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何處去 胡 平 一、我們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這次聯合大會，出現了一系列令人不愉快的現象。會完之後，前來採訪大會的《 美國之音》記者海濤寫下過這樣一句話：「…看來，我們中國的民主事業很難在可 預見的時間內完成。路程還很遠，前途還很艱難。」相信有此看法的人，當遠遠不 止海濤一位。現在，是我們每一個民運人士認真思考的時候了：我們到底出了什麼 毛病？歸咎於共產黨文化的餘毒嗎？歸罪於幾千年的專制傳統嗎？指責一小批人的 陰謀詭計嗎？也許都有道理。但反過來想想看，別的國家的人民在創建民主之初， 難道就沒有同樣的問題？美國的建立被公認為人類歷史的一個奇跡。可是這個奇跡 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二、話說費城制憲會議 眾所周知，在美國的建立過程中，一七八七年的制憲會議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來自北美十三州的五十幾名代表，在費城舉行了一次長達四個月（五月二十五至 九月二十七日）的關門會議，最後推出了一部憲法。然而，這次會議決不像乍一看 去的那麼順利平穩，其間充滿了曲折和危機。略略考察一下費城會議，我們可以從 中獲得不少有益的啟發。 獨立戰爭之後，美國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是直到一七八六年，北美十三州 依然是一盤散沙。各州以鄰為壑，各自為政，彼此間充滿猜忌。國內的問題很多， 矛盾重重，有的地方甚至還爆發了武裝起義。與此同時，美國的敵人英國，卻是斗 志旺盛、虎視眈眈。正是在這種危急的狀況之下，國會才通過決議舉行費城會議。 以便「使合眾國得以維持下去」。可是，從一開始，就有不少地方、不少人抵制這 次會議。有的代表公開稱會議是個陰謀而拒絕參加;還有些代表則忙於內務而無心介 入。那時候交通不便，長途跋涉相當辛苦，這也使得不少代表未能與會。在與會的 五十幾名代表中，起碼有三十個不同的政治派別，他們在本地既有支持者又有政敵 。再加上各地各人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特殊利益，費城會議免不了明爭暗鬥，免不 了權術、手腕、陰謀和交易。除了少數代表高瞻遠矚、胸有成竹外，大部份代表在 事先既沒有共識，也沒有成形的主張。在漫長的會議期間，有人經常缺席，有人忙 於寫家信，有人去圖書館大量地借書而不歸還，有人則對費城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表 現出遠比對會議本身更大的興趣。在會場上自然也少不了好出風頭的人物。有一位 代表顯然陶醉於自己動聽的噪音，一講起話來聲震屋宇，滔滔不絕而又廢話連篇。 一直堅持認真記錄的麥迪遜對之無可奈何，只好一輪到這位老兄發言就乾脆擱下筆 來一個字也不記。年邁的富蘭克林則在此人講話時閉目養神。當時正是夏天，沒有 空調，四門緊閉，代表們在會議室裡都呆得很不舒服。誰也沒想到會議會拖那麼久 ，在短暫的休會期間，連華盛頓都在家書中抱怨說「天知道這個會哪天才開得完！ 」會議中一直爭執不斷，有的提議反覆表決竟高達六十次之多。代表們並非都那麼 有涵養，有的是人吵嚷對罵，甚至還有人拔刀相向，幾乎動起武來。直到最後憲法 寫成，仍有一些代表拒不認同。老富蘭克林耍了個小花招。他以長者的身份勸說大 家：即使你對憲法有保留也不妨簽個字，好歹算是個這次會議的見證人嘛。也許真 有幾個代表是這樣簽字的。但到底還是有幾個人一直沒有簽字。會議結束後，憲法 交付各州討論批准，又是大大地爭論了一番。為了說服各州接受憲法，麥迪遜和漢 密爾頓等人撰寫了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後來彙集成著名的一大厚冊《聯邦黨人 文集》。