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的道德底線 ·吳方城· 從保護法案到沈彤歸國 最近，錢達先生針對民運組織的內鬥提出海外民主運動應當進行「整體的反省與 痛切的覺悟」，作為從《中春》出版第一期就開始閱讀的忠實讀者，一名民聯成員 和對祖國命運、前途深表關切的人，我早有同感。 前不久，美國總統簽署了國會通過的「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與此同時，海外民 運人士沈彤先生歸國「發展民運組織」，導致了國內地下民運組織慘遭破壞，眾多 國內民運人士或被捕入獄或被迫出逃。這兩個事件頓時成了海外民運與華人輿論界 的關注中心，它們，加上其他一個又一個我所見所聞的事件，使我深感悲哀，現在 ，是應當從整體上、從道德上對我們所走過的路進行痛切的檢討與反思的時候了。 遊說國會的悲劇所在 在美國眾多中國留學生、學者的眼中，全美學自聯成立幾年最大的成績無外是成 功地遊說了國會，促成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的順利通過。這似乎是眾口同聲的 。兩年多前，筆者在本刊發表了《民主·綠卡·人血饅頭》（見《中國之春》九零 年六月第八十五期）一文，曾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最近，在「保護法案」 正式簽署前後，輿論又激烈了起來，眾多的意見、文章紛紛在海外的華人報刊、雜 志上發表。 從表面上看，似乎各有各的道理。反對遊說的人認為，藉著「六四」大屠殺為自 己辦綠卡，是在吃沾著烈士鮮血的饅頭，有損於海外民運的道德形象，從而在根本 上有損於中國的民主事業。贊成這一作法的人則認為，中共殺了人，學生害怕不願 回去，就有資格辦綠卡留在美國。到底全美學自聯的一些負責人遊說國會、為留美 學人爭取綠卡的努力實現了什麼樣的目標呢？讓我們理智、清醒、心平氣和地來看 一看。 無可否認，自「六四」後成立的海外三大組織之一的全美學自聯是海外中國學人 中規模最大的、獨立於中共的自治團體，在組織與發動海外留學生、學者，宣傳民 主思想上起了獨特的作用。她已召開過四次代表大會，關心學自聯成長的人都會注 意到，在每次大會「團結」和「勝利」的氣氛中，在每次領導人總結上層工作的報 告和下層工作的展望中，除了一些為人們、包括筆者在內所賞識的業績外，「遊說 國會」和「爭取居留」都成了不可缺少的話題，是許多人(當然不是一切人)之所以 熱心於學自聯活動之所在。作為一個龐大、鬆散的群眾組織，設法使眾多成員凝聚 在一起當然是好事，不是嘛，每次學自聯的代表大會，都不乏有來自各州、各校的 代表參加，不乏有熱烈的辯論和認真的選舉。在當前民運正值低潮之際，一些學校 的分支組織(自治會)也還搞得火熱。凡尚食「人間煙火」的人都不難看出，在某種 程度上這種向心力、這種火熱，往往與學自聯遊說國會、爭取居留權密不可分。終 於，遊說的努力開花結果：布什總統簽署了國會兩院通過了的「中國學生保護法案 」，如果到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總統尚未能向國會提出報告，證明中國大陸人士 可以安全返國，凡自一九九零年四月十日起即居住在美國者均可申請永久居留，取 得綠卡。 不言而喻，全美學自聯所促成的這一結果自然會得到受益者的歡呼，凡在遊說中 立下「汗馬功勞」或在競選宣言中強調遊說者多以高票當選，可謂「人心所向」。 然而，一切真的是這樣「形勢大好」、「歌舞昇平」嗎？ 如果說，從一開始建立時學自聯就僅只是一個非政治性的特殊利益團體，一個以 維護留美學人權益為唯一宗旨的組織，那麼，根據民主社會的道德準則，她在遊說 中所作的一切當然是天經地義、無可指責的。許多中國留學生、學者出於種種原因 ，或追求自由民主，或希圖更好的未來自我發展，乃至得到高水準的物質生活，從 而嚮往在世界最富有、最博大的自由國土美國尋求居留權，「人往高處走，水往底 處流」，這乃是他們不可剝奪的天賦權利。 然而，悲劇在於，全美學自聯並非是一個非政治性的特殊利益團體，除了維護留 美學人權益之外，在其成立的宗旨內，在其綱領中，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社會始 終是一面高高飄揚的大旗。