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圖章」能變硬？ ----中共八屆人大述評 何 頻 「黨委招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曾是中國大陸權力系統最為形象的說明，「 人大」更有「橡皮圖章」的外號。但是從剛剛閉幕的八屆全國人大會議看，中共的 權力結構已經出現了新的佈局。這種新的佈局不僅僅對於中共高層未來的權力傾軋 ，包括鄧小平去世後的撕奪，而且對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或許會有不小的影響。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共的人大有了明顯的民主化傾向。事實上，會上出現趙紫 陽的提名，和李鵬得到相當多的反對票、棄權票，只能反映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某 種信息，而並非是民意的真正反映。 問題是，如果相信中國漸進的民主步伐比蘇俄冒進、魯莽的「震盪法」更可行的 話，那麼這次會議確實值得關注、剖析，而焦點問題不外是修改憲法、機構改革和 人事安排。 「四個堅持」變成「五個堅持」 一九五四年九月底產生的《憲法》作為名義上的「根本大法」，四十多年來不斷 根據「形勢的需要」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八屆人大前，外界盛傳中共將修改《憲法》中的「反革命罪」的條文，但這個提 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上遭到否決。結果新的《憲法》修改的重點是關於經濟改革 開放的部份。 前後《憲法》比較，重大修改處包括： 一、序言中增列「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根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建設；並在原條文所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之後，增 列「堅持改革開放」。 二、序言增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 三、第七條所稱的「國營經濟」改為「國有經濟」，以反映原來單一的「全民所 有制」，已被多種經營方式取代。 四、第八條的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為「農村中的家庭聯產承包為 主的責任制」。 五、第十五條規定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國家通過經 濟計劃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營經濟按比例地妥協發展」改為 「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增列「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六、第十六條規定的「國營企業在服從國家統一領導和全面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 下，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改為「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 圍內有自主經濟權」。 七、刪去第七條規定的集體經濟組織接受國家計劃的指導。 八、第九十八條規定的「省、直轄市、設區市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改 為「省、直轄市、縣、市、市轄區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 從政治意義上說，這次修憲對「四個堅持」無任何更動，而在序言中增加「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表面上看給政協憲法 上的定位，可提高中共以外其他黨派的參政，議政地位。但是，從另外的角度看， 這不如說是中共企圖從「法理」上封殺其它不同政治勢力的空間，只允許「政協」 「長期存在」，不能有反對黨。 另外，新的「憲法」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定義隻字未提，顯示出中共對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的具體內容還在摸索中，未能得出具體的結論和共識。雖然《憲法》中 加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幾個字，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作用，但內部對於市場經 濟具體怎麼做仍會有爭議。 有專家認為，《憲法》將「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雖然像征著把所有權和 經營權分開來的用心，也給企業改革提供了進一步深入的憲法基礎。但是，同樣缺 乏具體的說明，如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朝哪個方向深入改革，也隻字未提，股份 制？承包制？或企業集團制？這也表現出中共內部對國有企業的機制如何轉換，仍 莫衷一是，企業無所適從，未來爭議難免。 機構改革分歧最大 作為一種「全方位」的改革，進行機構改革不論從政治、社會機構的影響，對經 濟改革的轉型，還是對權力的集中或分散，對數百萬幹部及其家庭，都是一種極為 強烈的震動。