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有制保留地談起 吳逸夫 一、隔離療法 近來讀到《中國之春》一一七期上賀文先生同丁學良、馬悲鳴兩先生探討「振蕩 療法」之「短痛」和「中醫溫補療法」之「長癢」的「何以解憂，唯有振蕩」一文 ，在覺得兩種意見都有其道理的同時，又感到兩種意見都有「非此既彼」的一元化 價值傾向的失誤。 如果承認主張中醫溫補療法和振蕩療法都有可取之處的話，那麼接下去的問題就 是：能否做到兩者兼顧？答案是可能的，那就是「隔離療法」。簡單地說，不妨把 能夠和願意承受振蕩療法的人和寧肯接受溫補療法的人作某種程度的隔離，然後求 仁得仁、求智得智、各取所需地分別施以不同的療法。這恐怕也是強調人道主義和 現代醫學所能採取的唯一方法。 二、特區精神的全方位延伸 所謂「特區」，也就是具有相對隔離性的地區，它能享受某些其他地區沒有的特 殊政策。特區政策，其實已經包含了隔離療法的因素。 從消極的角度來看，在特區設立之初，倡議者對改革是否正確和能否成功沒有把 握，因此就先在小範圍內作試驗。從積極的角度來看，特區倡議者本來以深信那些 改革措施的正確，只是為了減少同反對派的激烈對抗和全面衝突，或使人們心理上 有個適應過程，而採取了小範圍先作起來的緩衝措施。現實證明，特區政策是極為 成功的。在特區經濟起飛的激勵下，全國範圍的市場導向經濟改革也終於邁開了步 伐。 如今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問題，令人擔心的是已經不是搞不搞的問題，而似乎已 經是其進程過熱、過快的問題。且不談這種過熱、過快所會引起的經濟失調、失控 後果，其實更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種改革所造成的心理衝擊和失調：一部分 迅速富起來的爆發戶給多數人心理上造成的強烈刺激，改革所必須「一切向錢看」 的經濟觀成為一種價值標準後，在原價值體系成長起來的兩、三代人內心深處造成 的「信仰破滅」的惶恐和失落。 經濟失調畢竟還不難調整過來，所需要的只是時間和耐心而已；而心理和精神失 調卻不是那麼容易糾正的：如果我們不能短期內使大家都一樣地富起來，或短期內 拿出令原價值觀持有者接受並同社會現實相容的價值觀，那麼所有這些人的內心巨 大痛苦恐怕要一直持續到他們去見馬克思的一天，這未免太殘忍了。 「妒忌是人類最強烈的感情」，「人是需要信仰的動物」，這些格言可啟示我們 充分理解到經濟改革所引起的人們內心痛苦的程度。從來人類世界的主要痛苦來源 ，不是物質的虧乏，而是心靈的折磨。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我們必須正視經濟改 革所帶來的社會心理失調！ 減少經濟改革中人們心理失調痛苦的方法之一就是將那些反對經濟改革或適應不 了經濟改革的人置於某種保守而相對隔離的環境中，這樣這些人就可以因「眼不見 為淨」而保持心境清靜了。在措施上，這也就是建立所謂「左派經濟特區」的構想 。 這種構想，海外民運刊物討論多元化和聯邦制中早有所建議，後來中共領導田紀 雲也提及此種構想，並具體冠以「左派經濟特區」的名稱。不過正如馬悲鳴先生在 「陽光·空氣·左派經濟特區」（《世界日報》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一文中所指 出的，田紀雲先生的話，恐怕只是「話一句耳」，難以當真。事實上田先生關於「 左派經濟特區」的講話，是對「左派」人士的諷刺。這個講話在大陸廣為流傳，為 改革開放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已經達到了講話的目的，我們自不必苛求。和田先 生的出發點不同的是，我們這裡提出「左派經濟特區」，是基於人道主義和多元價 值觀的嚴肅態度的：既然某些人對改革不能容忍或適應，我們這裡提出「左派經濟 特區」，我們就不必強人之所難，可將他們置於一個相對地隔離於改革的環境。人 的適應能力總是有限的麼。而且，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既然風行一個多世紀，總還 有其符合人性的某些方面，不可全盤否定。