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途的一種預測 ----大陸火種之一 王若望 爭取民主 大勢所趨 對於中共前景的猜測，莫衷一是：有走和平演變路線者，有體制外改革走群眾路 線者等等。我以為：因從兩個方面作假定：一是必然的大勢所趨；一是偶然事件促 進必然運動的法則。所謂必然的大勢所趨，馬克思經典理論中有一個論點證明是正 確的，即生產力必然會衝破生產關係（即上層建築）的桎梏的法則。現在中國的「 大勢」，正是一黨專政的腐敗專制的上層建築嚴重限制和窒息了市場經濟的生產力 發展。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後，開始意識到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然而，當姓社的 「四項基本原則」嚴重阻礙著生產力發展時，中共寧願犧牲經濟的改革開放，仍堅 持他的「四項原則」。直至「六·四」以後，鄧小平有勇氣給姓資的經濟開闢道路 ，但他始終維護著業已腐朽的一整套姓社的上層建築，現在是黨內幹部和老百姓都 意識到一場大變革即將來臨的徵兆。 與表面的經濟繁榮平行的社會現象可概括為：賄賂公行，貪污成風，浪費驚人， 各省市罷工潮層出不窮；「六·四」慘案人神共憤；修建長江三峽，沿江農民聚眾 抗議已見端倪；太子黨誇富墮落於前，軍警專橫施暴於後；收購農副產品，只發白 條；國有企業月月虧損，但求補貼；上千萬流民嘯聚於通都大邑，三千所勞改營遍 布國中；冤獄遍地、民不聊生，風聲鶴唳，危機四伏。 上述種種，粗略地勾勒出中國當前面臨的大變革，中共政權面臨窮途末路的「大 勢所趨」，即使中共領導集團也有此危機感，連忙修修補補，但也扭轉不了這個總 的趨勢！ 韋爾斯（英）、茨維格（奧）等歷史學家一致認為：歷史是由無數偶然事件組成 的，其來也暴，其去也疾。而恩格斯的名言：「歷史的必然進程，常常表現為偶然 性。」這是一條公認的歷史法則。據此，當我們掌握了必然性的大勢所趨，卻幾乎 無法確定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因一件偶然事故引發一場革命或大變革。正如裡根 或科爾曾預言共產主義這個魔鬼必然滅亡，而柏林牆的倒塌，一九九一年八月的莫 斯科流產政變，卻出人意表提前發生了。因此說，人們只能指出必然發展的一般性 大趨勢，很少有明察秋毫的具體的預測。 這裡只是論述在中國可能爆發大變革的偶然事變的一、二熱點，命名為「大陸火 種之一」。 「六·四」情結 變革火種 我認為，「六·四」情結就是這種星星之火的火種。 近有鄧小平的「三不主義」之說，據傳「三不」者，「六·四」不能平反，「六 ·四」的暴亂性質不變，「六·四」中犯有錯誤而下台的幹部不起用。這是符合歷 史常規的行徑，自古以來的昏君或法西斯暴君，冤殺好人無數，那幾個肯公開認錯 ，主動為其平反的？中共的幾任首領同樣如此，毛澤東作惡多端，文革和反右，必 須在毛死後若干年才得以認錯，而且還要為其遮醜，把文革罪惡推到「四人幫」頭 上，「反右的大方向還是正確的」之類。鄧是「六·四」慘案的主謀，又是中共的 太上皇。由他一手製造的「六·四」慘案，須待他本人死後，才能解決。果然跳不 出祖宗的陳法。 香港的胡菊人，他對中共歷史上的「平反」，有段精闢的剖析： 「中國大陸有所謂『平反』或『改正』，這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產物，在封建帝王 時代，忠義之臣被冤死誣死，後世得到平反，很多人說人都死了，平反有什麼用， 但在『連坐』及『株連』盛行的社會中，是有用的。……至少他的後人可以衣食無 憂，後代也因此揚眉吐氣。大陸上一有平反，大家就歡天喜地，認為黑暗已盡，光 明來臨。齊聲歌頌英明君主、皇恩浩蕩，這固然表現中國人性格善良，不念舊惡， 卻也顯出中國人只顧眼前，懦弱顢頇，不能奮起永遠杜絕冤獄平反的循環悲劇，因 為，歌頌平反的笑聲剛剛過去，第二次冤獄的哀號又來了。