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牌不能再打 ----採訪天安門學生領袖周勇軍 本刊記者 亞 衣 我一直覺得，在當年天安門廣場喧鬧的人群裡，不乏令人可愛的英俊少年。當我 見到剛剛來到美國的原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北京高校臨時學聯主席周勇軍時，這種 想法又一次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秋羊命苦 出生於窮山惡水之間 亞：雖然六四已經過去多年，但是每當天安門事件的風雲人物走出國門來到海外時 ，這裡的人們總會由衷地表示某種敬意和關切。我想請你向讀者介紹一下自己。 軍：好。一九六七年九月，我出生在四川省蓬溪縣的一個山村裡。我是屬羊的，按 中國的傳統說法，屬羊的分春、夏、秋、冬，秋羊和冬羊命苦。我是秋羊，我的一 生也是坎坷連連(亞：如果夏天長一點，九月生的還算是夏羊吧。)。記得小時候家 裡很窮，但在農村還算是好的，因為父親還算是個幹部，周圍的農民更窮，有些人 家一年到頭沒有米吃。一家人五六口，只有二百斤谷子，日子怎麼過？平時只能吃 些瓜果和野菜。最慘的是一九七六年、七七年，沒有糧食，政府只好把做種子用的 玉米作為返銷糧給農民吃。因為種子在保存期間為了防蟲子而拌進了農藥六六六粉 ，所以我們每次拿回家後就用水洗洗了以後再曬乾，再磨成粉，攪成糊糊吃，裡面 還是有六六六粉的味道。大家都吃，我也照樣吃，吃了有半年多，現在想想真不可 思議。而且，那種玉米，有些人還沒資格吃呢。鄧小平上台搞包產到戶，情況就好 多了。 亞：說來你還是鄧小平的四川同鄉呢。 軍：是的，可那時有很多人從鄧小平的家鄉廣安那裡過來討飯，那邊更窮，沒有綠 樹，缺少田地，有的是山和石頭。俗話說，窮山惡水出刁民，我們都是「刁民」了 。 周勇軍在紐約的住處裡 當然，我的童年生活在我的記憶中還是愉快的，因為我常常和同伴們一起放牛， 一起讀書。我小時很頑皮，書念得並不很好。但是老師還表揚我，只因為我在五年 裡沒有缺過一堂課。每天爬山路，下雨天滾得渾身是泥，我還堅持上課。後來我就 考到縣城去了。在縣中讀了六年，由於制度比較嚴格，書讀得比較好。學生大多是 農民子弟，吃的東西都是自己帶的，拿個罐頭放點米和紅薯，加點鹹菜就是一頓飯 了。後來父親調到縣城，我家的生活就比較好了。 亞：可以說說你的父親是當什麼幹部的嗎？ 軍：父親在共產黨內當了幾十年的幹部，從公社、區的武裝部長到縣檢察院的主任 。但是他比較傻，沒有給家裡帶來什麼好處，一家還都是農村戶口。唯一的收穫是 父親年年得到「優秀共產黨員」的獎狀。我家的家教比較嚴格，造成了我的性格比 較拘謹。這也是我為什麼考大學要考到北京的一個原因。我想跳出四川，離開這個 家遠一點。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考進了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 大學生涯 讀馬列越讀越糊塗 亞：你決定考政法大學，是不是與你父親當過政法幹部有關？ 軍：也許是的。我到北京去，可以說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的崇拜，也想讓自己提 高一點，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記得剛進入大學時，我還是一身土氣，很長時間 脫不了，穿的衣服全是我母親縫的，普通話也只會聽不會說，自己很自卑。但是因 為我這個人比較老實，公益活動積極參加，所以大家也都比較喜歡我，團支部還推 薦我去爭取入黨。我很高興，一直在接受黨的考驗，可是考驗了三年還沒有考驗好 ，到第四年我就跟黨組織說不要考驗了，我不想入黨了，我也不匯報思想了。 亞：你所在的中國政法大學的黨委系統，對學生、教師是不是管得比較緊？ 軍：可以說管得太緊了，他們認為政法大學在政治上一定不能出問題。記得一九八 零年所謂「自由化」的時候，還有一九八六、八七年北京一些高校學生搞遊行的時 候，我們學校就把鐵門一關，不准學生上街。校方跟學生講，不能去，誰去了，回 來就受處分。另外他們馬上組織團支部書記、黨支部書記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個宿 捨，跟學生一個一個談話，說想想你到北京讀大學多麼不容易，如果出問題，怎麼 對得起家裡人。 我們學校對教師上課也控制很嚴格，所有的教案都要經過審查，老師上課不能離 開教案。