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文化」和「知識分子的軟弱性」 ·周 舵· 「六·四」的發生，以及隨後蘇聯東歐的巨變，標誌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預示 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顯然，我們正站在一個大變革時代的門檻上。 大變革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徵，是舊的理論、信仰、觀念、原則、價值標準的全面失 效和崩潰。「崩潰」這個詞容易使人產生一種誤解，好像一座舊樓房崩塌之後，原 有的地基上只剩下一堆瓦礫。實際上，人的腦子在任何時候也不可能處於這樣一種 一堆瓦礫的狀況，因為人不能停止活動和思考，也就不可能沒有據以活動、思考、 下判斷所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礎，即一整套觀念、方法、信仰和標準。人腦的任何一 個角落，只要新思想還沒有進入，舊思想就一定盤踞在那裡——哪怕是處於一團混 亂、自相矛盾的狀況，舊思想也仍然在每時每刻發揮著作用。 我們從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去反對共產黨的民運人士身上看到了一個好佐證。從 願望上說，這些朋友確實對民主事業滿腔熱忱，然而他們的行事說話，卻到處流露 出「黨文化」無所不在的印記。而且，我想這不會是少數人獨有的問題，每一個中 國人（包括港台和海外華人在內）說不定都是「黨文化」的帶菌者。我擔心，不對 「黨文化」作徹底的批判清理，所謂「民運」十之八九就會只不過是又一出改朝換 代的醜劇而已——甚至更壞，我們的民族可能長期陷於無成效、無建樹的無謂爭鬥 而不能自拔。 本文想從一個差不多是全體中國人公認的命題「知識分子的軟弱性」談起，對「 黨文化」的「革命崇拜」或「革命至上論」發一點異議，以就教於各方有識之士。 被共產黨貼上的標籤 「知識分子的軟弱性」不是一個我們的祖上傳下來的概念。凡讀過歷史的人都應 當知道，古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並不軟弱。自古以來，中國專制王朝的每一頁歷史上 ，都灑滿了那些不惜死諫的忠臣的鮮血和腦漿。說這話的是崇拜所謂「無產階級的 徹底革命性」的共產黨。理由是知識分子在「革命」中失去的一定不僅僅是鎖鏈， 所以難免瞻前顧後。「越窮越革命」，「越不窮，就越軟弱」。這是共產黨正在為 奪取政權絞盡腦汁時說的話。 等到政權奪到手，話就開始倒過來說：「知識分子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翹尾巴」。 尾巴如果通體都「軟弱」如麵團，誰都知道那一定翹不起來。此時，共產黨變成唯 恐知識分子不夠軟。所以，知識分子不僅尾巴要打斷，脊樑要打斷，渾身的每一塊 骨頭都要打斷，務必使知識分子達到蚯蚓和蠶寶寶的軟度。三十年下來，中國知識 分子便真的成了這樣一種東西。毛稱讚「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那是因為當時毛 是在野的「匪首」。魯迅若是活到一九五七年，不被毛槍斃掉，也得去北大荒種土 豆。 到了一九八九年，中國知識分子成千上萬地造起反來，造到不顧死活的地步，應 當說是夠「硬」的了，至少是硬到足以洗刷「軟弱」惡名的程度了。可是不，所得 到的還是一個「軟弱」的壞名聲。理由呢？理由是沒有出譚嗣同。那麼，據以評價 的標準是什麼呢？ 「罪感」與「恥感」 關於「軟弱」或「不軟弱」的考慮還涉及一個中國傳統道德倫理的反功利主義取 向問題。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倫理至上」的，這還不夠確切，因為倫理可以有功 利主義的，以及非功利主義的。中國人的傳統倫理是反功利主義的「群體本位和倫 理至上」。按照弗洛伊德和東西方其他一些心理學者的劃分，人的內在情緒制裁大 致可分為「罪感」和「恥感」兩類。西方社會的社會化過程主要體現為「罪感取向 」。