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之六） ·胡 平· 四十九、反右鬥爭與三面紅旗運動之間的關係 問：在反右鬥爭之後不久，中共就發動了三面紅旗運動。你是否認為這二者之間存 在著什麼關聯？ 答：中共發起三面紅旗運動，當然是為了加速經濟發展，不過其背後的動機主要是 政治的。這就和此前的反右運動大有關係。在結束了一場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之後， 中共急於讓人民轉移注意力，急於證明自己領導的正確。這和「六四」之後共產黨 大力推進經濟改革出於相同的心理。假如你被打成右派，你正在那裡想不通，感到 很委屈，甚至憤憤不平。現在黨發動了政治高潮，你該怎麼辦？不去參加嗎？那顯 得你真是不樂意人民過好日子，真是和人民不一條心。參加吧，那起碼在客觀上成 了「響應黨的號召」，成了對共產黨的認同。共產黨在做了一件自知不那麼得人心 的事情之後，總是要急急忙忙的再找一件比較得人心，至少是別人不好反對的事來 做。這種心理在「六四」之後的中共身上可以觀察的很清楚。以此時推測彼時，我 想不會太離譜。 問：三面紅旗的結果是造成了空前的經濟大崩潰，這且不說。值得注意的是，這場 運動為什麼能夠搞得起來。我當時還小，不懂事，不過從孩子的眼裡，我看到大人 們確實都很積極，廢寢忘食、熱火朝天，僅僅用人們急於擺脫窮困和實現富國之夢 來解釋，無疑是不夠的。 答：這就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的奧妙所在了。借助於「革命」的巨大威懾 ，共產黨很容易做到更全面的統一和動員。剛剛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暴的人們，也比 較容易被導向對經濟發展的更強烈的願望。「積極份子」們不能在新的運動中落後 ，「落後份子」們不敢不積極。整人者希望藉機更上一層樓，被整者希望藉機表白 洗刷。對於那些既不想當被整者、又不想當整人者、且不甘寂寞之輩，一種被允許 、被鼓勵、好歹具有建設性的運動，為他們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而且是唯一 的舞台，所以，三面紅旗可以搞得有聲有色，如火如荼。你甚至可以假設，如果不 是中共當局的建設計劃錯誤百出、荒誕不經，那股人為強製造成的熱情，並非沒有 可能導致某種經濟奇跡。就像當年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一度做到的那樣，然而，正因 為這股熱情的人為性、強制性，它完全無力抵禦執政者的任何奇思怪想，因此，最 終導致了空前未有的經濟崩潰。 五十、真不是對，假不是錯 問：我們都清楚地記得「大躍進」中的吹牛浮誇。土高爐日產千噸鋼鐵，一畝地打 出十萬斤糧食，報紙上成天是花樣翻新、你追我趕的「放衛星」，而且還有大名鼎 鼎的科學家出來論證。金觀濤先生把這些歸之為「理性的迷失」。因為在這裡，人 們似乎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了。 答：用「理性的迷失」來解釋「大躍進」當然是很有意思的，不過它未必適用於所 謂浮誇風。理性的迷失無非是搞亂了人們對是非的判斷，它不可能影響到人們對真 假的認定。過去你認為學生應該尊敬老師，現在你認為學生批鬥老師是對的，這可 以算作「理性的迷失」。但是，一是一，二是二，你把一百斤說成一萬斤，這就是 另一回事了。正如金觀濤所說，稍有常識者都能看出畝產十萬斤糧是謊言。但問題 在於，撒謊者和聽謊者都並非不知道那是謊言，因此他們並沒有喪失常識。 問：其實在當時，連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衛星」是假的。奇怪的是人們並不因 此而認為那就是錯的。「文化革命」中揭發出的「三反言論」，有不少是關於「大 躍進」、關於「困難時期」，譬如說到虛報浮誇，說到餓死人。我們差不多都知道 這些話是真的，但我們卻並不認為這些話是對的。這一點回想起來簡直不可思議。 答：一句話，我們明知是假的，但我們不認為它錯；一句話，我們明知是真的，但 我們不認為它對。「下面」對「上面」撒謊。