整整經過三年時間，十三州才分別批准了憲法。至此，制憲工作才算大功 告成。 早在制憲會議召開之前，來自德拉瓦州的約翰·狄金遜就警告過，在英國殖民統 治結束之後，整個北美，很可能會裂國分疆，犯罪、劫掠、嫉妒、仇殺、刀兵相見 ，禍延百年。直到最後大家都筋疲力盡，由某一位幸運的征服者一統天下，重新建 立起奴役制度。在會議過程中，數度出現僵局。以致於富蘭克林等人一直憂心忡忡 ，會完之後才鬆口大氣。他說：我一直懷疑我們將要見到的究竟是新生還是死亡， 是朝陽還是落日。現在好了，這是一輪朝陽。 三、幾點啟示 不難看出，費城會議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會期是足夠的長。如 果費城會議不是長達幾個月，而是只有三個月、兩個月、一個月或四天，會議的結 果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那就很可能導致狄金遜所警告的分裂和內戰。會期 長，各種意見的表達充分，人們獲得的共識程度高。民主不僅僅是票決。民主的精 髓是充分的自由討論。票決必須建立在充分的自由討論之上。代表投票，好比法官 判案，不管你多聰明、多公正，除非你充分聽取了各方的根據和理由，否則你也很 難作出正確的判斷。在複雜的政治問題面前，僅僅是憑著「一顆真誠的心」還是很 不夠的。前一分鐘，留場代表熱烈鼓掌通過「請王若望出任名譽主席」;後一分鐘， 同樣一批代表，用同樣熱烈的掌聲又否決了這個提議。在短短的兩分鐘內，代表們 的「真誠的心」是沒有變化的，但他們的觀點卻截然相反。誰能說如果再有第三個 一分鐘，再有一個人提出另一種有力的理由，代表們不會又作出第三種選擇呢？港 刊《百姓》的記者說這反映了代表的情緒已經自我失控。」這也不全對。我寧可相 信此時的代表仍然是清醒的、理性的、至多是有些疲倦而已。前面講過，在費城會 議上，有的提議反覆表決達六十次之多。那並不表明美國的開國先賢們——現在人 們都稱讚其英明督智——輕浮、熱昏或沒主見，那只說明由於政治問題的複雜，要 作出一個較為穩妥的判斷著實不易。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主張一定要有盡可能充分 的自由討論的原因。古人說：善未易察、理未易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如果你 追求民主但又討厭辯論，總想在不同意見還沒來得及充分展開之前就匆匆表決，那 麼你正好就背離了民主政治的重要的認識論根據，亦即人的易錯性，一個相對正確 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充分瞭解各種不同意見的基礎之上，等等。 任何政治活動，其中都免不了有小動作，有流言蜚語，有陰謀詭計，有種種不負 責任的批評攻擊。俗話說，要怕沾油煙，你就不要進廚房。當我譴責小動作、流言 蜚語時，有人批評我太幼稚，對政治太理想主義。這是誤解。我的意思早在這次大 會之前寫成的一篇短文《沒有辯論就沒有民主》中就說得很清楚。我不過是在呼籲 提供更廣闊的自由辯論的舞台罷了。我強調的是，公開的自由辯論越充分，小動作 、流言蜚語的作用便越有限，人們就越是能認清真相、把握真實;公開的自由辯論越 不充分，小動作、流言蜚語的作用便越大，一般人就越是容易被誤導。 費城會議成功之處在於，美國人沒有作繭自縛，他們沒有給自己硬性規定一個會 議結束時間。當其發現爭執尖銳，他們寧可延長會期，以便更充分地交換意見。他 們深知他們要追求的是盡可能高的共識，而不是簡單化的少數服從多數。如果美國 人也像我們一樣，明明看到矛盾激烈，還要一味地趕進度，為此不惜拚命壓縮公開 爭論的時間和空間，別人因為得不到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而感到不平，對大會採取 了批評態度。在這種情勢下，大家理當靜下心來，停一停，把此前淤積的問題理一 理。