給這種主義和生活方式一個生存空間也 是符合多元的價值觀的。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中產生的弊病，也使人想到這種改革也許不是最佳 方案。是不是還有更好的改革方案呢？例如，民運人士普遍認為，經濟改革的同時 ，政治改革應該跟上去。一九八二年底《中國之春》第二十七期上就發表過「何不 嘗試辦政治特區」社論。如果中國大陸能夠建立一塊政治特區，讓鼓吹政治民主改 革的異議人士去經營，那麼，這就能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使異議認識抨擊中共政 府的精力轉移到經營自己的特區。也許政治的民主改革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也許那些個政治特區結果是弄得一團糟，那麼，這正好為中共的四項原則提供了 最有力的事實證據。 中國的國土這麼遼闊、廣大，劃出佔百分之幾的土地作各種經濟實驗、政治實驗 的特區，又有什麼關係呢！國人喜歡自誇「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優勢。但其實 這兩點能否成為優勢取決於許多其他的條件。如魯迅就曾指出如國家不強大，地大 物博就好比是豬的肥大，並非好事。中共後來也常強調養活、餵飽這麼眾多的人口 不容易，是「偉大的成就」，也就是承認人口眾多並非好事。不過，地大物博、人 口眾多總便於多建立點各種各樣的特區，這恐怕是這兩個基本國情的潛在的真正優 勢。 「一國兩制」的精神也是同特區精神一致的。但既然可以「兩制」，為什麼不能 「三制」、「四制」乃至「多制」呢？，再加上左派經濟特區，台灣、香港的純資 本主義，那就已經是「三制」了。不妨說，建立包括左派經濟特區在內的「一國多 制」，也就是「一國兩制」的深化。 三、保留地的積極意義 根據我們對「左派經濟特區」的積極解釋，不妨給他一個「公有經濟保留區」或 「計劃經濟保留區」等等的名稱。人們或許會聯想到美國的「印第安保留地」。印 第安保留地的設立，基於多方面的原因：由於印第安的英勇抗爭而達成的白人、印 第安人間的妥協，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憐憫，也包括了白人對印第安人自己方式生存 權利的承認，以及少數白人對保留印第安文化必要性的認識等等。但今天的多數白 人已不在持有恩賜觀念，普遍承認這些保留地具有重大的文化價值。印第安文化需 要保留，在人類歷史上風行了一個世紀並一度席捲三分之一土地的馬克思主義，難 道就沒有保留的必要了麼？！ 賀文先生反對中醫溫補療法的理由是「減少浪費和不失時機」，這是一種效率至 上的觀點。從局部看，隔離保留區的發展是慢了，但從全局看，隔離療法緩解了人 際衝突、社會矛盾，從而大大減少這些矛盾衝突所造成的全社會的內耗浪費。湧進 深圳特區的，多是抱著冒險創業思想準備而自願去的。他們在那裡如魚得水。有些 人到了那准適應不了還可以回去。這就使特區居民的認同大方向基本一致，減少了 很多人際衝突。將來建立公有制保留地，自然應以自願為原則，容許人們進出自由 。 另一方面，「物以稀為貴」，索性落後到底，倒也形成了一種新的價值。達賴喇 嘛主張將西藏變成世界最大的生態保護區，也是一樣的道理。全世界都工業化了， 這沒有工業化的一塊淨土，自然身價百倍，據說現在「大寨人」也開始「向錢看」 了，那准的公社、生產隊在全國一陣取消風中煙消雲散。筆者對此深感可惜和不以 為然。其實大寨的准共產主義方式還是很有特色的。如果能夠保留下來，不但能增 加中華文化的多元性，而且這地方將來必成為吸引全世界獵奇者的遊覽聖地，大寨 人那時光靠旅遊收入就可舒舒服服過日子了。大寨的趕時髦改革，實為缺乏遠見的 一個失誤！ 這准還要考慮到規模效應的問題：在一定規模上合理、可行的東西，在過大、過 小的規模上可能及時不合理、不可行的了。在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共產主義者曾 試行過種種小規模的共產生活實驗，包括聖西門在美洲的共產主義移民區「新村」 和中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早期的「工讀互助團」、「工讀同志會」。