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過那最艱難的日子 ·丁 楚· 《中國之春》十週歲了，而我為它工作也有五年了。其中大約有三年半是我在主 持編輯部的日常工作。那段日子，也許是《中國之春》歷史上最豐富多彩的時期， 罷王風波的內部紛爭、八九民運的壯麗洪峰、三權分立的架構轉型，電腦編排的技 術革新，都發生在這個時期。可是，每當我回想起這段日子，眼前首先浮現出的不 是那些戲劇性的鏡頭，而是那些令人焦慮的日日夜夜。十年，這對於任何一個事業 都是一個輝煌的里程碑，可是當我們到達這個輝煌點時，回顧走過的路，連我自己 都驚奇：我是怎麼挺過來的？ 我親身經歷了《中國之春》歷史上最嚴重的三次財政危機。 第一次經濟危機發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天，那時侯第三屆總部剛剛開始。我當時 是總部的總幹事兼《中國之春》經理，一上任就接了一個空荷包和一大堆帳單。我 記得我主持的第一次辦公室會議就是宣佈財政危機的消息。發不出工資，編輯部的 所有工作人員都被迫遣散了，只剩下我和薛偉打了三個月的義工。為了保證雜誌不 停刊，我們把雜誌的頁數從九十六頁減為八十頁，彩色封面換成了單色封面，總部 的所有成員都出動了，四處找錢，《中國之春》的封裡登滿了鮮紅的「緊急呼籲： S0S」。最令我感動的是，我每天都收到一大把小額支票，大部分是盟員和留學生寄 來的，幾乎每一封信裡都寫著：《中國之春》不能倒！ 當時我剛來到美國一年多，個人儲蓄捉襟見肘。靠假期打工積累的錢早就被學費 搾乾，《中國之春》的編輯和財務工作佔據了我幾乎所有的時間，而且我每個星期 還有三門課，根本不可能有餘力再打工養活自己。當時我太太剛從大陸來，時差還 沒有轉過來就去打工，幸虧她及時趕到，才使我能夠挺過那段艱難的日子。今天我 回過頭去看，可以把那段日子稱為「艱難」，可是當時更嚴重的是前途的不確定性 ，誰也不能預料經濟危機會拖到多長。半年？一年？誰知道。不知有多少次我曾經 動搖過，想擱下身上的擔子一走了之，到外面去找一份工作。可是每當我看到那一 封封夾著小額支票的捐款和「中國之春不能倒」的寄語，我就會油然產生一種使命 感：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這第一次經濟危機給我的印象太深了，使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中國之春 》必須在經濟上自立。如果你自己都站不穩，憑什麼讓整個民族站起來？當財政狀 況有所好轉之後，我們請來了善於精打細算、理財管家的林心聲任經理。我和他制 定了一個周密的財務計劃：首先要積累一筆錢買房子（辦公室），同時搞一些副業 生產，如打印植字等，支持雜誌。 這個計劃開始實行得很順利，短短半年期間，《中國之春》的賬上就有了近八萬 元的存款，也許到目前為止，這個數字都是《中國之春》歷史上積蓄最多的頂峰。 我們準備湊足十萬，就用來付買房子的頭款。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民聯「罷 王風波」，王炳章為了摧毀總部，提走了帳上的所有存款，《中國之春》又進入了 第二次嚴重的經濟危機。 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只好再一次遣散，編輯打印的工作只好由我和我太太義務承擔 。民聯四大前後對我們開的「夫妻店」曾有很多誤解。其實只要設身處地地想一想 就不難知道，夫妻兩人都在一條沒有保障的船上會有多危險。第一次危機她還可以 打工支持我，可是這一次，連她也被綁上了戰車。那時編輯部還用的是機械打字機 ，除了我太太沒有人會用它，付不出打字費，也不會有其他打字小姐願意打義工。 幸好八九民運的高潮接踵而至，大批的捐款來了，經濟危機又一次渡過了。可是 這段時期，錢來的多，各種活動多，花銷也大。「四大」以後總部與編輯部分開了 ，以前統一管理的錢現在變成了分灶吃飯。我當時主持編輯部日常工作，常常為了 爭預算和總部人員吵架。那個買下一個辦公室的計劃雖然功虧一饋了，但那個夢總 是在我腦子裡揮之不去。據我的經驗，只有財政的統一調配才能夠節約資源，而自 從分灶吃飯後，這個夢想就再也不可能實現了，因為總部、聯委、監委、編輯部都 會本能地將自己的預算花完，誰省錢誰吃虧。 果然，一九九零年春天，第三次經濟危機來臨了。當時總部傳來消息，帳面虧空 數萬元。首先感覺到壓力的自然是《中國之春》編輯部，因為它是一個企業，它有 日常硬性的開支。印刷廠、郵運公司、打字植字，催債的帳單接踵而至，多次的經 濟危機已經使《中國之春》喪失了商業信譽，誰也不願賒帳。印刷廠專門派了一個 催債人，一步不離地跟著我，整整兩天，陪我吃飯，陪我上廁所，每一句話都離不 開一個字：錢。 工資發不出，只好又一次遣散所有工作人員，編輯部又一次只剩下我一個人，和 義務幫我打字的太太。當時我太太懷孕八個月，行動已經不太方便。我實在不忍心 ，心想，等我一個人挺過這個月，下個月一定把人都請回來，自己騰出時間給她做 月子，可是不幸的是，我的兒子早產一個月，像湊熱鬧一樣，恰恰降生在我最困難 的時候。由於沒有時間照顧我太太的月子，她落下腰痛症，至今對我和《中國之春 》耿耿於懷。 那天晚上，眼看整本雜誌只剩下幾百字就打完了，我太太突然肚子痛起來。我知 道她快生了，催她趕緊上醫院。可是她堅持要打完才走。這剩下的三百字，她足足 打了一個小時，幾乎是打幾個字就要休息一會，等完成之後，她全身已被汗水濕透 。我趕緊把她送到醫院，她被推進產房時才想起孩子的名字沒有想好，我急中生智 ，隔著門對她喊：男孩叫房方，女孩叫房圓。四十分鐘之後，我房方出生了。 那些天，所有的總部、聯委、監委成員都在東柏林開會，而且其中一個議題是要 罷免我的主編一職，理由是關於特務的傳說，和前一期《中國之春》上刊登的鄧小 平與江澤民齊步走的封面照。當時編輯部只剩下我，整本雜誌的工作量全在我一個 人身上，我時常感到非常委屈，我在心裡大叫：難道人們都喪失了起碼的直覺？特 務難道有這麼當的嗎？我覺得累極了，我不但要單獨編排雜誌，要照顧新生的兒子 和月子中的太太，還要承擔各種謠言和非議的壓力。記得那個月我還有三場預定的 演講。在去紐約上州賓漢頓大學的講演途中，由於過分疲勞，我在磕睡中驅車撞上 了十七號公路的防護欄，差一點栽下大熊山。 今天，人們都說：《中國之春》堅持了十年，不容易。不過，只有親身經歷那些 經濟危機的時候，你才會真正理解「堅持」的含義。在《中國之春》的五年中，我 歷盡褒貶，可是有一點我是問心無愧的，就是在那些最困難的日子裡，我沒有讓這 面旗子垮在我手裡。我堅持住了。 五年的經歷和反思，使我得到一個最深刻的體會，也算是贈給《中國之春》十周 年的禮物：俗話說「外行談戰略，內行談糧草」，民運的戰略固然重要，但糧草更 重要。不建立自己獨立的、充足的經濟基礎，海外民運就不會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