我們的系總支書記說過，政法大學就是要在政治上靠得住。政治上靠不住 ，還叫什麼政法大學? 亞：那麼，怎樣來保證學生在政治上靠得住呢？ 軍：當時大學裡很時髦的是讀馬列的書。我也看了不少。我覺得馬克思的思想活躍 ，有一種大家的風範。但我喜歡看恩格斯的文章，它的文章文思流暢，也比較現實 。比如它的《自然辯證法》，《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得都比較好 。《反杜林論》就不好，有那種共產主義獨霸一方的味道。到後來看列寧的《共產 主義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越看越覺得批判的味道太重，我不喜歡。對 斯大林的東西我就更沒有一點興趣了。列寧，斯大林是一種霸王的味道，一談就是 鎮壓，就是戰爭，就是殺人。到後來我看到馬克思主義分成兩派，一派是列寧、斯 大林主張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派是第二國際的，有伯恩斯坦，考茨基， 羅森堡，我讀了他們的一些小冊子。他們主張走議會道路，認為通過議會道路可以 和平奪權獲得成功，而暴力革命只會給社會帶來壞的結果。我覺得這些文章比列寧 、斯大林的要好。他們的思想我反而覺得更能夠接受一些。總之，學馬列最後學糊 塗了。 亞：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是「一代不如一代」。 軍：是的，不過《毛澤東選集》我倒是喜歡看。前後看了有五六遍。直到八九年我 進監獄，我的「左派」輔導老師還送了一套「毛選」給我。而另一個青年「右派」 老師，則送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國政治思想史》給我看。 亞：有意思。不過，你所說的「左派」老師和「右派」老師又是怎麼區分的呢？ 軍：我們平常開討論會時，老師之間，學生之間觀點常常有衝突，有不同的派別， 當然大家都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大前提，沒有人敢說自己是反對馬 克思主義的。我們所謂的「右派」老師比較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他們主 要在「發展」上去引申；而「左派」老師就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說發展也不 能離譜。「左派」老師常常把馬列的話掛在嘴上，而「右派」老師則比較注意國外 新觀念，西方的政治思想。一般說來，不少「右派」老師在學術上比較強，對我們 的影響很大。 亞：請具體說一說。 軍：他們的思想比較開闊。有的是中西結合，對中國的儒家研究得很透，對西方政 治思想也很熟悉，而重點放在中國的研究。有的年輕老師對中央上層的一些問題看 得比較透，經常有批評，但是也很相信馬列，認為現在共產黨上層的一套，跟馬列 主義、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兩碼事，宣傳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前面已經說過 ，我們學校對教師管得很嚴，要審查教案。這些「右派」教師也不敢違反這些規定 ，只是在正式的課講完以後，常常留下幾分鐘和學生聊天談心，發發牢騷。這個時 候，老師叫我們不要做筆記，他們的真實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發揮。我們之所以在 八九民運時出來參加運動，受這些老師的影響很大。 亞：這些「右派」老師在八九民運以後有沒有受到什麼牽連？ 軍：大部分沒有，因為他們主要是在思想上支持你們，叫他們上街去喊去叫，他們 一般是不去的。有一位老師名叫劉蘇裡，則在八九民運中受到了牽連。 亞：除了讀馬列書以外，你在大學裡還有什麼個人愛好？ 軍：我喜歡看兵書。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克勞維茨的《戰爭論》，還有《戰略論 》、《司馬法》、《李成功問對》都讀過。在戰術上，我研究了巷戰和越南戰爭史 。後來我又讀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書，包括西方哲學史和中國思想史。