在當時的歷史 條件下，這些試驗都失敗了。共產黨人認為這些失敗皆由規模過小，於是走上了武 裝奪取政權再實行全社會大規模試驗的道路。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共產主義革命必 須在西毆工業先進國家先發動，然後馬上席捲世界而成為世界革命，他認為只有世 界範圍的共產主義才能長久存在下去。斯大林堅持在俄國一國範圍內搞共產主義建 設，已屬「創造性的發展」。共產黨人的這一執著思路，最終導致了中國毛澤東「 大躍進」時代「公社化」這樣荒謬的結果。但我們今天也不必根據大規模共產試驗 的失敗就斷言新的歷史條件下較小規模的共產主義也絕無可行的可能。 根據新的歷史條件，有許多方面，這准僅列舉一點：現代社會信息交流方便和交 通發達，那麼，各地分散的共產主義者，很容易相互溝通建立聯繫，通過現代信訊 設備「嚶其鳴矣，以求其聲」，互相呼應，互相聚合，不至於規模太小而被淹沒於 非共產主義的汪洋大海。好比同性戀者，分散開來是人口中「一小撮」，倍受社會 歧視。但在美國，他們互相串聯、聚合、甚至建立自己的社區，力量就不可忽視。 四、動態的多元共存 今日世界中，英語正在日益成為國際交際語，從教師、學生、課時等數量看，英 語教育皆可稱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學科教育。雖然本人對此深不以為然，認為這實 在是世人太過實際而缺乏遠見的結果，但這卻是個可悲的現實。考慮到語言是人類 最重要的工具和人類文化最主要的載體，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英語文化正在成為人 類社會的主流文化。英人不過相當於中國一省大小的島丸之地，何以能獲得如此成 功？ 原因當然很多，但英帝國殖民政策的成功，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英國的殖民政策，最重要的特點有三個。 一曰「以夷制夷」：只要殖民地臣服英國，承認英國的經濟利益，當地原有的土 人、土司等領袖名份及社會形態、統治方式皆可以基本保留。 二曰「分而治之」：殖民地間內部衝突如果危及英國統治和利益，就採取「分而 治之」的中間立場，避免做出偏向一方的裁決。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國家， 就是在宗教衝突的基礎上英國加以「分而治之」的結果。儘管人們對「分而治之」 頗多批判，稱之為帝國主義的陰謀深算云云，但我們平心而論，今日與巴基斯坦分 開的印度，尚且為內部種族和宗教衝突弄得焦頭爛額，如果在加進巴基斯坦作為內 部領土，那內鬥的程度恐怕只會激增而不會減少。大體上說，「分而治之」還是有 積極作用的。 三曰「自治」：英國的殖民地比起其他殖民帝國，如法國，西班牙等的殖民地， 享有較多的自治權，這不僅在殖民初期，有力地刺激了探險家、冒險家開拓新疆域 的積極性，而且在後來也一直有力的推動了殖民地的發展。雖然殖民地的自治和發 展，一個個脫離母國或宗主國而獨立出去。但這與其說是英帝國的不幸還不如說是 英語文化獲得更大自由空間去豐富發展的大幸。 不難看出，上述三點殖民政策，都從不同側面體現了「相對隔離以保留」的保留 地政策的精神。人類歷史證明，「分而保留」是解決人群衝突的較好辦法。這種辦 法，不是你死我活的激烈衝突，而是大家分開來去過活。讓是非在長期共存中，通 過自然淘汰去慢慢解決。況且許多也無所謂是非，僅是價值觀的不同而已。 這也就是我國在外交方面，長期來宣揚的和平共處原則。或者說，一度嚴厲批判 過的修正主義。「和平共存、和平競爭、和平過渡」「三和」理論。歷史證明，「 三和」理論倡冷戰結束之先聲，在世界當代史中具有重大意義。當然，「和平共處 」和「三和」理論並不是完美的。其不足之處，主要是沒有突破國界線的限制。只 講國家間的和平共處，而忽視了一國之內持有不同政見人們之間的和平共處，忽視 了各國人民之間的自由交往和自由遷徙，這種共存缺乏流動性。實際上沒有自由交 往自由遷徙，也就沒有徹底公正的和平競爭。