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民運以人性的力量 ----民陣民聯德國分部二大後記 ·齊 墨· 在做完了民陣民聯德國分部兩屆主席之後，我在近日的德國分部第二屆代表大會 上正式「退居二線」。六四後三年來為民運奔波，早就想找個時間把自己從事民運 的一些體驗寫下來，或許對自己、對別人均有一些用處。同時我想以一個「不在其 位」的人的角度來記述這次代表大會。 民運中要有人情與人性 海外民運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活動。她反對一個專制殘暴的中共政權，因而具有強 烈的正義性；她在本土上因遭受中共的迫害而無法公開活動，不得不在海外流浪， 遭受種種磨難。因此我不能同意一些朋友把中國大陸的海外民運與一般西方民主制 度下的反對黨相提並論的說法。在這種情況下，海外民運組織總是或多或少地帶有 慈善與救難團體的色彩。民運人士對外承受著中共的巨大壓力，處境險惡，在民運 組織內部應該獲得相互理解和支持。民運組織要以愛來化解中共製造的恨。 我在這次德國分部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提到作主席兩年的三個體會：要給海外 民運賦予人性的力量；要有負責任的態度；不要主動去製造內鬥與內耗。或許我們 德國的同仁沒有像別的地區做很多大事情，但我們感到自豪的一點是，我們這裡沒 有內鬥。許多來過德國的人均表示，德國是團結的，和睦的。民聯主席於大海先生 在賀信中寫道：「民陣民聯分部成立一年來成績突出，內部團結和睦，為其他各地 的民陣民聯組織樹立了好榜樣，這一屆分部理事會的辛勤努力，我們大家非常欽佩 。」民陣總部理事廖天琪女士因事不能參加分部大會在發來的賀信說：「我們的會 員至今仍然堅持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心懷國內的同仁、志士、不向暴力和 壓力屈服，同時大家對我們這個困難重重、亦不盡完美的組織，雖有指責，卻不嫌 棄。這些共同點使得我們學會互相尊重，保持團結，成為同志，亦結為朋友。」 在德國分部開會，沒有劍拔駑張之勢。大家或住在朋友家裡，或二十餘人一起睡 在一個大房間中，徹夜長談，有回到家的感覺。我太太明年要生孩子的消息傳出後 ，我每次外出開會均有人送小孩的衣物給我，這次我又提了一包衣服和一個洗澡盆 回家，這些事情使我感到一種朋友的關懷無處不在。這次分部監事黃川先生因為參 加民運活動受傷而不能與會，全體一致通過一封給他和他太太的慰問信。開會的人 中，王光秋帶著女兒，梁達勝抱著兒子，他們的夫人週末均還要打工。拖家帶口來 開會，更有家庭氣氛。當梁達勝抱著他剛剛一歲多的兒子上台報告他主持的大陸工 作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人們對這位老民聯成員致以了崇高的敬意。 會員之間相互尊敬，平等相處 德國的民陣民聯成員中有一種強烈的向心力。我幾次代表分部理事會宣佈，如果 分部成員在居留上有困難的話，我們將全力以赴加以保護。分部成員的護照延長不 了，我們就寫信給德國方面，要求發放外國人護照；申請政治庇護的成員均可以從 分部的權益小組得到材料上的幫助或咨詢服務，分部秘書處不斷地向德國庇護審批 機構郵寄各種材料，說明中共對民陣民聯成員的迫害。有的成員生活上有困難，分 部也發動過捐款。在保護成員權益方面我們花費了巨大的氣力。 民陣德國分部成立的時候，多數會員是留學生。分部的會員從成立時的七十餘人 增加到今天的三百餘人，並且順利地達成了與民聯德國分部的合併。今天分部成員 的組成已經與起初有了很明顯的不同，一大批從各種渠道逃到德國申請政治庇護的 人加入了分部。不少老民運分子對於這些後加入分部的難民有一種擔憂，認為難民 素質低，問題多，會影響分部的聲譽和造成分裂。但分部理事會的梁達勝、費良勇 和我始終沒有這種想法，我們沒有把成員分為兩個部份，而是平等對待每一位。