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奇和《民主之聲》 劉劭夫 一 我第一次見到傅申奇，是在陳軍的住處。那時的陳軍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群眾劇場 隔壁一條狹小的弄堂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我們幾個青年朋友聚在一 起，商議籌辦一份刊物，用我們的話說，「是為了進行民主的啟蒙」。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參加聚會的有練增明、李建明、張汝君、林聖光、陳軍、曹 振華、胡永全、申奇和我九人。陳軍的居室是二樓的亭子間，昏暗的燈光裡瀰漫著 煙霧，八九條漢子把個斗室擠得滿滿的。在座的，林聖光是我中學的同窗，練增明 、李建明前些日子在人民廣場的演講中結識，其餘的人都是第一次見面。申奇瘦黑 的臉頰，略高的個兒，戴著秀琅架的眼鏡，嘴角的線條分明，我覺得他更像「五四 」時期的清寒的大學生。 我們漫談了對民主的見解，對未來刊物的宗旨、性質、內容的意見，對中國前途 的展望。我們這一拔子人，數我、聖光、增明，年齡最大，是六七屆中學畢業生， 那年該是二十七、八歲；其餘的人，據我所知，申齊七零屆，李建明、張汝君七二 屆，陳軍、曹振華七五屆。我們「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歷經反右，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一連串的劫難，痛感國家民族災難深重，遂立下改造社會的志向。雖 然年齡各異，有著不同的成長經歷，多數人還是初次謀面，卻能坦誠相見，暢所欲 言。那天大家說了些什麼，已經淡忘了，只記得張汝君說了句擲地有聲的話：「為 了刊物，就是坐幾年牢也值得!」令滿座為之動容。我依然不改書生好大言的習性， 引述了胡風的話：「還是魯迅時代，還要魯迅精神!」以及傑佛遜在獨立戰爭時的名 言：「民主之樹是民主志士和暴君的鮮血共同澆灌的!」小屋裡洋溢著莊嚴熱烈的氣 氛，每個人胸臆間都有一種崇高感，使命感，一種偷吃禁果的興奮。 刊物的名稱叫什麼？歸納起來，有三種意見：我主張叫《民主之友》。我的靈感 來自俄國十二月黨人的《人民之友》，用意是借刊物團結一批立志改造中國的朋友 ；陳軍建議用《民主之聲》。他的靈感得之於哪裡，「美國之音」？「自由之聲」 ？他大約側重於透過刊物鼓吹民主罷；練增明則提出一個比較中性的名稱，叫做《 探索》。就在大家為刊物的命名委決不下的時候，陳軍出示了他撰寫的《民主之聲 》的創刊詞以及油墨印刷的《民主之聲》的封面。既然如此，眾人也就不再對叫《 民主之聲》表示異議了。因為《民主之聲》是一份社會科學綜合刊物，我們就根據 自己的興趣專長負責某個專欄的稿件審閱。我記得當時是這樣分工的：陳軍、曹振 華：哲學；張汝君、傅申奇：言論；胡永全：文學；練增明、李建明：經濟；林聖 光、劉劭夫：歷史。曹振華兼理刊物的財務，申奇和李建民兼管組稿、對外聯絡。 一九七八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水嶺。三中 全會的召開，標誌著一個舊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鄧小平時 代開始了。在社會新舊交替之際，各種社會思潮有了活動的空間。最高層發動全國 範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目的是破除毛澤東的現代迷信，為 鄧小平時代的到來掃清思想障礙，客觀上給長期受到禁錮的中國思想界吹來一股清 風，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發端於北京「民主牆」繼而波及全國的「七九民 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作為參與這一運動的《民主之聲》全體同 仁，估量執政當局對民間勢力的崛起的寬容度有多大，一般持比較樂觀的意見。 我們九個人，在那個寒冷的冬夜，就這樣無可挽回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在以後的 歲月裡，不管是退伍落荒，還是朝著自己的理想執著地走下來，我們都無一倖免地 為自己的那個晚上的決定付出代價。張汝君的那句話不幸而言中了!事隔十幾年，我 還清楚地記得那句話，就是因為它在我的心靈深處造成了震撼。以後的事實表明了 ，申奇所付出的代價最為慘重，他付出了五年的鐵窗生涯! 一個月後，《民主之聲》的創刊號面世了。這是一本十六開，只三十頁印製粗劣 的油印物。然而，它的真正意義，已經不是這本小冊子所能涵蓋的了。《民主之聲 》和眾多民辦刊物的湧現，表明人民開始以他們的實際行動爭取憲法所賦予的言論 權和出版權了。 