學自聯的創始人和歷屆領導人們一直把自己的組織作為 北京高自聯的繼續而自豪，高自聯雖然被血腥地鎮壓了，但學自聯又接過了高自聯 的大旗，民主精神不死，「六四」先烈未竟的事業，海外的學子們在繼續，這是何 等的氣概，何等的令人振奮!也正是因為如此，學自聯才在海外享有崇高的聲望，贏 得了人們的尊敬。在遊說國會之後，全美學自聯的正面形象蒙上了層層陰影，越來 越多的人發出了不平的呼聲： 「這些人哪裡是在搞民運!他們就是為了長留在美國!」 「還自稱是民運人士呢，簡直在「掛羊頭、賣狗肉」! 「六四先烈流血犧牲，他們躲在海外大辦綠卡，真是在吃人血饅頭!」 「學自聯如不警惕，早晚會變成綠卡黨」! 「保護法案的綠卡拿到之日，就是學自聯的民主精神喪失之時!」 「…….」 這些呼聲、批評之中也許或多或少染有情緒化成分，有的用詞也許不夠貼切，然 而，這些人所說的話錯了嗎？讓我們來看一下事實。 一個直接了當的問題：在符合上述「保護」條件的八萬中國大陸人士當中，到底 有多少人需要保護？眾所周知，一些民運團體的領袖和民運骨幹分子早已上了中共 的黑名單，給這些人延長居留以至政治庇護乃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據我所知，這 樣的人僅佔總人數遠不到百分之一。根據有關人士在幾所代表性的美國大學的取樣 分析，從未參加過一次民運活動(包括示威遊行、集會、捐款以及其他任何民運活動 )的中國大陸學人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還有少數專門聽命於中共使館、向中共 打小報告邀功請賞的「職業學生」，他們回國不僅不會受到迫害，等待他們的將是 加官進爵，這種人現在也恬不知恥地在準備改變身份、申請綠卡了! 久已寫入「世界人權宣言」的庇護條款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大進步，由於政治觀 點、宗教信仰、加入特定組織或種族原因歸本國而將面臨迫害的人們，有在他國獲 得庇護的權利。在美國移民法中也早就寫明，凡因以上原因回國將受迫害並能拿出 令人信服的證據者，給予庇護。「六四」以後，面臨中共迫害的中國大陸公民紛紛 逃亡海外，對此，全美學自聯以及其他民運團體所應作的乃是積極輔導、協助具備 庇護條件的人，使他們的庇護要求能順利得到批准，而不是良莠不分的「一鍋端」 。更加荒謬的是，在「保護法案」中還有這樣一項條款：符合條件者在九三年七月 一日前返回中國大陸的逗留時間不得超過九十天。如果這些人是被假定回國會要受 到迫害的，他們又怎麼能回去呆上九十天，又平平安安地返回美國呢？這不是十足 的自相矛盾嗎？前不久，一位學自聯發言人竟在報上勸告返國探親、旅遊的學人， 「告戒」他們要「小心」，因為如果越來越多的人返國而並未受到迫害，就有可能 導致美國總統作證而得不到綠卡了。有良知的中國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這一「告戒」 是多麼的荒唐，「保護法案」的實質不也就可見一斑了嗎？ 王輝先生在《留美學人華僑化的負面後果》一文(見九二年七月十五日《世界日報 》)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了使自己安然留在美國，許多留學生希望國會給予他們 永久居留美國的權利，但這種權利的獲得必須建立在中國大陸的繼續獨裁與專制， 必須建立在留學生回國將遭受政治迫害的前提之上。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頗具諷刺， 也令人痛心的現象：中國大陸越黑暗、越專制，留美學生越有可能拿綠卡；同樣， 中國如果越加速政治民主，留學生獲得綠卡的希望就越渺茫。號稱渴望中國早日民 主，進步的留美學生客觀上成了中國民主化的對立面。」 「這樣，國人心目中無私、正直，獨立的留學生形象蛻變成自私、虛偽與骯髒。 其直接後果將使留學生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失去信譽與影響力。 王輝先生的評論是會讓一些人睡不著覺的，但又有誰能說他講的話不是事實呢？ 而事實上既頗具諷刺又令人痛心的是：高舉民主大旗的學自聯的成功遊說，造就了 數萬名其根本利益與中國民主事業的利益實際相對立的中國人，至少在九三年七月 一日之前是如此。這難道不是中國民運史上的恥辱與悲哀嗎？ 在反共的大旗之下 沈彤回國事件，在海外民運圈中激起了不小的波瀾。 