我也比較欣 賞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里斯多德的政治思想。 　　 亞：大學生活期間你參加了哪些學生社團活動？ 軍：在軍事學術研究方面，我們搞了一個「國防研究會」，是學生自己搞的。還組 織了一些演講，幾乎每一個禮拜六，都要開一些關於政治思想史的辯論會討論會。 有時也辯論一些關於改革開放的現實問題。我們也組織過一些沙龍，請一些老師， 還有外校的人來討論一些問題。 八九民運 受命於新華門前 亞：請講一講一九八九年春天你們學校的情況。 軍：八九年二月新學期開學，校園內人很少，新生都到昌平縣的新校舍去了。我覺 得整個氣氛不對勁。過去「左派」老師都是跳得很歡的，在討論會上，課堂上，講 座上都是滿口講馬列。而在八九年春天那個時候，「左派」老師好像全都不說話了 。而其他老師講課，言必稱希臘，張口罵政府。有些老師一上課，先在黑板上讓大 家抄幾個提綱，然後就開始聊天，大講黨內鬥爭和上層的腐敗。「右派」老師講政 治經濟學，就歌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如何的好，還說假如趙紫陽要請我當顧問的話 ，我將會怎麼作。 這個時候學生無心上課，很茫然，我還是一如既往，準備我的畢業論文。記得四 月十五號那天，我剛剛把論文的提綱草稿打好，就去參加一個舞會。跳舞回來聽到 收音機裡播送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整個校園就炸開鍋了。學生自然而然討論起這個 問題，很多研究生包括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抓到的通緝犯張志清跑到我寢室裡來，討 論胡耀邦問題。還有一些老師，大家都認為胡耀邦是共產黨領導人中最清正廉潔的 一個，覺得要紀念紀念他，於是就開始寫大字報。後來問題越提越多，學生的活動 範圍也從校內到了校外。 亞：是否可以談談你在校外的活動情況? 軍：四月十七日我們學校組織了第一次悼念胡耀邦的遊行，自那天以後，我幾乎天 天上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在天安門廣場，我被學生們推上去演講，我講結社、集 會、示威遊行的自由都是現有的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我又指出現在的憲法是根據共 產黨的理論原則產生的而不是根據人民的意願產生的，這是一個大問題。後來我們 又到新華門前去靜坐請願，前後延續了好幾天。當我看到有些人把花圈和鞋往裡面 扔時，我跟清華大學的張銘說這樣做不大得體。他同意我的看法，建議我跟在場的 人講一講。我就講了我們在請願時應該保持哪些行為規則，大家說我講得很及時。 四月二十日清晨，當局出動了數千名警察強硬驅散了外圍的請願者，發生了流血 事件，我們學校也有一名學生被打傷。但在新華門前，在裡面部分，警察沒有打人 。一位穿便衣的警察頭頭要我們立即撤退，在場的學生發生了不同的意見。我當時 的意思是不要和警察對抗，否則他們會把你關起來，而民主運動才剛剛開始，你就 被抓起來了，以後的一系列鬥爭你就談不上了；我跟大家說，我們既然是搞和平請 願，就不是耍無賴，撤走了還可以再來。可惜到最後，在場的二十多個人中只有三 個人同意我的觀點，包括清華大學的張銘。後來警察就兩個架一個地把學生送上汽 車，車子開到北大，把我們都轟了下來。 亞：聽說你是最早的一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組織的主席，能不能說說這方面的情況 ? 軍：四月二十二號召開胡耀邦追悼會時，由張銘、吾爾開希、我以及另外幾位同學 主持，大家做得就比較好。在我和郭海豐、張志勇去人民大會堂遞交請願書時，群 情激憤，但後來都撤回來了。這個時候一些朋友開始籌建一個自治的學生組織，名 叫「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簡稱「臨時學聯」，四月二十三日，「臨時學聯 」正式成立，經劉剛提名，我被選為主席，吾爾開希被選為副主席，總部設在我們 學校。四月二十六號《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以後，大家對要不要遊行發生了爭論。 當時傳來消息說可能會發生流血事件，有人堅持在第二天遊行，也有人主張取消游 行。我考慮再三，決定取消遊行。第二天晚上開會大家相互發難，我也承認了錯誤 。