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春的日子裡 ·薛 偉· 一九八二年夏天，紐約市的一些中國大陸移民和部份留學生建立了第一個海外民 運團體--大陸新移民聯誼會，由我出任第一屆會長。當時我們所能做的工作非常有 限，除了在報上發聲明之外，只有對新移民做一些類似舉辦英文班，辦郊遊活動的 服務性工作。如何能夠推展海外的大陸民運，是我們苦苦思索而又不得其法的課題 。海外的大陸留學生越來越多，民主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時勢造英雄，迫切需要一 個有影響力的人物來振臂一呼，集聚這海外胸懷民主壯志的千軍萬馬，就在這關鍵 的時刻，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應運而生了。 就在王炳章在希爾頓飯店舉行記者會，宣佈棄醫從運、開展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後 幾天，我立即召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理事會，大家欣喜若狂，心情十分激動，一致 決議全力支持中國之春，並由本會的董事黃強和一位姓何的秘書去和王炳章會談， 我還起草了「堅決支持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聲明。會議決定：聯誼會在孔子大廈 二樓的會址作為中國之春運動的第一個紐約聯絡站；辦公室的電話成為中國之春運 動對外的公開聯絡號碼；聯誼會的秘書潘仲安擔任接待工作；並設立了郵政信箱。 十一月二十四日，王炳章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館舉行了第一個公眾演講會，宣佈將 出版《中國之春》雜誌。我在會上散發了起草的聲明，並表示我個人和聯誼會正式 加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幾天以後，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寓所裡，我第一次與王正式見面，商談了在紐 約發行中國之春雜誌和捐款的工作，他的態度相當客氣，但是偶爾露出的傲慢語氣 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使我感到他在有意扮演一個禮賢下士的角色。他的女朋友寧勤 勤也在場，言語不多，相當有教養，也許太疲倦，看起來面色蒼白，但卻顯得清秀 和美麗。 不久，在華埠堅尼路的一個小咖啡館裡，王炳章又給我介紹了李林，記得當我們 討論到一些台灣人士表示支持中國之春時，李的臉上閃現出不屑一顧的神情，我們 見面不到一小時，李就匆匆離去，行前還細心察看周圍有沒有人跟蹤，他給我的印 像是比王炳章更傲慢和神秘。 當時，大家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我的一部五百美金買來的汽車，成了接送王炳 章到機場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一次剛送他去肯尼迪機場，回來路上汽車方向桿失 靈，差一點釀成車禍，我暗自慶幸他不在車上，沒有誤掉民運的大事。 在這一個時期，中國之春運動在美國華人和留學生中引起了巨大的迴響。我第一 次去信箱取信時，發現空無一物，正在奇怪的時候，管理人員提了一隻大麻袋出來 ，原來是信件太多了，只有另外改用郵袋來裝，可見人們反應之熱烈。王炳章和寧 勤勤的弟弟寧嘉誠有時來聯誼會取信和查看電話記錄，他對我們做的工作相當嘉許 。 八三年元旦前後，《中國之春》雜誌第一期出版了，紐約Expedi印刷廠的老闆陳 憲中是民運的熱情支持者，他以賒帳的方式印出第一期《中國之春》，並親自和我 一道貼郵票寄送雜誌，我還開車到紐約的中文書店和雜誌攤逐一分發寄賣，受到熱 烈歡迎，只有披露街大陸開設的東方文化圖書公司拒售，給了我一碗閉門羹。有一 個聯誼會的會員王仁傑老先生，在自己的地攤上叫賣《中國之春》雜誌，半天就售 出了一百本，這位老先生是個苦命人，對民運相當支持，但不幸後來在紐約過馬路 不小心被貨車撞死，我至今還常常懷念他。由於第一期雜誌供不應求，後來又加印 了二千本。 王炳章見到《中國之春》雜誌如此受歡迎，非常高興，決定從第二期起將一元一 本的售價提高到二元五。我不同意，覺得不能見利忘義，就在當時的編輯室，Expe di印刷廠的一間房子裡發生了爭執，這時汪岷也參加了編輯工作，他很豁達隨和， 表示支持我的意見，我們討論結果，決定在增加篇幅的情況下，定價為一本二元。 