這些年來，在民運組織的大小會議上，在海外華人的報刊中，每當有人對民運團 體或民運人士提出批評、指責，就總會有人爭辯說：萬惡之源都在共產黨，為什麼 放著中共不罵，而要指責反共的民運團體和民運人士？去年在多倫多民聯「五大」 期間的一次演講會上，一位華僑用較激烈的言辭批評一個民運組織領導人的作風， 與會的一位代表竟作出如下反應： 「有人惡毒攻擊我們的民運組織!什麼人才痛恨我們的民運組織？共產黨!!!」 一下子，這位敢於批評自己組織的坦言人士就被打成了「共產黨」。然而，最令 人不解的是，這位「反共」人士如此明目張膽、專橫跋扈的荒唐言論，竟博得了大 約四分之一與會代表的掌聲! 這次，當沈彤先生回國，從而使國內地下民運組織慘遭破壞的行為受到海外民運 人士(包括唐柏橋先生、龔小夏女士、封從德先生等多人)的批評和譴責時，又有人 為之辯護：應譴責中共，還是沈彤？(伍曉滿文，九二年十一月四日《世界日報》) 中共無理怎怪沈彤？(項小吉文，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世界日報》) 據地下民運組織中國民自聯及其他有關人士透露，沈彤這次大陸之行，使民自聯 遭到重大破壞，至少有五人被捕，十數人被迫出逃，多人被傳訊，不少人的家被查 抄，一些相關人士被扣押。而事實在於，這一切都是在沈彤與之接頭後立刻發生的 。沈彤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盜用其他民運組織的名義，對國內民運人士發號施令 ，封官許願。沈彤返美後連續在報刊上發表聲明，為自己的行動百般辯解，聲稱「 此行是成功且大有收穫的」，「已達成預定目標」，避口不談由於自己的作為對國 內民運造成重大傷害的事實，更沒有一句自我批評和任何承擔責任的表示。最近， 沈彤更是置當事人唐柏橋先生和眾多民運人士的聯合呼籲於不顧，與外國記者一道 (後者早已付沈二萬五千美元)，強行在一家法、德兩國合辦的電視台上播放了只有 中共國安部才會喜出望外的有關國內地下民運組織活動的案件。 沈彤先生的行為並非是偶然的、孤立的。「六四」大屠殺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 運領袖，精英們紛紛逃亡國外，萬眾齊聲討伐中共的血腥罪行。在此之餘，一些真 心關注中國民主前途的人們也不能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當時學運領袖們能采 取較為正確的策略，及早撤出廣場，犧牲是否會減少或避免、人民大眾的鮮血是否 會少流一些？這種合情合理的提問本來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以便在未來的行動 中變得更聰明、更成熟一些。同樣，當少數「六四」明星出國後在道德上毫不約束 自己，以自吹自擂，吃喝玩樂為榮時，出於對維護民運領袖形象的關切，人們也對 之提出了批評。 「共產黨幹了那麼多的壞事，你們為什麼偏要揪住民運領袖不放？」又有人出來 鳴不平了。邏輯是同樣的：共產黨是壞蛋，反共產黨、反壞蛋的人自然是好人，是 批評不得的。這和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 要反對」的武斷「教導」不是同出一轍嗎？ 大家都看到，在反對共產黨的人士當中，有眾多的民主戰士，他們為在中國實現 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結束一黨專政的崇高目標，與中共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這些人當然是我們的「自己人」，是民主事業的中堅力量。然而，與世界上所有的 人一樣，這些民主戰士(包括民運領袖)也並非完人，在現實的運作中，也會出現這 樣或那樣的失誤或錯誤，他們的道德修養也需要不斷地自我提高與完善，如果他們 犯了嚴重的錯誤，從而給民主事業帶來損失與傷害，其中作為民運領袖和公眾人物 者，理所當然地應當承擔責任，受到批評，指責乃至紀律的處分。這和共產黨壞不 壞，殺不殺人完全是兩回事，扯不到一起來，反共的大旗不應當成為掩飾自身肌體 上膿瘡的遮羞布。 現在，離「八九」民運那場悲壯的運動和「六四」大屠殺那血腥的日子已有三年 多了，至今尚無一位當事的學運領袖進行一次像樣的反思和自我批評，承擔一點點 的責任。