「上面」也對「下面」撒謊。但上下 兩面都不覺被欺騙----起碼不是完全被欺騙。因為彼此都明白自己在撒謊，也明白 對方在撒謊。大家都撒謊，但大家都沒有負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氣壯。 要是有人講了真話，我們也明知人家講的是真話，我們自己不臉紅，不慚愧，我們 反而要去責怪別人，似乎別人是錯的我們倒是對的。這看來真是荒唐透頂。不過那 也不難解釋。我承認，在「浮誇風」中，有不少人是存心欺騙，他希望別人相信他 說的是真話。我也承認，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有很多人只是出於恐懼才撒謊。但 我要強調的是，在「浮誇風」中，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謊言。說者的目的本不在於 陳述事實，而是為了表現積極；聽者何嘗信以為真，他們只是深感對方的忠心可嘉 。這是一種雙方心領神會的默契。 應該說，這種謊言的交易在古代也非罕見。明明只有二、三十萬人馬，偏偏要號 稱「百萬大軍」；明明只殺死了幾千名敵兵，卻要奏捷「斬首十萬」。皇帝明明知 道下面在虛報戰功，但樂得佯做不知，從而造成一種武功顯赫的假象。「大躍進」 中的浮誇風大概是這樣刮起來的。在一開始，也許確有地方的產量比平時高了點， 當地領導為了邀功請賞，故意加以誇張。由於這種誇張能夠顯示上級領導的英明偉 大，因此上級領導明知其中摻有水份也不肯去說穿，反而大力表彰。靠著這種相互 撒謊，雙方既投對方之所好，又滿足自己的利益。於是大家都在浮誇上攀比競爭， 牛皮越吹越大。到後來，牛皮大得不可收拾，上級才不得不設法制止。制止的辦法 還一定要很委婉，要盡量地減少震動，否則會「挫傷」下面的「積極性」，同時也 會讓上面下不來台。 很明顯，在這裡，人們關心的不是事實而是態度，是政治立場。人們不在乎真不 真，只在乎忠不忠。我們在這種文化中浸染久了，我們也就習慣了用這種方式去思 考問題。所以才會出現說假話反而是對的、說真話反而是錯的荒唐局面。 五十一、說謊者必被謊欺 問：浮誇風直到大饑荒時才算剎住。這是否表明到後期，連說謊者自己都相信了自 己的謊言？據說在當時，中共中央曾經煞有介事地討論：全國糧食這麼多，吃都吃 不完，怎麼辦好呢。許多地方領導也大力鼓勵人們敞開肚皮吃飯，似乎真有無窮無 盡的糧食在那裡等著受用。如果人們不是真心相信糧食是大豐收，他們又怎麼會那 樣做呢？ 答：撒謊撒到後來，照例是要把撒謊者自己也給搞糊塗的。真是假的標準，假卻不 是真的標準。你知道糧食的真實產量是一萬斤，你就會知道它不是五萬斤，不是十 萬斤；但你知道十萬斤的數字是假的，你並不能因此就知道什麼數字才是真的。在 浮誇風的時候，上上下下都知道報上的數字是假的，但誰也不知道真實的數字該是 多少。大家都低估了別人的浮誇程度，因此也就都低估了整體的浮誇程度。在這種 情況下，出現「透支」就在所難免了。事實上，也只有出現了嚴重的「透支」也就 是大饑荒之後，人們才會發現這種集體的牛皮吹得太過份了。 五十二、「經濟」為什麼會變成不「經濟」 問：這恐怕還不僅僅是吹牛吹過份的問題。像大煉鋼鐵、公社化運動，浪費了多少 人力物力！在當年我插隊的山村，農民對我說，過去那裡山林繁茂，可是「大躍進 」一來全給砍光了。本來，人們都懂得十年樹木的道理，因此在砍樹時都還知道要 養林造林。即便在某些時候，有人貪婪無度，殺雞取蛋，濫砍濫伐，但他們的需求 畢竟有限，能夠動員的力量也有限，所以總不致於砍伐一片光山。「大躍進」卻不 同，那時候是動員了一切力量，需要的砍，不需要的也砍，簡直成了毫無目的、毫 無意義的大破壞。我們現在稱之為瘋狂。可是問題在於當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瘋狂 ？ 答：古人早就講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古語說：「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干谷」。共產黨搞大躍進，表面上是為了加速建設， 骨子裡是好大喜功。表面上是為了經濟，實際上是為了政治。下面的人難免不投其 所好，競相表現。