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價學生」 西 園 十一位農民財神的創舉 一九八五年，十一位腰纏萬貫的農民走進了溫州中學，他們向校長提出要求，希 望把自己的子女送進這所浙江省著名的重點中學就讀。作為條件，他們願意為每個 孩子交一千元的學費。 十一個學生，每人一千元總共就是一萬一千元，而當時溫州中學全校學生一年的 學雜費才兩萬五千元。這十一位小財神祇要一進校，一下子就可以緩解學校的財政 拮据。當時溫州中學共有一千六百人，一百七十位教職員工，當年國家撥的經費共 四十八萬元，扣除工資、退休金及各種補助四十一萬元，餘下七萬元再加上學雜費 不足十萬元，而當年實際開支卻是十二萬元。社會上的物價漲得快，教育經費的增 長遠遠趕不上物價的增長。例如，做實驗用的碘化鉀、碘化鈉過去一公斤三十六元 ，現在漲到一百八十元；硝酸銀過去一百克十八元，現在漲到一百三十元。由於買 不起實驗劑，學校很多實驗課不得不推遲。近四年中，這所中學連續換了四任校長 ，實在不是他們無能，而是他們沒錢，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伸手不打財神，現在有 人送錢上門，豈有不收之理？校長同意了。 可是事情還沒有完，此事在學校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農民子弟上城裡的中學 ，這按規定是不允許的，有人把這事告到了市政府，一時間，整個輿論都轟動了。 於是，這十一位農民又走進了教育局，當著一位副局長的面，每人又向正在籌辦的 溫州大學捐了一萬元。在銀彈的猛烈攻勢下，城鄉之間的各種「規定」全線崩潰。 他們的孩子最終還是成了溫州中學的學生。 這十一個農民的孩子就是全中國第一批「議價生」。 萬言不值一文，一字能抵萬金 此例一開，各學校紛紛傚法。永嘉縣一個個體戶想把一對兒女送進溫州八中讀初 中，聲稱出多少錢再所不惜。可是溫州八中當時還不敢收錢。於是這位個體戶問： 「既然不收錢，那麼告訴我你們學校缺什麼吧？」校長沉吟道：「這麼大一個中學 ，上音樂課連架鋼琴都沒有……。」於是不久，這個學校就有一台嶄新的鋼琴。接 著又增加了乒乓球檯、木馬雙槓、實驗設備……。 不斷有各類關於「議價生」的請示和狀子遞到市政府。於是，溫州市政府教育局 、物價局、財政局在年底聯合發出紅頭文件，正式表態支持這一新生事物，並向各 校推廣「議價生」的經驗。文件明確表態：既然國家教育經費不足，同時富起來的 群眾有自願出錢受教育的強烈願望，「議價」招收學生的辦法不妨一試。 這一試，各個學校試出了甜頭。溫州各中學每年都撥出一定比例的名額留給「議 價生」，而且比例逐年提高。至今該校已經招收了四百餘人，收入八十萬元以上。 而一九九一年溫州全市三十多所中學共招收「議價生」一千五百餘人，創收近三百 萬元。 一九八七年，溫州中學想在教學樓頂上加一層，擴大辦公面積。工程預計一萬元 左右。於是校長去找教委，教委領導也沒有辦法，只好去找市長，五個正副市長都 找遍了，寫的報告長達萬言，可是沒有錢還是沒有錢。校長沒有辦法，只好動員學 生家長捐款。一個個體戶聞訊趕來，對校長說：「只要你說個行字，讓我兒子入學 ，一萬元我一個人捐了。」校長點頭說了一個「行」，新樓果然很快蓋起來了。建 成那天，有人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向上磕頭，萬言不值一文；向下伸手，一字能 抵萬金。 關於議價生現象的大辯論 一九八八年，是教育危機的問題最引人注目的一年，當局無力解決教育經費的拮 據，號召學校開展增產創收活動，自立更生。當年四月六日，有十個北京大學的研 究生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擺擦鞋攤，掛出「生產自救」的招牌，戲劇性地把教育的窘 境展現在輿論界面前。 於是，「議價生」作為一種創收的方法，勢不可擋地從溫州向各地蔓延。可是， 這個新生事物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在當地輿論界引起激烈的辯論。 一九八八年春夏，杭州市兩家報紙就「議價生」的現象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在辯論中，一方堅持認為教育不能商品化，文憑和分數不是商品，應當絕對制止 學校企業化的傾向。 可是另一方認為，招收「議價生」可以填補國家經費不足。既然國家無力包攬教 育，而群眾又樂於出錢讀書，何樂而不為？ 一方認為，招收「議價生」模糊了教育的根本目的，背離了學校的社會主義性質 。 而另一方認為。「議價生正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教育的目的。