而東方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的社會化則主要體現為「恥感取向」。西方人的罪 感來源於虔誠的宗教信仰，是神權至上社會的人們將人神關係置於首位的表現。進 入近代以後，西方人的「罪感」的基礎是源於個人判斷主體行為的對錯。若干人感 覺自己的行為不正確不該做，就會產生「罪感」。反之，「恥感」的基礎是來源於 他人對主體行為的反應。若他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不佳，作為主題道德良心的「超 我」便會產生「恥感」。因此，所謂「恥感取向」，說到底，表明了人際關係思想 中體現群我關係的「群體意識」發達，反映了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群體本位」的特 征。也就是說，就總體傾向而言，中國人關心做人的好壞（而這好壞的判別是以眾 人的看法為依歸），不關心做事的成敗。中國人從骨子裡就有媚眾動機，缺乏孤立 獨行、蔑視流俗的勇氣。 做人與做事，有時候是協調一致的，有時候卻是矛盾衝突的。成功者往往是大奸 惡，道德聖賢者通常是失敗者。一個理想社會似乎應該能把「成功」與「高尚」統 一在一起，然而，我們並不容易得到這樣一種理想或比較理想的社會。或許從根本 上說，「成功」與「高尚」之間也存有某種類似「效率」和「公平」之間的替代效 應，某種「此消彼長」的關係？如是，則真令一切理想主義者敗興。 「群體本位」並不一定意味著利他主義。「特別注意他人反應」的心理動機可以 是極其自私的。經常有這樣的事：為了一件有利他人、有利社會的事情做成功，一 個人不得不忍辱負重，承受社會的誤解和眾人的嘲諷，一時背負恥辱的惡名。「群 體本位」的人通常不會作這樣的傻事。相反，他們只按照掌聲和喝彩的指引去行動 。「英勇」的行為滿可以出於自私的動機，例如為了贏得掌聲；而看上去「軟弱」 的行為，倒可能來自理性、審慎的社會責任感。有時候，反英雄主義的言行倒是真 正的英雄主義。 至此，我們談到了斷言知識分子「軟弱」或知識分子自認為「軟弱」時可能起作 用的兩個因素：一是不計成敗的浪漫主義純審美標準；一是過分注重他人反應的「 群體本位」文化傳統。然而影響更大的，則是自辛亥革命以來國共兩黨共同倡導的 革命至上、革命崇拜倫理價值觀。 「革命至上」或「革命崇拜」 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敵人意識」淹沒一切的歷 史。不僅外國人被全體中國人認為是鬼不是人，「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 快，而且，永遠有一部分中國人認為把另一部分中國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是最神聖 的頭等大事。愛憎務必判然分明，做事務求走極端，不留任何餘地，思維必須簡化 到非黑即白、沒有中間色彩，「敵、我」之間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處。為了支撐 這種幼稚、原始、野蠻的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中國人動員了一切宣傳工具，創造 出不計其數的淺薄、浮誇、低級拙劣的文藝作品，去虛構一個敵我、天使魔鬼、光 明黑暗、善惡截然對立的童話世界。這一整套智力驚人低下的童話故事，幾十年來 由政權的強制力向全體國民強迫灌輸，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誰敢不信，立即就 要宣佈為「敵人」而罰下地獄。久而久之，這一套「黨文化」逐漸成為滲透每個中 國人的血液、骨隨、以至每個細胞的無法清除的毒素，在每個中國人的一切言行中 發揮著威力無窮的作用。 本來，「革命」這個東西並不是生活必需品，不應該被搞成家常便飯。革命是大 規模的群眾性暴力，是在社會矛盾極其尖銳、實在是除了暴力革命外再無出路時才 應該發生的一種社會現象。也就是說，「革命」本是一種極不如意的事態，其中所 包含的血腥和醜惡，往往並不比革命所要取代的舊事物所包含的不合理來的少。