好比進食太猛給噎住，你不妨放下筷子歇一歇。相反，不少朋友卻抱定這樣的 宗旨：千重要、萬重要，都沒有如期把會議結束更重要。至於說這樣倉促行事得到 的結果必然會帶來一系列嚴重後遺症，好比人給噎住後再強行灌食、到頭來只會嘔 吐個一乾二淨，那反倒不在這些朋友的考慮之內。 三天的會期是夠長，長到足以使一切矛盾表面化;三天的會期又是太短，短到沒有 一個問題來得及搞清楚。我們有時間揭開傷口，卻沒有時間認真診斷治療，然後又 不得不匆匆縫上幾針重新包好。其結果必然是一切比原來還更糟。 流亡組織由於遠離本土，缺乏普遍而切實的輿論，成員散居各地，彼此交流不便 ，因而很容易造成相互的隔膜、誤解和猜忌。流亡組織要建立共識，本來就需要付 出格外耐心的努力。過去俄國流亡的革命黨人開代表大會，與會者比我們要少得多 ，而會期則要比我們長得多。迄今為止海外民運的通病在於，我們的代表大會，往 往是過份重視聲勢規模，過份忽視意見的充分交流，一味追求票決的結果，一再犧 牲討論的過程。因此，毫不奇怪，幾乎每次大會下來，我們都沒有獲得更高的共識 ，沒有整合內部的團結。相反，卻是留下了對立的根苗，埋下了衝突的種子。 四、開門與關門 費城會議是一場關起門來進行的秘密會議。這一點頗值得我們玩味推敲。按照當 事者的考慮，如果會議公開進行，代表們的立場就可能變得僵硬。任何探討性的發 言都可能招致廣泛的猜疑，任何改變觀點的作法，都容易引起支持者的責難和反對 者的譏笑。更為嚴重的是，一旦某人公開表了態，再作讓步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一時的失言也就沒有了補救的機會。政治離不開妥協，過份的公開會使得妥協很難 進行。於是人們不得不堅持到底，明知是錯，也只好硬著頭皮以錯為錯，甚至於不 得不用不二個錯誤去掩蓋第一個錯誤。打個比方，公開會議好比在大劇場裡演戲， 演錯了也沒法改。秘密會議則好比攝影棚裡拍電影，一次不滿意可以再來一次，最 後還可以加工剪輯，直到你認為滿意之後才端出去。根據以往民運歷次大會的經驗 ，每次會議下來，不少人都能反省出自己的表現有若幹不妥之處，如果允許再來一 次，大家一定會做得更好更周全。但既然會議是公開進行的，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已 經眾所周知，想改也改不了了。除非你公開認錯，可是要人公開認錯，真是談何容 易。從小處講，它涉及到你的面子或曰公眾形象;從大處講，它涉及到整個會議的嚴 肅性或曰權威性。其實，人人都樂意改正錯誤，但人人都只樂意悄悄地改正錯誤。 許多人在私下討論時都能從善如流，但一到了公開場合卻又變得固執如牛。這樣看 來，關門開會還真有關門開會的優越性。 當然，開門會議也有開門會議的好處。眾目睽睽之下，人會格外注意自己的一舉 一動給公眾留下的印象，因此他常常會表現得比平時更高貴些。可惜的是，海外民 運的會議很有點兩頭不沾邊，不倫不類。它不是秘密的，所以它不具有秘密會議特 有的好處，它其實又不是真正公開的，因為並沒有電視台現場直播或各家媒體的密 集報道。想想看，如果我們的大會都有電視台現場直播，全中國人民都一一看在眼 裡，那些不光彩的小手段還敢登場麼？公開的好處在於接受輿論的監督，在缺乏強 大有力的輿論的海外，公開的好處就免不了大打折扣。關於在海外缺乏強大輿論的 制約所引出的種種毛病，我還有不少分析，此處暫且講到這裡。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費城會議的成功，主要還不是因為那批美國佬都有更好的 人品或更高的素質，真正重要的是他們比我們更善於開會，他們比我們更懂得開會 的意義，更重視不同意見的充分交流，更有耐心處理彼此之間的分歧，更不在乎對 重大問題反覆修正。西方傳播學者有句名言：政治就是談話。政治就是討論。對於 有志從事民主政治的我們，這些話要遠比「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正確得多。 