真正能有效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 的是容許各地區人民自由交往、選擇、遷移，並且給調整地區分佈和創立新區提供 方便的「動態的多元共存。」 五、人類幸福與社會發展速度 話說回來，即使隔離療法對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效率不如單一的振蕩療法高，只要 能大大減少人民在改革中心理失調的痛苦，也還是值得的。效率並不是最高和唯一 的價值標準。唯效率觀念是一種完美主義。其實，所求完美是一種「陽春白雪」的 高標準，並不適用於世上大多數的芸芸眾生。要求人人、要求一輩子都「盡其所能 」追求最高效率，那讓人活得太累了。 人類追求變化、進步，但又需要相對穩定，沒有變化會令人厭倦、壓抑，變化過 快也會導致難以調整適應和由此引起的無所依從的失落感。這從當前中國大陸所引 起的普遍的心理失調和驚恐可以看出。現代社會以加速度發展，這正是現代人類最 大的悲劇之一。我們雖然在物質上比我們的祖先富有得多，但我們並不比我們的祖 先更幸福！ 人在年青時大多有些理想，如果能夠在經過若干年的奮鬥後達成這個理想和目標 ，而後生活在自己爭取來的理想境界上，那是最好不過的。但是在一個變動、進步 過速的社會，你剛剛達到了自己的理想，這個理想卻很快被更新的一代人否定掉了 。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由此觀之，在那些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而奮鬥過的共 產黨人中，死於五十年代的人是幸福的，因為他們看到了、也享受到了他們為之而 奮鬥過大半輩子(也許是前一半時間奮鬥，後一半時間享受)的理想開始被否定。然 而他們畢竟還享受過若干年。最可悲的是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自從中共建國後， 他們一直受到「政治掛帥」(也就是「一切向權看」)的壓制而地位鄙下。只是七十 年代末，他們的地位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然而好景不長，這幾年市場經濟的 開放，在「一切向錢看」的觀念挑戰下，重又使他們的地位一落千丈。奮鬥半輩子 得來的教授、研究員頭銜居然比不過從事簡單勞動的小販肩上的茶葉蛋挑，或理發 員手中的剃頭刀，實在是很悲哀的！ 即使在一個價值觀念變化不大的社會，僅僅因為發展過快，也足以帶來痛苦。試 想如果你辛辛苦苦創辦了一個企業，但很快有新起的更成功的企業排擠下來，或者 你學習多年的掌握了某種知識、技能，或皓首窮經半輩子，創立了一個學術理論， 但這些知識、技能和理論很快被更新的所取代，這不僅使得人人沒有一點老本可吃 ，而且極大程度上剝奪了人類極為珍視的成就感、貢獻感。 中國大陸目前人們對改革的不滿，這雖有改革失誤的一面，但不可否認也有純粹是 改革過快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和恐慌的一面。由於毛澤東時代的近三十年中，大陸一 直停滯不前，現在一下子要補三十年缺的課，老百性所要付出的代價當然很大，這 准面就包含了對社會變化過快的心理上的巨大不適應。 總之，人類追求變化、進步，但又畏懼過快的變化、進步，這也許是基本人性之 一，如果不是民族競爭、強食弱肉，人類社會根本沒有必要發展得像今天這麼快。 理想的社會，應該是變化速度不快不慢的社會。但何謂不快不慢的理想速度，各種 人的標準大不相同。所以，除了需要將持有不同價值觀念、理想目標的人作相對隔 離外，即使基本價值觀念相似的人，也需要根據對適應變化和接受新事物不同的程 度，作適當的「分而居之，分而治之」。 在具體的操作上，當然有許多細節要討論，如新區的建立、擴大和某些地區的收 縮和自然淘汰的程序，對不願留在新區的原住民的有償外遷等等。但深刻認識並尊 重人的不同，以人們自由選擇的最大幸福為目標 ，承認保留多元價值的必要，是解 決具體細節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