如果學校連正常的開 支都不能保證，何談更好更多地培養人才。 有人認為，「議價生」現象是金錢掛帥，是分數文憑與金錢的交易，是「銅臭對 神聖殿堂」的玷污。 有人則不以為然：用金錢換取學習的機會無可非議，怕銅臭污染是君子言義不言 利的舊觀念。有人質問：既然有自費留學生，為什麼不能有自費的中學生？ 有人擔心，「議價生」現象會造成整個教育制度基礎的混亂，形成兩種不同待遇 完全不平等的學生。 而另一些人則擔心，如果把以教養教的所有生財之路全部堵死，教育面臨的也許 會是死路一條。 一九八八年暑假期間，杭州市郊區一中一個初中畢業的女生向父親索要一筆「議 價高中」費遭到斥責，憤然自殺。這件事如同一滴水滴進了油鍋，再一次使輿論嘩 然。在此自殺事件發生之前，支持「議價生」的聲音佔了壓倒的優勢，可是自從該 事件發生後，輿論的風向忽然逆轉，見諸報端又都變成了對「議價生」現象的一片 討伐之聲。 討伐者最終殺到了京城，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報刊也捲入了其中 。最後國家教委發了一紙文件，決定以浙江溫州地區為招收「議價生」試點地區， 此模式暫不擴散。 「議價生」背後的批發黑市 在中國，什麼地方一成為官方的試點，就處在眾目睽睽之下，改革者的日子就不 好過了，他們必須如履薄冰，生怕搞砸了成為失敗的典型。 溫州市政府在諸多輿論壓力下也下發了一個文件，一方面對招收「議價生」的做 法再次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對具體招收辦法設立了種種限制。文件規定，在完成 國家招生計劃的前提下，每個高中班最多可以招收四名「議價生」，但每班人數不 得超過五十六人。同時，市重點中學的「議價生」考試分數必須達到普通中學的錄 取線，「議價生」由市教委統一發學號，沒有學號的不發給文憑。另外，文件還對 「議價生」的收費規定了上限。 為此，溫州市教委成立了一個「議價生」辦公室，專門負責對「議價生」的招收 實行統一領導。結果這一「統一領導」不要緊，市教委成了「銀彈」重點進攻的對 象。過去學校是「議價生」的主要收益者，可是現在變成教委衙門了。 自從由市教委統一發放「議價生」學號以來，教委這個過去的清水衙門就開始熱 鬧起來了，每天絡繹不絕的求情者令人應接不暇。為了子女上學來申請學號的個體 戶和農民幾乎踏破了教委的門檻。還有跑來為本學校爭取名額的學校領導們，紛紛 表示願意和教委商定利潤分成辦法。現在，用「門庭若市」這個詞來形容溫州市教 委毫不誇張，教委辦公室嚴然變成了「議價生」的批發市場，討價還價之聲不絕於 耳。 人們很快發現，在前門進攻奏效甚微，常常受到官樣文章的阻擊。畢竟，作為政 府的官員，在辦公室裡談生意還是要有所顧忌的。於是，「銀彈」進攻轉移了戰場 ，從後門抄進了教委領導人家裡的客廳。「黑市」形成了。 「議價」本身就是市價，而自從「議價」有了上限，也就成了半官價。有「官價 」必然就會出現真正的「黑市價」。於是各學校與教委之間形成了內部商定的「分 成比例」。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倒霉的還是那些花錢送子女讀書的家長，最終 的結果是「議價生」的市價年年見漲。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過去校長們跑教委，都 是伸手要錢的。現在校長們跑教委，變成了恭手送錢的。每逢過節，教委領導家裡 都堆滿了各學校送來的紅包，甚至教委工作人員的「獎金」也分攤到了各學校發放 。 同時，每一個學號也有了通行的市價，具體多少錢沒人說得清，總之那些負責審 批學號的教委官員家裡都置齊了家用電器，都堆滿了各地的土特產。教委，這個過 去政府機關中最窮酸的部門一舉成了最富的部門，成了市政府大樓的搖錢樹。 一九九零年，緊跟著一年前那場民運風暴而來的肅清「官倒」運動，終於揭開了 溫州市教委的蓋子。教委管理「議價生」辦公室的一個處長徐某被送上了法庭，判 決書寫著，他違法出售學號，受賄達十二萬元。 無論哪一個社會，有官價就會有黑市；而在中國，有黑市就有會有官倒。 從「賤民」變成「貴族」 「議價生」剛剛誕生時，他們在學校裡的地位是很低的。他們常常受到一般同學 的歧視，老師們也把他們看成等外品。「議價生」通常會出現兩極分化的情況，他 們中間一部分人非常刻苦，而且出類拔翠，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學習機會來之不易 ，為了這一機會，自己的家庭比別人付出了高得多的代價，所以他們希望用自己的 努力來報答家長的栽培，同時贏得老師同學的尊敬；而另一部分人則自暴自棄，他 們自認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材料，是被家長硬逼著到學校來的，一受到歧視，他們就 自願以等外品自居，毫無興趣與一般的同學看齊，他們也知道自己的資格反正是用 錢買來的，校方也奈他們不何，終會讓他們畢業，所以就能得過且得過，作一天和 尚撞一天鐘。 