前不久，有位廣場上的明星應邀訪台，當一位教授在座談會上提出類似的 質疑已求商榷之時，這位明星並不作正面回答，而是冷冷地反唇相譏道： 「天安門事件時你在哪裡？」 「台灣。」教授如實答道。 「你在做什麼？」明星在問。 「教書。」教授回答。 其後的談話不歡而止。這位明星的意思很清楚：你當時既然不在天安門廣場，你 有什麼資格對我進行質詢或批評？頓時，這位明星的心態和人格展現在人們面前。 說到底，還是同一套邏輯：只要我在反共，我就永遠是對的，只要我在反共，就沒 有人有資格去批評我。否則，你或是別有用心，損害民運領袖形象，幫助共產黨， 有中共特務的嫌疑。 海外民運已過去十年了，中國大陸經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經歷了腥風血雨，然 而，中共在政治上仍然牢牢抓住一黨專政不放，海外民運配合國內的民主力量進行 了艱苦的鬥爭。與此同時，在反共的大旗之下，也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怪人怪象和丑 聞醜事。 海外民運醜聞種種 有的朋友可能會認為用「醜聞」二字形容民運內的不良現象似乎過於「刺激」， 用個溫和些的字眼也許更好些。其實，問題的關鍵並非在於用字刺激還是溫和，而 在於事實上這些現象醜不醜，我們要不要說實話。 請看： 不是有這樣一位民運組織的創始人，大權在握之後即違法亂紀，貪污腐化，在三 年多前被開除盟籍後仍「鍥而不捨」，不斷在民運隊伍內造謠言、放暗箭、製造事 端，最終墮落到為辦移民欺騙美國政府嗎？ 不是有這樣一位曾在廣場立下英雄業績的學生領袖流亡之後就在鮮花與讚歌之下 忘乎所以，吃喝玩樂，無所不為，大話、假話連篇而遭至人們的憤慨而聲望一落千 丈嗎？ 不是有這樣一位曾受中共牢獄之苦的人士，在當上一個組織的頭頭之後，為了欺 世盜名並將捐款據為己有，謊稱已回國「闖關」成功，在大陸「發展了民運組織」 、「開展了民運活動」，最後，在記者追問之下，拿不出一點點去過大陸的證據(哪 怕是一張照片或一紙機票)而狼狽不堪嗎？ 不是有這樣的人，以「莫須有」的罪名 憑空捏造「十四條」「證據」，誣指民運組織的領導人是「中共國安部特務」嗎？ 不是有的民運團體基層組織的負責人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利用組織的招牌， 開設「政治避難公司」，公然高價出售盟證從中牟利，大發民運財，有的甚至不擇 手段地爭奪領導權，內戰多年打個不休嗎？ 不是有的民運人士受托攜海外捐款，回國救濟「六四」民運領袖和受難者家屬， 卻見財起意，公然偽造簽名，從而貪污公款、填飽私囊嗎？ 不是有的民運團體負責人，身無一技之長，又不願打工吃苦以自救，數年來只想 靠外來捐款過日子，只會左右逢源，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甚至作和尚連鍾都不撞 ，吃定了「民運飯」了嗎？ 不是有這樣一位前基層組織負責人，在當選為聯合代表大會代表後，竟將無記名 選票非法帶回家中，查對筆跡，打電話威脅盟員「為什麼不投我的票嗎？」 不是有這樣一位「六四」英雄，應邀去一所美國大學演講(美國人邀請給錢方去， 中國學生邀請是不去的)，給頭等艙機票尚不滿意，非讓人家派「專機」來接送嗎？ 不是也有這樣一些(為數不少)政治避難的申請者，在請求民運團體幫助時，高喊 反共口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終生，」而一旦盟員證到手 ，取得了避難權之後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嗎？ 夠了，以上這些觸目驚心的事例只不過是筆者本人耳聞和目睹的，應當只是事實 上所發生的一小部分，難道它們不醜而用「醜聞」二字來形容太過分了嗎？僅此這 些，還不足以引起民運人士和一切關心中國民主事業前途的人所震驚、所憂慮嗎？ 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天共產黨在中國倒了台，讓以上這些人上去執政，難道我們不 會將重蹈改朝換代的覆轍、讓中國人民重新生活在苦難之中嗎？ 理想主義和道德底線 多年來，每當民運取得了一點進展，每當又有新人加入，使民運隊伍得以成長， 壯大時，筆者都感到由衷的歡欣與喜悅。同樣，每當看到民運隊伍內部又出現壞事 、醜聞，出現使親痛仇快的事件，也都感到深切的焦慮和痛心。正是共產黨希望我 們民運組織肌體上出現膿瘡、毒瘤，偏偏不去承認、不去醫治。