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呼喚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 (連載) 陳力 盧葦 序： 一九七九年 中國大陸沉重的國門打開了一條縫 中國大陸沉重的國門終於打開了一條縫！ 這是一九七九年。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破天荒地送出了第一批留學生， 他們滿帶著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所造成的深刻的創痛和傷痕，步履蹣跚地踏上了被中 共詛咒為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世界的土地。 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對中國大陸社會來講，是一個既充滿了轉折的新機、而 又潛伏著危險的變數的時期，隨著統治中國達二十七年之久的一代暴君毛澤東的死 亡和「四人幫」的垮台，在專制政權中，一度出現了權力真空，中共上層因陷於權 力的重新分配和爭權，而不得不暫時放鬆了對輿論的壓制，就在這政權形式變更的 空隙中，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思和求變的思潮，隨之而來的，是回城上山下 鄉知識青年的請願，農民、復員軍人的反飢餓示威，含冤受屈者的上訪告狀等等。 這一切，就為中國的新一波的民主運動提供了廣泛的民意基礎和生存、成長的空間 ，於是，自「四·五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一直出於沉寂狀態的中國民主運動，又 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生氣蓬勃地發展起來。 和「四·五運動」一樣，北京再一次成為全國民運的中心，西單的民主牆代替了 天安門廣場前潔白的花圈和輓聯。和「四·五運動」所不同的，是這一次西單民主 牆的大字報已經站在一個更成熟也更解放的思想高度，不少大字報開始衝破毛澤東 思想的禁錮，它們不但要求對「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還要求全盤否定文化大 革命以及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冤假錯案，對共產黨執政三十年的專制，進行了無 情的揭露和鞭撻，提出了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就沒有現代化，言論自由是實行民主政 治的起點，維護人權、反對專制，體制改革必須走民主化道路，反對個人崇拜、造 「神」運動等建國大計，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黨專政、社會主義經濟體 制及中共提出的「四個堅持」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其間，鄧小平也出於向凡是 派奪權的政治需要，暫時容忍了「民主牆」的存在，並提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 區」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宣佈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 ，民主運動借其聲勢得到了更多迅猛的發展。民主牆的繼續伸延，是全國各地的民 辦刊物的大量湧現，據不完全統計，民刊有五百種之多，當時較為著名的有《四五 論壇》、《探索》、《沃土》、《北京之春》、《人民論壇》、《中國人權》、《 群眾參考消息》、《今天》等，這些民辦刊物，雖然其內容和印刷水平都不很高， 但它出現在中共統治的專制和封閉的社會，其政治意義要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內容大 得多。它標誌著人民的民主意識已經覺醒，並試圖打開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缺口 。與此同時，也湧現了一大批具有敏銳的思想深度和組織才幹的優秀的民運人士， 如魏京生、傅月華、徐文立、王軍濤、任畹町、胡平、陳子明、劉青、路林、王希 哲、何求、傅申奇等。 但是，這一時期就如曇花一現一樣，很快消失了，危險的變數終於又再度扼殺了 轉折的新機，隨著鄧小平的復出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共又再度把中國 大陸社會納入專制體制的軌道，「民主牆」已經失去了為中共派系鬥爭所利用的價 值，並成為威脅其政權的主要危險。 也就是這一年，中共控制了「四個堅持」的韁繩，開始收緊了對思想輿論陣地的 控制，並運用法律手段，宣佈凡未經「註冊」的民辦刊物一律為「非法」刊物，不 久後，又對「非法刊物」再度施壓，上綱成「反動刊物」，並在該年一月逮捕了傅 月華，三月逮捕了魏京生，四月逮捕了任畹町，九月封閉了「星星美展」，十一月 正式宣佈關閉了民主牆。而後，在八零年和八一年對中國民主運動展開了更加凜冽 的鎮壓，一方面，通過對「苦戀」電影的批判，冷卻了「傷痕文學」的發展，另一 方面，在八一年三月，中共正式下達文件，全面取締民辦刊物和逮捕民運分子，又 一批民運鬥士----如王希哲、何求、徐文立、劉青、路林等，一個一個都被送進了 監獄。 在中共龐大的專政機器面前，這一波以西單民主牆為主題的民主運動的高潮結束 了，但鎮壓卻更進一步讓人們看清了中共的本質，社會的基本矛盾也因此變得更為 尖銳，民主運動沒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在專制的壓力下面，他們只是被迫轉入 了地下，並隨著沉重的國門的開啟而流向了海外。 