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第二期仍然印出售價二元五，並且標明在封面上，印數也大 幅增加，結果銷路大受影響，有一半沒有售出，至今還有不少庫存。 在《中國之春》雜誌第二期出版前，還有一個小小的故事，我感到王炳章極為重 視保密工作。當時雜誌的打字員是我介紹給汪岷的原聯誼會第一任秘書徐小雲小姐 ，這樣使我見過一些已在打字的原稿，其中有一篇是梁恆寫的「告密者」，描述一 個小學生如何去告密他班主任的故事，相當生動感人。正巧《世界日報》的資深記 者李勇先生問到我第二期雜誌的內容，我便告訴他有「告密者」這篇小說，李勇先 生便在報上發了出版預告新聞。王炳章看了這條消息以後，立即在第二期的稿件中 ，撤下了這篇小說。幸好他沒有追查洩密者，使我捏了一把冷汗。 八三年上半年，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正式建立了總部，人員有王炳章夫婦、汪岷、 張偉、楊懷安、馬丁六人，在木邊區五十八街租了一幢住宅。我除了聯誼會的工作 外，又擔任了《探索》雜誌的編務工作，對總部的工作較少參與，雜誌也從第三期 起，交給李然去發行。較大的事件是介紹王炳章與紐約僑界交往，陪同他去領過一 次紐約華文記者聯誼會的年度風雲人物獎，由會長李勇先生頒發；舉辦過一次籌款 餐會，在華埠銀宮大酒樓，當晚捐得七千多美元。 由於我在紐約大陸留學生中，是喊出反共和民主口號的第一人，與僑界和親台灣 人士都較為熟悉，王炳章為了保持中間形象，對我採取了若即若離的態度，需要我 時召之即來，用過以後揮之即去，我自己的態度則是甘當民運的螺絲釘，毫無怨言 的被擰來擰去，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王炳章在八四年用「人材難得」四字評語讓林 樵清召我進總部工作，一直至今沒有離開過。 八三年下半年，中國之春發生了第二次分裂，第一次是王炳章和李林，梁恆，宦 國蒼，我和後三者只有一面之交，內情不甚瞭解。但這一次是王和張偉，楊懷安， 馬丁三人，他們都是我熟悉的朋友，楊懷安後來還擔任過聯誼會的秘書，現在是大 陸移民協會的會長（由聯誼會更名而來）。他們曾和我一起在段克文先生家裡討論 過王炳章的問題，段老先生一度想撤掉《探索》雜誌，全力支援中國之春，但由於 王的不合作態度而作罷。儘管我們一致認為王炳章已成為民主運動的障礙，但投鼠 忌器，為了顧全大局而採取克制態度。不久，王炳章宣佈經濟危機，遣散了他們三 人，還因為張偉私人訪問過台灣，將他從運動中開除出去，引起了張偉極大的反彈 。 在這一年十二月，決定要召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王炳章物 色了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作為代表，我也是入選的人之一，為王炳章負責籌備工作 的林樵清找我填寫了正式表格，並要我緩和張偉、楊懷安、馬丁三人的反彈情緒（ 張偉當時已在報上發表了指責王召開會議為非法的聲明）。林樵清相當精明，幹練 ，而且學識豐富，為人很講義氣，是王炳章身邊難得的忠心耿耿的優秀人材，雖然 我們在八九年因為罷王風波產生分歧，但我在總部與他一同工作的四年中，他對我 的關照和幫助，使我至今仍欠他一份情。 在一大召開期間，為了收回在楊懷安處保管的中國之春鋼印和發行名單，我做了 大量的調解工作，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在一大的最後一天，楊懷安為顧全大局 ，不但將鋼印和名單交我帶給大會，還表示了對大會的肯定和支持。使大會以大團 結的局面閉幕。我被選為總部委員，王炳章即席給我取了一個黃仕中的名字，列入 大會正式公告中。 可惜，令我深感遺憾的是，就在這次會議的最後選舉中，我思想深處播下了「倒 王」的種子，由於我發現選舉中有嚴重違規現象，我會後向監委提出申訴，責備王 炳章個人操縱這個標榜民主的大會，我指出，講反共，王炳章也許可以堪稱戰將； 但是論民主，他只是一個侏儒。一大的部分代表如江文，黃雨川等也深有同感。在 一大後的一次總部常委會上，我同王炳章深夜舌戰了三小時，我以挑戰的口吻對他 說：「王炳章，我要組織起民聯中的反對派，其政綱就是反對你!」 在當時，這只是一句憤慨的話，但不幸卻言中了。在我擔任民聯監委主任的過程 中，八九年發生了罷王風波，有人評價這場風波結束了民聯個人獨裁的局面，扭轉 了民聯的形象，也有人批評它給民運造成了相當的傷害，是功是過？只有讓後人去 評說了。而我，至今還在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