我 在兩年的工作中接觸過許多難民，他們對民主事業的支援，對共產黨認識之深刻， 經常使我為之感動。比如，雖然難民靠打工的收入非常少，但有不少難民給分部捐 款，在分部的許多活動中，均有不少難民參與。從許多難民的來信中我知道他們的 難處，也盡量想辦法幫助他們。實際上難民是以腳來投票的。一個中國人，離開祖 國到異鄉避難，這一舉動就是對共產黨專制的背棄。我們今天幫助了這些人，他們 就會在明天幫助民運。現在，有難民身份的會員已經與留學生成員逐漸結為一體， 成為分部的中堅力量之一，他們中有的人已經進入了理事會和監事會。 不願當官 只願做事 在德國分部，想當官的人很少。與有些地方的人為了民運組織中的官爭得不可開 交相比，德國分部是幸運的。民陣德國分部成立時有七十餘位會員，五位理事，七 位監事。但在與民聯德國分部合併後卻只有三位理事和三位監事，而現在的成員卻 有三百餘人。在民聯、民陣相繼實行三權分立架構之後，德國還是原來的兩權模式 ，比其他分部減少了一個機構。按照比例來講，德國分部的「官」是最少的。 其實並不是德國分部不准別人做官，而是大家不願意做官。每次選舉理事和監事 時，總要反覆動員，被提名的人總是謙虛地說：「做事情可以，就不必理事或監事 了」。而當談到做事情時，分配下去的任務很少有被人拒絕的。前後兩次參加德國 分部代表大會的民陣總部秘書盧揚深有感觸地說：「德國這裡選舉理、監事時很多 人不願出來，但承擔任務時卻無人推脫。這個經驗值得推廣。」 去年我們三人當選理事前，將分部的事情列了一個表格，讓大家自願承擔。結果 這些事情全部被承包了出去，比如：劉旭先生負責註冊，管理分部的名單；姜壁城 女士負責管理分部的帳目，周喬瑟先生負責主編分部刊物《自由魂》，廖天琪女士 負責組織六四紀念活動，曾世雄先生負責僑界聯絡，一位不是民陣民聯成員的朋友 負責十月一日抗議活動，楊先智和另一對夫婦負責訂閱《中國之春》和《民主中國 》，上官村榮和常征先生負責庇護咨詢……。一年下來，全部這些工作均有始有終 地完成了。今年王光秋、費良勇和常征當選理事後還是如法炮製，請分部成員成立 了各種事務小組。 民運組織作用的多元化 民陣德國分部成立不久，就在一次名為「民陣德國分部未來走向」座談會上專門 研究過開發經濟事業的可能性。筆者當選為主席後，曾經委託朋友專門研究過開辦 公司以解決分部成員居留、生活來源的問題。我始終認為，目前全世界有聯絡緊密 的民運組織，已經形成了一個網絡。網絡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可以用來從事政治 ，為什麼不能用來從事經濟活動，經商辦企業解決民運人士的生計問題。 不可否認，由民運組織直接出面經商辦企業是很困難的，也是很危險的。政治組 織的政治信念與經濟活動往往有衝突之處，況且民陣民聯均是非盈利的組織，不能 違反章程從事盈利的活動。而且，一個組織與經濟直接相連，不能排除產生腐敗的 可能性。德國分部的做法是鼓勵成員自己去經辦各種企業，如辦貿易公司、開餐館 等，分部成員之間可以利用開會的時候交換信息，相互學習。甚至在分部秘書處發 放各種材料時，也將一些成員的廣告發放出去。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也有代表帶來 樣品，推銷貨物。 在今年這次代表大會上，魯泉先生提議成立一個商會，出版一個咨訊傳單，分部 成員可以自由參加，交納會費，獲得各種實用的信息。該會也準備主辦研討會，請 人解釋「怎樣開辦中國餐館」、「怎樣做進出口貿易」等問題。成員中有人發財了 ，可以支持分部的財政。這樣可以逐漸形成一個互助團體，支持民運人士在海外創 業。這個提議獲得大家一致贊同，當即就有不少人填表交錢加入。也有人提出可以 接納非民陣民聯成員參加，以避免我們不讓人發財之嫌。 在一九九一年，德國分部曾經舉辦過一個「演講研討會」。當時支持這個研討會 的分部理事劉燕女士認為，民運人士不僅要學習一些民運理論，還要培養自己的能 力，學習一些具體的本領。演講技術在西方是一種重要的本領，它教人怎樣表達自 己的意見，說服對方，在求職、辯論、談判等活動中具有重要作用。