因此，在海外建立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絕非偶然，而是當時中國大陸政治衝突 的必然趨勢，這一發展的具體表現，就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國之春》雜誌創刊 號在美國紐約的出刊，並在一九八三年三月成立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同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更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十年來，「中國 民聯」經歷了由幼稚到逐漸成熟的曲折複雜和自我完善的成長過程，堅持不懈地匯 集國內、國外的民主力量，不斷揭露和衝擊中共專制體制，傳播民主思想，為中國 大陸的民主運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一章：草創時期(八二至八三年) 他們是一群願化作驚蟄之雷的留學生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中國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中，有一個名叫王炳章的學生，他 踏出了國門，來到了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和蒙特利爾臨床醫學研究所學習，一九八零 年一月註冊為研究生，一九八二年九月，獲得了麥吉爾大學醫學院實驗醫學哲學博 士學位。他，就是《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最初的發起人之一。 對於王炳章作為留學生毅然參加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思想動機，王炳章在他的題名 為「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中，有清楚的闡述，他寫道：「我是一名 中國醫生，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在校時參加文革，當過紅衛兵頭頭，發覺上當而隱 退。畢業後，以「老九」放逐於青藏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當年西天取經的曬經 石旁，慕玄奘出國學經之膽略，抒屈原「離騷」之情懷。……一九七八年，我考取 第一批公費留學，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出國集訓期間，西單民主牆運動蓬勃興起， 給祖國帶來了初春的氣息……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的心靈，使我陷 於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國前，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語重心長地囑托：在國內，你已 在醫務界嶄露頭角，今天，你飛出了牢籠……在民族需要時，你應成為一個醫學挽 留不住的人。」(見《中國之春》創刊號王炳章：「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 言」。)王炳章的這段自述，體現出他和中國民運的血緣關係，事實上，以後很多加 入「中國民聯」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出國人員，都有著同王炳章相同的經歷和感受 。 王炳章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繁重的學業，並未擠掉他對中國形勢的關注和對民 運問題的研究，隨著中國大陸形勢的日益嚴峻，魏京生的被審、王希哲的被捕，「 苦戀」的被批判，使他更感受到「醫學挽留不住」的沉重的責任感。這時，他認識 了另一位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李林(磐瑞文)，相同的政治見解和政治抱負，使他們結 合到一起了，這一段時期，他們圍繞著如何在海外籌建中國民運組織的問題，做了 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總體構想、策略研究、草案計劃以及爭取捐款等等。一九八 二年九月，王炳章獲得了博士學位，同年十月，他便攜帶著成立《中國之春》民運 組織的計劃來到了紐約，也許紐約是世界上的最大都會的緣故，使他認為這裡是開 展海外中國民運的最合適的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他同另外兩名中國大陸留學生 ----宦國蒼和梁恆見了面。宦國蒼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寫道：「我與王炳章長談 了幾個小時，內容是對中國局勢的看法，王表示希望一起合作，在海外成立一個反 對派組織，將國內被鎮壓的民運活動進行下去。我當時也覺得有在海外發展民運的 必要……王炳章先生說服了梁恆先生，然後王、梁二人一起說服了我，同意合作共 事。」(見《中國之春》第一一六期宦國蒼：「我與中國之春」)宦國蒼還寫到：「 王炳章先生是帶著一個計劃來紐約的，他是《中國之春》的真正發起人。