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民主自由的科學史家----許良英 仲維光 一九九二年，許良英以一篇「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振動了海內外。海 外學人驚異，在如此專制的情況下，許良英竟然如此大膽。事實上許良英自七十年 代末期以來，一直以直言著稱。 許良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代物理史高級研究員。他從青年時代開 始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時期，他積極的參 加了共產黨的地下鬥爭。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握政權後，他由於敢於直言，因此不 斷遭到整肅。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屈服。很長時間內，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他作了大 量的翻譯和介紹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的工作，並且在八十年代和方勵之一起成為堅持 獨立思想，提倡科學啟蒙，批評各種反民主思潮的知識分子著名人物之一。許良英 和東歐許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一樣，在人性和良知的驅使下，從一個共產黨人 變成了反對極權專制、呼籲民主人權的獨立知識分子。 真誠的共產主義者時期 一九二零年五月三日許良英出生於浙江臨海縣張家渡。一九三五年中學畢業後他 報考了國立浙江大學代辦浙江省立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一九三八年許良 英以同等學歷的身份考取了浙大物理系。那時大學是導師制。許良英選擇了王淦昌 作為導師。許良英後來自己談到，在大學期間他的世界觀經歷了急劇的變化。他在 課餘時間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和有關中國革命的書籍。剛入學時，他的志願 是作一個「當代物理學權威」，二年級時變成追求革命的真理，否定了科學救國的 理想，認為只有通過革命，徹底改變社會結構，才能發展科學。這時候他立志要作 一個「職業革命家」。到了四年級時他希望能作一個「真正的人」。一九四一年四 月他在浙大發起了「質與能自然科學社」探討科學與社會的關係，開展革命活動。 在為進步學生的秘密刊物《筆談》寫的《試論感情與理智》一文中他指出，「感情 與理智在最根本、最崇高的領域中是統一的，這也意味著真正的革命家、嚴肅的科 學家和純正的宗教家三者的靈魂在某些方面是統一的。」文中，他把感情與理智在 高級階段的結合定義為理性。後來他一直認為，這使他始終能以極其嚴肅的態度對 待革命和科學事業，也能夠對愛因斯坦和斯賓諾莎的理性論思想產生強烈的共鳴。 他曾經多次說過，在那段時間裡他確立了持續至今的人生觀。 一九四二年大學畢業後，他到桂林尋找共產黨的關係。但是沒有找到。一九四四 年桂林淪陷，許良英隻身流浪到黔桂邊界的山區的格江。一九四五年二月他連續步 行了二十多天回到設在湄潭的浙大物理系。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管政權，許良英 一直在浙大物理系作助教。 抗戰勝利後浙大開始遷回杭州。許良英取道重慶，沿著長江回到杭州。一九四六 年九月他在重慶加入了共產黨。此後，他全力從事共產黨地下工作。物理系助教只 是一個作掩護的公開身份。一九四七年擔任地下黨浙大支部書記。到一九四九年前 夕許良英又擔任了中共杭州工作委員會組織委員，並先後兼任中學區委書記和大專 區委書記，負責大中學學生運動。 從共產黨高層幹部到「右派分子」 共產黨在杭州接管政權後，許良英調離浙江大學，擔任杭州市青年委員會學生部 長。一九五二年許良英從浙江調到中國科學院擔任《科學通報》室副主任，並兼任 編譯局、計劃局以及學術秘書處黨支部書記，負責對外宣傳。他的任務是審查科學 院出版物的政治觀點、立場和保密問題。全院幾十種學術刊物最後都必須經他簽字 才能付印。一九五五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許良英因為一個由他介紹入 黨的人成了胡風分子而受到牽連，被批判、停職審查一年。他因此下決心不再做行 政工作。經他要求，於一九五六年調到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組（當時於光遠擔任組長 ），從事自然辯證法研究，負責編輯《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成為共產黨中 國第一個專職自然哲學高級研究人員。 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號召人民大鳴大放， 幫助共產黨整風，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許良英感到歡欣鼓舞。這一 年五到八月間他 寫了《科學和社會主義建設》一書。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出版了該書的英譯本，成為 瞭解中國科技政策思想變化的重要文獻。書中許良英對雙百方針作了比較系統的闡 述，指名批評了曾經受毛澤東寵愛的共產黨正統派理論權威艾思奇所重複的李森科 的「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的觀點。他還批評了當時流行的蘇聯的「科學中的黨性 原則」，他指出「自從歷史上有了科學，科學研究中確實逐漸形成了一些原則。例 如：一切要以事實為根據，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一律平等，要求科學的概念和理論 在邏輯上的正確性，等等，這些原則對於任何真正要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人都是一 樣要遵守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自此大鳴大放運動變成了反 對右派的政治鬥爭。