後來「臨時學聯」改選，吾爾開希當選為主席，我就當了常委，同時「臨時學聯 」也就改稱為「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簡稱「高自聯」、「北高聯」 )。 亞：在「高自聯」裡，你主要從事什麼方面的工作？ 軍：雖然我沒當主席，但是在「高自聯」中我還是屬於多數派，「激進派」始終占 少數，一批理工學校都比較支持我的觀點，認為更實在。我後來提出吸收王超華、 鄭緒光進入常委會，項小吉當對話代表團團長。我的興趣主要在對話上。「四·二 七」遊行以後，有一次跟袁木的對話，我和吾爾開希、項小吉都去了。但是由於袁 木不承認高自聯，所以我們沒有說話的機會。到後來，我還是站起來指著袁木的鼻 子罵了一通，我說了三點，第一，正因為有了政治風波，才產生了今天的「高自聯 」。你是來解決問題的，就必須跟「高自聯」對話。如果你要跟原來的學生會對話 ，早就可以做了，也不要等到今天。第二，你說我們違法，而我們組織「高自聯」 ，恰恰正是根據憲法所規定的結社自由來做的。甚至在我們的口號裡還有擁護共產 黨的內容(袁木說我們這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第三、你說新華門前許多人喊打 倒共產黨，我現在可以證明你的說法不正確；另外我也可以證明，新華門前沒有流 血，但在其他地方流了血，包括我們學校有一個學生被打。當時中央電視台的記者 也把我駁斥袁木的場面錄了相，但是沒有公開播放。 主張對話 與黨內改革派呼應唱和 亞：從你所介紹的內容來看，你似乎在整個運動中都比較傾向於採取同當權的開明 力量對話、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軍：是的。趙紫陽從朝鮮訪問回來以後的表示，一直到他對世界銀行會議的談話， 我們學政治學的人很敏銳地感到其中內容與原來《人民日報》社論不一樣。我和我 的同學們堅持一種觀點，即假設我們能夠和黨內改革派形成一種呼應、唱和的方式 ，那麼大家都能得到好處，改革派可以仍然在台上推行它的改革，我們則能夠保住 公民應有的權利，「高自聯」也仍然可以存在下去，我們大家也不會受到「秋後算 帳」。所以，我就在高自聯會議上主張組織對話代表團，主張我們後退一點，留出 一塊空地，讓黨內改革派有機會施展一下他們的政治主張，給他們一個活動的餘地 。我主張在五月四日搞一次紀念性的遊行，紀念五四，然後學生回校復課。會上三 十多票通過我的提議。五月四號宣佈復課後，有百分之七十的學校的學生復課。所 有的報紙全部報導了這方面的內容。 亞：這就是說你的主張是與大多數學生的願望一致的。 軍：是相投的，也是跟中共改革派趙紫陽他們的意願相投的。這個時候許多記者到 學校，向我表示祝賀，給我戴高帽子。我也覺得大家很理解，當時需要這麼做。也 就在這個時候，有些人開始調查我的背景，到我們學校調查我是不是中共的特務， 我們學校的夥伴們沒有理他們。後來，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做好對話工作上。五月七 日以後，戈爾巴喬夫要來訪的消息傳開了，當時也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應該利用 這個機會向中共政府施加壓力，另一種意見是利用這次來訪把對話工作搞好。直到 五月十三號，由北師大柴玲等十一個人簽名發起絕食，高自聯王丹、吾爾開希也先 後表示同意，在對話團裡，有人提出要配合高自聯，於是大家就把對話擱在一邊。 當時我認為絕食可能導致民眾對學生的支持達到最頂峰，同時也會造成政府與學 生的對立尖銳化，其後果是很難設想的。學生絕食，等於把黨內改革派的生存空間 給堵住了，他們就沒有退路了，在我們學生和保守派之間沒有任何伸縮的餘地。他 要麼倒向保守派一邊，要麼倒向學生一邊。所以，閻明復，胡啟立，趙紫陽這些人 就急瘋了。他們當天晚上就與我們學生對話，閻明復和我們對話，我去了，吾爾開 希、王丹也去了。閻明復希望我們撤，但又沒有作出明確分析。後來大家又回到了 廣場，絕食堅持了幾天，閻明復也到廣場來勸說。原來主張絕食的人，這個時候開 始後悔了。又想對話，但是因為絕食，沒有給黨內改革派一種迴旋的空間。所以， 後來的對話只可能面對李鵬，而不是趙紫陽。 轉移陣地 投身於工人運動 亞：你是否也參加了絕食？ 軍：我反對絕食，但是我又參加了絕食。因為朋友們建議，只有參加進去，才有發 言權，才能在其中做工作，防止情勢惡化。另外，我要講義氣，在朋友面前要夠「 哥們」。我的觀點是要絕食就不要輕易撤退，要撤退當時就不要搞絕食。不要把絕 食當兒戲，去戲弄別人。 我在絕食四天裡，進了四天醫院。