申奇以金驥為筆名，在創刊號上發表題為《略論社會主義》的論文。文章大量引 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錄，力圖論證當今世界上(自然也包括中國。)根本不存在馬 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所界定的那種社會主義。他還引述德國羅莎.盧森堡在《俄國革 命》一書中的話：「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集團的統治----不錯，這是一種專政 ，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客的專政，就是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 申奇接著寫道：「在這個意義上，俄國革命失敗了，它沒有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序 幕，而成了專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開端。」 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中國的社會現實，這是「七九民運」的理論特色。一方面 ，可能出於一種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另一方面，許多參與民運的知識 青年，在他們的思想成長過程中，閱讀過大量的馬恩經典著作，思想意識中，有著 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練增明就自稱是「青年馬克思主義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北京以「反革命煽動」，「洩露軍事機密」的罪名逮捕了魏京 生。這是一個信號，這一行動表明北京當局已經無法容忍全國範圍風起雲湧的民主 運動。它的更深一層的原因是，最高權力層的權力鬥爭塵埃落定，民間的「非毛化 運動」已再無利用價值。 上海執政當局由市公安局出面，發佈「三.六」通告，對民主運動實行全面封殺。 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我們聚集在張汝君的家裡。對於情勢的嚴峻發展，我們每 個人既有思想準備，又無思想準備。儘管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有過許多血與淚的慘 痛教訓，然而懷著赤子之心的我們，仍一廂情願地相信，寒冬已經過去，中國大地 將出現民主的春天! 那天的氣氛有點凝重，在對政治情勢進行分析之後，我們一致 認為，鑒於當局對民主運動的封殺，勃興的民主運動將進入低潮，《民主之聲》作 為一份民辦的政治刊物已沒有生存空間，因此決定停刊。此時，《民主之聲》出版 了兩期正刊和一期文藝副刊。 二 事後，我常常想，如果在那個晚上宣佈《民主之聲》停刊以後，我們在座的每一 個人，真正做到偃旗息鼓，洗手不幹，那麼，日後會不會發生申奇等幾人坐牢的事 呢？ 然而，生活中永遠沒有「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你，不管以何種方式 ，在何種場合，公然表明你的政見與官方相左，從此，你就斷送了前程，被打入了 另冊，生活在巨大的陰影裡。即使你在高壓之下，寫了懺悔書，但毫無用處，你永 遠是異類，就好像古代犯人的黔面一樣，永遠也無法抹去。甚至於你的後代也要為 你某一時的憤激之語，或某一點不成熟的見解承擔後果。號稱掌握了唯物辯證法的 執政者表現了驚人的形而上學和精神虛弱。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 我們創辦《民主之聲》的九個人，不能說都是抱著極其純粹的目的參與此事的，但 可以說民主是我們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價值取向，所以甘冒更大的個人風險，執著 地追求自己的社會理想，就成為合乎邏輯的事。在這點上，申奇最為突出。 《民主之聲》停刊之後，幾個月平靜地過去了，沒有出現我所擔心的事。後來， 我才知道，治安單位早已掌握我們的行動，我們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中。比我們的父 兄幸運的是，我們暫時還沒有因為上述行為受到進一步的彈壓。社會畢竟在前進。 天氣漸漸涼了，一天傍晚，申奇忽然上我家來。他給我帶來了《民主之聲》第四 期，他告訴我，《民主之聲》停刊不久，他聯繫了幾個朋友，又重新把刊物搞起來 了。他說，已經辦了兩期，但在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市公安局突然傳訊了他，搜查 了他的住所，扣押了已經印刷裝訂完畢的二百份第三期《民主之聲》和印刷工具。 