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許良英說，「我思想不通，認為這會使共 產黨失信於人民，很可能是有人反對毛主席路線，於是以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忠誠共 產黨員和志士仁人自居，公開反對這一運動。當我得知反右運動是毛主席自己事先 佈置的，鳴放為的是引蛇出洞，我才發現自己錯了。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我 對毛主席都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了。」在反右鬥爭中許良英成為科學院的第一個被 批判對象，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他被定為右派，並被開除黨籍，回到浙江原籍。受 到這一打擊，他妻子懷孕十個月的胎兒夭折於腹中。後來他們離了婚。 在浙江鄉下，他和普通農民一樣下地勞動，掙工分養活自己和老母親。他和母親 都成了專政對象。三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飢餓時，他像許多農民一樣 因吃糠而患浮腫，嚴重時連走路都喘。 艱難的農村生活與思想轉變 許良英曾談到他一生中三個轉折點。第一個是在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一年，他確 立了獻身社會、獻身革命的人生觀。這一次是二個轉折點。儘管被遭打擊欺騙，他 在思想上卻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變化主要是在社會和生活環境。在這一期間他認 為有三方面收穫：第一，知道了中國大多數人民怎樣生活，第二，通讀了三十卷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大部分列寧全集，使自己對馬列主義理論有了發言權，第三，編 輯翻譯了《愛因斯坦文集》。這些為他的第三次轉變，思想信念的轉變準備了基礎 。 一九六四年許良英譯出愛因斯坦文集五十多萬字，但是由於「四清運動」和其他 的政治原因，出版被耽擱了下來。期間他又完成了一篇九萬字的編譯後記，一九六 五年由此擴充成十七萬字的《愛因斯坦的世界觀》一書。與此同時他又完成了兩萬 五千字的《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一文。六二到六五年間在農村的艱苦生活中 ，許良英常常每天工作十四小時，沒有節假日。他後來回憶道，「這工作本身是我 最大的精神享受，我常常為他（指愛因斯坦）發聲振聵的言詞感動得流淚。」 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所謂文化大革命。許良英又被迫 恢復了全天勞動，不久又被審查、批鬥和監禁。六八年六月到六九年九月涉及到浙 江大學地下黨問題他被審查批鬥，並曾被隔離（實際上是關進私牢）達六個月之久 。六九年在全地區萬人批鬥大會前，他不甘受辱，喝「敵敵畏」（一種農藥），自 殺未遂。 一九七一年商務印書館恢復業務，許良英去信詢問是否可以出版《愛因斯坦文集 》。商務印書館請他將書稿寄去。他寫信到上海聯繫，才得知譯稿以及《愛因斯坦 的世界觀》一書手稿已經在一九六九年被上海寫作組強行借走。譯稿拒不歸還，而 書稿則宣稱丟失了。他又致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並聲言如不歸還將訴諸法律。直到 次年三月他才得到被塗改的翻譯稿。商務印書館同意出版《愛因斯坦文集》，許良 英決定補充和修改原稿。為加速編輯工作，商務印書館僱傭許良英作為臨時工，每 月五十元人民幣生活費（七七年該書出版時又從稿費中扣除）。一九七四年政治形 勢惡化，許良英又被遣返原籍並且停發生活費。直到七五年政治風向稍有轉變，商 務印書館才又請他回來工作，並且恢復了他的生活費用。文集第二卷於該年九月交 稿。 一九七四年以後的時期許良英開始了他的第三個轉折。一九七四年他看到了「批 林批孔」運動的真相，覺醒到整個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騙局。一九七六年四月他在北 京又經歷了四五天安門事件。七六年底許良英因多年積勞成疾，生病入院。一九七 七年春天，他在商務印書館結識了方勵之，並邀請方勵之參加他組織的一個小型「 愛因斯坦讀書報告會」。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最後階段他還結識了劉賓雁（劉當時 也在商務印書館作臨時工）。這兩人後來都和許良英成了好朋友。 平反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不懈的奮鬥 一九七七年許良英寫報告給科學院黨委希望回到科學院工作，一九七八年三月經 當時科學院院長方毅批轉給國務院政工組批准才得到解決。兩個月後他結束了二十 年顛沛流離的生活，來到自然科學研究所工作。一九七九年，許良英的右派問題得 到平反。許多人對此萬分感激，但是，許良英卻拒絕這樣做，他在不同場合公開明 確表示，「沒有什麼可以感謝的，作錯了就要改。」 一九七八年他的生活有了很大變化，工作恢復了，又和離婚的妻子復了婚。這一 年他開始了新的工作、和同事一起編寫《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 一九七九年是愛因斯坦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日，他倡議召開紀念大會，並為大會主 講人周培原起草了報告。報告經《人民日報》摘要發表，其中論及社會主義和民主 的關係的一段話引起強烈反醒。當時活躍於西單民主牆《四五論壇》的一些青年對 西方民主理論所知並不多，對此馬上引用，並就此發表了長文。這段話是：「他（ 指愛因斯坦）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論文『為什麼要社會主義？』的結尾提出了這樣 的問題：『計劃經濟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可能伴隨著對個人的完全奴 役。社會主義需要解決這樣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於政治權力的高度集 中，怎樣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員變成權力無限和傲慢自負呢？怎樣使個人的權力得 到保障，同時對於行政權力能夠確保有一種民主的平衡力量呢？