他提議， 為了繼承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這個組織應命名為《中國之春》。」 十一月十七日，王炳章作為《中國之春》的對外發言人，在紐約希爾頓旅館五二 四房間舉辦了首次新聞發佈會和記者招待會，參加記者招待會的有「美聯社」、《 美洲華僑日報》、《申報》、《世界日報》、《北美日報》、《中國時報》、《華 語快報》、《紐約時報》、《時代週刊》、以及「路透社」、「中央社」等，中共 的「新華社」也接到了邀請信，但拒絕出席。會上，王炳章宣佈了兩件事情：一、 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並沒有倒下去，她將以更加成熟的姿態重現中國和世界的政治 舞台。中國民主運動在海外的喉舌----《中國之春》雜誌即將創刊發行；二、王炳 章本人決定棄醫從運，專職從事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記者招待會的第二天，幾乎 紐約所有的英文、中文報紙，都以顯著版面報導了這一消息，造成了轟動一時的效 果。之後，美國的《時代週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 》、《巴爾的摩太陽報》、《匹茲堡消息報》、《華盛頓時報》，加拿大的《環球 報》、《蒙特利爾消息報》、日本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 、《世界報》、《自由》雜誌、法國的《解放日報》以及台灣、香港等地的大報， 均對《中國之春》都作過不同程度的報導，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十一月二十四日 ，王炳章代表《中國之春》，在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第一次公開演講，演講的主要 內容是宣傳和闡述《中國之春》的宗旨。這一次演講同樣也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效果 ，據《中國時報》十一月二十七日報導：「演講會於晚上七時開始，到九時三十分 結束……哥大物理系大樓四二八室只能容納二百個座位的空間，為將近四百名聽眾 擠得水洩不通……整個演講會顯得十分平靜，聽眾傾聽王炳章的談話，間或出現掌 聲及笑聲，沒有人以任何不良的態度對待他。觀眾的發問透過字條傳達，由王炳章 作選擇性的回答，沒有人提出異議，也沒有人提出追問，全場自始至終，除了主持 者的程序處理之外，皆是王炳章一個人講話的聲音。」 也就是在這個演講會上，於一九八一年就在紐約成立的另一中國大陸的民眾團體 「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現更名為「中國移民協會」)發表了聲明，強調「 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將配合《中國之春》，全力支持中國民主運動。聲明指出 ：「中國大陸當前迫切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 團結海內外一切民主力量，造成浩大的聲勢，克服萬難，堅持不懈，才能促成中國 之春早日實現。」「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詣會」，其成員是由來美的中國大陸移民及 留學生組成，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師、藝術家、醫生等高級知識分子，該會的第一 任會長薛偉(當時以留學生身份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及現任會長楊懷安(教授、 訪問學者)，後來均成為「中國民聯」的重要成員。 這之後，《中國之春》便把工作重點放在留學生身上，不失時機地在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洛杉磯分校、斯坦福大學、德州農工大學、休斯敦大學、南邁阿密大學 、馬利蘭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伊理諾理工學院、匹茲堡大學、康乃爾大學、布 朗大學、哈佛大學法學院及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進行演講或參加有關座談會，通過這 些活動，使各國人士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不少中國大陸留 學生也因此加入了《中國之春》的行列。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國之春》創刊號出刊了，該期的主編為李林(磐瑞文)， 執行主編為黃立(宦國蒼)，編輯有五名來自國內、四名為中國留學生，其實真正進 行《中國之春》編務工作的，是李林、黃立、王炳章、梁恆以及打字員徐曉雲五人 。發表的主要文章是：「發刊詞」、「告海內外同胞書」、《中國之春》編輯部第 一號決議」、「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回顧和反省」以及王炳章的「為了祖國的春天 ----棄醫從運宣言」，《中國之春》通過「發刊詞」說：「《中國之春》是在中國 民主自由這棵希望之樹的幼苗被邪惡勢力砍倒之後，從伸延出來的根上，生長出來 的一棵新的枝芽。她的根深紮在國內，能夠直接吸收祖國大地的營養；她的枝葉發 展於國外，能夠沐浴更多的自由與民主的陽光。」並在「告海內外同胞書」中，闡 述了《中國之春》的宗旨：「我們國家和民族處於歷史的轉折的開頭，《中國之春 》毅然舉起反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的旗幟，為在神州大地實現真正的民主與法 治，自由與人權鳴鑼吶喊。」 