可是，隨著社會對金錢看法的變化，「議價生」在學校中的地位也逐漸發生了變 化。他們的地位在某些學校甚至從「賤民」變成「貴族」，開始享有某些特權。每 到逢年過節，老師家裡常常會收到「議價生」家長送來的紅包。受人恩惠，也就不 能負人重托，所以這些老師不得不對自己的「議價學生」另眼相看，例如給他們「 開小灶」補習功課，考試評分時降低標準，平時對他們違規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等等。 一九九零年，溫州八中就發生過這樣一起事件：一個老師因為作業問題批評一個 「議價生」，誰知這個學生拍案而起，指著老師的鼻子大聲呵斥道：你有什麼資格 訓我，你的獎金就是我們家捐的錢發的。老師聽罷大怒，將作業本摔到該學生臉上 ，憤然而去。學生回家向家長哭訴，該家長是學校的一個主要的施主，校方知道之 後不敢怠慢，不但扣掉該教師的獎金，同時還命他向該學生家長道歉。此事後來被 一位記者捅到了報紙上，寫了一篇報導，題目是：師道尊嚴今何在？ 大部分「議價生」至少在剛入校時學習成績都是在平均線之下的，而他們唯一的 優勢就是有錢，這使很多「議價生」不失時機地炫耀自己的財富，以取得心理上的 平衡。溫州十二中一個「議價生」的家庭是當地有名的百萬富翁，每到開學，他的 父親就會送給他的全班同學每人一個書包、一套文具或一個計算器。這使這個學生 自然而然成為該班的「頭領」，他甚至專門出錢僱傭本班同學幫他做筆記，做作業 ，整理考試複習提綱，而老師對這些事根本不過問，因為她也沒少收他家裡的錢。 一九九一年，溫州中學周圍幾家大國營企業為該校捐款建了一棟「議價生」的宿 捨樓，其規格和質量甚至超過教師宿舍，「議價生」名符其實成了學校裡的貴族階 層。 一旦人們普遍承認了「錢」的權威，錢的規則就會確立它的統治地位，不以人們 的意志為轉移。 國營企業也開始出錢 「議價生」現象並沒有理睬國家教委關於暫不推廣的禁令，而是迅速地在各個城 市普及推廣開來。可是它一出了它的故鄉溫州，就變了形。在溫州，「議價生」的 主要來源是農民和個體戶家庭，可是到了其它城市，「議價生」的主要來源變成了 國營企業的職工。農民和個體戶反而退居二線，成了次角。 自從一胎化政策在中國普及之後，獨生子女就變成了所有家長的掌上明珠。人們 說，現在中國的雙職工，上班看領導眼色，下班看孩子臉色。一些單位的領導明白 ，為了讓職工安心工作，必須解決職工的後顧之憂，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他們 子女的問題。 於是，很多國營企業單位由公家出面去和學校談判「議價生」的名額，為了能夠 讓更多本單位職工的子女能夠上重點學校，他們可以以企業的名義向學校捐款，為 學校蓋樓房，建操場，修馬路，送汽車……，少則幾萬，多則數十萬。國營企業自 然是農民和個體戶所不能比的，出手闊綽，令後者相形見絀，望塵末及。 杭州絲綢廠的工人藍某，望子成龍心切，可是誰知兒子不爭氣，只考上一個很差 的初中。他下決心酬一筆錢供兒子上重點高中，於是辭職當了個體戶。三年後，他 倒賣絲綢製品發了財，兒子也初中畢業該上高中了。可是當他到杭州一中去捐錢買 為兒子買個「議價生」名額時，發現他原來的工廠向該校捐了五萬元，把所有的剩 余「議價生」名額都包下了。他若還是絲綢廠的職工，也就自然有了一份，可惜的 是他出去了，繞了一個大圈子，反而無門可入了。 廣州市五中是座落在河南工業區的重點中學，周圍的國營工廠如果想多爭取幾個 學生的名額，就必須在他們的宿舍樓中分出幾套房子給五中的老師。於是，五中一 下從房子的困難戶變成了房子的富裕戶。有了房子，就可以招來更好的老師，有了 好老師，就會有更多的「議價生」，也就等於有了更多的錢。從此，學校越辦越紅 火。 國營企業的捲入為學校大開財路，但同時也使學校產生了兩極分化。重點中學的 學生名額人們爭著搶，捐款就多，財源滾滾，越辦越好；而質量差的學校學生名額 沒人願要，也就很難得到捐款，越窮質量就越差。這種區別越來越明顯，尤其在那 些「議價生」比較普及的城市，溫州、廣州、杭州等地，人們會看到所謂「貴族學 校」和「貧民學校」明顯的分野。 自從國營企業大規模提供「議價生」之後，社會上關於「議價生」的爭論就煙消 雲散了。錢反正都是國家的，只不過是從一個口袋轉到另一個口袋而已。過去是國 家辦學，現在這叫「社區辦學」。管它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管它財政 撥款還是企業捐款，反正錢能變成教育經費，就是功德。在人家外國，公立學校、 社區學校、私立學校可以和平共處，並行不悖，在中國為什麼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