五、海外民運有那些天然不足 我曾經指出：海外民運由於脫離本土，更容易腐化。對此，我打算作出進一步的 說明。 □海外民運難以產和對手中共直接交鋒，故而難以殘生團結對外的強烈感覺。這 就導致內部矛盾的突顯和尖銳化。不少民運人士聚在一起，少的是談形勢，多的是 談人事。到頭來，這些人把民運的宗旨，目標置於腹後，而把如何對付內部的對手 當作了頭等大事。照理說任何組織都少不了內鬥。問題是對海外民運，由於缺少外 斗的有力平衡，內鬥常常搞到反客為主的地步，而且很容易呈惡性發展。 □海外民運遠離本土，那就不容易保持和本國民眾的血肉關係，稍不注意便可能 失去這種聯繫，從而使海外民運本身失去方向感。這一點在選舉問題上尤為突出。 在民主組織內部當然要實行民主選舉。但這種內部的選舉，歸根結底是服務於外 部的選舉。我們選舉一些人出來，目的是讓他們代表我們，去和別的組織選出的人 進行競爭，看誰的主張更正確，誰更能得到選民的認同。因此，我們就必須把大局 置於首位，把公是公非置於首位。我們就必須把票投給那些最能夠表達我們的理念 ，在廣大選民中最有影響、最受信賴的人物，即使這些人和我們私交淡淡，甚至於 還有個人之間的矛盾。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如果我們硬是從個人好惡出發、從人情 親疏出發，從得到別人的一點小恩小惠出發，把那些並不長於表達我們的理念，並 不為廣大民眾所熟知和認同的人推上前台，我們必然會在對外競選中失利，到頭來 我們什麼也得不到。換言之，為了贏得外部選舉，我們在內部選舉中必然會注意掌 握正確的標準。可惜的是，海外民運目前尚不具備對外選舉的客觀條件，我們只有 內選而無外選。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很容易把大局、把公是公非拋在一邊而聽憑 私是私非行事。這就像「文革」中共產黨搞血統論，很多優秀的運動員因為出身「 不好」，被併除在國家隊之外，連全國大賽都不准參加，但一到了有國際比賽的時 候，共產黨為了在國際比賽中取勝爭光，才不得不把這些人調上賽場。可見有沒有 外部競爭，那對於能否使內部競爭健康進行，實在是至關重要。沒有外部競爭，內 部競爭就很可能搞成「負淘汰」——共產黨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不幸的是，正如 我在四年前就指出的那樣，海外民運組織的處境實際上和共產黨有類似之處，我們 都沒有外部競選。共產黨是有此條件無此意願，我們是有此意願無此條件。兩者的 原因正相反，但客觀結果卻相同。因此我們也很容易腐化，我們也很容易搞成「負 淘汰」。 □海外民運缺乏強有力的輿論制衡。由於竹幕相隔，我們的聲音，國內人不大聽 得見，同樣的，國內人的聲音我們也聽不大清楚。這且不說，即便在海外自由世界 ，我們仍然缺乏強大的輿論。不錯，在今日之海外，有為數眾多的留學生、大陸新 移民和熱心關切大陸民運的僑胞。這是海外民運的群眾基礎。然而，群眾雖多，但 分佈太散，構不成社會，因此也就形不成明晰可見的輿論。不是說他們沒有自己的 看法，而是說他們的看法缺乏集中的表現途徑。海外的媒體本不算少，但其中對民 運追蹤關注的並不多。有的報刊怕扯入是非之地而對民運一概敬而遠之。有的出於 一片好心而只作正面報道。縱然也有報刊捨得開闢版面發表民運內部的各種動態， 但難免不染上編輯個人的主觀傾向，就算你有心公正，可是你也找不準公正的標準 ，因為你很難瞭解廣大群眾的意向，你只能寫下你自己的感覺。而且，能夠同時讀 到各種不同報道的報刊、從而可以從中獲得一個比較完整準確印象的人總是很少的 。到頭來，大部份群眾對民運內部的是是非非的瞭解都是模模糊糊的，而民運人士 對群眾意見的瞭解也是朦朦朧朧的。這就會使得錯誤的行為得不到輿論的有力批評 ，正確的行為得不到輿論的有力支持。民運內部的任何爭執都很容易顯得是一場混 戰，難以分出是非曲直。政治本來就是灰色地帶。在這裡，白的看起來不那麼白， 黑的看起來不那麼黑。流亡政治尤其如此。俗話說「公道自在人心」。但人心究竟 在哪裡呢？