他介紹了全國民刊活動的情況，並頗具信心地預言，一度沉寂的民間刊物已經復甦 ，且有迅速發展的趨勢。他誠懇地希望，我能再度參加《民主之聲》的工作。 我們都抽著煙。透過薄薄的煙霧，我注視著他，幾個月沒見，他還是那張清懼的 臉，還背著那只草綠色的軍用書包。 從心底裡，我對申奇的勇氣由衷地敬佩。如果說，在七八、七九之交政治氣候還 不明朗的話，那麼，在七九年二、三月以後，當局通過逮捕魏京生這一行動明白無 誤地宣示了決不允許體制外的政治活動存在和蔓延。所以，繼續從事此類活動是一 種危險的嘗試。從一般大眾對民主運動的態度看，我認為是冷漠的。不錯，民運初 興之時，上海的人民廣場聚集了上萬的人群，而且持續了數月之久，然其中畢竟是 看客居多。當時刮起的「回城風」，「上訪風」聲勢可謂浩大。一個飽受三十年苦 難的民族，在新時代到來之際，人們關心的是如何索回他們所失去的，而極少有人 把這種關注轉變為一種政治訴求，從而剷除帶給他們苦難的基礎。這就是我們民族 的思想現狀，其中的原因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我們沒 有理由苟責我們的民族。但是，一個自許為民族的自由民主而努力的人，不會感到 無奈的悲哀嗎？我們常說，「民主是和空氣一樣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其實，這 只是演說家的辭令。幾十年，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從未享受過民主，它不是子 子孫孫繁衍不息嗎？ 在對申奇的談話中，我們都有這樣的慨歎。 對於申奇的邀請，我自然不好推托，應允下來。然而坦言之，其實我的心是很矛 盾的。一方面，我感到恐懼，感到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大眾的麻木，也教我感 到灰心，這些，都令我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對理想的追求，建功立業的雄心，還 摻雜著虛榮好強的心理，使我朝著這條路走下去。 這個時期，新加入《民主之聲》編務工作的，我記得有林牧晨、李成渝、王建偉 、凌晨光等人。此時出版的《民主之聲》封面上赫然印著：通訊地址：上海動力機 廠傅申奇。 我們應北京《探索》的請求，印刷了幾百份《魏京生審訊記錄(上午部分)》，在 朋友中和公共場所進行散發。 這是一份讀後令人扼腕讚歎的文件。魏京生的答辯詞，大義凜然，酣暢淋漓，表 現了答辯者的理論修養和理性精神。儘管最後魏京生被判了十五年的刑期，但是， 你讀了他的答辯詞，你會覺得，他已經獲得了道義的勝利。可以肯定，這篇具有高 度人格力量的答辯詞，將載入史冊。 三 我和申奇的最後一次會面，是一九八一年的二月間，還是他登門造訪。那天他來 得早，便邀他共進晚餐。我們喝了點酒，藉著微醉，他說了很多話。 他說，他對鄧小平的改革完全失望了，外地和上海的一些朋友主張成立政黨。他 認為，秘密組黨的條件已經成熟。 「你認為黨的名稱叫什麼好呢？」他問我。 「無非叫自由、民主之類罷。」我漫聲應道。 一九八零年，中國實行區、縣人民代表的差額選舉，全國高校掀起一股競選熱潮 ，申奇也參加了他所在選區的競選。他所在的上海動力機廠選區，有三名候選人， 應選出兩名人民代表，申奇是候選人之一。投票結果，一名候選人超過半數合法當 選，申奇與另一名候選人都沒過半數。根據選舉法規定，還要再進行一輪投票，以 決定在這兩名候選人中誰當選。最後，在不作任何解釋的情況下，這輪投票被取消 了，申奇就這樣落選了! 申奇以很大的熱情投入競選，他把這次競選視為民主的實踐。對於落選，他有充 分的心理準備，然而，這樣「落選」，他難以接受。 過去的一年以及剛剛來臨的新年，政治情勢遠不是寬鬆的。對電影《苦戀》的批 判，無疑是給文藝界吹來一股寒流。在此種情勢下申奇提出組黨的問題，使我頗感 意外。我一直感到負疚的是當時我沒勸阻他，如果我把我對政情的看法，我的擔憂 ，疑慮，甚至恐懼，統統的對他講，或許他後來不那樣做。但是我沒有，沒有像一 個諍友那樣直言相告，反而裝出對組黨很熱情，很感興趣的模樣去附和他，因為， 我不願在他面前表露我的懦若和膽怯! 我們談得很晚，我目送他逐漸消失的身影，心頭湧上一絲不安。 四月三日，我收到一封信。 劭夫兄： 很久未給你音訊，使你擔憂了吧! 組成「愛國護法請願團」即日赴京。此間《責任》工作有小林主持，有稿件或其 他事可與之聯繫。地址：和田路1950弄15室林牧晨。此行兇多吉少，但《責任》不 會倒，已大致作了安排，準備打一場堅(持)久的法律戰，必要時可以《責任》名義 活動，或協同其他朋友努力。就此。 F 4.2 F是申奇同我商定的聯絡代號。八零年十月，全國的民辦刊物聯繫人，商議成立了 「中華中國民刊協會」的組織，以利協調行動，不久，《民主之聲》就易名為《責 任》了。 一種巨大的不詳揪住我的心!