讓我們坦坦蕩蕩地 承認自己的疾患，找出癥結所在，以求徹底根治，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民運組織永 葆健康的肌體和旺盛的生命力。 眾所周知，由於中共幾十年來的倒行逆施和愚民政策，中國人早就對各種各樣、 形形色色的理論和主義的說教厭倦了，民主的理念固然動聽，共產主義的「大同世 界」又何嘗不令人神往？然而，被中共這個反面教員教得早已十分「老練」的中國 人民更懂得「聽其言、觀其行」這一傳統判斷事物的準則，他們用這一準則去判斷 共產黨，也同樣用這一準則去判斷民主運動。 僅舉一個實例。民聯在美國有這樣兩個分部，姑且稱之為甲和乙。甲分部座落在 一個有名的大都會，留學生、華人成千上萬；乙分部在中西部一座小得多的城市， 華人僅有數百之眾。兩分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乙分部盟員團結友愛、深得人心， 發展的盟員高達當地中國留學生的百分之十以上，連好幾個外州的留學生也趕到該 分部去申請入盟。甲分部雖有比乙分部大幾百倍的人力資源，但長期以來，一直散 砂一盤，內鬥紛爭不斷。許多盟員長期不交盟費，不參加組織活動，加上個別人在 台後興風作浪，成了總部面對的「老大難」。按理說，甲分部的條件要比乙分部好 得多，又是打著同一面民聯的大旗，為什麼兩個分部的表現卻大相竟庭呢？經調查 發現，其根本原因在於這兩個分部樹立了不同的道德形象。乙分部從一成立起，就 從關心、幫助留學生入手，作大家的朋友，光明磊落，以誠相待。在組織內，盟員 注意遵守盟章、法紀，幾乎個個如時交納盟費，積極參加分部活動，並關心總部和 《中春》雜誌的工作。這樣，民聯就在當地享有較大的聲望。甲分部由於種種歷史 原因，領導班子長期不能健全，一些前負責人視分部可有可無，有的還把領導權作 為打內戰的資本，甚至本人也長期不交盟費。他們在盟內外甚乏公信力，直到最近 一次改選和整頓，分部工作才有了明顯的改善。 人們可以看到，長期以來，在海外民運隊伍中，在民運刊物上，人們天天談、月 月講的是民運的戰略、戰術、策略，是對中共營壘內的結構、動向與權力之爭的分 析，唯獨缺少的是檢查與批評自己，缺少的是如何提高我們自身的道德素養，維護 我們的道德形象和保持我們的道義力量。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除了我們一隻手中 握著的傳家法寶——民主大旗以外，另一隻手握著的法寶就是我們的道德形象和由 此而產生的道義力量。這是我們僅有的能夠最終戰勝敵人的武器，而前面所列舉的 種種醜聞以及最近遊說國會和沈彤回國事件，正是嚴重地損害了我們的道德形象， 削弱了我們藉以感召人民大眾的道義力量。 一位朋友對我說「你老是強調什麼道德、道義，太理想主義了，共產黨可不同你 講這一套!」在他看來，共產黨殘暴、兇惡，只要為了打擊共產黨，採取什麼樣的手 段也不為過。 這位朋友的話把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擺到了人們面前：反對共產黨、從事民主運 動的人是不是可以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理想主義還應不應當有？海外民運人士 要不要為自己規範出一條道德底線？ 大家都知道，民主事業本身就是一項崇高、偉大的理想主義事業，為其實現，我 們必須付出誠實的、艱辛的勞動，與專制政權相搏鬥，需要有勇氣，有智慧，有謀 略。然而，正如古人所云：「世事有所為，有所不可為。」先聖也早就指出：「手 段的卑鄙證明目的的卑鄙。」一個崇高的事業絕對不應當通過卑鄙的手段來實現。 對以上所說的勇氣、智慧和謀略，必須設定一條道德底線。而任何超越了這條底線 的手段，作法都將危及我們的道德形象，從而有損於我們的民主事業。遊說國會以 及沈彤回國事件正是這種為了某種功利而不擇手段的兩個實例。 徐邦泰先生在《民運寄語》(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世界日報》)一文中寫道： 「軍隊，絕對沒有，金錢，幾乎沒有，如果我們真連道德形象與道義力量都不具 備，那麼，我們恐怕只剩下一種資格——高唱一無所有」。 他的話不是足可以使一些人深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