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回顧與反省 《中國之春》編輯部座談會紀要 當代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至今已有了八年的歷史。大家一致認為，這八年，可 劃分為五個主要階段：李一哲大字報為第一階段（一九七四年）；天安門（四五） 運動為第二階段（一九七六年）；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為第三階段（一九七八年 ）；大學生選舉浪潮為第四階段（一九八零年）；《中國之春》的籌備工作為第五 階段（一九八二年）。 多數編輯認為，前四個階段可總稱為自發民主運動時期。毫無疑問，兩年之隔的 這幾個不同發展階段，都有它們各自所處的歷史背景，各自發生的主客觀原因，各 自所表現的形式和含有的內容，以及各自所具有的現實和歷史意義。今天，在中國 當代民主運動又開始走向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我們稱之為自覺民主運動時期， 有必要對過去工作作一番認真的回顧，更重要的，是進行一次冷靜的反省。 第一階段：李一哲大字報 董旭生（《中國之春》國內編輯） 一九七四年，文化大革命進入批林批孔階段。「四人幫」已意識到毛澤東即將逝 世，拚命想在毛澤東的有生之年，鞏固已經獲得的權勢。「四人幫」把矛頭指向了 最難對付的政敵----周恩來。一九七四年，是文革發展的第八年。一方面，人民已 被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搞得精疲力竭，加上工業生產的危機及失業大軍的出現，人 民怨聲載道，憂國憂民。另一方面，文革的磨煉，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嗅覺。 批林批孔剛一開鑼登場，群眾就意識到了批周倒周的實質。當時，廣大民眾還把救 國救民、收拾殘局的希望放在周恩來等黨內務實派上。由於周恩來的務實作風及在 林彪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已成為人們心目中唯一能夠對抗毛澤東及「四人 幫」的偶像。「四人幫」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野心的暴露，使人們更堅信了這一信念 ：保衛周總理，就是保衛中國的希望。 李一哲大字報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以《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為題，出 現在廣州街頭。大字報鮮明地向毛澤東、「四人幫」提出質問：你們搞的批林批孔 ，「究竟想把火往哪裡燒？」與李一哲大字報相配合的，是全國範圍內出現的一股 潛在的保周運動。這是對批林批孔運動的直接對抗。 李一哲大字報的出現，還和作者的背景有直接關係。李一哲中主要成員王希哲， 是文革初期造「官僚主義」之反的紅衛兵，文革的正面經驗教導了這批紅衛兵「造 反有理」，使他們嘗到了「大民主」的滋味，並訓練了這批青年人串聯、編輯及寫 作的才能。 李一哲大字報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引經據典，以表達作者的思想，以文革 最初級的鬥爭形式----大字報來喊出他們的心聲。不同的是，以前的大字報都是批 毛澤東之所批，而李一哲的大字報，則批判了毛澤東所維護的利益。 李一哲大字報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文革初期億萬人民群眾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 文革合理內核的發展與繼續。與文革初期不同，李一哲大字報是紅衛兵對自己造反 行為的反省與總結，是與毛澤東、林彪、「四人幫」御用文革的公開決裂。如果說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給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打了群眾基礎及造就了一批人才的話 ，李一哲大字報則可視為是老一代紅衛兵開始覺醒的重要標誌。 今天，當我們冷靜回顧一九七四年李一哲大字報，以及伴隨的保周運動時，我們 認識到，保周運動本身仍然帶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幻想，人們仍然在用毛澤東的聖旨 「反周必亂」做為精神安慰和保周的武器。至於李一哲大字報本身，仍然具有極大 的理論上的偏狹性，並且遠遠沒有跳出馬列主義的教條。它只是一種自發的民主思 潮的萌芽。當然，組織上的私交性及區域性，也限制了大字報的影響範圍。 第二階段：「四五」運動 武煒（中國留學生，《中國之春》編輯） 我是天安門「四五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下面我談談四五運動，主要是總結教訓 。 從李一哲大字報到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這二年期間，中國政治舞台上發生了更為 深刻的演變。毛澤東終於看清了周恩來提拔起來的鄧小平之真實面目。