該期雜誌和後來越來越辦得精美的《中國之春》比較起來，顯得即粗糙又簡陋。 但當時的編務人員卻為之傾盡心血，這一點，在該期的「編者的話」裡，有真誠的 坦露：「《中國之春》創刊號終於出現在讀者面前了，雖然這個刊物在我們心中醞 釀已久，但當我們投入工作時，卻發現我們在海外創辦一個刊物的實際工作經驗實 在太少，雖然我們得到一些熱心朋友的協助，我們仍覺得這個創刊號比我們預期要 達到的水準還相差太遠，這只能怪我們的經驗不夠和人力不足。」 《中國之春》永遠忘不了那些給它以無私的熱情支持的僑界朋友們，當時，為了 把宣告《中國之春》成立的新聞發佈會開好，「時代週刊」雜誌的資深研究員姜敬 寬先生四處奔波，向美國的重要報紙和新聞社發送信息，並親自安排，商討開會地 點，並在會上充當義務翻譯。前「華語快報」社長、現香港「百姓」雜誌社主編陸 鏗先生，不辭辛苦地幫助《中國之春》在香港迅速打開局面，印刷並付諸發行。「 世界日報」資深記者李勇先生，熱情地帶著《中國之春》人士走訪華埠的每家商店 、企業、並籲請他們的支持和捐款，曾任過中華公所主席的梁聲泰、梅伯群、陳炳 基等僑界領袖，經常把《中國之春》人士請去開會，促膝交談，對《中國之春》的 成長至為關心。另外，和《中國之春》建立起朋友關係的還有不少僑界人士，著名 的學者和作家、報人，如：陳香梅、許倬雲、余英時、鄭竹園、夏志清、唐德剛、 段克文、司馬璐、叢蘇、邱宏達、謝扶雅、孫啟堂、鄭心元、徐松林、阿修伯、李 東勃、楊文瑜等。這裡還要特別提及的，是最早的幾期的《中國之春》的印刷，都 是交給紐約的EXPEDI印刷廠，該廠老闆陳憲中，是紐約文化界的名人，來自台灣的 留學生，老保釣分子，同時也是《中國之春》和中國民主運動的熱心支持者，他不 僅同意以賒帳的方式承印《中國之春》，還親自和編輯們一起安排版面、貼郵票、 送雜誌。編輯們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都說，那時，我們在美國連怎樣打字、排版、 找美工、做版、清樣都不會，所以，每當把稿樣送到陳憲中先生的辦公室，心裡就 忐忑不安，深恐他嫌我們功夫淺，糟蹋了他墊出來的紙和人工，但他總是鼓勵我們 ，笑嘻嘻的，甚至幫助我們做瑣碎的事情。 那時，《中國之春》的編務人員，生活是相當清苦的。他們每月的工資僅四百元 ，只相當於一個普通的「打工仔」的工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在房租昂貴的紐 約還不夠租一間像樣的住房，但每日的工作量卻在十多個小時，往往是一撲在辦公 桌上，就從早直忙到深夜，據第二期擔任主編的汪岷回憶道：「宦國蒼住在全市最 窮的哈林區，我和王炳章住在哥倫比亞大學旁邊一間旅館不像旅館，學生宿舍不像 學生宿舍的屋子裡，《中國之春》第二期、第三期就是在這個宿舍裡編出來的。」 (見《中國之春》第一一六期汪岷：「中春人」)。薛偉回憶道：「我的一部五百美 金買來的舊汽車，成了接送王炳章到機場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一次剛送他去肯尼 迪機場，回來的路上汽車方向桿失靈，差一點釀成大禍。」(見《中國之春》一一六 期薛偉：「早春的日子」。)可見當時《中國之春》在經濟上的窘困狀態。 《中國之春》創刊號問世後，在紐約的華人社會，其爭購、搶閱的情景，簡直就 像過節一樣熱鬧，曾擔任過義務送寄雜誌的薛偉寫道：「我還開車到紐約的中文書 店和雜誌攤逐一發行寄賣，受到熱烈歡迎……有一個聯誼會的會員王仁傑老先生， 在自己的地攤上叫賣《中國之春》，半天就售出了一百本……由於第一期供不應求 ，後來又加印了兩千本。王炳章見到《中國之春》雜誌如此受歡迎，非常高興，決 定從第二期起將一元一本的售價提高到二元五角。」(見《中國之春》一一六期薛偉 ：「早春的日子」)為雜誌銷售價一事，當時《中國之春》內部還曾引起過一番爭論 。 隨著創刊號的發行，以及《中國之春》人士在美國各地的巡迴演講，宣傳，《中 國之春》不僅在留學生中，同時也在中國大陸的移民及其華人社區中，造成的影響 越來越大，當時發生的一些事情是非常感人的，那時，《中國之春》在唐人街孔子 大廈建立了第一個公開聯絡站，並設立了兩個郵政信箱，但是，當《中國之春》人 士第一次去取信時，郵政信箱卻空空如也。大家心裡正在納悶，向郵局查詢，才知 由於信件太多，郵遞員簡直無法送，只有改用郵袋來裝。那天用汽車運來的郵件就 有足足兩大袋，人們對《中國之春》的熱烈反應，充分說明了民主的理念深得人心 。來信有寄自美國、台灣、香港、日本、歐洲各國的，甚至也有極少數寄自中國大 陸的。一位叫陳偉寶的留學生寫道：「你們勇敢地發起了這一運動，提倡實行民主 ，使我內心的掙扎，產生了一個歸向，希望你們《中國之春》成為我的精神俱樂部 ，更盼望有更多的中國留學生，都來支持，把《中國之春》運動發展成為救國事業 。」日本華僑陳明照寫到：「您們在美洲創辦《中國之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的 民主運動方興未艾，接棒有人。無論中共如何地殘酷迫害，民主運動堅韌不拔的根 枝總將吐芽、開花、結果」(均見《中國之春》第二期)尤為可貴的是，有一位剛移 民來美的車衣廠女工，由於文化低，字寫得歪歪斜斜，信內附有十元美金，她說： 「在報上讀到有關《中國之春》的報導後，激動得流淚，中國要民主，這是人民的 心聲。……我才從中國大陸移民出來，在車衣廠做工，生活非常窘迫，但為了中國 的民主事業，我願意拿出一點錢來，作一個小小的貢獻，今後，只要我還活著，能 做得動活，我都要為《中國之春》做一點小小的捐獻。」當然，來自反面的意見也 有，比如，有的來信謾罵《中國之春》和王炳章是「叛徒」，「民族的敗類」等等 ，這類信件，一些可能是受中共在海外的團體的唆使，一些也可能是出自他們自身 的認識水平，但不管怎麼說，一石驚浪，各種意見都表達出來了，這也證實了《中 國之春》在海外的中國人中確實造成了影響。 