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個更為黑暗的中國 ----關於山西民運鎮壓與反抗的遲來的報導 ·北明· 八九年末九零年初，山西省委書記王茂林去了一趟北京，期間與公安部有過接觸 。公安部負責人對王茂林說：「你們山西是怎麼回事？鬧這麼凶。據我們調查，山 西作家是北京作家這次鬧事（指民運）的頭兒。」王茂林挺「謙虛」：「這不可能 ！你們北京的事是你們北京的事，不要往我們山西亂扯！我們地方作家哪有那麼大 能量領導你們北京人！」 「謙虛」歸「謙虛」，遭公安部通緝的鄭義正在逃亡途中舉步維艱，太原公安局 專門抽調骨幹力量組成「鄭義專案組」，遍查大江南北，四處追捕其人。柯雲路（ 以《新星》載譽全國的著名作家）、趙瑜（《強國夢》作者）已被捕，鄭義的妻子 北明已押送北京。沒進去的作家們日子也不好過：山西作協那條胡同裡，當下進駐 了三個清查「六·四」工作組：省委宣傳部工作組、省文教部門工作組、省公安部 門工作組。清查方式竟和在局子裡一模一樣：一個審訊、一個記錄，審完簽字畫押 。人人過關，坦白交代揭發。一年以後，在押在逃的除外，所剩駐會作家八個中有 六個挨了黨紀、行政處分。一時間，社會上，文化界盛傳「晉軍全軍覆滅」之說。 山西簡稱「晉」。「晉軍」是文壇對改革開放時期山西崛起的一個實力雄厚的作 家群的稱謂。晉軍的主力有幾個是當年的北京知青。他們後來在「回城潮」中守住 山西不走，是因為文學上與黃土地結下不解之緣。而在意識中和眼界裡，他們何止 是中國人！根本就是地球村的居民。所以，他們八九春夏紛紛回北京，到那個當時 全世界最該去的地方盡一個公民的義務，是理所當然。他們在北京參與發動中國作 家首次和第二次大遊行，策劃指揮了知識界首次二次大遊行，組織五·一六知識界 聲明簽名和新聞發佈，還參與成立知識界聯合會，各界聯席會。未赴京的山西作家 一是最先舉旗上街，在山西民主浪潮中，勇敢地站在最前線。 山西量刑之重，全國罕見 「六·四」三個月後，柯雲路獲釋；九個月後，在京關押受審的北明也取保候審 ，而後獲釋。九零年六月起，除鄭義外，山西去北京「動亂」的分子們大都解脫牢 獄之災，重還社會。另一批因在太原「動亂」而入獄的民運人士卻紛紛收到一紙刑 事判決書，開始了他們的鐵窗生涯。他們不是作家，卻是山西知識界人士： 丁俊澤，五十二歲。山西大學副教授，刑十二年； 胡健，近四十歲。山西工業大學講師，判刑十年； 王新龍，四十七歲。山西大學副教授，判刑八年； 葛湖，三十五歲。山西煤礦管理幹部學院講師，判刑七年； 姚虎賢，三十七歲。山西醫學院講師，判刑六年； 判刑之重，全國罕見！ 判決日期恰恰是在方勵之夫婦得允出國的第二天！ 「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的依據無非是組織遊行，登台講演，攻擊李鵬，策劃成 立反革命組織一類，令人啼笑皆非。 山西民運聲勢、「動亂」程度比之「動亂暴亂」的中心北京乃是小巫見大巫，連 中共自己歷數動亂嚴重地區時，都沒把太原算在內。而在秋後算帳上，中共山西省 委卻邀功心切，視法律為兒戲，下如此黑手。高自聯學生領袖王丹不過判刑四年； 被指為「黑手」的包遵信也不過四年；拒不低頭，「態度不好」的任畹町不過七年 ；就是十年之上的陳子明、王軍濤，也是被當作典型重罰的。 事實上，早在北京大規模清查尚未完全展開，更遠未結束時，山西公安部門已經 按捺不住，派人跑到北京公安局去討教如何處置動亂暴亂份子了，說是要向北京學 習。北京公安局不冷不熱：「你們急什麼？我們這兒是動亂暴亂中心，我們還沒急 著判呢！你們山西倒急了？真是水平高。應該我們向你們學習嘛！」