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掃地罪在何人？ ·高 新· 最近幾個月裡，北京流傳著一首順口溜曰：「教書匠，窮酸相；搞科研，沒有錢 ；文盲富得流油，教師窮得發愁；要想發家致富，就得不學無術。」 聽到這則順口溜，使筆者自然想起自己所見、所聞及在報刊上所讀到的大陸腦體 倒掛現象的種種實例。記錄於此，只是想就此向中共當權者質問一句：大陸教師斯 文掃地罪在何人？ 文盲富得流油 因為參與「六四」，我在中共監獄裡小住了一段。出獄後，因為不服氣共產黨給 我定的罪名是「參與動亂」，自然要千方百計尋找證明學潮不是動亂的依據。在同 一位小學教師交談過程中，她對我說：「六四」剛剛過去的那些日子裡，你們在監 獄裡受苦，我們在外面的人日子也不好過。上面要求我們組織小學生慰問戒嚴部隊 ，並且還要動員每個小學生捐款給戒嚴部隊買禮物。我們知道孩子們的家長都不願 意，所以只好挨家上門，流著眼淚請求家長們理解我們的難處。 這位教師還向我介紹了她二十多年前曾教過的兩個學生的不同生活境遇。 學生甲肖某出身「無產階級家庭」，其父在中共建政前是拉洋車的，中共建政後 加入了合作社，此後一直在一家煤廠蹬三輪車送煤球和蜂窩煤。 肖某小學沒有畢業就休學了。走上社會後曾因為聚眾打群架被公安局判了三年勞 教，自己也因此傷了眼睛。勞教結束後，他接了父親的班，蹬上了送煤的三輪車。 肖某一家五口人，多少年都是擠在北京東單一帶臨街而建的一間低矮灰暗的小平 房裡。改革開放後，北京的臨街房陡然增值，肖某看準了機會，將全家搬到親戚家 借住，把自己家和臨街房改建成飯館，專營涮羊肉。兩年過後，肖某給自己和父母 各買了一套商品樓房，並購置了一輛大發牌麵包車和一輛長安牌麵包車。肖某發家 較早，所以當時購房購車都比現在便宜得多，但兩套房加兩輛車總共也要二十萬元 人民幣。 時到如今，肖某到底有多少錢沒有人清楚。他自己對他的小學老師說：我小的時 候不爭氣，沒有好好學習，我的孩子我要讓他有出息。他介紹說，他專門為六歲的 獨生兒花七千多元人民幣買了一台「130星海牌」鋼琴（大陸生產的立式鋼琴最大的 一種），請了一位鋼琴教師。另外還請了一位外語院校的大學生和一位師範院校的 大學生分別給他的孩子教授外語及文化課。 肖某說：僅請「家教」的花銷一月要二百塊錢左右；孩子愛喝「喜樂」（大陸風 糜的一種兒童營養飲料），僅此項一月也要一百多塊錢。加上其他開銷，光為這個 孩子，一個月怎麼也得五百以上。 教師窮得發愁 小學教師二十多年前教過的另一個學生童某出身在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從小 學到初中都一直是班裡的學習尖子。「文革」開始後內蒙插隊一去八年，七七年返 城即考上北京大學。 現在，童某在北京大學搞「超導」實驗研究，妻子也是一名理科的助理研究員。 因為孩子年齡太小，幼兒園不收，但又請不起家庭保姆，所以兩口子同時有實驗任 務時只好用布帶子把孩子拴在床上，然後將一把糖塊灑在床四周。 這個不幸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可憐孩子，每當父母雙雙去為「高科技」事 業奮鬥時，就要象只被拴著的小狗覓食一樣，滿床爬著找糖吃。糖吃完了再哭一會 ，爸爸媽媽也就該下班了。 童某兩口子一月全部收入是四百多元錢，雖然不需要贍養老人，但一家三口的花 銷還不夠文盲肖某一個孩子的花銷。這種從事「高科技」工作的知識分子和文盲之 間的生活對比，可能只有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才能看到。 教書匠，窮酸相 來美國之前，筆者曾在北京海澱區北太平莊農貿市場親眼看到一位大學裡的女性 中年教師為一毛錢同賣油菜的小販討價還價。「看您這個樣子是個大學老師吧?」小 販無可奈何地看著面露菜色，戴著一付老式黃框眼鏡的顧客說：「您也真夠不容易 的，這堆菜我不要錢了，白送！」 面對小販並不惡意的施捨，這位教師憤然瞪起了眼睛，扔下那堆菜，昂首闊步地 慨然而去。周圍的人肅然起敬地看著這位教師，可能是聯想起了早年拒領美國麵粉 的聞一多和更早年裡不吃「嗟來之食」的伯夷。 不久，八九學運暴發，這位在大學講台上教授了二十多年中共黨史的女教師打著 呼籲「增加教育經費」的標語勇敢地走上了街頭。 這都是發生在近四年以前的故事，當時，中共實行的是所謂的「有計劃的商品經 濟」政策。實行這一政策的結果，如果說沒有給大陸老百姓帶來經濟實惠，的確不 符合事實，但「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蛋的」、「窮教授，酸博士」；知識分子，尤其 是「靈魂工程師」十之八九是囊中羞澀同樣也是事實。 四年後的今天，中共又實行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政策。