「 乃知兵者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只有當舊統治者既沒有主動變革的願望， 又缺乏主動變革的能力的時候，革命才有比較充足的理由。這點道理，連馬克思這 樣一位大憤世疾俗者也是承認的。他認為，在舊生產關係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還沒有 完全發揮出來之前，革命是不該發生的。 至於說到列寧，這位孫中山和毛澤東共同的老師，他是個嗅覺極其敏銳的現實主 義的政治策略大師，需要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把馬克思拋在一旁，同時編造出 一套名叫「辯證法」的詭辯術，把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發明硬說成是「真正的馬克 思主義」。本世紀初的俄國人從不具備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學理意義上的「革命」的 前提，這是人人都看得十分清楚的。列寧確實是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的一位奇才， 沒有他，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十月革命」。然而這次「革命」究竟是什麼東西，是 另一回事。奪權成功並不意味著就是革命。 不過，列寧的成功實在是眩目的。他向工農大眾許諾的那個曠古未有的超級大烏 托邦的魅惑力實在讓人心醉神迷，它對於象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幼稚淺薄的民族的魅 力就尤其強烈。幼稚的人往往非常善良，淺薄之徒可以極為勇敢。「革命崇拜」正 好需要這樣一塊沃土。 範文瀾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不曾有過西方人那種無上信仰的宗教，是中國人討 了一個大便宜。這真是一個無神論者的淺薄無比的大悲哀。不信神，才會信革命。 而「革命」卻像上帝的地方少，像惡魔的地方多。革命通常不僅摧毀它的敵人，而 且反過來吞吃掉它的兒女。「文革」的十年浩劫把上億中國人驅入暗無天日的活地 獄才不過是十數年前的事情，中國人就又把毛當作神來供奉了。這對於一個無宗教 的民族來說實在一點也不奇怪。不信上帝，就必定會去信各種各樣廉價的替代品。 自辛亥革命以來，國、共兩黨一直在構造一種唯「革命」是尚的邪教。結果是，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暴力爭鬥和血腥殺戮成為唯一值得稱許的生活方式，「非黑 即白」的大簡化理論成為最流行的思維方法，輕視生命、狂熱偏狹的蠻勇成為至高 無上的道德準則。國、共之爭不過是一出同類相殘的悲劇，並沒有多少值得謳歌的 倫理價值在內，雙方的宣傳理論家卻偏偏把它說成是一種宗教狂式的神聖事業，不 遺餘力地把它推向道德至尊的極端。只有不信教的人群才做得出這一類蠢事。 共產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群 一個新生的政權，如果不建立起民主制度，就總會有一個從生機蓬勃、廉潔有效 走向道德崩壞、腐朽衰敗的過程。共產黨人在他們為奪取政權而艱苦奮鬥的時候， 以及在他們奪得政權之初，不可否認，曾是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目 標不能不說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常由善良願望鋪成」。共產 黨人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愚蠢。 共產黨人是些愛走極端主義路線的高度理想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 食人間煙火的、無私無慾的聖徒。這類熱愛激進主義理想的人，歷來大有人在。