在這時，人們砍樹已經不再是為了實用，而是為了在政治上表現 積極、表現沖天的「革命幹勁」。「經濟」變成了「政治」，所以它當然就不再「 經濟」了。 照理說，人天生是經濟動物，做事不會不考慮效益。但當時的情況擺明了是：如 果你表現得比別人積極，你可能會得到格外的好處；如果你表現得比別人落後，你 必定會格外的倒霉。如果大家都隨大流、順風倒，其結果固然是經濟被搞垮，生產 受損失，全體人都吃大虧。可是在這時，你至少不比其它人更吃虧。許多人暗自想 道：「我幹嘛要當出頭鳥？要倒霉都倒霉。天塌下來又不是只壓死我一個。」這很 難說是愚昧，更不是瘋狂。這種一種自私的、怯懦的精明或油滑。 我當年在農村插隊時，有一次又碰上學大寨的高潮，隊長要大家出夜工鋤草，是 不計工分的義務工。社員和知青幾乎個個都在下面發牢騷表示不想去，可又怕扣上 「反大寨」的罪名挨批鬥，結果去了好幾十個。這天夜裡偏巧天不好，黑乎乎的什 麼也看不清楚，大家胡亂在地裡忙活了一陣，弄死的苗比鋤掉的草還多。有些人心 想，既然來了就不能白來，於是他們就在地裡故意高聲說笑，其目的無非是向隊長 表示我來了。還有人心想，不能讓沒來的人白撈了便宜。所以他們故意呼叫那些沒 出夜工的人的名字，連叫幾聲無人答應，等於是向隊長揭發某某人沒有出工。你看 ，像這樣一種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荒唐事，本來是最應該、也是最容易遭到大家 集體抵制的，但到頭來反而被大家都接受。不少人起初是出於怕挨整才去參加的， 然而他們一旦勉強參加了，又沒有從中得到任何特殊的好處，反而會產生一種陰暗 的報復心理，不是向那個發出荒唐命令的隊長報復，而是向那些沒有接受荒唐命令 的其它社員報復。因為只有讓那些不來的人吃苦頭，自己枉費精神才能得到補償。 這就不僅僅是怯懦，而且是卑劣了。共產黨搞運動，把人性中的這些弱點利用得淋 漓盡致，同時也就使這些弱點發展得登峰造極。 五十三、廬山會議：為什麼糾「左」變成了反右 問：現在常聽到有人批評民主運動「幫倒忙」，理由是差不多每一次民主運動之後 ，當局都總是被刺激得更頑固而不是更開明。其實要說「幫倒忙」，彭德懷要算第 一號。如果不是他在廬山會議上的那封萬言書觸怒龍顏，毛澤東也許在當時就去糾 「左」而不是反右了。 答：正是如此。毛澤東不是對「大躍進」的錯誤毫無所知，他也不是沒有糾正這些 錯誤的某種願望，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最高權威受到挑戰。我先前講過，共產黨領 導人把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確這一點之上，因此他們就決不肯承 認自己犯了錯誤。一旦認了錯就非下台不可。看一看中共的黨史，從陳獨秀、瞿秋 白、李立三，到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再加上後來的華國鋒，中共的歷屆最高領 導人，有哪一個在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之後還能保住最高權力？ 我們知道，在民主政治中，領導者的權力是來自於一套公認的程序，你在定期的 選舉中贏得了比別人多一些的選票，你就具有了合法的有效權力。它不需要、也不 可能去編造領導者絕對正確的神話。共產黨一向蔑視程序，並且總是把最高權力的 正確性加以絕對化，這在表面上看來更民主----領導者犯錯誤隨時可以被撤換;然而 一到了實際運作，如果人們還想保持權力的穩定，他們就只有變得更專制，他們就 必須壓制一切反對意見。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把彭德懷的萬言書印發給大會，擺 出了「跟他還是跟我」的決戰架式。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在內的黨內大人物 ，只要他們還沒有做好一舉把毛澤東趕下台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他們就只好站 在毛的一邊反對彭。他們就必須堅稱毛是正確的、彭是錯誤的，他們就必須同意反 右而不是糾「左」。我們似乎可以推測，在當時，毛和劉、周等人是達成了某種默 契的：劉、周等人試圖通過幫助毛贏回「面子」的辦法，來換取毛在「裡子」上做 出一些調整。