在海外你偏偏看不太清楚。 其實就算你努力看清楚了，這裡的人心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為這裡的人心並 不等同於選票。就拿留學生的情況來說吧。海外有十幾萬留學生，其中相當一部份 留學生都對民運很關心，也很有自己的分析判斷。但是由於他們並不參加民運組織 的內部討論和內部選舉，所以他們的態度很難對民運組織產生多大的影響。本來， 任何政治組織最重要的工作都是群眾工作，也就是爭取組織外民眾的理解和認同。 可是在海外民運組織中，許多人卻根本不重視這種工作——因為組織外民眾手裡並 無選票;他們只注意在組織內籠絡人心——因為唯有組織內的人才有選票。結果便是 ，有些人在群眾中很有威信，但在民運圈子內卻可能受嫉妒；有的人在圈子內擁有 一批鐵桿，但在圈子外卻只有很少的影響力。「黨意」常常和「民意」脫節。既然 一個人在組織內的地位只取決於「黨意」而與「民意」無關——這又有些像共產黨 了，所以這就很容易導致組織本身的不正常發展。 □我在這次退選演說中講過，由於海外民運組織的人數少，每次大會的代表不過 百十人，因此，無原則的派系糾紛便會起到極嚴重的消極作用。這一點有必要再多 說兩句。 目前民運組織內部確實存在著派別。但是這裡的派別基本上不是政派而是幫派。 因為它們不是以政治理念為基礎。有一位X派的朋友堅稱他們是一個政派。我問他， 你們X派和Y派、Z派在重大政見上有何區別？他回答不出。我進一步問道：在有關國 際和國內政局的判斷上，在有關中共上層的矛盾的分析上、在民運的戰略策略上、 在海外民運的主要活動上，X曾經帶頭主張過什麼？反對過什麼？他們也回答不出。 可見，所謂X派並不是一個政派。一些人被歸為X派。主要是因為他們試圖用互相提 攜的辦法來提高各自在組織中的地位。其結合的基礎不外乎私交、人情，或者乾脆 是互相幫襯的暫時利益聯盟。道理很簡單，大家加入這個組織，本來就是出於對一 系列重大政治理念的認識相同。雖然細說起來彼此的認識也有若干區別，不過這種 區別在眼下追求實現最低綱領的鬥爭過程中還不會突現出來。再加上缺乏深入的辯 論，大家對各自在認識上的細緻差異往往連自己都不大清楚。不錯，目前民運內部 的不同派別也確實在某些內部問題上觀點有明顯的區別。然而，這種區別與其說是 形成派別的原因，不如說是派別形成之後的結果。不少人並非因為支持某一主張從 而支持某一個人，他們往往是因為支持某一個人才去支持某一主張。當然，縱然是 在以政見為基礎的派系中，人事關係也常常佔有一定成分——純粹的政派是很少的 。不過在我們現在的派別中，人事因素未免比重過大，以致於很難叫它政派而只好 稱之為幫派。此其一。 第二，海外民運內部的派別鬥爭還有一個麻煩。相對於已有的派別成員的數量， 非派別或超派別的成員的數量已經低於、至少是接近低於其底線。這就使得派別鬥 爭很難取得積極的效果。正常的派別鬥爭，應該是不同的派別各顯神通去爭奪中間 派或曰超派別人士，是鐵票爭奪游離票。因此它要求中間派、游離票的數目一定要 足夠多。各派鐵票一旦超過某一數值，就會使一個組織、更確切地說是一場大會， 達到了飽和點。到這時，派別之爭就沒有意義了。伏爾泰在講到英國兩黨制時打過 一個比方，說那好比是兩個醋氣熏天的情夫在爭獻慇勤地取悅於同一個女人。我對 這話加了個腳註：這個女人必須具有朝三暮四、見異思遷、水性揚花的美德才行。 倘若這個女人忠貞不二、從一而終，情夫甲何必再獻慇勤？情夫乙何苦還獻慇勤？ 那就是，在海外，民運組織的成員很有限，會議代表的數目更有限。因此鐵票達到 飽和點就更容易。這就和本土政治不能相比。在本土，絕大部份選民總是無黨派的 ，是見異思遷的。所以，海外民運的派別鬥爭就更容易變得庸俗化。不錯，要競選 就要拉票。可是，我實在懷疑目前在海外民運中流行的拉票手段，到日後回國搞競 選會有多大的用處。因為在小圈子裡奏效的辦法一用到了大場合，很可能完全失靈 。眾所周知，在台灣，主要的拉票手段是舉辦公開政見會，而我們一些朋友最拿手 的拉票手段都是私下裡套近乎、拉人情。當選票動轍數以萬計的時候，後一種手段 能起到多大效果，那不是一目瞭然的嗎？ □我還要談一談利益問題，你想要別人支持你，你就需要滿足別人的利益。這話 一般而言並不錯。只是在不同的情況下，「利益」本身的內容可以是很不相同的。 在台灣，一直有人用請客吃飯、送紅包等辦法拉票。但事實證明這種辦法並不那 麼有效。據說在上次立法委員選舉中，採用這種所謂合法的買票手段，平均買十張 才能得一張。照說「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為什麼絕大部份選民會不買帳呢 ？道理也極簡單。假如我是個漁民，假如某甲請我吃了飯，給我送了紅色，我本來 是很想投他一票作為報答的。但是假如某甲的政策主張對漁民甚是不利，他一旦當 選，我這個漁民要吃更大的虧，那可比一頓飯、一個紅包的利益更重要。反過來， 某乙也許既沒有請吃飯也沒有送紅包，但他的政策主張對漁民非常有利。所以我當 然會捨甲而求乙。在這裡，拉票用的小恩小惠抵不住政策帶來的大恩大惠。流亡政 治則不同。在我們的競選中，不同的政見綱領，一般只涉及到如何推進民運，基本 上不涉及到我們的具體利益（只有遊說當地政府辦居留一類才與這種具體利益掛鉤 ）。因此，從具體利益的角度出發，我很難認為不同的政綱政見對我有多大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誰要是能給我小恩小惠，我恐怕就很容易跟他走了。我們常常發現 ，有些人利用職務之便，幫助別人當代表、讓別人有機會以開會之名公費旅遊，幾 乎就篤定地贏得了這個人的支持，那就不足為奇了。為什麼總是有人在代表名額、 代表人選上下工夫乃至做手腳，理由便在於此。這裡的問題還不僅僅是合法不合法 的問題。請吃飯有什麼不合法？在台灣，有人請上千席，那對於他們的選舉的消極 作用也許還是有限的；但倘若在海外民運中，也有人大辦酒席請客買票，難道你還 能指望會有一個相對公正的選舉嗎？一桶污水潑進一條河裡，河水還不致於失去其 潔淨；要是潑進一口井裡或一口缸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古人說「謀利當謀天下 利」。我當然知道，像共產黨那樣，把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對立起來，把長遠利益 和眼前利益對立起來、堅稱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破私立公」，那是錯誤的。但我們 也切切不可以為，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在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之間就一點 也不存在著矛盾。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把那種受小恩小惠的利誘的行為合理化。 否則，海外民運必將失去它的靈魂。 □這也就引出了另一個嚴肅的問題：即，民運需不需要堅持它的道義理想？這在 本土基本上不成其為嚴重問題。因為在本土搞民運要冒很大的風險。它要求參與者 必須具有相當的縫線精神和犧牲精神。海外則不同。在海外搞民運，無風險有風頭 ，所以我們就更容易放鬆對自己的道義要求。現在某些海外民運人士一聽到別人講 道義理想就嗤之以鼻，他們說搞民運只要遵守民主規則程序就夠了，誰講道義理想 就是在搞烏托邦。這種觀點我很難苟同。 首先，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套道義理想之上。其次，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後 ，人們仍然不能放棄道義理想。政治學者早就指出：如果一個民主國家不想把自己 變成一個不同教派、不同種族、不同階級之間內戰的戰場的話，一種基本的正義原 則就是必不可少的。離開了正義原則，民主就會變成多數人的暴政。 