山西公安空著 兩手、紅著臉回太原。一回去，紅臉還原成青面獠牙，竟不等北京大哥作示範就徑 自先定了罪，判了刑。 山西公檢法與北京公檢法素有來往，當年鄧小平就在山西永濟勞改農場勞改。八 九年，北京擬將全體民運人士押送山西服刑，為此撥下專款，令山西蓋起新的政治 犯監獄。監獄蓋好了，北京變卦了，不來了。新的囚房現為山西八九政治犯們「享 用」。據公安內部消息人士說，北明從北京釋放很久了，那地方還給她留著一個監 房。他們怎麼也想不通，他們接旨後，派了大小五六輛警車、二十幾名警察去抓的 這個女「要犯」，竟能平安歸來！眼睜睜看著北京下了解除取保通知書，還是不信 ，認定她總歸要判刑。除了撿了一個新監獄，山西公安還從大哥處拾了舊「洋落兒 」，八九後，北京公安更新偵察設備，剩下舊的，悉數讓山西拾掇了去。 山西公安的「人性」記錄 看看三年來下列這些事實記錄，有助於瞭解山西省公安當局的「人性」：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姚虎賢（講師，判刑六年）的父親病危，其親屬攜山西黎城 縣人民醫院病危通知書到祁縣山西省第一監獄，請求允許姚虎賢回家與父訣別，後 又請求奔喪，均未獲准。 一九九一年十月，王新龍（副教授，判刑八年）之妻子趙紅月患子宮瘤，醫院建 議作子宮全切除手術，但她上有九十五歲老母，下有十多歲孩子，裡外離不開人， 是以致信山西省委書記王茂林及監獄方面，請求「考慮暫時讓我丈夫出來幾天，待 我手術後再回去」，未獲任何答覆。（見趙紅月給省委書記的信。） 一九九二年春，丁俊澤（副教授，判刑十二年）不慎腳趾骨折，在獄中三次接骨 不愈，加上獄中營養極差，又患心臟病，其妻張葉向獄方等有關部門多次要求丁俊 澤保外就醫，至今未獲批准。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二日，丁俊澤之母齊桂芝（太原新華化工廠退休幹部）住院病 危，新華化工廠老幹部處王處長、張處長等三人帶病危通知書和工廠保衛處證明， 乘車前往祁縣山西省第一監獄獄政科，請求允許丁俊澤到醫院探視，訣別，未獲批 准。十二天後，即八月二十四日，丁母逝世，二十五日王處長、張處長等三人再次 前往祁縣監獄，請求批准丁俊澤回家奔喪，獄方回答：「不行」。（丁俊澤系齊桂 芝獨生子女。） 丁俊澤、王新龍、葛湖等人之妻屢次上訴，要求為其夫減刑，以便與北京乃至全 國各地量刑標準平衡，至今根本不獲受理。 姚虎賢的妻子因丈夫入獄，公公病逝，生活負擔過重，無望，正在要求與姚離婚 。估計這項要求是獄中民運人士家屬所有要求中唯一可以獲准的。已有先例：家住 太原的被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之一、絕食團副總指揮、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 北大作家班學員、山西報告文學家張伯笠，他的妻子就是在他國內逃亡期間提出離 婚要求，太原地方法院以張伯笠缺席不到庭而強行執行判決准予。 八九前後，在持不同政見者的人權問題上，北京是國際輿論關注的重心。然而， 外省是一個更為不法的中國。因為它借助閉塞和偏遠，逃避了並一直逃避著國際爭 議之聲的監督與道德審判。 被迫害者的反抗 山西監獄的劣跡，在目擊者、受害人尹進的記者問答中已有所披露，這裡想說的 是：儘管遠離傳媒，山西被迫害者們的反抗早就開始了。 作家們曾一度擲筆罷寫：不給它繁榮社會主義文學。一時間，文壇蒿草叢生，一 片荒蕪。急得省委宣傳部立即召開全省青年文學會議，公然在這塊自由神聖的殿堂 呼朋引類，愚蠢地寄望於行政號召，想使新的一茬文學青年讓山西文學如「晉軍」 一樣，再「崛起」一回。