自《中國之春》第二期起，也就是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國之春》正式用「中國 之春民主運動總部」的名義，發表了第一號和第二號公告，第一號公告公佈了《中 國之春》聯絡站的活動宗旨，即：一、宣佈《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觀點與立場， 聯絡、彙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斷壯大組織力量；二、協助《中國之春》雜誌，並 為《中國之春》雜誌寫稿、組稿；三、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組織國事討論及演講會 。利用一切形式、包括文藝活動、聯誼活動等，擴大宣傳；四、服務海外華人，如 幫助大陸留學生、新移民解決入學、就業、居住等問題；五、運用各種渠道作到外 情內達，內情外達，將《中國之春》雜誌及信息傳入中國大陸，並協助將國內消息 及稿件帶到國外，以促進國內民主運動的發展；六、為《中國之春》籌款」七、定 期向《中國之春》總部匯報並向其他兄弟聯絡站交流活動情況。在「中國民聯」第 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中國之春》就有了一定的組織規模，並出現了一批有理 想、有獻身精神、有較好素質和一定工作能力的基本隊伍，他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 ，亦有來自台灣、香港、東南亞等地，如：姚月謙、黃拔、吳儉祥、劉梓 、林燕君 、譚純、薛偉、楊懷安、汪岷、李然、劉萬禎、蘭劍、吳儉祥、高春泥、郭曉佐、 汪洋、楊雲、郭平、林憔清、怡文、沙林、南明、馮斌、馬汀等人，相繼在美國的 各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洛杉磯、休斯敦、芝加哥、波士頓、華盛頓、匹茲堡、 新澤西州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多倫多、溫哥華、日本的東京、橫濱、名古屋、 香港和澳門、歐洲的法國、比利時、荷蘭甚至非洲的毛里求斯，都建立聯絡站。與 此同時，也將觸角伸向中國大陸，一些中國大陸的省份和城市，如北京、上海、廣 州、河北、四川、湖南等，也有了秘密聯絡網絡。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國之春》第三期在其社論中，提出「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 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並提出政治上的五項主張，即：一、廢除一黨 專政；二、黨、政、軍、法分離；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四、各級民意 代表及各級行政首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 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地位的問題。經濟上也提出五項主張，即：一、終止中 央集權計劃經濟，實行指導性市場經濟；二、在工業、農業、商業及其他經濟領域 ，允許多種經濟體制同時存在並在平等地位上互相競爭；三、制訂明確法律保障私 人財產、私人投資和私人企業；四、企業由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職工委員會管理， 黨委不能領導職工委員會。五、農民對土地有擁有權和使用權。其中「民主、法治 、自由、人權」於該期首次以宗旨提出，並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即《中國之春》 第八期發展成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八字方針」，正如王炳章在「中國之春 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一文(見《中國之春》第十期)中指出的：「『八字 宗旨』的提出……簡潔、鮮明地概括了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宗旨，引發了熱烈的反 響，呈現了巨大的凝聚力。」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不依附於任何政治勢力的政治組織， 在「中國民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的章程總綱的第二條裡，就明確指 出：「本聯盟以獨立自主為準則、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政黨在 內的民主力量)，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 。」(見《中國之春》第十期)但在成立之初，在國共兩強的夾縫中生存和成長的《 中國之春》是極為艱苦的，一方面，它來自中共刻意的造謠、誣蔑和混淆視聽，另 一方面，也來自一些人士的認識上的錯覺及誤解，使《中國之春》的獨立立場履遭 歪曲，對此，《中國之春》為捍衛自身的獨立形象和獨立立場，做了一些必要的澄 清、闡明，對一些惡意中傷的謠言也進行了嚴正的批評和駁斥。 《中國之春》雜誌的發行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出現，自然給中共政權以震 撼。