眾所周知，早在這次聯合大會之前，工作委員會就提出並通過了一套所謂混合選 舉的辦法。這個辦法既不是取自我們自己的經驗，更不是效仿西方民主的成果。它 不能不使人懷疑這只不過是某些人為了自己在選舉中獲利的因人設制。我曾在《中 國之春》雜誌上發表文章就事論事地批評了這套選舉辦法。直到大會開幕，編輯部 沒有收到任何為混合選舉法作辯護的文章。儘管如此，大會在某些人的影響下，在 多數代表來不及深思熟慮的情況下，還是選擇了含有混合選舉法的那套章程草案作 為新組織章程的藍本。在逐條討論章程時，我不得不再次提出修正案。在我發言之 後，大會執行主席專門留出機會請贊成原案的人上台陳述理由，連請三次無一人登 台。照說這就該算是「無異議通過」了。然而到了舉手表決時，仍然有幾乎接近半 數的人硬是不舉手。會完後，我問一位持反對意見的朋友為什麼在大會上要那麼做 。他半點理由也答不出，卻只是聲稱「那是我的權利」！ 有句俏皮話說：當一個小孩子發現他有權做錯事（have right to do wrong）時 ，他就算長大了。處於童貞狀態的人們常常能做出正確的事，因為他們以為他們必 須遵從外在的權威。這是他律，不是自律。等人長大成熟後就發現，原來在這個世 界上並沒有一個你非遵從不可的權威，在個人權利範圍之內，你完全可以做任何你 想做的事情，包括你明知不對的事情。這就需要一個人有自律了。所謂自律，就是 要求一個人主動地、在沒有外來強制的情況下尊從真理。（在《民主中國》創刊號 上，嚴家其寫文章談到在八九年他為什麼不顧個人安危投入民運，他說他是在遵循 良知而行動。他還指出，「在中國大陸，人的行為缺少兩種準則，一是有效的法律 ，二是良知。」「良知指導人們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做什麼或不做什麼。」有時候 ，你誤把謬誤認作真理。那不要緊。民主社會講究充分的辯論，辯論的目的在於找 出真理。這就假定了大多數人在知道了什麼更正確以後，會站在正確的一方。如果 在一個會議上或一個團體中，多數人打定了主意不遵從真理，辯論就成了毫無意義 ，而民主也就成了多數的暴政。歷史經驗表明，在由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期間，一個 社會可能出現動亂。原因之一就是，在這個階段，不少人擺脫了他律而又沒有建立 起自律。他們不講道理，不講正義，只是一味地任性和放縱。那怎麼能不出亂子呢 ？海外民運不是說要為未來民主中國草擬憲法、要建成聯邦制嗎？請大家想一想， 如果由這些一句道理講不出但仍要堅持的人去制定憲法，他們能制定出像樣的東西 嗎？如果讓他們來處理諸如地區衝突、民族矛盾一類問題，他們難道不會自恃人多 票多、硬是置對方的合理主張於不顧、強行通過一系列不公正的決定嗎？到了那時 ，別人當然不肯接受，別人當然會鬧獨立。你們再去責備別人「輸不起」講得通嗎 ？民主本身就包含了自我摧毀的因素（這並非我的創見，前人早有論證）。讀《聯 邦黨人文集》一類著作，你就會發現，現代民主政治的開創者們，從一開始就對少 數享有絕對權力者的專制和多數人假民主之名的暴政同樣地深懷戒懼。我們豈可置 若罔聞？ 如前所說，在海外搞民運，有風頭無風險，因而在客觀上有可能降低其道德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從主觀上強調道德理想，後果就會十分嚴重。在自由 社會中既然沒有外力強制你去做正確的事，輿論的作用就變得更重要。換句話，我 們就必須更加注意對各種合法但不合道義的行為進行嚴肅的批評。所謂「權利先於 是非」，決不等於只問權利不問是非。像吹牛撒謊、背信棄義等行為，大概一般還 算不上非法——俗話說「吹牛皮不犯死罪」——但顯然是不合基本道義的。當然， 我們在批評別人的某些行為不合乎道義時，一定要謹慎，要認真弄清事實。不過目 前更值得擔憂的是一些人不再講道義，做了錯事並不反省。或者是明明看到有人做 了不合道義之事，只因為與自己利益相符，不但不去批評，反而要為之一味辯護。 