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春」人


·汪 岷·


  《中國之春》創刊整整十年了，在這十年裡，我當過編輯，當過記者，當過主編
，也離開過編輯部。可是不管是在其中工作或者離開，我從來沒有一刻不當自己是
個「中春」人。
  記得一九八零年，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那時正是七九年北京之春後期的一片肅
殺中，魏京生剛剛被捕。北京、全國以及廣東的各個民刊紛紛被迫停刊，我和幾個
朋友在廣州市區的一個小小的刊物也逃脫不了同樣的命運。那段時間的我，情緒真
是十分低落，於是尋求出國留學。當我告別王希哲等朋友（他在我出國半年後就被
捕了），和當我步過羅湖橋頭的時候，我的心都是一片的惆悵--我不知道哪年哪月
，才能再聚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哪年哪月，才能再辦一個刊物。
  想不到兩年後，我又在美國適逢了《中國之春》的創刊。我是一九八二年底見到
王炳章和李林（盤瑞文）的，那時他們剛剛在紐約宣佈成立《中國之春》，甫出創
刊號，就停了擺，缺錢又缺編輯。曾經在香港苦苦經營過《北斗》雜誌的一個朋友
把我介紹了給他們。於是王炳章就打電話給我，邀我在紐約辦第二期。我那時剛好
考上三藩市州立大學研究生班，還未到學校報道。讀書和辦刊之間，內心著實鬥爭
了一番。路過三藩市上機赴紐約時，是黃雨川老先生開車送我上飛機，他對我是語
重心長：「在海外辦雜誌很難，但是辦這個雜誌，難也值得。」
  我剛到紐約時，沒有編輯部，月薪四百元，在房租昂貴的紐約還不夠租一個像樣
的公寓，宦國蒼住在全市最窮的哈林區，我和王炳章住在哥倫比亞大學旁邊一間旅
館不像旅館，學生宿舍不像學生宿舍的屋子裡，《中國之春》第二期、第三期就是
在這個「宿舍」裡編出來的。
  《中國之春》創刊號的印刷費是陳憲中先生墊出來的，陳先生是紐約文化界的名
人、台灣留學生，老保釣份子，對海峽兩岸的民主運動的支持都不遺餘力。他早期
辦過一個純文學刊物，自編自印自銷，辦了一段後就停刊了，他是深知辦雜誌的個
中苦味的。沒有他的教導，我連在美國應該怎樣去打字、排版、找美工、做版、清
樣都不會。因為每當我把每一期的底樣送到他的辦公室時，心裡總覺得有點忐忑不
安，深恐他嫌我們的功夫淺，糟蹋了他墊出來的紙和人工，幸虧他卻總是笑嘻嘻的
。
  在《中國之春》最早期的時候，還有一個幫了不少忙的姜敬寬先生，他是美國《
時代週刊》的華人資深編輯。《中國之春》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出了很多力氣
，《中國之春》這個形象能夠在美國社會裡有了一點點知名度，他功勞不小。特別
是西方的新聞知識，對於我們這班剛踏出禁錮的中國大陸之門的學子來說，無疑是
一種迫不及待的進修課程，在這方面的學識，他是我們最好的教師，為了這一點，
我們沒少跑進《時代週刊》和他的家門。
  早期的《中國之春》還不會忘記陸鏗先生，他是個人人認識的名記者。沒有他的
幫助，恐怕《中國之春》的第一、二期也不會在香港迅速打開局面、印刷並付諸發
行。看看今天我們在香港早就有了像樣的辦公室，飲水思源，我們不能忘掉老前輩
。因此民聯多次代表大會，只要我有份參與籌備，我一定力邀他的出席。
  今天大概用不著我多談《中國之春》十年的意義。我想用最淺的話來概括一下：
「《中國之春》十年來，在中國大陸人的言論界裡，樹了一面旗，聚了一組織，開
辟了一個理論基地。」
  在這個評價裡，尤其是第二點，我以為是比第一點和第三點都來得更加重要，我
曾經對李怡先生和溫輝先生都說過，「也許《九十年代》和《爭鳴》周圍也凝聚了
不少讀者，但是《中國之春》周圍凝聚了一個組織。」各位朋友，這就是《中國之
春》和其他所有同類刊物不一樣的地方，也是我們最值得自豪的地方。《中國之春
》、中國民聯這麼些年來最寶貴的財富並不光是那幾篇報導，那幾篇文章，而是這
些文章加上人與人之間的聯絡網，是人的財富再加上思想的財富的綜合體，這個財
富綜合體現在還沒有充份展現出它的真正價值來，隨著時日的推移，歷史的發展，
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深入，定將越來越顯出它深遠的影響，發揮出它的威力來，這
一點，中國共產黨知道，我們「中國之春人」也知道。
  這個評價說高不高，說低也不低，說我們自吹也好，自擂也好，我們不能看低自
己，嚴家其先生在我面前反覆說過好多次這樣的話：「只要我們不看低自己，自我
評價終會被別人寫進歷史的。」
  各位朋友，各位「中春人」，我願在《中國之春》十歲的今天，用嚴先生的這句
話和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