雖然《中國之春》從誕生起就採取和平、理性的態度並積極採取同中共對話， 但中共卻對《中國之春》極端地敵視。自中共執政以來，對其政治異見者無不採取 鐵血鎮壓的殘酷手段，故在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是難以生存的，遑論反對派組 織，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卻以組織形式，頑強地、蓬勃地出現在中共權力所 不能觸擊的美國，這對中共來說，當然是既叫他們震怒又叫他們感到棘手的事。從 《中國之春》舉辦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中共控制的「新華社」拒絕出席始，中共便 明確地表明了他們視「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為反革命組織」的立場，而這種立場， 直到「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展為「中國民聯」的十年後的今天，仍未有絲毫鬆動 。 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同步而來的，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同中共複雜而又 激烈的鬥爭。這是一場特殊的戰鬥，因為主要戰場是在美國，故中共無法施展其鎮 壓機器，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他們只有通過一些「朋友」或其資助的報紙等，施 出造謠、誹謗、人身攻擊等手段。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之春》假希爾 頓飯店五二四號會議室宣告誕生成立，緊接著，便有一些人和一些報刊利用此事大 做文章，說《中國之春》背景不簡單，因為希爾頓飯店是紐約第一流旅店，如果沒 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強有力的經濟來源的支持，《中國之春》的人怎能住得進去和 利用此地開會呢？並且還謠傳出在希爾頓旅店開會時，有一位健碩的美國「保安人 員」陪同，由此，他們進一步稱《中國之春》實際為「美國之春」，是由美國中央 情報局(CIA)一手操縱和控制的。為了澄清謠言，《中國之春》專門撰文作了闡明， 指出：首先，《中國之春》沒有任何人在希爾頓旅店住過，為了開會，《中國之春 》人士住的是最廉價的旅館，每天為二十元，而且只有兩張睡床的房間，就容納了 四個人，兩人睡床，兩人睡地板，此種情況，不僅為許多記者親眼所見，亦有單據 為證。再，希爾頓旅店的五二四會議廳是臨時租用的。租金為一百五十元，加稅兩 元，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資助五十元，另一朋友資助一百零二元。至於那個被描寫 的活靈活現的「美國保安人員」，說穿了實在使謠言的製造者顯得又可悲又可笑， 他是希爾頓旅店專門負責安排出租會議室等方面事務的總管。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頭 天下午，他還不太願意將會議室出租給《中國之春》，擔心記者會發佈的新聞是否 有「爆炸性」，引起騷動或危險，影響到希爾頓旅店的安全。經過一番耐心的說服 ，他方才勉強答應借租。開會期間，由於他放心不下，常到會議室來看看，沒想到 竟被一些報紙「筆底生花」，寫進「一個身強力壯的保安人員」參加了記者招待會 的「神話」裡去了。 這一謠言剛被戳破，另一謠言又接踵而來，當時，《中國之春》有兩個公開的郵 政信箱，其中一個設在紐約的洛克非勒中心郵局。殊不知，就是這個小小的郵政信 箱，竟引起了一場風波。某報文章稱：「民運」的對象就是中國大陸，信箱應該設 在華埠附近或上城區的哥倫比亞大學郵區，怎麼會設在少有華人居住的中城洛克菲 勒中心呢？後來，傳言越演釋越玄，竟被說成《中國之春》的辦公室也設在「洛克 菲勒中心」了，並進一步提出質疑，似乎成了《中國之春》得到了美國方面資助的 「有力的證據」。當然，事情雖只是一個小小的郵箱引起，但隱藏在後面的卻是充 滿殺機的激烈的戰場，為了保護《中國之春》的聲譽，《中國之春》不得不又著文 戳穿這一謠言。 這時，中共開始在中國大陸內部傳達《中國之春》的問題，指出「王炳章等人創 辦的中國之春系由台灣國民黨方面泡製」。最早對《中國之春》發表意見的，是中 共高層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他在訪問法國時，就明確指 出，「台灣」方面的國民黨是《中國之春》的「後台」。無獨有偶，又有一家由中 共資助的美國華文報紙，緊跟中共的腔調，無中生有地刊載了一篇文章，指《中國 之春》某成員，在《中國之春》誕生之前，曾秘密赴台灣和國民黨當局會晤。言下 之意，指《中國之春》是國民黨「反共」的「御用工具」。在《中國之春》的駁斥 下，這家報紙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中國之春》的人在何時、從何地、用什麼方 法去台灣的？ 這些謠言，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把《中國之春》和美國或台灣國民黨連在一起 ，把它說成某一政治勢力的「御用工具」，進而達到歪曲、扼殺民運、阻扼民眾的 效果。 更有甚者，中共還採取了惡毒的人身攻擊的手法，抹黑《中國之春》，一九八二 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假借一家號稱持中間立場的報紙的版面，發表了中共新華社 採訪的「石家莊長安區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談話」，這篇稿子是中共駐美的新聞機構 提供給他們的，該談話針對的並非王炳章的政治理念，而純粹是揭露王炳章在中國 大陸所謂的「生活作風和品質問題」。