海外民運在國人心目中的道義形象確實在下降，除去共產黨的誣蔑外，我們自己是 不是也有責任呢？ □也許，我在上節的批評過於尖銳。很可能，我們那些在制定民運組織章程時不 肯依良知行事的朋友，一旦到了真的為國家制定憲法的時候反倒會出以公心。對不 少人而言，肩上的責任越大，心中的責任感才越強（還會有很強的榮譽感）。無怪 乎有人要說，權力會使人腐敗，無權也會使人腐敗。因為在無權的情況下，人們的 責任感有可能降低。海外民運由於遠離本土，所以其活動，尤其是組織自身的活動 ，免不了會有演習排練的性質。因此有些人就不那麼嚴肅、不那麼認真、不那麼堅 持原則。這就必然會影響整體的活動質量。 □最後，海外民運還有一個角色定位的困難。在本土搞政治，有客觀的參照系， 定位比較容易。你這個組織提出的政綱政見對廣大選民有沒有吸引力，組織本身的 形象、風氣好不好，選出的候選人能不能得到人們的認同，這些都是當下便可驗證 的。出了問題，你必須及時地自我調整，否則會被淘汰。在海外就沒有明確的參照 系統。我們既可能沒根據的膨脹，又可能沒必要的沮喪。我們既可能在不當用力處 竭盡全力。又可能在最須用力處掉以輕心。海外民運最常見的一個毛病是，不少人 對做實事沒什麼興趣，但對爭名位卻極為熱衷。照說搞政治本來就容易犯浮華不實 的毛病，但是在海外民運中，這種毛病尤為突出。其間原因並不複雜。海外民運遲 早是要回歸本土的。因此，許多懷有政治抱負的人都會自然地考慮到如何把自己在 海外民運的經歷在日後能轉化為在本土從政的某種資本。由於海外與本土存在著巨 大的時空之差，這種轉化很難不發生扭曲變形，那就為買空賣空提供了方便。你在 海外踏踏實實地做了許多事，國內的人不可能都瞭解，所以你回去後未必會受到應 有的重視；但倘若你能向他們亮出幾頂響亮的頭銜，那恐怕更容易讓人刮目相看。 至於說你的頭銜是靠關係還是靠本事、是靠小動作還是實至名歸，別人反正都弄不 大清楚。這就刺激了投機取巧，使得組織要保持良好端正的風氣變得更為困難。 六、海外民運向何處走 上述八點，也許並不都那麼準確。但它們不少能給人們一個強烈的印象，那就是 ，海外民運確實存在著一些天然的弱點，因而它比本土民運更容易出問題，且更難 改進。對於本文開頭引用的海濤先生的憂慮來說，這倒是個好消息。因為它證明了 ，我們在海外搞民運出了這麼多麻煩，不等於將來回本土後也會出這麼多麻煩。現 有的許多毛病，好像水土不服，是可以隨著回歸本土而自然緩解的。因而我們不必 對整個中國民運的前途悲觀。但另一方面，它也告訴我們，在海外搞民運真是要格 外小心。某些並不算太惡劣的作法，在本土頂多引起傷風感冒，在海外卻可能釀成 癌變。如果我們不是自覺地避免那些天然弱點；如果有些人甚至反過來有意識地利 用那些弱點而自鳴得意；如果再有一些人錯誤地以為民主政治就是這付模樣、搞政 治就是這麼個搞法，從而對那些不足為訓的小權術表示欣賞與附合，那麼，海外民 運必須將導入歧途。 海外民運的確是處於嚴峻時刻。何去何從?麻煩雖不是自今日始，但事到如今，我 們也只有從眼下開始嚴肅地正視和努力改進。分家當然是可以的。聯合的好處在於 節省成本，如果為了維持聯合的外貌而必須付出更高的成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過分家也有分家的弊病，因為那會使得到很多人更少轉圜的餘地更難以自我調整 。還是要多溝通、多對話。很多是非問題，縱然一時間爭不清楚，從長遠看，總是 可以見出些眉目的。海外民運組織的內部運作既然具有演習排練的性質，我們就該 注意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現在已經有不少人提出一些解決方案，雖然未必會被各方 採納實行，但那種良好的意願仍應得到尊重和鼓勵。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採取這種 認真冷靜的態度積極想辦法，海外民運還是可以逐步改進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