我不瞭解申奇的「護法請願團」到北京去幹什麼？但 我感到這是一個升級行動，必然逼迫當局作出抉擇。 在揣揣不安中過了十幾天，我接到林牧晨的電話，約我到我家附近的虹口公園面 談。一見到我，他就劈面而問：「有人找過你嗎？」我說沒有。他又問：「你曉得 申奇到北京去嗎？」我說，他在四月二日給我來信，說他去北京了。林牧晨說：「 申奇出事了!」 從林牧晨的敘述中，我瞭解到，申奇是四月二日動身出發，一到北京就失蹤了，也 可能在火車上就被捕了，因為接車的人根本就沒見到申奇。他和各地民刊的負責人 預備到天安門廣場示威，拉橫幅，「把事情鬧大」。 這是非常冒險的行為。如果認為當局容忍你編幾本油印的刊物，發表一些出格的 言論，就能坐視你在天安門前玩火，未免太幼稚，太衝動了! 「你們常跟申奇一起，為什麼不勸勸他!」我責怪林牧晨。 「我們怎麼勸？他是被人挑上山的。」(挑上山：滬地俚語，意即受人挑唆，鼓動 ，慫恿去幹某件事。) 林牧晨叮囑我，任何人問起申齊的事都說不知道。然後，他匆匆走了。 我一直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如同歷史上 捨生取義的志士仁人，申奇義無反顧地實踐自己的理想。在「七九民運」活躍的那 些人中，我認識的，以我看，數申奇最純粹，最韌性。他在「文革」中成長，沒受 過完整的教育，然而，他勤學不輟，閱讀了多種哲學、政治、歷史著作，早年與王 申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生，粉碎「四人幫」後率先起來批判毛澤東而被捕入獄， 卒遭槍殺，成為可能是祭祀毛澤東神壇的最後一具犧牲。)在上海圖書館讀書相識而 成為知交。在《民主之聲》草創之初，他並不是最突出的一個，但是，堅持把刊物 辦到最後的且犧牲最大的卻是申奇。無疑的，像在那個時代覺醒的青年那樣，申奇 通過對現實社會的批判，確立了他的民主政治理想和抱負。這是無可厚非的。宋教 仁曾說：「以天下為己任，當仁不讓。」申奇能自始至終地活躍在民主鬥爭的前沿 陣地，如果僅靠一點政治投機心理，而沒有民主的理念而為此獻身的精神，是不可 能有這般勇氣和韌性的。我們知道，勇氣和韌性對中國民主化是何等重要!在這點上 ，申奇顯得尤為可貴。 申奇的被捕，對他個人來說固然不幸，對他周圍的，有著同樣民主理念的朋友， 也是不幸。正如我所預料的，治安單位接著就在申奇的朋友中展開嚴密的調查。 五月，領導向我宣讀了中共中央文件，文件點了《民主之聲》的名，稱我們是「 非法活動」，「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顛覆社會主義」。然後，問我有何想法？ 我王顧左右而言他。他們嚴肅地說：「你在這兒不說，那就換個地方說吧!」於是來 了兩個人，把我帶到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在這兒，我交代了我所參加的「非法 活動」，寫了「悔過書」，我被告知，我將獲得「寬大處理」。 幾個月後，上海《解放日報》報導了申奇因「反革命煽動罪」，被判處七年徒刑 。我又輾轉獲知，胡永全和林晨牧被判刑三年勞動教養。 一九八六年，在胡耀邦主政下，政治氣氛空前寬鬆。六月，《解放日報》又報導 申奇「在服刑期間認罪態度較好，提前予以釋放。」 申奇出獄後，自然丟了工作，他就在南市區中華路擺了個書報地攤，聊以謀生。 一天，我騎腳踏車經過那裡，看見了申奇。他的書攤就設在小路的拐角處，他坐在 小板凳正低頭閱讀一本書。他還是那樣瘦削，頭髮零亂，神態有些蒼老。我沒上前 去招呼，只是站在遠處注視了一會兒，便懷著複雜的心情離去了。 極權主義不僅製造恐懼，而且製造猜疑。 四 申奇出獄後，如果能安分守己地做個順民，搞盤小生意，賺上幾個錢，討個老婆， 清心寡慾，倒也可以過上安穩的日子的；或者他即使不改初衷，仍然醉心於中國的 民主化，他還可以改變策略，韜光養晦，以待天時。 然而申奇他不! 流寓在多倫多的我，從《世界日報》上看到：上海民運人士傅申奇、張汝君與其 妻王鳳等人，因出版地下刊物《復興》，被中共拘捕。 嗚呼!申奇再次被投入鐵窗，教我夫復何言! 從《民主之聲》到《責任》，直至《復興》，可以勾勒出申奇為中國民主化而逐 步走向悲劇命運的軌跡。不，這不僅僅是申奇個人的悲劇，而是國家的悲劇，民族 的悲劇!當一個國家只需要它的子民匍匐在它的腳下；當一個民族的優秀兒子受到戕 害而這個民族竟安然如素，難道不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最大的悲哀嗎!申奇尋找 的不一定就是中國富強人民幸福的道路，但是，探索這一條路是每個炎黃子孫的權 利和責任，誰也沒有理由壟斷對真理的追求。 我不知道申奇將要在獄中度過多長的歲月，五年？抑或十年？作為他的朋友，作 為曾經與他一起追求過共同理想的同志，我祈願他能夠健康活到中國民主化到來的 一天。 仍然是無聲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