而這一政策 給大學校園帶來的最直接的變化是：教書匠們依然囊中羞澀，只是徹底丟掉了一九 八九年以前還多少保持著一點的斯文相。 前文提到的那位中共黨史課女教師如今在幹什麼筆者沒有瞭解到，但至少是與她 同專業的，北京師範學院（現已與其他幾所院校合併改名首都師範大學）政教系的 一位系副主任已經開始了賣餛飩和餡餅的「第二職業」。 搞科研，沒有錢 中共十四大後，精簡機構的宣傳一時弄得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惶惶不可終日。但 一位剛剛來美國來的朋友說：國家機關的機構精簡雖說喊得好凶，起碼至今還是「 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響應號召極快，一些研究所已經 通知所裡的三分之一的助理研究員和副研究員自謀生路，條件是一年內發給基本工 資，一年後國家將再不管其死活。 要想發家致富，就得不學無術 香港報刊披露一則中共官方的調查材料顯示：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南京、 西安、重慶、武漢、成都、瀋陽等大城市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大學教員、研究員 ，以及百分之六十的高級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都進行「第二種副業」，其中百分之 八十的人從事與自己專業完全不相干的商業活動。 這則調查材料還披露說：到九二年六月底，上述大城市已經有一千七百多名教授 、講師提出辭職，「改行」或要求提前退休，不約而同地走上了經商的道路。 但是，真正能夠辭職「下海」經商的大學教師，無論其事業是否成功，至少其中 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真的富起來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教書匠，窮酸相；搞科研 ，沒有錢」。所以，「要想發家致富，就得不學無術」。最令人心酸，同時更令人 憤怒的是，許多沒有經商門路的大學教師，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利用業餘時間從事 體力勞動賺點貼補家用的小錢。 上文說的調查材料中說：北京、上海有名牌大學教師到酒吧當收銀員；天津大學 十多名講師利用晚上和節假日集體承包來往津京的公路運輸工作，老闆、調度、司 機、壯工一腳踢。重慶大學更是有教師在醫院門口設攤經營鮮花、水果，同時代寫 慰問卡。 腦體倒掛，罪在何人？ 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畢業的一位海外學人九二年在其母校做了一個「北師大各級 教師的工資調查」。他在調查結果中對比說：「一九五六年國務院規定的大學各級 教師的工資如下：助教工資五十六元至七十八元；講師八十九元五角至一百四十元 ；副教授一百四十元至一百八十元；教授一百八十元至三百六十元。改革開放之後 新規定的大學各級教師的工資是：助教七十二元；講師一百一十元；副教授一百三 十元；教授一百八十元。」 公正地說：大陸上現在的各級大學教師每月收入比上面所列還是要高出一些，因 為改革開放以前，大陸拿工資的各行各業，包括大學教師在內都只拿基本工資，而 現在每個拿工資的人除基本工資以外，每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補貼、獎金及「工齡 工資」等。但無論如何，在不兼做第二職業的前提下，大陸大學教師現在的每月總 收入雖然絕對數字比改革開放前稍高一些，但如果把物價上漲因素考慮在內的話， 他們的實際收入絕對是呈下降趨勢的。而且，級別越高的大學教師，經過了改革開 放後的生活水平越是下降得嚴重。 中共改革開放後實行的工資改革規定，如果原工資超過改革後的新工資最高檔的 話，保留不動。還以北師大教師為例：該校有一個著名的民間文學專家鍾敬文教授 ，是大陸「文革」前評定出的一級教授中仍還活在世上的屈指可數者之一。他過去 的工資是三百六十元，如今還是三百六十元。但今天的三百六十元人民幣的幣值同 五、六十年代的同樣數目的幣值怎麼可能相比？ 筆者曾就此向一個新近從北京來的留學生家長討教，按這位老人的回憶對比，如 果拿雞蛋或豬肉的價格為例，那麼今天的三百六十元只頂得上五、六十年代的五分 之一。 好在鍾敬文教授畢竟早年就當上了一級教授，而更多的新提升的教授，即使他們 的學術水平和對社會的實際貢獻不亞於甚至遠遠超過了當年的一級教授，他們如今 的每月總收入也達不到三百六十元。 有了以上實例的對比，大陸如今腦體倒佳現象，教師窮得發愁的原因是什麼，罪 在何人就已經有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