沒用。真文學從來接受生命質量的冶煉，從來無視鞭子、 糖果和口號的存在。 作家周宗奇，民運期間公開貼出聲明，表示對中央不滿，宣佈暫時不參加組織活 動而成為清查整肅的頭一個重點對像（後被撤銷其作協黨組織副書記的職務）。但 民運時就貼在他家四樓陽台上的那橫幅，仍然一直貼到現在，對陰霾的天空與大地 ，無聲地昭示著一種不屈的精神，一個爭議的靈魂，任憑三個工作組輪番清查，任 憑一片肅殺之氣中所有的威脅直逼到眉前。那橫幅紅色的底襯上，寫著四個字：「 自由萬歲！」 太原公安局認為三個工作組不足以查清作家協會裡「動亂份子」的罪狀，要傳訊 他們。來人口頭通知，作家們不理不睬；又來了人通知，作家成一不緊不慢地站出 來當眾發落：「傳訊嗎？你們懂不懂法律程序？回去開傳票！證實辦了手續再來！ 」 柯雲路入獄之始，面對審訊或獄吏，談到「動亂暴亂」，毫不妥協地就是那句話 ：「八九民運是史無前例的偉大的民主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時間 將證明，你們錯了。」談到自己參與「動亂」，他也有一句傳為佳話的回答：「四 十歲的人了，無論做什麼，都是自己的選擇。不存在什麼糊塗，受人利用的問題。 我將對自己參加民運的行為負責到底。」 中國有句古話：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鄭義這個全國通緝要犯，過去與省委 書記王茂林個人關係不錯，彼此間有某種程度的信任感。六·四後，王茂林多次在 公開場合發出呼籲：「鄭義，既便現在回來，我們也還是歡迎的。認個錯，就解脫 了嘛！」這些話，輾轉流傳，鄭義不是沒聽到，但他既不回去，也不認錯。六·四 血跡豈是私人關係可以淡化分毫的？當他在流亡途中終於寫完《紅色紀念碑》這部 對中共極權政體從實踐到理論的徹底剖析與批判的五十萬字皇皇巨著，落下最後一 個問號時，他擲筆長出一口氣，說：「好了，現在，我可以被捕了。」 獄中生涯不僅改變了獄中人的生活軌跡，也部份地改寫了獄外人的生活內容，元 旦、春節、中秋、端午、逢年過節，獄中人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友人們總是不會忘記 為獄中人的妻子兒女或老人捐上一點錢，每人十元八元，大家都不是財主，錢多不 起來。但年年如此。但對家屬們來說，那不止是救困境於萬一的錢，也是一種物化 的精神援助，一種來自四面八方的道義上的支持。 尹進，牆報中孤獨的勇者 尹進，原《海南經濟報》駐山西記者站站長。八九民運中積極參與抗議活動，六 ·四北京屠城後，在集會上宣讀了由他起草並徵集了多人簽名的致全國人大的血書 ，要求撤銷李鵬總理職務。他由此成了山西公安廳通緝的五名要犯之一。但他並無 參與策動、組織活動，不好定罪，最後竟由中共山西省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判處勞 動教養三年。 尹進嫉惡如仇，在太原上馬街看守所裡，多次與看守審訊抗爭，聲稱「就是把牢 底坐穿，也不認罪。」八九年九月某日，幾個死刑犯臨刑前唱歌，引得全獄應合齊 唱。獄吏頭下令全監犯人集合，頭頂牆角撅著屁股聽訓話，逐個棒打，追問唱歌之 事。當時尹進正在睡覺，沒有參與。見到一些無辜遭羈的大學生被毆，他挺身而出 說：「要打打我，他們還是孩子。」尹進被戴上了只有死刑犯才戴的重達百餘斤的 腳鐐手銬，八九名獄卒圍著用棍棒毒打。有公安人員指唱歌事件是「有預謀的帶政 治色彩的爆監事件」，上報公安部立案偵察，企圖置尹進於死地。終因找不到「罪 證」，不了了之，遂要求尹進寫檢查。