到後來我看這個局面維持不下去了。我們面對 的是李鵬這些人。七天以後，我宣佈不絕食了。我悄悄地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我對 我同校的夥伴們說，這幾天我良心上對得起你們，我沒有背著你們吃過一次飯。 亞：你所說的另一條道路指的是什麼？ 軍：到工人那裡去。四通公司下面的一個公司給我提供了幫助，他們給了我一萬多 元錢，加上香港記者給我的逃命錢，我買了發電機，組裝廣播車，帶到工人組織裡 面去，這是五月二十一日。我當時建議，把工人聯合會改名為工人自治聯合會。我 跟韓東方、趙品璐等人一起把「工自聯」的架子搭了起來。因為有了宣傳工具，所 以工自聯才在很多組織中脫穎而出，號召工人起來。我在工自聯裡呆了十幾天，形 勢變得很快，工作起來比較艱難，我覺得在中共黨內已經沒有支持我們的聲音了。 這個時候我的想法是號召中國的底層民眾起來，號召工人起來，這樣才能避免秋後 算帳。我希望下層的人們真正起來，把局面頂住。其實這種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但 不可否認，我已選擇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絕食學生在天安門廣場 亞：為什麼你要離開學生隊伍到工人中去？ 軍：我認為改革以來，工人承受了這種變遷帶來的困難和壓力，而沒有得到改革的 好處。我覺得中國工人應該通過一系列程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保護合理的勞工權 利。另外，如果工人能夠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就會把整個中國的民主運動推入 一個新的階段。 後來情況越來越緊張，終於發生了六四屠殺。當時我把逃命錢和文件給了呂京花 ，讓她逃了出來。自己身上一點錢沒有，六月四日到六月九日之間，我一直在北京 市內轉，回到學校飯也沒有吃。六月十一日，公安局從學校裡把我抓走了。 深圳打工 苦掙扎自謀生路 亞：請談一談你後來沒有被判刑的原因。 軍：我被關了一年半，但是沒有判刑。本來我的罪行是很嚴重的，在臨時學聯、高 自聯當過頭頭，應該是重點打擊對象。但是我的學校背景好，屬於政法系統，我的 案子一到檢察部門就擱了下來，據說政法系統中有人認為，對政法系統裡出的案子 應該特別謹慎。此外，有一件事情也幫了我。就是在天安門有人燒裝甲車時，我看 到有三個軍人被打，其中一個受了傷，我看他很可憐，就讓工人護送他出去，把他 弄到一個工人家裡，讓他吃了藥，把傷口包紮好，救了他的命，我又讓工人把他安 頓好。後來我被放出來時，學校有人對我說，你當時救的一個軍人是裝甲營營長， 團級幹部。這個人是湖南人，很感激你，他自己表示一定要為你作證，證明你不是 暴徒。後來當局就決定對我「免於起訴」。至於在監獄裡受到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 折磨，那就不談了。 亞：學校後來對你又怎麼處理呢？ 軍：學校裡要我在檢討書上簽字，說可以幫助我找工作。我不幹。我在家鄉通過我 父親給自己改了名字，另外辦了一個臨時身份證，成了農民。一九九一年四月，我 自己到深圳打工，從零開始，自謀生路。後來混到一個公司裡作商務代表，法律代 表，一個月能掙幾千塊錢。同時從北京、天津、廈門、海口到珠海，我跟六四哥們 的聯繫也很多。像我們這樣的人，現在在社會上苦苦掙扎，對很多問題深有同感。 我們知道，雖然我們現在在為自己的生計而奔忙，但是我們的良心和熱情並沒有因 此而泯滅掉，將來我們總是還要走到一起來的。 幾個月後熊焱出獄到深圳來找我，要我幫他介紹工作，我對這個大名鼎鼎的通緝 犯也幫不上忙。熊焱批評我，說你這裡離香港那麼近，你應該和那邊的朋友保持緊 密的聯繫。我苦笑說，時過境遷，不要自作多情。後來我把在天安門事件時一位香 港的朋友給我的名片交給熊焱，熊焱很快就到了香港。不久，有香港朋友來找我， 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出去為中國民運說話。我覺得這也是我的責任，就到了香港。 在香港我呆了七個月，打工，學電腦，學廣東話，後來在一個寫字樓裡找了一份文 員的工作，有位兄弟讚揚我是「逃亡路上不忘記學本事」。二月四日，我到了美國 ，熊焱自己生活困難，還送了我二百美元，真是自家兄弟。 亞：能不能說說你到美國的打算？ 軍：第一、我要唸書。一定要拿個文憑，否則無臉見江東父老。