正因為如此，中共幾十年來的機構改革，往往是雷聲大，雨滴小，推 動極為艱難。始終在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中盤旋。 隨著市場經濟所佔的比例增大，中共勢必要從整體上使管理機制大轉軌，但又要 堅持中共一黨遮天下的領導地位、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等原則。所以人們對這 次改革的合理性和徹底性存有甚大的疑問和擔心。 從已經出台的部分改革方案來看，這次未對黨的機構作任何手術，理由是「黨的 機關比較精簡，適應目前經濟發展的情況。」也不再提黨政分開，而強調政企分開 和精簡統一的原則，轉變政府職能，理順關係、精兵簡政。 按照人事部提供的改革計劃，這次地方政府將精簡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員，中央機 關將精簡百分之二十的人員，總人數達二百三十萬。與此同時，大幅度增長公務員 工資。 國務院這次機構改革的方案是：撤銷能源、機械電子、航空航天、輕工業、商業 和物資等七個部；新組建國家經委、電力、煤炭、機械、電子、國內貿易等六個部 委；將對外貿易部改名為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整體數量上，由四十二個部委改為 四十一個部委，僅少了一個部。 但是當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在八屆人大會上表決時，有二百一十名投反對票，二 百九十二名投棄權票，未按表決器的達四十人，這是迄今中共人大會議以來表決個 案分歧最大的一次。 主要原因是這次改革幅度不夠大，過份保守。有人提出有關農業方面的管理分農 、林、水三個部，機構權力重疊，但這次改革方案中未有如預想中能夠合併把農業 管理、權力統籌起來。 曾有人提出將文化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新聞出版署等合併成一個文化管理委員 會；也有人提出勞動、人事部恢復合併原來的勞動人事部等方案，均未成定案。 另一方面，亦有人不贊成隨意裁減部委。輕工業部部長曾憲林就對所屬部內眾多 的幹部，以何種渠道分流出去，進入市場的問題，感到難以回答；紡織工業部部長 吳文英也表示機關工作人員目前思想上有壓力；商業部部長胡平、能源部部長黃毅 誠也不止一次不滿遭裁的決定。 其次，一些部門合了又分，現在分了又合。一位司長表示，一個總書記，一個經 理各建立了一個部（江澤民出身電子部，李鵬出身電力部，這次均分別從機械電子 部和能源部中分離出來，恢復原來的「部」建制。） 一些專家認為，讓精簡的人員去辦「掛牌公司」，實際上是將部委換成公司的名 稱而已，能否充分適應市場經濟的機制，抑或進入市場後管理得更多、更廣，現在 誰都不敢說。 而一位經濟學者指出，從表面看，機構改革是要精簡、統一、效能，但機關數目 和交叉重複者仍多，中央與地方管理權限在改革後很難劃分，將更難理順；更重要 的是各部門領導幹部在機構改革後，仍以計劃經濟心態去處理市場經濟的事物，會 成為更大障礙。 江澤民將成為華國鋒第二？ 外界似乎有這麼一種評論，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八屆人大上 取代楊尚昆的國家主席職位後，構成了「三位一體」的核心。國家主席這個職務， 是為其增加國家元首的威望。增加其出訪和外事活動的機會，並在法律意義上確立 其權威和合理性。此職位更有提名總理、任免總理的權力，故可有力地制約李鵬內 閣。 這種認為「江核心」時代已經啟動的評論，無疑只是從表面的職位增加來進行判 斷的。不錯，經過胡耀邦、趙紫陽事件之後的鄧小平，有如經過劉少奇、林彪事件 之後的毛澤東，毛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對華國鋒說：「你辦事我放心」，鄧小平則 以天安門廣場的鮮血祭出個「江核心」。 然而，華國鋒當年的處境比如今江澤民的地位要好得多。一則毛澤東的餘威仍在 ，成千上萬人對「英明領袖」仍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認同；二則華國鋒雖然能力平庸 ，但其個人道德形象、人格卻比江澤民好得多；三則在當時華國鋒的年齡層面上， 未有強有力的對手；最重要的是當然是其時社會的整體氛圍中民主、人權潮流遠不 如今日澎湃。儘管如此，「英明領袖」華國鋒仍然被「開除了黨內外一切職務」的 鄧小平，借用民主牆的小小氣流順利架空。 江澤民今日的地位如何呢？不管得到了多少職位，也不管多少元老人物表示支持 ，誰都知道他的權力完全來源於鄧小平、陳雲等人，而鄧、陳兩人無論在生前死後 都缺乏毛澤東那種神秘的權威，江澤民所能借助的「餘威」資源極少；第二，就個 人能力、政治人格而言，江澤民並沒有比華國鋒強多少。在許多方面，華國鋒表現 比較誠實，認真、執著，而江澤民卻給人以油滑、酸溜溜的印象；第三，在江澤民 的年齡層面上，強有力的競爭者如喬石、朱熔基、趙紫陽、楊白冰等人，無論是權 力基礎、能力、民間形象都遠遠在江澤民之上，隨時有足夠的實力取而代之；第四 ，江澤民表面上八面玲瓏，但在整肅楊家將勢力中，傷害了軍方和地方勢力集團， 許多高幹對「三位一體」不夠滿意；第五，由於江澤民一手封殺了上海《世界經濟 導報》，取代趙紫陽職位後又在意識形態上堅持強硬態度，加上其矯揉造作的工作 作風，使其在知識份子中並無好印象；第六，傳統的社會秩序正在逐漸瓦解，民主 潮流勢不可擋。儘管中國大陸民主秩序還遠遠沒有完全建立，但正在發展的民主制 度勢必不允許「新皇帝」欽定的人物永坐江山。 基於上述原因，一般相信江澤民在鄧、陳撒手歸天以後，難以長期成為「核心」 ，歷史又將烙出一個「華國鋒」。 在人大會上，李鵬得到相當多的反對票，儘管使其連任總理，但證明其在六四期 間的惡劣表演，並未得到相當一批人的原諒。假如在民主社會裡，李鵬這種惡劣、 笨拙的政治表演術，早已被選民哄下台去。但與江澤民相比，李鵬的聲望似乎還有 點兒提高的跡象。六四慘案之後，李鵬的作風比江澤民「務實」得多，在意識形態 領域的態度也沒有江澤民強硬。