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文革」及「造反派」 ----與楊小凱先生商榷 ·徐明旭· 近閱楊小凱先生的「再談文革」（《中國之春》113期），提出在文革研究中打破 中共的「話語系統」，作獨立的反思，我深有同感。文革已結束了十六年，國人的 反思還停留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上，而許多人已把文革忘記了，這正是中共所樂 見的。然而楊先生在試圖打破中共「話語系統」時，卻發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見解 ，給撲朔迷離的文革增添了新的煙霧。為此我不揣冒昧，略述淺見，以收到引玉之 效。 一、文革中發生了真正的革命嗎？ 楊先生反對中共把文革定義為「十年浩劫」，指出「文革不是前後一致的十年浩 劫」，在文革的第二階段，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種政 治學中所說的革命，它的特點是，原有的社會秩序完全崩潰，原有的政府和共產黨 癱瘓，社會處於半無政府狀態。政治是在軍隊、各派政治派別之間玩出來的。」這 話不合史實。政治學意義上的革命系指被統治者奮起反抗統治者並試圖打倒統治者 以取而代之，即李逵所謂的「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文革中並未發生這樣的革命 。誠然在那時，各級地方黨委、政府都垮了，造反派一度掌握了基層單位的權力。 然而任何一個造反派組織沒有也不敢公開號召打倒最高統治者毛澤東及其最高統治 機構--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國務院、中央軍委。相反，他們無不信誓旦旦地宣稱 自己無限忠於毛及中央文革。他們打倒各級地方黨委、政府的借口則是後者反對毛 及中央文革，這算什麼革命呢？充其量只能說是奉旨革命或御用革命而已。 誠然當時也有少數先知先覺者發表了叛經離道的言論，如遇羅克的「出身論」、 楊先生的「中國向何處去」、武漢魯禮安、馮天艾的「北斗星學會」、《揚子江評 論》等等。但他們仍須「打著紅旗反紅旗」，而且很快便被中央文革點名被捕，可 見即便在文革最亂時，中國仍是共產黨的天下（不要忘了當時有個「公安六條」） 。 楊先生說當時（各省）政局是由軍隊和各造反派組織共同左右的，難道解放軍是 獨立於中共的嗎？當然不是，它仍聽命於毛及中央軍委，實際上取代了各級地方黨 委，而造反派組織只有聽命於軍隊才能存在。由於軍內也在爭權奪利，並受最高層 權力鬥爭影響，一度出現了複雜的形勢。有些軍閥在一九六七年初鎮壓造反派後被 最高當局撤換，他們所鎮壓的造反派得以翻身，如武漢「七·二零」事件後，武漢 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垮台，造反派「三鋼三新」揚眉吐氣。這就造成一種 錯覺，似乎陳、鍾是被「三鋼三新」打倒的，陳、鍾垮台後湖北便成了「三鋼三新 」的天下，這顯然是誤解。陳、鍾是被毛、林、江打倒的，其公開的罪名雖是「支 左」方向錯誤，實際是為了削弱軍界元老派的力量（陳是徐向前舊部）。陳、鍾垮 台後主宰湖北的是新任武漢軍區司令、政委曾思玉、劉豐（均為林彪嫡系）。「三 鋼三新」雖被捧為「左派」，很風光了一陣，其頭頭還進了省市革委會，卻毫無實 權。有個真實的笑話不妨立此存照，供文革史家參考：武漢「鋼工總」頭頭朱洪霞 雖任省革委副主任，實職卻是湖北省防汛抗洪指揮部總指揮；「鋼九一三」（武鋼 工人造反派）頭頭李湘玉雖任武漢市革委副主任，實職卻是武漢市愛國衛生運動委 員會主任；「工造司」（新派工人造反組織）頭頭吳焱金亦任武漢市革委副主任， 實職卻是武漢市修舊利廢辦公室主任；至於學生組織「新華工」、「鋼二司」頭頭 張立國、楊道遠則只有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革委主任的實職，一九六八年底 「工宣隊」進校後，他們都回班接受「再教育」。這五顆「新星」後來都進了監獄 。造反派何嘗真正左右過各省政局？更不必說中國政局了!一九六八年夏北航「紅旗 」曾召集「全國造反派總部」籌備會議，立即遭到中央文革的禁止，被指為「北行 黑會」，成為後來「清查五一六」的重點案件。 