所以平反其實不值得慶 賀，它是從醜惡的冤獄帶來的。大陸與香港一對比，香港就顯出她的美麗，我們完 全脫離這種悲劇循環，法治與新聞自由，使任何人分分鐘鍾可以投訴，可以反控， 可以招待記者，事理曲直可以大白於天下，我們隨時可以平反，不必等皇恩浩蕩， 不必等十年二十年。」（引自胡菊人：<港裡港外>） 中國人對冤獄----平反的循環悲劇的喜怒哀樂，被胡菊人先生說對了。故人們把 平反「六·四」的希望仍寄予在鄧小平身上，不久以後，鄧小平死了呢？又把希望 轉給接班人江李體制上，俗話所說的債有頭，冤有主，中國人不會放過這筆血債的 由頭和兇手的。 與胡文所說的歷史上的平反冤獄不同，「六·四」事件是在全國規模上發生的， 是上千人的集體屠殺，上萬人的拘禁入獄，受害人的妻子兒女受盡歧視和折磨，並 株連更多的黨內幹部削職丟官，這一點大大超過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已達到天怒人 怨的地步。要求平反「六·四」已成為全國廣泛性緊迫性的鬥爭口號。雖然「平反 」的提法還停留在中國人對專制政府的「皇恩浩蕩」上面。如能在鄧生前主動解決 「六·四」這一結，也許還是個活結，讓這一「火種」留待他死後，活結就變成死 結，成為下一個回合全國性群眾運動的一個熱點。 在「天下大亂」的後面 平反「六·四」的要求如此廣泛，甚至中共高層領導中也有人直言提出者，去年 底港報曾傳言楊尚昆、楊白冰因主張給「六·四」平反得罪了鄧大人，故而貶楊白 冰軍職；這種猜測被推翻後，又傳說喬石、田紀雲主張平反「六·四」。後面這條 新聞也許不確。但「六·四」這一火種已引發中央高層的派別鬥爭，甚至以此作為 區別開明派與頑固派的分水嶺。我們從羅冰的報道中（刊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前哨 >）看到江澤民與鄧小平在十四大召開前的對話，江這麼匯報： 「現在社會上有一股要求給『六·四』平反的輿論，已經在黨內引起反應，有人 說：我們黨在八九年時犯了七六年同樣的錯誤，甚至政治局內也有人迎合這股平反 風。」 鄧小平怒不可遏地說： 「誰公開表示出對我們黨『六·四』決策的不同意見，誰就不能留在台上，你們 要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四五平反，民心所向；『六·四』翻案，天下大亂。」他 的理由是：「兩次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截然不同。」 在羅冰介紹的鄧對江訓話，談到「六·四」慘案的後果，還有兩句話：「我們只 是開槍示警，誤傷了一小部份無辜者。」鄧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上千人的 死傷講得輕描淡寫，當他這麼說的時候，忘掉了剛才說的十六字訣了。人們會理直 氣壯地質問：既然是「誤傷一小部無辜者」，豈不成了必須「翻案」的理由嗎？既 然是要求解決一小部份無辜者的問題，怎麼能引起「天下大亂」呢？鄧的腦袋大概 不聽使喚了，才有前言不搭後語的顧此失彼。 唯有「天下大亂」一句倒是反映了鄧為自己所作的罪孽所產生的恐懼，而由庸才 組成的江李班子又是最怕大亂的。江澤民又拿鄧的心病去嚇唬中共幹部，還由於蘇 、東、波的共產黨國家分崩離析後，中共黨內對大亂的前景滋長著普遍的恐懼。 人民中有一部份人也怕天下大亂，他們是富起來的工商界人士，加上不關心政治 ，只要求吃口安穩飯的公民，不過他們害怕的對手和中共當權派不同，這一類人恐 懼的其實是怕中共動用武力。 不要懼怕「共產黨垮台」 民運內部也有害怕天下大亂的，茲把其中代表性的意見介紹兩節： 「六·四」是長在共產黨頭上的一個癌症，鄧小平生前不解決它的話，在他身後 馬上就會爆發。不難想像，一旦「六·四」中的那些真實資料、血腥的鏡頭公佈於 眾，很快就會把民眾的激進主義情緒煽動起來。