可是在政治上，「面子」往往就是「裡子」。毛澤東既然借助於放肆 一搏而保住了、甚至還加強了自己的絕對權威，他就難免不進一步姿意妄為。共產 黨的路線也就因此而越來越「左」，直到釀成慘絕人寰的大饑荒。 五十四、「事實」不勝「雄辯」 問：對於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大陸老百姓無不記憶猶新。那正是我們這代人長 身體的時候，隨時隨地都餓得心慌。城裡人好歹有定量，吃不飽也餓不死，鄉下人 就更慘了。不單單是吃不飽，其它用品也都十分短缺。買什麼都要憑票證，都要排 大隊。到後來我們竟然對此習以為常，以致於不少人都難以想像萬一生活中沒了票 證怎麼還能運轉下去。 答：不過在最初，我們還是很不習慣的。成都是天府之國，在「大躍進」之前的供 應一向是既豐盛又低廉。在五九年，成都也開始實行豬肉和白糖的限量供應。作為 家庭主婦，母親有時要抱怨幾句，我當時聽了還不以為然，覺得母親的思想「落後 」。我向母親打賭說，頂多幾個月，情況就會好轉的。母親不信。於是我把這幾句 話寫在月份牌的最後一頁上。等到新年臨近我更換月份牌時，我又見到了這幾句話 ，我知道我賭輸了。可是我依然認為母親的思想有點「落後」。 問：看來，「事實勝於雄辯」這話並不那麼靠得住。這又是為什麼呢？ 答：事實本身不會說話，它必須通過解釋才能獲得意義。因此在這裡，不同的解釋 、不同的觀點、乃至於不同的話語系統，往往具有更大的功能。我們在無形中接受 了共產黨灌輸的那套話語系統。對於一種言論，我們總是考慮它是「進步的」還是 「落後的」，是「革命的」還是「反動的」。至於它是否真實，反倒常常不在我們 的思考之內，或者說不被我們所重視。 舉一個更突出的例子吧。在上中學的時候，我們常常聽老工人、老貧農作「憶苦 思甜」報告。這些老工人、老貧農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在「舊社會」「苦大仇深 」、在「新社會」「翻了身」的典型，而且還由政工幹部事先對他們的報告內容進 行過周密「指導」。可是每逢他們講得興起就會不小心說漏了嘴。本來是憶「舊社 會」的苦，講著講著就講到了三年「困難時期」----「要說苦，六一、六二年才叫 苦吶。」聽到這裡，同學們便忍不住笑，笑他們講「錯」了。我們很少從中領悟到 「今不如昔」這層嚴峻的意義----事實上，憶苦者自己也同樣很少意識到這層意義 。我們是在笑他們「覺悟還沒有我們高」。所謂「覺悟」，是指對各種事實採取一 整套特殊的解釋。在由「覺悟」構織而成意義之網面前，單純的事實只有從屬的地 位。以後的經驗也證明，主要還不是由於反面的事實，而是由於這張「意義之網」 本身暴露出了它的破綻和自相矛盾，才最終導致了我們思想觀念的轉變，從而也就 對已知的事實作出了不同的解釋。這至少對於我來說是如此。 五十五、「好學生」意味著什麼？ 問：你從小就是好學生，還擔任班幹部和少先隊幹部。這是否意味著在當時你完全 認同共產黨的那套價值體系？ 答：這樣提出問題恐怕不很恰當。首先，在當時，所謂「好學生」的標準在很大程 度上還是比較傳統的;其次，作為小孩子，我們接受了共產黨灌輸給我們的那套價值 體系，主要地並非來自於明確的認識而只是出於環境的影響。 眾所周知，在當時，「好學生」標準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學習好。學習不好，其它 方面再好，也很難被認為是好學生。因此，那些智力不夠高的孩子一般就不被認為 是好學生。其實這裡所說的智力主要是指在語言方面、邏輯方面的能力，它通常不 包括在社交上、在處理人際關係上的能力，不包括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也不包括 在控制和運用肢體方面的能力。所以，有些好學生難免不是人們戲稱的「書獃子」 。有的甚至連書獃子也談不上。因為在小學階段，你若想在學業上取得相對優秀的 分數，並不需要多高的智力，只要你比較努力就行了。再有，學習好並不是僅僅指 考試分數高，它還要求你學習態度認真，嚴格遵守課堂紀律。我們那時候不時興跳 班，老師也不給學習優異的孩子提供獨自進一步發展的機會。老師只是要求我們把 多餘的精力用來幫助同學。 