這 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別有研究價值的一點是：這類人的社會作用往往是大 善與大惡的極度矛盾的組合體。 從積極方面說，正是這種人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除去少數幸運的天 才之外，為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進步作出大貢獻的往往都是這種類型的人——從科 學藝術迷狂，醉心於工藝技術的發明家，到奮不顧身的社會改革者、革命黨人。這 是社會中的優秀的少數，正是他們把多數人從麻木沉睡中喚醒，把天火硬塞給平庸 跟進的大多數。 但是很不幸，這種類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狹，缺乏寬容精神甚至冷酷無情。他們 不能容忍反對意見，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唯一的至高無上的、不容懷疑的真理 。他們急躁、狂熱，主張為了他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使用一切可能 的手段——包括最殘忍的鎮壓和肉體消滅在內。因為他們自己是禁慾主義和紀律主 義的、權威主義和絕對獻身的，所以他們輕視、厭惡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義和 放縱、逸樂和追求享受。他們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斯巴達軍人式的嚴酷服從和無 條件奉獻。他們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理想才是值得珍視的——所以也把 他人的生命視同工具，為了實現那個至高無上的理想而隨時可以毀掉的工具。當他 們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結合時，例如和被剝奪、無權、痛苦不堪的被壓迫階級的暴力 反抗相結合時，可能變成一股只要復仇不計一切代價的情感主義的盲目破壞力量。 更糟糕的是，流血導致更多的流血，復仇引發更劇烈的復仇——直到整個社會被惡 性循環引到一個極限為止。此時，民族元氣損傷殆盡，也許幾個世代難以復員。目 前的階級鬥爭、階級仇恨，動輒「你死我活」，就是這種極端主義運動留下的民族 心態和社會文化遺產。（見拙著《獄中書》）。 民粹主義的煽動 一場革命越是缺乏根據，就越是需要更多地依靠 暴力，越是需要廣泛地動員民眾 。為了動員民眾，共產黨人幾乎是本能地運用了民粹主義的宣傳手法，恭維、迷惑 無知識的底層民眾，把他們捧上天，從「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產業工人 最無私、最勇敢、鬥爭最堅決、最富於組織性紀律性」，到「卑賤者最聰明，高貴 者最愚蠢，知識分子其實是最無知識」，「工人階級要領導一切」等等。這種蠱惑 性的宣傳手法的另一面，就是貶低知識分子。從列寧到毛澤東，不知說了多少關於 知識分子的壞話。其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所謂「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動搖性、對 待革命的不徹底性」。 在一場理由並不充足的革命群眾運動面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當然會既不堅決， 又不徹底。但這是壞事嗎？是的，是壞事，如果你信仰那個革命至上論的話。 韋伯認為，近代西方的工業化過程給人類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所謂「合理化 」。合理化，就是指「用盡可能小的代價，來獲取盡可能大的效益。」這種建立在 客觀、冷靜的理性思維和精確的計量手段基礎上的科學、理性的態度，是現代社會 區別於傳統社會的一個重大特徵。很自然地，科學家、企業家、商人和知識分子， 正是引入這種變化的帶頭人。這種態度、這種氣質，恰恰是鼓動民眾造反的人不希 望民眾具備的。