他被關在最背陰的牢房，每天吃清水煮白菜 、土豆，戴了幾個月百餘斤重的鐐銬。可是他說：「有種的你們就一直給我戴著， 這輩子都別卸！」 硬骨頭的尹進與眾不同處更在於，還在看守所期間，便反被告為原告，起草起訴 書，向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太原市公安局非法通緝、非法關押收審長達十三個 月，向太原市人民檢察院起訴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長、副所長和太原市公安局五 處處長的侵犯民主權利罪、侵犯人身權利罪和瀆職罪。面對暴政，身陷囹圄，他所 起訴的單位和人不僅正關著他、審著他，而且將要給他判刑，按俗話說是小命還捏 在人家手心兒！尹進這種非凡的做法，在全國被捕民運人士中，即使不是絕無僅有 ，也並不多見。這顯示出中國青年一代知識份子不同於其前輩的氣魄和勇敢，也顯 示了人權意識的深入和抗爭水平的提高。我們有幸得到了這份彌足珍愛的起訴書的 原本，將之公之於眾。 尹進是個勇者。出獄的他，並未擺脫專制牢籠，卻毅然為我們提供了駁斥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中國改造罪犯的狀況》白皮書的山西見證。他說：我是一個記 者。而記者的第一生命就是講真話。 尹進是一個孤獨的勇者。他從被捕那天起，就再未領到一分錢的工資。而他的身 體已被看守所折磨壞了，留下了後遺症：不發病時，雙腿行動不靈，伸屈不自如， 直著彎不下，彎了直不起；犯病時，四肢痙攣，抽搐僵硬。病情無法控制，無錢醫 治。他已被開除公職，流落街頭。無人敢僱用他。今年夏天，他找到了一份在街頭 賣冰棍的差事，還常常被糾察以清理衛生和治安為名趕走。現在已是北方入冬時節 了，即使不再有人趕他，冰棍肯定也賣不成了。他至今從未收到來自任何方面的任 何幫助，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他在那個國中之國、獄中之獄的英雄般的存在。 葛湖，鐵欄後年輕的浪漫之神 葛湖，三十五歲，山西煤炭管理幹部學院講師。因八九民運系獄，被判刑七年， 現在獄中。我決定為讀者記敘葛湖其人，我已經讀了他在鐵窗內寫給父母的信、他 的上訴書及他寫給妻子、女兒的詩。讀了不止一遍，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讚歎之 情油然而生。正如他的自敘：在漫長的牢獄生涯中，「我像一個年輕的浪漫之神， 咀嚼著人生的苦難，迎著漸漸甦醒的世界，奮力舉起一輪『我的太陽』。」 不知道有沒有人能相信：這就是一個人的真實寫照！在政治權力的角逐中，在名 與利的爭鬥中，在金錢物質的競賽中，在心灰意懶的頹唐中，在事後諸葛亮式的反 思與指責中，在自命不凡而骨子裡極平俗的跳來跳去中，就有人，在那個其血淚其 孤獨其慘淡其漫長足以使最矯情最浪漫的少男少女變成一堆絕無詩意的垃圾的地方 ----七年鐵窗中，活成這樣一個光彩奪目的人！一個高貴、真誠、深刻、勇敢、漂 亮、瀟灑的人，一個讓人難以置信又不能不信的人。我想起了一句話，維特根斯坦 讚揚別人時所用的最高評語：「這是一個人。」我還想起一句話，是我在海洋公園 看到造型與體膚精緻絕倫的海豚和九寨溝那深藍透明純清的水以及第一次聽到世界 級別小提琴家演奏的小提琴音色時所驚歎的：「美得跟假的似的！」是的，八九大 潮裹挾萬種風情，經過了三年之久的平靜沉積，泡沫破滅了，浮萍漂走了，衝動消 失了，逐臭的逐臭去了，表演的表演完了，金子卻還是金子。然則，經過了三年的 淡化和洗滌，我們有理由有根據使自己相信，在這灰色日子中，那仍舊閃著光的就 是金子！