問：但學習好並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為在當時也很強調要全面發展、要品學兼優。 答：是的。你要做好學生，你就必須門門功課得五分，包括音樂、美術和體育。這 才算全面發展。我小時候興趣很廣，能畫畫，愛唱歌，乒乓球也打得不錯。學校辦 畫展，舉行文藝演出，還有什麼比賽，都有我參加，得過不少獎，是全校很出名的 三好學生。 問：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不少人像你一樣，偶爾回憶起自己早年在某些領域裡 曾經取得的一點小小的成就，常常流露出幾分天真的得意。 答：可不是嗎？正因為我們知道在這些自己一度熱心過的領域裡，沒有、也不可能 取得什麼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才會對過去那點小小的成就格外珍視。「好漢不提當 年勇」。這話反過來說也對：提當年勇者多半不是好漢，起碼到後來在這些方面已 經不再是好漢。 我向你講這些，是為了說明我當時的基本狀況。一個人小時候在同輩中表現得比 較出色，這本身並不重要，但它對於形成一種開朗自信的個性卻可能十分重要。以 後，我遭受到接二連三的打擊，我曾經委屈、傷心、痛苦、憤慨，但我從不曾自暴 自棄。這恐怕和從小養成的開朗自信很有關係。 五十六、關於品德 問：那麼，在品德或品行方面，當時流行的標準又是怎樣的呢？ 答：在當時，一般人對小孩子品德方面的要求仍然是比較單純的。我們被教育、被 鼓勵要誠實、正直，要努力學習，熱心幫助別人，尊敬師長，愛護公物，有禮貌， 守紀律，講衛生，謙遜，自制。如此等等。我接受了這些標準並且很認真去實行。 老師同學、親友鄰居都很誇獎我。那反過來又強化了和內化了這套標準。 問：可是即便在上述這套標準中，其間也不是毫無爭議的。比方說，守紀律是否嚴 格到了死板的程度？謙遜的要求是否抑制了競爭的衝動？聽老師的話是否導致了對 權威的盲從？ 答：這些問題都可能發生。在課堂上，你自己已經聽懂了，你在不妨礙他人聽講的 前提下做一些其它事情，本來應該是無可厚非的。但當時的課堂紀律卻不准你這麼 做。你必須繼續保持專心聽講的姿態。這對於一個心智活潑的孩子其實是很彆扭的 。不過它照例很能博得老師的誇獎。 再比如幫助成績差的同學，我一向很熱心，也很有耐性。不過那畢竟會用去我不 少精力，倘若能多留一些精力用在自己進一步的學習上，也許還更合適些。當時既 不許可跳班，也沒有給智力較高的孩子提供什麼特殊教育的條件，你會感到不滿足 ，但卻不知道如何滿足這種不滿足。與此同時，你熱心幫助同學是要受到大力稱讚 的，這就給你了另一種滿足感。只是到了後來，當你對自己的智力發展抱更高的期 待並且更強烈地意識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時，你才會感到當年沒有滿足你更大的 知識需求是多麼地令人遺憾。 問：這樣看來，你當時很在意別人的評價。 答：是的。這也許是許多爭強好勝的孩子（包括一些成年人）的共同的毛病。當我 們尚不具備獨立的價值系統時，我們無形中就把社會上流行的價值標準照單全收。 於是，爭強好勝就很容易表現為希望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得到周圍人們一致的褒獎。 為此，我們就可能去抑制自己的那些別樣的、有時倒是更高貴的衝動。這大概也是 我們後來為什麼會熱烈地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做出一系列蠢事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中國的小孩子從小就被教育要「聽話」。在家裡聽父母的話，在學校 聽老師的話，將來長大了在工作中聽領導的話。這就是要我們接受成人社會的價值 標準，而不是鼓勵我們發展自己獨立的價值標準。其中也包含了成人社會的價值標 準是統一的和唯一的這種假定，似乎不存在多種不同價值標準的衝突。這當然很容 易導致對權威的盲從。不過也不盡然。因為在價值與權威之間畢竟有一種區別。權 威不一定永遠代表價值。小時候，有時母親責備我，會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 ，我就不服氣。