第二，我也不可能 一頭扎進書堆裡不過問民運。不管什麼工作，只要有利中國的民主事業，我就要無 條件地去做。 和平演變 六四牌不能再打 六·四：人民不會忘記，人民也不願提起 亞：你能不能談談對國內政治的看法？ 軍：現在國內各種各樣的地下組織確實很多。但是，我沒有把中國民主政治的希望 寄托在這些地下組織上，因為這些地下組織各式各樣的都有，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地 下組織上，那麼相應的就是要在中國搞武裝鬥爭。但是中國老百姓不認為要搞武裝 鬥爭。 國內還有學術團體，知識分子的組織，它們壓抑不住，正在抬頭。知識分子的文 章使人民看到了希望，我們要重視。還有地方下層的共產黨員，有新思想的人，要 依靠這些人，改變這個黨，使共產黨自己從內部改變。知識分子從外圍來演變社會 的文化結構，加上市場經濟的大環境，重新樹立新的政治道德、政治信仰和政治生 活方式，這樣和平演變就成功了。 現在的中國正處在破的階段，不信馬列，不信領袖，只信金錢，但是中國不會成 為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歷史上中國的老百姓從來沒有離開過政治生活，如果現在有 新思想出來，老百姓馬上會予以關注。中國的反對派從八九年才開始深入人心。從 這個時候開始，老百姓對誰是反革命已經無所謂。這與八九年以前大不一樣，朦朧 的人權意識已經開始深入人心。我從監獄裡出來以後，深深感受到這一點。 亞：你對當前的海外民運有什麼看法？ 軍：海外民運的情況現在還不太理想，但是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水淺王八 多」。我認為海外民運工作要踏實，方向要調整，紀律要完善，事情是完全可以作 得好的。還有我認為在海外民運中不同的觀點可以保留，但是不能因為有不同的觀 點就要分道揚鑣，就要上火。這我不贊成。如果你是一個反對派的反對派，那就太 可悲了。對於人民來說，絲毫沒有價值。我們要堅持用一種合理的程序，合理的方 式來解決問題。 我認為海外民運在政治上不要模稜兩可，你究竟是要搞武裝鬥爭還是和平演變？ 在八九民運時，我就說要提和平就和平方式，要提暴力就採取暴力方式。不要自己 號召別人向前衝，而自己則暗渡陳倉到國外去，到了國外又大講什麼和平。如果要 講暴力，那麼要衝大家一塊沖，要死死在一塊。到了海外，仍然堅持暴力革命，買 軍火搞武裝，然後打回去，學當年的孫中山。如果這樣，在中國的死難者還想得開 ，坐在監獄裡面的人還可以盼望你把他們解放出來。切記海外民運不能失信於民。 現在民運的主角還在海外唱，問題在於怎樣從海外唱到國內去。 亞：你認為現在海外民運將來能夠到國內去唱主角嗎？ 軍：三年來，有些人一直抱著六四的牌不放，只吃八九年的民運飯。吃老本，許多 人都說天安門的時候你在那裡。如果老是這樣，別人就覺得你沒有前途。六四牌只 是很多很多牌當中的一張。六四時共產黨殺人，老百姓恨共產黨。但是六四的發生 ，是不是同時又是激進派推波助瀾的結果？老百姓要民主，要理智。在中國再打六 四的牌，打六四的旗幟，老百姓是不會支持的。如果你要搞暴力革命，就可以把六 四牌打出來，你可以說我們死了千千萬萬的同胞，還有兄弟在坐牢，我們要報仇雪 恨。那行。 亞：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打六四牌與我們當前主張的和平演變方式是相衝突的。 軍：沒錯。如果你打六四牌，共產黨就會用另一種方式來處理問題。對於六四，改 革派不會平反，保守派不會平反。只要共產黨當政，就不會為六四平反。六四的事 件，六四的行為方式，六四的形象，凡是能讓中國老百姓記起六四的東西，都不能 再用了。 亞：可是人們常說中國人不會忘記六四，我們在海外也經常相互提醒不能忘記六四 。 軍：對，人民不會忘記，但人民也不願提起。所以現在在中國誰都不提六四，這是 一個揭開來太使人難受的傷疤。 同樣道理，海外民運也要從六四的包袱上解放出來，要提出新的政治觀點。新的 政治主張。鄧小平這三年來尚且在大陸作了許多新動作，我們為什麼不能作些新動 作呢？我希望，國內的朋友也希望海外民運能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觀點，新的路線 和新的作法。 亞：謝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和提出了那麼多精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