中國這個民族正在政治上是相當不 成熟的，如果激進派佔了主導地位的話，很快就會推行那種冒進的不計後果的改革 ，很可能把中國推向今天蘇聯和東歐的道路。共產黨很可能會垮台，這本身雖然並 不足惜，但問題是它會引起整個社會的瓦解。 「六·四」鎮壓太不公平了，太殘暴了，不翻案根本就不足以平民心，案是一定 要翻，但問題是怎麼個翻法，如果共產黨一直壓著，最後實在壓不住了，迫不得已 不得不翻的時候，很快就會導致共產黨垮台，如果想在保持秩序的情況下實現中國 的民主化，就必須很技巧地處理「六·四」問題，例如主動地低調地逐步地處理「 六·四」問題，總之不能採取煽情的方法。 對未來的推測的兌現率要看他的假定所依據的條件的嚴密和科學性，其中也摻雜 著本人的主觀成份。上述的推測是建立在激進派的誤導（煽情）使整個社會瓦解， 人民在政治上不成熟，難免發生天下大亂的基礎上。這位作者生怕天下大亂的心態 幾乎和鄧的十六字訣不謀而合，不過他是從民運的角度，「想在保持秩序的情況下 實現民主化」。 我認為他的推測裡面就摻雜著主觀色彩，比如，他把民眾的政治覺悟程度估計過 低，僅僅舉近期的一九八六年底與一九八九年的兩次民運為例，中間只隔兩年，就 一浪高過一浪地連續發生了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它成為東歐共產黨體系迅速瓦解 的導因之一，怎麼能說中國人政治上不成熟呢？ 至於爭取公開放映天安門屠殺的現場錄像片，實現這件事就是爭取民主和新聞自 由的重大勝利成果！它是「六·四」平反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補課，由此讓公眾認 識當初袁木、張工之流所散佈的彌天大謊。 被稱作激進派的政治主張，據這位先生的介紹，是指望共產黨獨裁政權垮台，只 有從裡到外看透了中共殘忍專制的本質的人才會發出這一信念，而看一看天安門大 屠殺的實況錄像，恰恰是獲得這種信念的重要教材之一。如果說，主張補課的人就 是激進派，那麼，人民是歡迎這種激進派的，而反對補課者倒成了保守派了。 用什麼指標來評定某人政治上是否成熟呢？我以為「指望共產黨政權垮台」便是 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 如此說來，果能在「六·四」平反中，共產黨政權難免垮台的話，那是求之不得 的大轉折，大好事。鄧小平似乎也感覺到這一危險性，所以死咬緊牙關不鬆口，制 定出所謂三不主義來。 這位先生往下作出如下的推測：共產黨的垮台會引起整個社會的瓦解，因此會走 向不可收拾的天下大亂。他舉出蘇聯東歐的大亂作為根據。只要過細研究蘇聯東歐 近三年來的現狀，便知道不能以「整個社會的瓦解」一言以蔽之。真正瓦解掉的是 社會主義公有制體系、格別烏的情報系統、共產黨各級權力機關、新聞廣播等一言 堂的輿論壟斷系統，改名換姓的共產黨雖繼續存在，但卻大大縮小和削弱了，它在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所享有的特權一律取消。這些騎在人們頭上作惡多端的衙門的瓦 解，是人民的福音，是民主民權的全面勝利，是推動社會轉型的必不可少的革命行 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將來中共一旦垮台之日，上述這類大變革仍然是不可 免的，讓民主的道德的法治的新秩序來代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舊秩序，這稱得上 是一場大變革，「六·四」平反只不過是誘發這場大變革的火種。這位先生所作的 預測，唯有這一條是可能的、可信的推論。 