中國自有中流抵柱在！ 葛湖的思想、情操、信念組合起葛湖這個人。這個人注定會被政客斥為書生氣， 被商人視為不實際，被利益之徒當作傻瓜，被冷血者貶為執迷不悟，被許許多多過 於平庸而不相信奇跡的人視為「作秀」。（古往今來，誰能在監獄裡作秀？）但我 相信終有一些高尚的人會為他這個人所感動。 他是一名普通教師、知識份子，沒有名，也還沒有成果，但他的人格、他的品質 、他的才華使他已經成為一個傑出的人物。他不等待人們對他的發掘，鬧哄哄的輿 論社會沒有發現他，那不是他的失敗，而是社會的損失；他不企盼大牆外的光芒照 亮鐵窗黑暗中他的心靈，他就是光源，無論身在何方，將永遠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雖千萬人，吾往矣！」他注定與我們不同，注定要以真、善、美的自身全體， 來教育我們，感動我們，使我們慚愧，使我們反省，使我們激勵自己，在我們的靈 魂中激起一層很難很難消失的電波，上至美國總統、保羅教皇，下至黎民百姓---- 只要那胸膛裡還有一絲不泯的良知，還有一點高尚的精神。 葛湖能夠代表當今中國大陸獄中的青年民運人士中最優秀的一類人。他是中國青 年一代的驕傲！ 這個第一次出現在新聞媒體上的名字，他的書信、上訴書和詩，無疑會給某些讀 者帶來巨大的震動，而這裡想補充的情況是： 　　一、「六·四」槍響，紅色恐怖降臨，葛湖執意不走。被朋友勸煩了，走了幾 日，又回來了。「抓就抓吧」，他說。他就給抓進去了。 　　二、他最初也關在尹進所控訴的太原上馬街看守所。同囚刑事犯不屑地問：「 你們這些白面書生鬧騰什麼勁兒？有什麼用？不是叫人給抓了了事？」這話，相信 人人聽了難以作答。葛湖答道：「你們看看我進來的時候就知道了。你們殺人放火 越貨，是挺凶。但你們哪一個入獄時使他們嚇成我進來時那個樣子？」葛湖入獄時 ，獄方如臨大敵，一向無人的瞭望塔上也守了武裝到牙齒的看守，探照燈不停地掃 描，所有武警、軍警、獄警嚴陣以待，戒備森嚴。 　　三、葛湖入獄後，對家事的第一個囑告便是請求他的妻子與他離婚。他愛她， 這便是唯一的理由。終於未離。原因大同小異：她愛他。必定是經過了一番各不相 讓的討論、爭辯、哀求。於是，有了葛湖在獄中，獨對心中滄海水、巫山雲時寫給 愛妻的詩。 　　四，葛湖在看守所曾與一死刑犯關押在一室。與大限將臨的人為伍，本是獄方 以死恫嚇、摧垮他精神的伎倆，卻成了他用以充實、豐富自己的難得的機會。他的 話是：「我聽了他的經歷，同情他的遭遇，從他身上學到了太多的東西，那犯人了 不起！」 　　五、葛湖轉監服刑前，獄方給了五天假，讓他回家與妻女團聚。初，拜訪者三 、兩人，趁夜色，繞小路，悄悄秘秘；繼，拜訪者搭幫結伙，小心接他離家赴宴、 接風洗塵餞行。假日將終時，來訪者絡繹不絕，不分晝夜，門庭若市、各界朋友以 先來後到為序，排隊等候葛湖接受他們的敬意。不過當時，葛湖的非凡尚不為人們 所知。朋友們的敬意只是針對他為民主將要承受的苦難。倒是越來越多的餞行者， 把前來監視的獄卒感動了。最後，乾脆與葛湖約好時間，來車接人，不在葛湖家附 近守著礙手礙腳了。那是極為繁忙的五天，葛湖甚至沒有與妻女獨處的喘息時間。 　　六，葛湖長什麼樣子？遺憾沒有他的照片帶出來。他明顯一個白面書生。中等 個子。過於秀氣，甚而失之於漂亮。眼睛很大，很清澈。嗓音一點也不洪亮。 最後要說的是，苦難便是苦難，承受卻各不相同。苦難只在某一類承受者身上， 才演變成一種美麗，一種偉大，一種催人淚下的感動，一種捍人肺腑的奇跡。如果 是這樣，這期間必定有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