他發動的批 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終於把鄧小平再次逐出政治舞台。毛澤東以「四人幫」 護駕，準備傳位於他的親侄毛遠新，並做了一系列的具體準備。周恩來的病重、逝 世，鄧小平的失勢，使人民寄希望於黨內務實派的幻想徹底破滅了。經濟上，周恩 來一九七五年一月再次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計劃，遭到「四人幫」的全面批判，冠之 以「唯生產力論」。鄧小平短短上台而稍有轉機的生產秩序又重新陷於一片混亂。 人民對毛澤東、「四人幫」法西斯式的專政，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人民甚至 沒有了生存的出路。多數人民已經完全絕望了。但是，以經歷過急風般的文革鍛煉 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中的一批「精英分子」，他們思路廣闊和勇於探索。他們此時 雖然也心急如焚地憂國憂民，但同時他們也積極地和不懈地去進行思考和探索方面 的努力。 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怎樣？中國的最高掌權者們究竟要把中國引向何處去？這 不僅是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而且對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也是最急需回答和 解決的根本問題。 果然，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四月份，北京人民的怒潮終於以官方 壓制人民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為導火索而爆發了。 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人流，自動地彙集在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下，以花圈、 輓聯、詩詞及臨時搭起的講台為武器，與封建法西斯專制展開了一場以死人壓活人 、驚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鬥。 在無數的詩詞中，最具代表性的詞句是：「秦始皇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在大海般的怒潮中，人民特別要求懲辦禍國殃民的慈禧太后般的「四人幫」。 在強烈的求生要求中，最注目的是要求鄧小平重新當政並實現四個現代化。 類似「四五」運動的事件在上海、南京、鄭州及全國各地均有發生。 「四五」運動是中國，恐怕也是世界有史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場自發的群眾 對執政黨的封建專制制度的示威運動，是對毛澤東發動的，以打倒異己、保住皇位 為目的的御用文革內含的徹底否定（註：武煒認為，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 大革命初期，文革運動是一個政治混合體，由三部份組成：一是破舊立新、繼續革 命的華麗外殼；二是毛澤東個人野心的內含；三是人民群眾反對官僚主義的合理內 核。有關此問題，以後再予以研討）。「四五」運動也是一次公開的民意測驗，是 載水之舟可以覆舟的一次實踐。人民用輓聯、詩詞投了毛澤東、「四人幫」的反對 票，投了周恩來、鄧小平的信任票。「四五」運動是後來促成華國鋒宮廷政變的重 要政治背景和強大的社會的支持力量。 後來，作為親身參與者，和我很多老戰友們多次反省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上 百萬人的示威運動，竟然被「四人幫」一舉擊潰了呢？我們從中可以吸取什麼教訓 呢？我們認為下述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一、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仍屬於自發性的感情性的反抗。當時，還沒有產生 一個有威望的，由領導人物構成的核心，以及由這一核心所指導的分層領導系統， 因而，運動缺乏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和計劃。後來出現的《首都悼念周總理統一行動 委員會》，組織過於倉促和鬆散，缺乏權威性。 二、當時，群眾雖然學會了打著紅旗反紅旗，即以悼念周恩來為名，打倒「四人 幫」為實的鬥爭方式，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內的某個人身上，如寄托在鄧小 平一類受害者的身上。而望不到或不相信人民群眾自身所能產生出來的那種強大到 足以推動整個歷史前進的力量。大多數人仍然相信這樣一種推導：鄧小平是毛澤東 、「四人幫」的對立派，毛澤東、「四人幫」是壞的，所以鄧小平應該是好的。很 少人對產生毛澤東、「四人幫」的制度本身產生懷疑，所以打出「擁護真正馬列主 義」的旗號。再退一步講，如果當時群眾有一個廣大人民群眾信任和支持的組織嚴 密的領導集團，而且與鄧小平取得配合的話，頂好的情況會像伊朗一樣，把國王（ 毛、「四人幫」）趕走，把霍梅尼（鄧小平）捧上台去。結果必然是換湯不換藥。 