中國人民能夠承受變革的代價 對獨聯體和東歐的所謂大亂的傳聞也要作出分析，經傳媒渲染的「大亂」無非是 是以下四個方面： 一由於物資匱乏引起人民生活下降； 二由於外債高築貨幣貶值引起經濟萎縮市場混亂； 三老一代共產黨的殘餘勢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常常到紅場和街頭舉行示威抗 議； 四由於民族主義思潮的氾濫，引起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紛爭和武鬥。 一、二兩條皆因國營企業轉入市場經濟必然產生的陣痛，經兩年來的調整和轉型 ，供銷脫節、貨幣混亂的情況已有改善。第三項只是證明這些國家結束了共產黨專 政，是按照民主程序進行和平演變，並未出現相互廝殺的大亂；而老一代共產黨人 走上街頭追懷列寧斯大林的幽靈，估計到下一個世紀還會有這類故事發生，但始終 成不了氣候。第四項由民族問題挑起的內戰，皆在短期內和平解決了，只有南斯拉 夫內戰連綿，這並非共產黨垮台引發了整個社會瓦解，恰恰相反，大塞爾維亞的共 產黨首腦未曾打倒才是其主要原因。 以蘇聯東歐作為我們的參考系：第一、第二條的情況不會在中國出現，中國經濟 已大踏步走向市場經濟，農村的改革已有十年的歷史，即使中共政體瓦解了，物資 匱乏和貨幣混亂的情況可以避免，即使有一部份國有經濟需要動大手術，它所引起 的陣痛只能是局部的，是短痛而不是長痛，已經占國民經濟一半以上的三資企業和 私人企業完全承受得住。 第四條民族紛爭，中國得天獨厚的民族分佈狀況與南斯拉夫不一樣，漢族人分佈 在中原絕大部份領土，新疆、西藏、蒙古等民族皆在西北或西南邊疆，漢人與藏族 、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歷來相處和睦，並無矛盾，他們原是向中共獨裁政權要求獨 立，一旦中共政權垮台，便有利於雙方坐下來，進行對話，如能實行各族人民充分 自治的邦聯或聯邦制，便根本避免了民族紛爭的可能。 大家最擔心的是中共軍隊會不會動手？只因長久以來實行著「黨指揮槍」的傳統 。如果軍人干預，大亂就不可避免。不過，自「六·四」以後，軍人挺身而出保衛 黨的意念已大大削弱淡化了。正是在「六·四」慘案不久，羅馬尼亞的獨裁者拜鄧 為師，迷信武力，沒料想動用軍警彈壓廣場上的示威群眾，軍人卻倒轉槍口，反將 這一對獨裁者夫婦置於死地；無獨有偶，緊接著一九九一年八月莫斯科政變，保守 派動用坦克車衝向紅場葉立欽總部，坦克車隊不但沒向那裡開炮，反而讓葉立欽堂 堂皇皇攀上坦克車發表了那篇震撼世界的使政變首領喪魂失魄的演說。 可見動用軍隊把槍口對準群眾，自取滅亡的風險還是很大的。上述兩起以手無寸 鐵的民主派面對全副武裝反而取得勝利的歷史事件，對大陸的軍警肯定會產生積極 的影響。何況鄧小平一死，只剩下一名有名無實的庸碌之輩做他們的主席，軍隊處 在一個群龍無首、權威真空之下；再加上軍中倒楊之後留下的後遺症等負面因素， 就使眾人懼怕的軍人動武造成天下大亂的可能性大大縮小了。 不過，當我們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迎接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大變革到來，要估計 到不出一點亂子、一帆風順的事也是沒有的。既然是改朝換代的大變革，我們一方 面指出鄧小平以「天下大亂」來虛聲恫嚇，同時也要指出程度不同的社會震盪是必 不可免的，我國地廣人眾，局部的短期的大亂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出現非理性的無 序狀態（即「社會秩序的瓦解」），那也不是民運的過錯，而是老鄧的三不主義和 江李體制對政治民主深閉固拒逼上梁山的結果，所以從長遠的利益著眼，只要能完 成大變革的歷史使命，不論是社會震盪或是局部地區的大亂也好，中國人民一定承 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預知的代價也還是值得的。 (一九九三年三月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