春》雜誌的鏡頭，封面上還有你的照片，我們都看得很清楚。」我聽了當 然也感到很溫暖。 以後又有不少人問我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是怎麼回事，我自己又是怎麼回事 ；一來許多事三言兩語講不清，二來在國內的環境中也要小心說話，於是我乾脆把 中共的報導剪下來帶在身上，有人問起就拿出來讓他自己去看，省得我反覆解釋。 中共的報導自然都是罵我或者罵民聯和《中春》的話，然而誰都看得懂，拜讀之後 就會對我「肅然起敬」，或者親熱起來，常常還會乘機發點對社會的牢騷和對中共 的不滿。中共的報導既然有此魔力，難怪我要常常祭起這個法寶啦。 一轉眼，《中國之春》已經在慶祝她的十週年了。十年來中國和世界的形勢大變 ，《中國之春》的版面和人事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作為一份民運刊物，她的「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的旗幟沒有變，她和中國民聯的血肉聯繫也沒有 變。希望她能繼續成為一面民主的旗幟，使人們看到她就看到了中國明天的希望， 為我們中華民族也能與世同沐民主的陽光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