與此同時，又有兩家報紙刊登了王炳章的前 妻「王玉蘭」的公開信，稱王炳章如何「行為不軌」、「不講良心」，勸他「懸崖 勒馬、回頭為好，贖罪自有機會，否則下場不堪設想」等等。在這裡，中共所用的 是一貫卑鄙的伎倆，為了斗倒其政治對手，就先在生活作風上把對方搞臭。姑且不 論王炳章在中國大陸期間是否有「生活作風問題」，但作為一個地方副院長，職掌 司法，居然在案件未經檢察官起訴前，就對該案當事人口誅筆伐，大加定罪，顯然 是一種定罪於先的違法行為。僅此一點，就充分顯示了中共有法不依同時又不懂法 律，藐視、踐踏法律的本質，也充分顯示了中共將政治超越法律的不公正性。 中共利用「生活作風」問題對政治對手進行攻訐，將一場嚴肅的政治理念之爭變 成了庸俗、卑劣的人身攻奸，自然引起了有正義感的讀者的不滿，阿修伯著文道： 「海外左派另一個打擊中國之春的手法就是針對王炳章的婚姻問題大作文章。其實 ，王先生的個人私生活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沒有絕對關係，不應混為一談。」夏 門在「斗臭豈能掩飾真相」一文中指出：「可惜的是王玉蘭卻被『政治』利用了， 而這一利用的結果，對王玉蘭而言，乃鑄成了再也無法彌補的大錯與悲劇，中國新 聞社就利用一介弱女子來做政治工具，實在是不可原諒之舉。」樂軒在「評論《中 國之春》案件本末倒置」中說：「然而，使人不安的是，圍繞《中國之春》事件的 討論，似有由十億人口的中國的大方面，降格為純就該組織發言人的個人道德操守 取代運動本身的意義之嫌。」「筆者希望，我們若確認王炳章乃欺世盜名之徒，宜 仔細就此人的政見及作法引經據典逐點駁斥之，少在其三角關係上做文章。若有哪 一天，中新社發出報導，引述馬列理論和中國實際，駁倒王炳章的『謬論』，則為 國之大幸。」可惜的是，十年過去了，直至今天，中共除了對「中國民聯」打棍子 、戴帽子和強力施加政治高壓外，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以心平氣靜的說理態度，來駁 倒「中國民聯」的「謬論」的。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海外的蓬勃興起，在那一段時間內，確實給中共以激烈 的衝擊，特別是使中共派駐美加的外交部門措手不及、懵頭懵腦亂了方寸，他們在 對待留學生和出國人員上，簡直手忙腳亂，如驚弓之鳥。有幾件事情可以說明，一 件是中共公派出國的地球物理學家劉銑冰，擺脫了中共的控制，以政治難民的身份 申請在加拿大居留，他發表公開申明稱，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受到《中國之春》的 鼓舞。而另一名中共公派留學生陳振雄，到中共駐渥太華大使館領取旅行文件時， 被突然劫持，並押返中國大陸。稍後，還有一名留學加拿大的公費女留學生崔城玉 ，在被中共領事館迫令接受監視居住後，亦自殺身亡。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美國， 在舊金山，中共突然召回五名音樂學院的交換學生。這五名留學生獲得了全額獎學 金，計劃留學四年，卻在只過了十三個月後，突然不明不白地被中共方面通知結束 留學計劃，沒有多久，他們亦在中共領事館的監督下離開美國。而很明顯的是，這 些被遣返的留學生，都是因為政治原因，得罪了中共，他們或是《中國之春》的支 持者，或是企圖「叛逃」分子。上述四椿不尋常的事件，均發生在《中國之春》宣 告成立的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這反映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確已在 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中共外交人員對他們所採取的激烈手段 和強制行動，證明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所造成的強烈效果。 《中國之春》從創刊號發行起，即開始小心翼翼地著手建立各種向中國大陸輸送 雜誌、訊息的渠道，以及在中國大陸設置秘密聯絡網絡，這一工作是艱巨的、困難 和充滿危險的，但仍取得了不少成績。中共對《中國之春》向中國大陸的滲透採取 了特別防範的措施，據美國「華語快報」和「北美日報」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載： 中共海關給美聯社北京分社一項通告，稱：「根據郵遞條例，我們已經充公了兩本 由美國寄給你們的《中國之春》雜誌，因為這份刊物在政治上、經濟上、道德上和 衛生上，都是對中國有害的。」這充分表現出中共對《中國之春》的懼怕和提防的 心理。 總之，《中國之春》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就開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迅速的發 展起來了。 但是，無須迴避的，在《中國之春》內部，也充滿了複雜、紛紜的問題，可以說 ，自它成立之日起，很長一段時間內，它都處於一種內部的時起彼伏的糾葛、爭吵 乃至激烈鬥爭的狀態中，以至有時甚至嚴重到影響整個組織運作的程度。造成這種 情況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對於其中的是是非非至少在目前，亦很難有明確的結論。 這裡主要的原因是來自中共。中共在一本題為「無硝煙的戰爭」的書中，就明確地 提出對待「中國大陸在國外的反動政治勢力」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矛盾、區 別對待、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但他們是如何應用這一「重 要策略」的，《中國之春》並不全面掌握。