在學校，有時我也會和老師爭論。記得在五年級的評語上，關於我 的缺點，老師寫道「有時很主觀」。姐姐見到這條評語笑著說：「你這麼小，懂得 什麼主觀不主觀啊。」我至今也不大明白此處的「主觀」究竟是指什麼。大概就是 指我常常自以為是、要和老師爭辯吧。 說到謙遜，這在當時還不成其問題。如果你的優點都能得到周圍人的充分肯定， 如果各種榮譽不待你伸手總會落在你頭上，做到謙遜有什麼難呢？ 五十七、囫圇吞棗的共產主義理想 問：不過，從一開始，共產黨就在德育中注入了強烈的政治性。我們被要求熱愛共 產黨，熱愛毛主席，從小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我們被鼓勵加入少年先鋒隊。一 個孩子超過了九歲還沒入隊，他會感到很大的壓力。如果你在政治上表現得不夠積 極，你就當不上好學生。起碼是在我們的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我們都是在共產黨 的政治控制下度過的。難道不是嗎？ 答：當然是。 在那時，我們都把加入少先隊員看成一件很莊重的大事。入隊儀式很隆重，我們 齊聲高呼「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時刻準備著！」在我們心目中，「共產主義 」無非是美好未來的同義詞而已。我們並不懂得它的確切內涵。和其它孩子一樣， 我認為入隊是很光榮的。那時我還想，等到十五歲我就該加入共青團，等到十八歲 我就該加入共產黨。雖然我的親友中沒有誰是共產黨員，而對於我認識的幾個為數 不多的共產黨員，我心裡也並不格外敬佩，但我仍然把黨員視為出類拔萃的優秀人 物。出於自信，我把自己將來入團入黨視為理所當然。應該說，共產黨在當時對我 們的政治宣傳是相當成功的。我們都沒有把入隊入團入黨看作是接受某一套特定的 政治理念，而是看作一個優秀者在人生道路上必經的階梯。 從理論上講，入隊入團入黨都是一種政治行為，但在當時，共產黨的政治已經滲 入或泛化到如此地步，以致於它對於我們不再是政治而等同於人生。當某一種理想 成為社會上唯一的一種理想時，我們就不會認為它只是一種理想而會認為它就是理 想本身。我們囫圇吞下這種理想。我們沒有拒絕它，同樣地，我們也沒有咀嚼它、 消化它。如果說我曾經一度成為這種理想的信徒，嚴格地講，那是後來的事。 五十八、進入與接納 問：假如我們當時接受共產主義理想只是未經消化的囫圇吞棗，那是否意味著它實 際上是空洞的、毫無意義的？ 答：不然。首先，我們人云亦云，我們就進入了那套預設的話語系統。一旦進入了 那套話語系統，你以後就很難不進入那套思想觀念本身。其次，由於這種理想的唯 一性和先入為主，我們從一開始也就相信了它。雖然說這種相信是未經反思的，因 而它算不上真正的相信；可是它既然影響了我們現實的所言所行，因此它又決不是 空洞的。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當我按照這套要求去說去做的時候，我立刻就被對 方肯定和接納。這就強化了和內化了這套標準。如果我晚生幾年而遇上象「文革」 中的那種狀態，身為「黑五類狗崽子」，連想入紅小兵都被拒之門外，那麼自己的 感受肯定就會很不相同了。 問：對了。你積極，你的積極得到承認。這一點很重要。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懷 疑常常是起自於被拒絕。這也算「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吧。 答：我先前講過，我當時對於官方倡導的東西並不是毫無疑惑。不過這些疑惑僅僅 是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它們還不構成清晰的意識，我也就不可能把它們明確地表 達出來----不是不敢於表達，而是不能夠表達。於是，這些疑惑便處於隱而不顯的 狀態。比如學習劉文學的活動。我雖然暗地裡對這位英雄榜樣不那麼以為然，但是 在外部行為上，我仍然是在那裡響應號召寫作文、出牆報，看起來還是很積極的。 這種積極又受到誇獎。而那些疑惑也就進一步被抑制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