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什麼與做什麼


·徐邦泰·


  明年一月底，民聯和民陣將成為歷史，而《中國之春》和《民主中國》兩份雜誌
則將同新組織同在，值此轉變之際，民聯總部、聯委、監委三方聯席座談，紀念中
國之春運動發起十週年，這當然是件有意義的事，遺憾的是，「中國之春」四位發
起人，只有宦國蒼先生一人與會。
  不過，與會者的發言還是給了我不少啟迪。十年前，我被中共逐出黨門，「冷凍
」到工廠不久，從「美國之音」廣播裡聽到王驚蟄先生創辦《中國之春》的消息，
當時的感覺是：東方不亮西方亮，大陸沉悶海外響。等我八六年到美國，我並沒有
去東部「投奔」王驚蟄，而是決心以一名自費生身份從零開始體驗生活。然而，王
炳章卻找上門來了。在一位教授家裡，王炳章西裝革履，正襟危坐，姿勢有點像中
山先生。我不修邊幅慣了，自然非常尊敬別人的堂堂儀表，只是王先生的中分髮型
，給我怪怪的感覺。這些都無關緊要，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當我陪王遊覽戴維
斯加大校園時，王隨手摘下一隻彌猴桃，毛茸茸的，他亦不問一聲，就咬了一口。
只見他澀得雙眉緊鎖，立即扔掉了這只彌猴桃。還問：「這是什麼東西?」我不禁哈
哈大笑。王炳章創辦《中國之春》大抵就靠的是這種勇氣，而後來他不斷地「拉進
來，打出去」，大概亦同這種性格有關吧。
  「三大」前，我去過一次紐約。好不容易「逃」掉了王炳章的盛情安排。「三大
」在舊金山舉行，我有機會「觀察」到王炳章如何力排眾議，好不容易把胡平推上
主席之座。過後不久，紐約民聯總部烽煙四起。等我首次訪問台灣返美，八九年春
，《中國之春》已經打成「中國之夏」了。王炳章最後以「非法提款」之舉敗北被
開除。王的結局象陳獨秀，但他的個性又不像陳獨秀。談起早期的《中國之春》，
宦國蒼總結經驗為兩條：一是要健全制度；二是要強調集體領導。而丁楚在座談時
則評論：王炳章是拿得起，放不下；胡平是放得下，拿不起。其中的意味，大概只
有當時的局內人才理解。我不太懂。
  「六四」後我算正式「上山」，從「四大」到「五大」，我當選了兩屆聯盟委員
會主任，成了「三權分立」中「立法決策」一權的頭，又是《中國之春》雜誌董事
會的頭。近四年來，兩屆「十三太保」幾乎都成為總部主席的強勢制衡者。「太保
」為民聯立了一大堆「規章」。第四屆「太保」中的兩名「金剛」大海和伍凡，又
成了第五屆總部的正副主席。新太保對老太保照舊制衡不誤。平心而論，這一屆「
太保」比上屆「太保」溫和多了。聊以自慰的是，老太保對強勢制衡的感受是「還
可以」。這樣看來，局外人為民聯感覺悲哀，那多少是有些自作多情了。
  民聯的聯委會，上一屆致力於組織制度與規章的建立，這一屆致力於民聯民陣的
聯合合併。說實話，這些「太保」們，不領薪俸，甚至自掏腰包，打電話，坐飛機
，精神之可嘉，實在令我感動。可以說，沒有他們的努力（當然還有總部和監委）
，就沒有民聯的穩定和發展。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如果我們嚴格要求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民聯的許多不足之
處。作為民陣的朋友、會員和顧問，我有幸躬逢民陣一大和二大。兩次都聽到一位
香港朋友感歎：你們總是忙著爭什麼，為什麼不考慮做什麼?!可不是，每逢大會，
大家都在忙著為自己或幫別人爭位子，爭定位子後又做什麼?
  如果我們永遠滿足於明白爭什麼，而不清楚做什麼，那麼共產黨評論海外民運「
不成氣候，不足為患」就不算離譜。假如《中國之春》十五週年紀念會還在紐約召
開的話，我一定來表達民運的悲哀；假如，《中國之春》二十週年紀念會還在紐約
召開的話，我一定不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