再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畢竟是一個處在幼芽時期的政治組織，在搜索內部的合理的運作形式的過程中， 難免會引起這方面或那方面的衝突。第三個原因，也可能是一條最值得檢討的原因 ，是除了建立一整套民主運作的制度和相互制衡、監督的機制外，組織內部的核心 領導人物的民主素養和鍛煉至為重要，要自覺地、主動地服從組織內部機制的制衡 ，反對任何方面的「獨霸作風」和「黑箱作業」。 從八二年十一月中旬《中國之春》誕生，到八三年十二月「中國民聯」第一次代 表大會的召開，僅僅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就出現了二次分裂 ，第一次是《中國之春》創刊號發行前不久，李林、梁恆、宦國蒼先後宣佈退出《 中國之春》，四名最早為《中國之春》做出奉獻的人就走了三人。之後，在王炳章 的主持下，再組總部，第二批總部的工作人員有王炳章、汪岷、張偉、楊懷安、馬 汀，但工作不到半年，雙方就矛盾激化，張偉、楊懷安、馬汀又被迫離開，汪岷雖 留任到中國民聯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工作了一段時間，亦不歡而去。由於《中國 之春》在中國大陸留學生中的號召力，立志投入民運的大有人在，人事上是不會枯 竭的，所以，王炳章仍不愁重新再做人事安排，正因為這樣，很長一段時間，《中 國之春》的人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當然其中也不乏主動請辭的人，但大多是滿 懷希望地進來，敗興失望地離開，還有的人走了，就再也不同《中國之春》來往與 聯繫，這樣不和諧的狀況，當然是不能視之為正常現象的。 王炳章在「中國民聯」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做了題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 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他談到：「我們還應該深刻地檢討一下中國之春運動總部 的工作機構曾出現過的兩次分裂……總部負責人應承擔的責任是：運用幹部不慎、 民主修養不夠、未能及時健全各項制度以及對個別人員的工作安排不妥。」他又說 ：「在這兩次事件中，對以下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一、民運人士要在運動中不 斷加強自身的民主意識；二、民運人士要樹立正確的民主觀；三、民運人士要勇於 面對矛盾，面對現實。」他說的都很對，和他的反對者宦國蒼說辭在精神上是一致 的，但理論上的共識卻阻止不了行為上的分裂，這一點是很難讓人理解的。宦國蒼 說，他在辭職並宣佈退出《中國之春》時，坦率地談了他對組織的看法。他說：「 《中國之春》(民聯)及海外民運有沒有一些值得吸取的經驗和教訓呢？據我的觀察 ，下述幾點也許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一個追求民主的政治組織不是家族制企業。 需要在內部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運作、監督機制，特別防範在財務、人事及內部選 舉上的漏洞及作弊；第二，草根組織運作的重要性應遠甚於『明星制』運作。任何 『明星制』只要他或她是組織成員，就要受到相應的制衡。「名人」政治對政治流 亡組織的害處大於益處。第三，民運刊物應該是一個民主論壇，而不應該是自我或 相互吹捧的工具。有爭論應平等地發表雙方觀點，而不是或者只讓一方發表批評文 章，不許反駁，或者以『編者按』的形式來冒充『公允、客觀』的一方，打另一方 。不然的話，它就與一黨專制下的黨報一模一樣，第四、民運人士要守法。如果在 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肆意觸犯刑律，與黑社會狼狽為奸，還談什麼『民主』呢？ 第五、民運組織與民運人士是生活在一個開放社會中而必然要受到社會輿論與媒體 的監督。如果認為非民運團體或成員就不能批評民運人士，那麼就等於說不是共產 黨就無權批評共產黨幹部。我相信，套用這種邏輯的朋友也許能『談』民主，但卻 不會實行民主。從本質看，他們與他們所反對的體制沒有區別。」(見《中國之春》 一一六期宦國蒼：「我與中國之春」) 反對者的意見是可貴的，宦國蒼至少從兩個方面提出了意見：一、必須注重和加 強組織內部的建設，即建立一整套適合《中國之春》的民主運作的制度和監督機制 ；二、使所有組織內部的人，包括組織核心的領導人物，都要受制於這個監督機制 之下。這個問題，其實早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興起之日，就已經嚴肅地提到日 程上來了。 但現在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畢竟還處於草創時期，對其不完善或不具備的各 項民主制度及制衡措施，人們尚可因為其「幼稚」而予以諒解。 《中國之春》在成長，在前進，「願化作驚蟄之雷」(王炳章語)，這個不僅是王 炳章的願望，也是廣大《中國之春》民運人士的願望實現了，一批一批的中國大陸 留學生，懷著拯救中國、向專制制度挑戰的熱情，投身到「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 行列中來，以驚蟄之雷的勇氣和氣魄，呼喚著中國的春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