經歷了林彪四人幫 的殘酷摧殘之後，我們痛切地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 一九八零年在胡耀邦的倡導下，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領導成員請科學家給他 們開設「科學技術講座」。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的講稿主要是由許良英 起草的，文章中他著重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 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一九八一年二月許良英發表了《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 會功能》一文，文中對上述命題作了更充分的論述，並在大陸第一個批評共產黨的 民主集中制，認為它還是要做民的主，而民主制是人民做主。 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五年中，許良英通過文章和公議公開宣揚民主，批評 專制，對學術界和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在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 運動中，被列入重點整肅對象。只是由於這一運動的早夭，他才得以過關。儘管如 此，其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上，他仍不避風險不斷地指名批評這次政治運動和它的 發起人胡喬木和鄧力群。在以後的幾年中他和方勵之一起成為科學院最重要的持不 同政見的知識分子。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間許良英和他的學生在大陸發起批評恩格斯的自然辯證 法的討論。一九八八年他著文《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思考》，直接批評當局的科技 政策。期間他多次公開批評馬列主義，批評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和「四個現代化 」等口號。 一九八六年許良英與方勵之和劉賓雁聯合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這 是第一次由私人發起主辦、涉及大量知名人士的非官方的自由討論會。許良英顯示 了他的勇氣，會議的聯繫地址就在他家。當年著名右派錢偉長得到邀請後立即告發 到中共中央，會議因此流產。在其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許良英雖然未 被開除出黨，但被迫退休。由於深感民主理論和思想啟蒙的重要，退休後，許良英 和妻子合作準備撰寫一本關於民主理論和歷史的書。 一九八九年初許良英起草並發起了科學教育界致中共中央公開信，要求進行政治 體制改革，言論自由，呼籲釋放政治犯。在他的努力下公開信徵集了四十二名知名 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簽名，其中半數以上是共產黨員，有許多科學院部委員，全國人 大代表（七人）和政協（八人）委員。這封公開信在海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成 為後來八九民運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與此同時，許良英又撰寫了幾篇文章紀念五 四運動七十週年，其中《五四和中國的民主啟蒙》曾在五月的天安門廣場上反覆廣 播。「六四」後該文被中宣部理論局定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民主自由人權方面 的代表作。許良英本人被指為是僅次於方勵之的八九民運的黑手。六四以後，他雖 未被逮捕，但至今未被准許進行黨員登記，第二次被開除出黨已勢所難免。 許良英翻譯介紹了很多當代西方科學，科學思想和哲學著作，對當代中國知識分 子和青年學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可以從許多大陸社會科學學術論文參考文獻索 引中看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卷《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這些譯著嚴肅認真 ，為中國人打開了認識西方學術思想的窗戶。 許良英專業從事科學史和科學思想研究。在廣泛掌握當代科學歷史研究資料的基 礎上，他對愛因斯坦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一研究在大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產生 了極大的影響，在國際上也引起了注意。與此同時，許良英還發表了許多對學術界 有積極影響的研究科學史理論和科學哲學的文章。但是我們也要指出在他的這種理 論研究上，還顯示出不少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造成的局限性。 許良英一生真誠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他公開發表了 許多觀點鮮明措辭尖銳的文章，推崇自由民主思想，針砭時政，例如對「社會主義 民主」。對「新權威主義」的批評。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許良英代表了大陸具有獨 立精神的知識分子的觀點。 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許良英先生治學嚴謹。他早年從老師王淦昌先生，學習並 繼承了獨立思想和嚴肅認真的學風，並且以此訓練和要求他的學生和年輕人。在大 陸學術研究意識形態化和粗製濫造的風氣下，對嚴肅的學術研究許良英是個很好的 範例。 許良英早年加入共產黨，並且擔任過一定的領導職務。然而他和那些以接近共產 黨領導人為榮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卻截然不同。由於敢於直言，他不斷遭受打擊 ，儘管如此他卻一直保持著不屈的批評精神。他始終如一的道德追求給人們帶來了 很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