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馬少方對談錄


馬少方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中共以「假釋」的名義結束了對王丹的監禁。而馬
少方則於九二年六月十三日刑滿獲釋，比王丹早半年多重新回到沒有高牆卻有壁壘
的社會。十七日晚，馬少方得知王丹出獄的消息，立即趕到他家，下面是他們兩位
深夜長聊的實錄。(這篇實錄的執筆人是馬少方。)
  
馬少方：一轉眼就是三年多，你身體怎麼樣？

王 丹：還沒做全面檢查，不過，精神還是不錯的，沒垮。你比我早出來半年，感覺
怎麼樣？

馬少方：感受挺多，感慨也挺多，三言兩語說不清楚，大致地講，社會變化驚人，
民眾心態異常，人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和三年前已經不大一樣了。有許多的現實問
題，有些是老問題，但更有許多新問題，恐怕需要我們耐心地坐下來分析研究。而
且，我以為過去我們看問題、分析問題的角度要做一些調整。

王 丹：我以為確實需要有一批人做一些操作性問題的具體研究。如果說以前我們著
重做的是確立和呼喚一種理想的話，那麼現在著重的應該是如何把這種理想化為現
實。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但畢竟是四面高牆，信息太少了。只能在歷史裡找根據
、找解脫。

馬少方：一方面，當然是指鄧小平在去年南巡講話以後，全社會又掀起經商大潮的
社會現實。說這個變化驚人，不僅僅是相對於上兩次的經商潮而言，而且是相對於
「八九·六四」以後的國民經濟全面停滯、經濟效益極差、形式主義嚴重、「左風
」盛行的社會現實而言的。三年治理整頓，不管政府自身的評價如何，事實是，鄧
小平坐不住了。

王 丹：對！如果以三年整頓這個發展速度，他提出的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成泡影
了。去年中共十四大，好像就對「八五」計劃提出的發展速度不滿意。而且我想，
這次經商大潮帶來的對政治的普遍冷漠，恰恰是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對政治的
熱中。因為不管是體制內的開明派還是體制外的民主派，甚至包括一些保守勢力，
都已經對中國今後的政治走向有了一個相對清楚的看法，這種看法彼此是心照不宣
的。如果沒有「六四」，這種認識恐怕還不會如此普遍。這就涉及到了社會心態問
題，這恐怕就是你看到的另一方面的變化吧？
  
馬少方：是的。另一方面的變化，而且是最為重要的變化，是在這次經商大潮衝擊
下，民眾心態裡導出來的變化。記得第一次經商大潮，絕大多數人是以蔑視和排斥
的心離對待的。當時「下海」的人，不是窮極了，就是膽子特別大的；真有想法、
有膽識去經商的，是太少了。第二次經商潮，儘管很多人涉足，在經濟領域一試身
手，但文化人弄潮的不多。所以，第一次經商潮中冒出了文化水平不高的個體戶、
小款爺；第二次經商潮誕生了一批頗有實力的鄉鎮企業家和極少數象萬潤南那樣的
真正的大企業家。而這第三次經商潮，才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全民經商，許多文化
人在這次大潮裡，奮力弄潮，且充分顯示了知識的價值，這倒驗證了古希臘一位哲
學家說的：不是我們沒本事賺錢，而是我們沒把心思放在賺錢這個職業上。所以，
如果說第二次經商潮，大家還有些羞羞答答的，那麼這次是赤裸裸的、全身全心的
投入了，而最為重要的是大家都以一種追趕末班車的「世紀末心態」全身全心的投
入。
  
王 丹：這兩方面的變化，確實驚人。仔細分析這種變化，一定會獲得不少啟示。像
這次經商潮裡的知識結構現象和「世紀末心態」問題，這背後隱藏著什麼呢？而更
為重要的是，這種心態是否穩定？它將把社會導向何方？所以我特別看重對中國今
後十年、二十年的發展可能性的預測工作，包括對策性研究。
 
馬少方：恐怕最緊迫的是針對這些複雜的社會現象，研究最近五年內中國可能發生
的變化。無論如何，中國的歷史在當今關頭，是把中國人放在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鄧小平關注的接班人問題和現代化進程問題，在很多方面已經顯示出了不可調和的
矛盾。這個矛盾的計劃，極有可能導致悲劇性的惡果，民眾的心態偏又表現出如此
驚人的現狀，而中國知識分子則採取的這種態度，也很難使人完全贊同。當然，就
其歷史原因而言，知識份子的這種態度，是繼續追求獨立人格的必然，中國這一代
知識份子能不能結束那種沒有獨立人格、依附性極強的歷史形象呢？的確，「六四
」槍聲，那種依附於權力而生存的現象，被認識到是一種絕對的危險境界。於是，
獨立人格的追求，便化成了體現一種價值、一種力量的行動。
  這種社會事件，會不會腐蝕了他們對其政治理想的追求，是我擔心的一個問題。


王 丹：我倒是以為不必擔心。我看這種社會事件與過去我們追求的政治理想並不矛
盾。因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而這個進步，並不單純是一個政
治問題。這裡面還有社會、文化、經濟等等方面，甚至包括歷史方面的問題。這些
方面，面面相互糾纏牽連，各方面的發展必須有一個大範圍內的協調和輔助，這些
工作都得要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