雖則成功的革命家自己一定是那種算計極精的大謀略家。他滿心巴 望的是天下只有他一人精明，而其他人則次第不等地愚蠢於他。當然了，在這個精 明到愚笨等級的最下層，他需要的正是那種不計後果的無理性的蠻勇。說得好聽一 點，這種蠻勇可以叫作「浪漫的革命英雄主義」或「革命的浪漫英雄主義」。在這 種主義的辭典裡，「妥協」=「投降」，「談判、交易」=「懦弱」，「暫時撤退」 =「逃跑」，「讓步」=「背叛」。 於是，它的行為規則就必定是只能進不能退，只能硬不能軟，「戰鬥到最後一個 人」，流盡最後一滴血」。這不能不令人聯想起晚清的義和拳及共產黨中的王明。 由誰來組成道德法庭？ 「八九民運」以後，海外輿論和國內民眾很快組成了一個有形無形的道德法庭， 對民運人士進行嚴酷無情的審判。這種審判十分有趣，值得社會科學家仔細研究。 可以說，它正是中國人民族性的一面鏡子。遺憾的是，它反映出的，卻是一種嗜血 、殘忍、不近人情的民族性，一種原始、野蠻、落後的民族性，一種被仇恨、報復 、敵人意識支配的民族性。一言以蔽之，中國人的標準是：誰不上斷頭台，誰就不 是英雄。經過數十年「黨文化」的熏陶，中國人從骨子裡帶有一種嗜血的衝動，時 刻盼望著把什麼人推上血腥的祭壇，好讓民眾痛哭流涕、咬牙切齒地崇拜。 奇怪的是，似乎很少有中國人認真地想過，這個「道德法院」是否也應該有某種 起碼的組成準則。 首先，至少應該認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吧。你自己喜歡上斷頭台嗎？不喜 歡。那麼，憑什麼要別人上斷頭台呢？ 其次，總得自己做得好，才有資格批評別人吧。總得有點起碼的「資格意識」。 「道德」這個東西，是有普適性的，全體社會成員都要遵守，而不是僅僅用來規範 、約束少數人的。自己要盡可能地站在一個十分安全的角落，卻指責甘願冒風險的 人不夠勇敢，這的確不能說是一種夠道德的品質。 在我看來，天底下根本就沒有什麼「天賦人權」，一切權利都是奮鬥出來的，都 得經過或多或少的努力，取得某種資格之後才配享有。不信神的中國人，卻談什麼 「天賦人權」完全是驢唇不對馬嘴。西方人心中有上帝，才有真正的「天」和別的 神聖不可動搖的東西。「上帝死了，一切都成為可能」（尼采）。沒有上帝，誰來 認可你那個不容懷疑、不可剝奪的什麼「天賦」！當今世界，連生存權都談不上「 天賦」了，還論其他！所謂「計劃生育」，不就是剝奪某些人的生存權嗎？要想堅 持「天賦人權」，就必須取消計劃生育，天主教徒恰好就是這種主張。曾經貧窮受 苦，當然也並不能構成今天配享有任何權利的理由。僅僅因為曾經一無所有，今天 就應該享有一切，這是種廉價的痞子哲學。權利必須和資格相關聯，與努力及貢獻 的大小相關聯。 「六四」前後，曾有不少人主張「非流血不足以喚民眾」。然而，大流血的實際 效果，非但不是喚起民眾，反倒是空前的萬馬齊喑。幾百萬人參與的一場波瀾壯闊 的愛國民主運動，最終卻沒有幾個人有勇氣承認自己所做過的事情、公開堅持自己 曾採取過的立場觀點。不僅不承認、不堅持，而且為自己的輕易過關沾沾自喜、自 我欣賞；不僅沾沾自喜、自我欣賞，還反過來對王丹、劉曉波等人的所謂「軟弱」 大張撻伐。這幾百萬人當中，有知識分子，更多的則不是知識分子。他們似乎從來 不曾想到過，既然他們矢口否認，必定就意味著把一切責任包括他們自己理應承擔 的那一份責任在內，全都推到了王軍濤、陳子明、王丹、劉曉波……等等那逃不脫 或不想逃脫的少數人身上，必定意味著默認當局對這些人的迫害。事件過去三年了 ，仍然沒有幾個人敢於出來承認自己曾參與過的活動，敢於出來堅持自己當初的立 場觀點，敢於公開抗議、批評政府迄今仍在延續的對民運人士的不公正處罰。與此 同時，對被迫害的民運人士的批判、苛責、疏遠、冷漠以及種種亂七八糟不負責任 的議論卻越來越不受阻止。這樣一種對自己的平庸懦弱的極度寬容，與對少數「精 英」身上某些平庸軟弱部分的極度苛責之強烈對比，也許正是當今中國人的一大特 征。 其實，這正是一個習慣於企盼救世主、企盼完美無缺的英雄半神來拯救自己的民 族必定會具有的特徵。自身越是軟弱、無能為力、不願承擔責任、就越是要求一個 救世主具備十全十美的道德與能力，去為自己承擔全部責任，似乎自身的凡人的匱 乏恰應當由他人的神明的完美來補足。 給劉曉波的一封信 曉波的意外獲釋，使我喜憂參半。喜從何來不必多說；憂的是，人們必定會對他 產生極大的誤解。