確有部份造反派頭頭真正當了權，如上海的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陳阿大一 伙，但他們不過是毛、江、張（春橋）的馴服工具。楊先生說文革第二階段發生了 真正的革命是毫無根據的。 二、造反派是「正確路線」代表嗎？ 從文革第二階段發生了革命這一觀點出發，楊先生反覆強調造反派是出身不好或 受中共迫害的人造中共的反即革中共的命，並一再為之鳴不平。他還說：「我在這 裡講的不少觀點，已由大陸著名不同政見者劉國凱在其傑出文章《文化革命簡析》 中表達過。他在文中氣憤地問道：造反派絕大多數在文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 害，不少的家破人亡，而今天在官方的文革史中，造反派都是迫害人的人，而那些 文革前、文革後一而再、再而三迫害人的人卻在文革後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世上 還有比這更不公正的世道嗎？」這話令人十分費解。「正確路線」本是中共「話語 系統」中的重要概念，指堅持馬列主義、共黨領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路 線。從這一定義出發，那些鎮壓造反派的人（中共老幹部、老黨員）自然是「正確 路線的代表」。難道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把造反派正名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才 算公正嗎？時至今日還為造反派爭「正統」不是很滑稽嗎？楊先生自己似乎亦未能 跳出中共的「話語系統」。 細究起來，中共所說的造反派（亦即目前國人通常理解的造反派和楊先生所說的 造反派不盡相同。中共的定義是一切在文革中犯上作亂鬥過共干的人，楊先生的定 義僅指文革初炮轟省市委的人，即所謂「老造反派」，其內涵較前者窄得多。其實 由於毛和中央文革的煽動，文革初保省市委的保守派到了「一月革命」時大多亦轉 而反省市委，變成了新造反派，與老造反派爭權，浙江的「省聯總」即是一例。而 文革初率先炮轟浙江省委的「紅暴」為了投機，卻在「一月革命」時轉而保江華（ 浙江省委第一書記），衝垮了「省聯總」召開的鬥爭江華的萬人大會。這裡內幕頗 複雜，不妨立此存照，供文革史家參考：當時毛指示造反派奪權必須與軍隊、「革 命老幹部」搞「三結合」，迫使造反派「解放」與「結合」部份「走資派」。周恩 來趁機向「紅暴」表示江華可以結合，「紅暴」以為得了聖旨，由斗江而保江。不 料浙江軍閥南萍（林彪嫡系、二十軍政委，「九一三」事件後垮台）在林彪支持下 堅決要求打倒江華，並得到毛支持。周立即矢口否認自己保過江華，「紅暴」便成 為犧牲品，被浙江省革委主任南萍整垮。一九六八年夏，毛忽然又下了一道聖諭： 「浙江的紅暴與武漢的百萬雄師不同，是犯了錯誤的老造反派，應該恢復組織。」 「紅暴」東山再起，但始終低「省聯總」一頭。文革後，「省聯總」頭頭翁松鶴、 張永生和「紅暴」頭頭方劍文都被當做造反派頭頭逮捕判刑。 又以廣西為例，楊先生稱「四·二二」為造反派，其實「四·二二」在炮打「廣 西王」韋國清時死保廣西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伍晉南，而被楊先生稱為保守派的「聯 指」則保韋打伍。韋在毛林周及中央文革支持下血腥鎮壓了「四·二二」後平步青 雲，當到政治局委員，文革後出任解放軍總政主任。他支持華國鋒搞「兩個凡是」 ，反對鄧小平復出，鄧當權後先將韋調任閒職--人大副委員長，一九八五年全國黨 代會上將韋逐出政治局，轉入中顧委，韋不久抑鬱而死。還在韋下台前，胡耀邦主 持召開廣西工作會議，指出廣西仍是「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 人、搞打砸搶燒殺的人）當權，必須清理。當時的廣西區委書記喬曉光代韋受過作 檢討。會後廣西被迫成立各級「處遺辦」調查處理文革中「聯指」殺、吃「四·二 二」成員的問題（當然不徹底），這便是鄭義的「廣西人吃人狂潮真相」說廣西造 反派吃人的由來。在鄧、胡眼裡，「聯指」和「四·二二」都是殺人放火的造反派 （這也是事實，「四·二二」曾殺人放火。這裡舉一個小例：一九六八年廣西武鬥 高潮時，廣西醫學院「四·二二」的「作戰部長」----一女學生整天掛著望遠鏡， 站在吉普車上視察陣地，左右有兩名全副武裝的大漢保鏢。一天有個參加「聯指」 的學生潛回宿舍取衣物，被「四·二二」同學逮住，請示剛好驅車路過的「作戰部 長」如何發落，這位女將把手一揮：「槍斃!」