台灣《聯合報》記者韓劍華在發自北京的一篇特稿 中所說，「不容否認，前總理趙紫陽任內推動諸多前瞻性的經濟改革政策，尤其率 先執行物價改革，然當時社會承受力脆弱，很快就遭到保守派人士的反對。反觀李 鵬上台後提出的三年治理整頓，煞住經濟盲目發展，並依據中國大陸社會現況，緩 步前進，事實表明，趙未能完成的物價改革等重大經濟政策，在李鵬手中按部就班 地已循序實現且猶有過之。」 到底如何評價李鵬的功過？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正如六四事件中最重要的元兇 不一定是李鵬（應是鄧小平）一樣，目前大陸經濟的繁榮局面的最重要領導者也不 一定是李鵬（應是鄧小平），但是人們在評價李鵬時似乎過於臉譜化、簡單化。 當然，即使李鵬的聲望正在有所好轉，但並不等於他個人的下場會比江澤民好。 鄧、陳撒手之後，他與江澤民的命運最大的可能是下台甚至接受審判、審查。也就 是說，儘管《人民日報》仍在鼓吹「江核心」、「江李體制」，儘管江澤民高舉「 鄧思想」，但都無法改變「核心」變「空心」，「體制解體」的結局。 喬石：民主必須法律化 在八屆人大上，七屆人大委員長萬里離休，副委員長中被淘汰的包括：習仲勳、 彭沖、朱學范、周谷誠、嚴濟慈、葉飛、廖漢生等；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有：阿 沛·阿旺晉美、賽福鼎·艾則孜；轉任國家副主席的有：榮毅仁；留任的有：倪志 福、陳慕華（女）、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女）、王漢斌等；新任的副委員長 包括：秦基偉、李錫銘、王丙干、帕巴拉·格列朗傑、王光英、程思遠、盧嘉錫、 布赫、鐵木爾·達爾買提、甘苦、李沛瑤、吳階平等。 其領導層基本由五個方面的人物構成： 一是中共第一線的領導人，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政治局候 補委員王漢斌等人，其陣容比上一屆要強大得多，上一屆人大最高領導層中，僅有 一名政治局委員（萬里），且當時的安排很有讓其退休之意。 二是中共的第二線人物，包括前政治局委員兼國防部長秦基偉、前政治局委員兼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前國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王丙乾等，分別代表軍、黨、 政三方二線勢力。 三是少數民族地區代表，包括代表藏族的西藏自治區政協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潔 ，代表維吾爾族的新疆自治區主席鐵木爾·達瓦買提和代表壯族的前廣西自治區人 大主任甘苦。其中甘苦已從廣西自治區人大主任上退下，卻又突然升任國家領導人 ，令人驚訝；布赫則可能在近期失去內蒙古政府主席職務；其他兩人則可能保留原 來的職位。 四是民主黨派人士，包括代表民盟的費孝通，代表民建的孫啟孟，代表民進的雷 潔瓊；代表九三學社的吳階平和代表民革的國民黨元老李濟深之子李沛瑤等。 五是代表國民黨元老勢力的程思遠和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全國婦聯主席陳慕 華等。 中共政治局成員在人大領導層中增加力量，可以說是中共加強了對人大的控制，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進入人大的領導者為了自己擁有權力，就必須使人大更具 權威，因為人大無權威，就等於他們自身沒權力。換句話說，八屆人大前將在中共 權力系統中更具有權威性是毫無疑問的。 不管委員長喬石今後在政治道路上如何選擇，作為一個極具實力的人物，勢必在 中共新的權力爭奪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他與田紀雲去年在中央黨校演出了一場聯 手好戲（反左演講），兩人在人大應當有更好的合作。人大常委會的秘書長曹志、 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孟連昆來自於喬石原來主掌的中央組織部，外事委員會主 任朱良則來自於喬石原來主管的中央聯絡部，最重要的法律委員會主任薛駒更與喬 石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既是浙江同鄉，又是喬石在八九年八月親自將薛調到中央黨 校作常務副校長，代表自己主持中央黨校日常事務（當時薛已是二線人物，為浙江 省顧委主任）。 加上原來的政法背景，使喬石在人大的地位堅不可摧。如果運用得法，人大確有 可能是使中國大陸穩妥、堅持不懈步入民主化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在八屆人大常委會一次會議上，喬石的一番講話頗具意味。他說：「目前正加快 改革開放，由傳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移，在這個過程中，更需加強人大常 委會的監督功能，尤其是做好法律監督，保證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人大在 起草法律時，要做到三要：要從人民的利益著眼；要組織各方面的力量參加法律起 草工作，以完善立法體系；要大膽吸收和借鑒外國的立法經驗，」他強調：「為了 保證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工作，必須使民主制度法律化、制度化，使這種制度和 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主意的改變而改變，這是今後 人大工作極為重要的主導思想。」 類似言論，鄧小平早在七八年即發表過，使人們對喬石這位即使有開明思想的領 導人不能有太多天真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