不久前，他寫了一部書，題為《一個末日倖存者的自白》。其中 的第一部分，是他對自己所作的殘酷無情的、同時又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剖析。他 把這部分的重點內容念給我聽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第二天，我給他寫了如下這 封信： 聽了你的「幸運者獨白」，叫我寢食難安。當時，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此刻，我 仍然理不清頭緒。我只知道必須寫幾句話給你。 無需多說，你的誠實、坦白和勇氣，你作自我剖析時的極端嚴格和殘酷無情，令 我欽佩無已。同時，我又難過、壓抑、不平。我難過，因為你無情地傷害了自己； 壓抑，因為我們全身心投入的事業（主要是投入其中的以及擁護同情它的這些人） 如此令人失望；不平，因為人們（包括你自己在內）對你不公正。我相信。世上沒 有幾個人有資格用類似你自己這樣嚴格的標準來評判你。指責你的那些人，他們自 己太平庸，太渺小。你所做的哪怕是最令你自己不滿意的事情，也比他們所做的要 高出太多太多。 我反覆問自己：你所堅持的這樣一種宗教狂式的自我要求，到底是否有道理，到 底是否合乎人情或人性？我們會不會陷於反人道主義、宗教狂、「黨文化」而不自 知？尤其是，就算世間確有少數人能夠接近這種半神式的境界，他們是否能將這種 境界貫徹始終而不至於自相矛盾、半途而廢？ 這個眼前的世界太庸俗、太大眾化、平民化、太商業化、太實利主義、太缺乏宗 教感。人們用各種各樣輕鬆、舒適的廉價理由為自己的平庸俗氣開脫。在這個意義 上，必須有神；必須有一種向至真、至美、至善的痛苦努力；必須有一種對於雖不 可企及、總還可以接近的神明的信仰，必須把少數優秀分子，出類拔萃之輩樹為人 生楷模，而不是胡說什麼「彼此彼此，人人都一樣」。 另一個方面，不作半神而作一名庸眾是允許的，那算不得罪過。可痛恨的不是平 庸，而是自甘平庸、缺乏向善之心；可譴責的僅僅是那種仇視優秀的、自鳴得意的 平庸。你沒有理由要求大多數人成神。那種「共產主義新人」式的多數成神的樂觀 主義乃是最無根據的烏托邦、純屬夢囈。 因此，你要成神，我唯有敬而遠之；我自忖付不起那麼巨大的代價。成神也許是 世間最高尚、最高貴的事業、卻也是最昂貴的事業，沒有幾個人支付得起。本人六 根不淨，深知不配作此種妄想。同時，我也希望你不要以神的嚴格來責罵他人，既 然他們並不曾自詡要成神。對於大多數人，不管你內心對他們是否看得起，你都要 足夠寬容體恤、心懷善意。，當一個人說這一類尼采式的狂言時，它不可能心懷善 意；群眾不過是垃圾和原料，世上的好東西不是為他們準備的。在這個人口國都繁 殖的粗製濫造的世界上，就算這種話有充足的理由，無論如何，惡狠狠的詛咒不會 是出自誠摯的善意。 我得承認，我過去（「六·四」之前）對你實在並不瞭解。尤其是不瞭解你竟有 如此超乎尋常地嚴格的自我要求。不管這和「六·四」煉獄是否有關，我都得說： 現在，不僅在才智和識見上，而且在道德人格上，你都是我最珍視的朋友。你真的 很棒，完全沒有理由自怨自艾、自我貶損到現在這種灰心喪氣的地步，決無理由如 此！至少，我要永遠為你辯護，不管你需要不需要。 這就是我對劉曉波說的話。最後附帶說一句：不管西方人的基督教義裡面包含多 少反科學的謬說，至少它有一條至關重要的道理要比中國的儒教倫理深刻得無可比 擬，那就是它的那種從骨子裡的謙卑。在基督徒眼裡，神人之間的巨大鴻溝是絕對 無法逾越的，人妄想成神是最瘋狂的不敬和褻瀆。而儒家學說卻一直在假造「聖賢 」，即沒有神的名號的神。「人皆可為聖賢」固然是一派胡言，「人非聖賢，孰能 無過」之類說法明明包含著「至少有幾個人可能成為聖賢」的瘋狂妄想（或虛偽造 作）在內。這恰是一種從骨子裡的狂妄。無論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多少淵源關係 ，在這一點上，兩者之間卻有著重大區別。馬克思再不高明，「狠鬥私字一閃念」 之類的「文革」把戲也會被他看作一種太低級的胡鬧。但這已是下一篇「黨文化」 批判的題目了：「狂妄者必糟天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