。該生當即被其同學就地槍斃了。） 都不是好東西。鄭義即從此說。楊先生否認「聯指」是造反派，為「四·二二」鳴 冤，因為他對造反派的定義與鄧、胡的不同。在我看來，按是否鬥過共干的標準商 量，鄧、胡把兩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對的。充其量只能說「四·二二」、「紅暴」是 老造反派即狹義造反派，「聯指」、「省聯總」是由保守派轉化而來的新造反派即 廣義造反派。楊先生指後者為保守派，因為他至今仍站在老造反派立場上（他說他 的靈魂永遠屬於造反派），這當然有其情感上的理由。但他寫文章論述文革史時， 應該先澄清自己對造反派的定義，然後再批評對造反派持不同定義的人如鄭義。否 則這樣的論爭就像瞎子摸像一樣毫無意義，這是許多研究文革的人所忽略的。 三、造反派為何造反？ 我們既已廓清了造反派的定義，下面來討論一個問題：文革初的造反派為何造反 ？楊先生認為老造反派是為了反抗中共迫害。事實上在老造反派中出身不好或受過 中共迫害的是少數，大多數老造反出身「紅五類」，對中共並無政治仇恨，這在大 學中尤其如此。因為中共自六十年代初便在招生工作中大力貫徹「階級路線」，使 大學生中「黑五類」只佔很小比例。在文革初血統論橫行的情況下，只有出身「紅 五類」的造反派才能頂住保守派的進攻。北京的造反新星蒯大富、朱成昭、韓愛晶 、譚厚蘭、王大賓，還有上海的造反新貴王洪文、王秀珍、陳阿大一夥哪一個不是 「響噹噹」的「紅五類？當時中央文革之所以批判血統論，不是要「黑五類」起來 造反，而是防止走資派和保守派借血統論轉移鬥爭矛頭，唆使群眾斗「黑五類」而 放過走資派。可以說全國各大造反派組織的主要頭頭都是「紅五類」，主觀上並不 想推翻中共統治，那麼他們為何要造共產黨的反？ 這裡有一個重要因素被楊先生忽略，那就是在中國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小農平 均主義。他們造反不是因為仇恨中共的統治，而是不滿共干的特權。早在「四清」 時，毛就把「懶、饞、占、貪、變」的農村共干叫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 號召「學雷鋒」時反覆強調「艱苦奮鬥、保持革命本色」。毛髮動「反修鬥爭」時 則說蘇共「變修」是因為「窮則革，革則富，富則修」。總之，當時的輿論造成了 一種共識：艱苦樸素就是革命，越窮越革命；貪圖享受就是修正主義，越富越修。 這自然頗能欺騙依然一貧如洗的廣大工農學生，使之安於毛的窮社會主義。當毛指 出黨內走資派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五·一六通知 」），號召群眾起來打倒 他們時，便自然而然地把廣大工農學生對享有特權的共干特別是高幹的嫉恨充份調 動起來了。當時造反派公佈走資派罪狀時，除了「反毛」、「走資」外，都有一條 「生活腐敗」，並列舉許多細節，其實大多數中下層共干僅僅生活得比工農略為富 裕一點而已。而這往往比「反毛走資」罪更能激起公憤。「四人幫」垮台後，中共 發下許多文件，詳述王洪文揮霍公款、窮奢極欲的細節，目的也在於激起公憤。由 此可見文革初造反派的原動力並不來自對中共的政治仇恨，而來自對共干的經濟嫉 妒。這情形很像北京市民在八九民運中支持學生主要不是因為中共不民主，而是對 官倒、腐敗不滿。文革最先從大學發難，由於省市委工作組不准大學生全面打擊校 內各級幹部，並把許多主張「打倒一切」的學生打成反革命（如蒯大富），大學生 便在毛支持下反工作組，然後順籐摸瓜，炮轟省市委。又因省市委的高幹更富裕， 群眾的嫉妒更強烈，終於釀成全民造反。 除了物質財富上的平均主義，還有精神財富上的平均主義，於是「資產階級反動 學術權威」（在工廠裡是「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便自然而然地也成了造反的 對象。學問越好，學術地位越高、名氣越大的受打擊也越殘酷。在文藝界，不僅殘 酷迫害一切名家（所謂「三名三高」），還殘酷迫害一切有天才的青年（所謂「黑 尖子」、「黑苗子」）。鋼琴神童顧聖嬰因而被迫全家自殺，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楊先生也許會申辯說文革初鬥學術權威的不是老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紅衛兵，這 話不假。