可惜在中國大 陸沒有這種訓練，中共的官僚也不需要辯論，只要聽話即可。海外民運人士將來要 在中國從事民運，演講就是必修的一課。 對日索賠是海外民運中的一環 對日索賠的呼聲最早是從海外發出的。一九八九年，紐約的一批關心祖國的華僑 成立了「對日索賠中華同胞會」，並出版了《對日索賠》專刊。該會還發行了有關 南京大屠殺的錄影帶。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是南京大屠殺五十四週年紀念日 ，海外華人在許多城市均舉行了悼念集會。「對日索賠中華同胞會」的代表在南京 試圖舉辦一個紀念活動，卻被中共官方禁止了。記得當時該會的叢蘇女士就撰文提 出，對日索賠是民運的一環，但似乎沒有引起民運人士的重視。我在德國也看到過 該會的刊物，並請人將該會的南京大屠殺的錄影帶轉換成歐洲制式播放過。 大陸民間對日索賠行動始於一九八九年。在八九民運的同時，上海的鮑戈先生開 始發起索賠活動，但他卻因此被中共關押起來。一九九一年初，北京大學法律系畢 業生、大陸「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的童增發起成立了「民間受害對日索賠聯合 會」，並在去年春天向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遞交了一份民間對日索賠的意見書。 今年年初，童增在北京發表了「致日本國會公開信」，並附有上萬人的簽名。在日 皇訪問大陸前後，大陸民間對日活動獲得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據王若望先生在德國 講，現在對日索賠的民間運動已經到了中共無法抑制的規模。人們往往先找到單位 的黨委書記問他：「儂受過日本人的苦嗎？」回答：「受過」，「那好，簽名吧!」 到目前為止，海外民運對待大陸民間對日索賠活動關注不多。這次在德國分部二 大上魯泉先生提出一個「促進成立全球對日索賠運動的聯合組織」的提議，獲得全 體代表的一致響應。該提議說：「鑒於國內對日索賠運動的蓬勃發展，在日皇訪華 拒不公開道歉的情況下，這一運動進一步更加激發起來。對日索賠有最廣泛的民眾 基礎」。具體建議有：聯絡大陸的民間組織，提供部分資金支持，在德國促進成立 全德性對日索賠團體，然後聯合歐洲各國成立歐洲組織。 筆者為一自由主義信徒，贊同對日索賠不是出於報仇的念頭。我曾經在很多場合 提到過，海外民運人士應該重視民間對日索賠運動，是基於人權和和平的原則。日 本殺死那麼多無辜的中國人，犯下如此嚴重的戰爭罪惡，不做懺悔和補救，不進行 賠償，良心何安!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的興起，在中國大陸出現了一種中共無法鎮壓、 扼殺的民間的組織，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體制一種突破，是公民社會成長的一 種標誌。中共對一切民間組織均感到恐懼，它最害怕有組織的力量，對沒有任何政 治色彩的氣功黨也要取締。 在大陸實行非暴力抗爭，選擇一個突破口非常重要，而對日索賠就是很好的起點 。對日索賠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該活動又不是直接對準中共統治的，因此中 共難以下手鎮壓。但這一行動又明顯是對中共不滿的表現。一方面，中共一貫自稱 它代表了人民的全部利益，因此人民不需要自己的組織來代表自己的利益了。對日 索賠組織的出現，就說明人民有不同於中共的利益，人民需要自己的組織。另一方 面，中共當時是以「中國人民代表」的身份簽字放棄對日索賠的，其實，人民不同 意中共這樣強姦民意，要自己向日本人討回公道。如果有幾千萬人、上億人簽字贊 同索賠，參加這一聯合會，就會形成一股與中共抗衡的民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