但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提出「清理階級隊伍」時，許多省老造反派已在學 校、工廠、文化科研單位掌權，他們為了「表忠心」，掀起了「深挖細找國民黨殘 渣餘孽」的新一輪恐怖運動。出身不好或與國民黨、三青團有瓜葛的老中年知識份 子首當其衝。假如一個單位有兩派造反組織（如清華大學的「團派」與「四一四」 ，北京大學的「新北大公社」與「井崗山兵團」），每派為了搞垮對方，就競相在 對立派中抓「階級敵人」；同時為了不讓對方抓辮子，又競相在本派內抓「階級敵 人」。為此不惜嚴刑逼供、製造冤案、就像一個復旦大學教授說的：「紅衛兵不管 是反張（春橋）還是保張的，都要拿我們祭刀」。對於公開對毛、林、江表示懷疑 和批評的青年知識份子，無論新老造反派都毫不心慈手軟。許多大學在工宣隊進校 前已在大抓「反動學生」（如聶元梓控制的北大）。試問造反派殘酷迫害同樣遭受 中共迫害的知識份子也是為了反對中共的迫害嗎？說實在，造反派很像一群張獻忠 式的愚民加暴民。而這正是毛所樂見的，毛髮動文革的目的就是要用他心愛的農民 文化取代他厭惡的「資產階級文化」。後者還不是指西方文化，而是劉少奇等人從 赫魯曉夫那裡搬來的教育制度（教授治校、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經濟管理方法（ 一長制、專家治廠、物質刺激）和文藝政策（有限度的「放」，鼓吹人道主義等） 。毛出於農民的狹隘天性，把這些稍帶一點「洋氣」的東西一概視為資產階級文化 ，並認定這是導致修正主義的萬惡之源，恨不得將其斬盡殺絕，張獻忠式的造反派 正好充當了他的衝鋒隊。 四、造反派的歷史作用必須否定 我承認文革中確有受過中共歧視、迫害的人借造反之名反迫害，但他們人數比例 很小，未能在造反派中形成主流，而且不斷被主流造反派自己清洗掉。我也承認造 反派在文革初起到了打擊、削弱中共統治的作用，但他們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抵消了 這一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們打擊共干的方式也是非理性非人性反人權反法制的，即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造反派斗共干的方式源自土改時農民斗地主），正是這 種以惡抗惡、以暴易暴的傳統使中國的歷史永遠只能循環無法進步，這一點似乎從 無人指出過。當造反派無法無天地亂鬥共干時，也就為自己日後被人亂鬥創造了先 例與前提。 還有文革中被鬥得最凶的往往是出身知識份子，較有頭腦和良心，在文革前不願 緊跟毛的極端政策的共干，他們或對「反右」、「反右傾」不堅決，或對「三面紅 旗」心存懷疑，或同情彭德懷、或在三年大饑荒時大搞「三自一包」，或不滿林彪 的「活學活用」運動和「政治衝擊業務」等。正因如此，才被造反派說成一貫反毛 、罪大惡極。例如李大釗之子李葆華是在安徽餓死人最多時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的，他一上任便大搞「三自一包」，被安徽百姓頌為「李青天」。文革初他被造反 派說成「劉少奇黑干將」鬥得死去活來。林彪垮台後，李出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 卻不記舊怨，力主給受迫害的造反派平反冤案。那些文革前一貫緊跟毛整人的共干 在文革中反而受打擊最小，「解放」、「結合」最早。 至於造反派（不論新老）稍成氣候便野心勃勃、權欲熏心、權令智昏、飛揚拔扈 、不可一世、爭權奪利、自相殘殺並殃及無辜，更是眾所周知的事。總而言之，不 論什麼樣的造反派都只會盲目破壞，即便真的掌了權，也不可能在中國建立民主政 治。我們固然不應將文革的一切罪惡都記在造反派賬上，但也無須為之評功擺好或 百般辯護。我們可以說造反派既有憂國憂民、追求真理的仁人志士（他們後來成了 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骨幹），也有野心家、騙子、流氓、惡棍、無賴、地 痞和不逞之徒。但就造反派作為一個政治集團在特殊歷史時期所發揮的特殊歷史作 用而言，實在說不上有何積極意義。因為歸根到底，它乃是毛及中央文革一手炮製 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