所以，今天，當我們回顧當時的革命風潮時，雖然人人都激情滿懷，但都表示，如 果知道了鄧小平今日之所作所為，就不會為他的復出而不惜生命了。 三、導致第二種教訓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對專制制度、官僚特權階級的產生及形成 ，進行深入的理論上的分析。也就是說，沒有尋求或探討一種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 能接受和相信的理論來指導這場運動，其結果當然是跳不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的教條主義老框框，因而就必然使多數人不能衝破現代迷信的禁區以及寄希望於執 政黨內的所謂「開明的能人」了。如當時，詩詞萬千，竟沒有一份像樣的理論性大 字報出現。這不能不視為是一種比較隱晦、也是比較原始的鬥爭方式。要知道，憤 怒可以產生衝動，而衝動並不等於革命。這是「四五」運動給我們留下的重要教訓 。 四、對毛澤東個人評價，在當時還有極大的局限性，據我所知，大部分人主張「 三七」開，即並不願意摧毀這尊神像。這種心理仍是幾千年來封建傳統對中國國民 性影響的反映，也是如前所講是缺乏一種正確的理論去指導這場運動的後果。 第三階段：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 李林（中國留學生，《中國之春》主編） 一九七九年初，我在北京和許多民辦刊物的編輯有過接觸，我來淺評一下這一運 動。一九七八年底，在北京西單出現的民主牆和隨後出版的民辦刊物，統稱為《北 京之春》。《北京之春》是較早出現的一份民刊。由「四五」運動的英雄韓志雄（ 後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王軍濤（後選為共青團中央候補委員、北大學生選舉風 潮積極參與者）等創辦的。記得，在他們張貼《北京之春》時，我還詳細地向他們 詢問了有關彭真從陝西回到北京的情況。其實，《北京之春》只出了幾期，在中央 向他們打了招呼之後，就自動停刊了。他們的編輯，都沒有被捕。但是，《北京之 春》響亮的名字和深刻的寓意，卻代表著新的一代的覺醒和人民的心聲，並閃爍著 「四五」一代思想的火花。因而被用以概括那一時期的民主運動。 對於《北京之春》運動的海外評論，至今仍在繼續。我同意下述的看法，即民主 牆出現的直接觸發因素是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四五」運動的英雄們要求平反更為 徹底，並且懲辦除「四人幫」之外大大小小的罪犯。當時，北京還有一個特殊的歷 史現象，就是北京集聚了大批上訪的文革中受迫害的群眾。他們要求為一切冤案平 反。他們缺衣少食，在京無依無靠，強烈地要求有一個做人的基本權利，這與後來 民主牆提出人權問題有關。上訪運動與要求懲辦鎮壓「四五」罪犯的運動自然交織 在一起。在黨得知他們的要求必須向社會公開表達的時候，大字報就成了最合法、 最有力的工具了。 我們也基本同意這樣一種分析，即西單民主牆的出現與發展，與當時黨內剛剛復 出的鄧小平，擴張其勢力和打倒其強大的反對派（凡是派）勢力的需要，直接相關 。鄧小平、彭真等極需權力膨脹的人物，是毛澤東領導的文革的受害者，本身就是 極大的冤案。因而，「同病相憐」，他們不害怕其他受害者起來控訴，相反，他們 必須利用人民的控訴向那些文革的受益者施加壓力，奪取權力。這就是為什麼在一 九七八年底，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記者時，表示支持民主牆大字報的原因。 西單民主牆早期的形式是沿用文革的大字報。後來，民刊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突 破性進展。它的產生說明：一、人們不但要求言論自由，而且也開始要求新聞自由 、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罷工和示威遊行自由等；二、人們要求把信息傳播 給廣大的群眾，教育群眾和組織群眾的願望；三、刊物本身就代表一個固定的組織 形式；四、人們也意識到保存歷史資料的重要性，刊物更容易做為歷史資料保存下 來，供以後借鑒，來總結反省以往的經驗教訓；五、刊物的創辦者已注意到刊物流 傳到海外的重要性。刊物傳到海外，可造成國際影響及國際支持。所以，西單民主 牆及民辦刊物在鬥爭形式上較「四五」運動有了顯著的發展。做為鬥爭的輔助形式 ，民刊的創辦者們還在西單民主牆下舉行過辯論會及非正式的記者招待會。這些， 都是鬥爭藝術的提高。 在組織上，《北京之春》運動通過民辦刊物形成了多個以主編為中心，編委為骨 干的中間集團。 在思想上，民刊發表了一些較有水平的，從理論上探討中國前途的文章。我們可 以看到，西單民主牆及民辦刊物想出了下列幾個重要的理論性問題：一、民主政治 與四個現代化的關係，實際上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問題；二、提及官僚特權階級的 概念，把鄧小平等新舊官僚放在一起進行分析；三、對當代中國社會制度的剖析， 提出了中國實際上為封建社會主義及農業社會主義的看法；四、首次提出了天賦人 權的要求，指出了人權問題在中國的嚴重性；五、民刊敢講執政黨之所不敢講的真 話，敢寫一般人不敢寫的心裡事，旗幟鮮明地去無情揭露以往三十年來在中國大地 上所發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冤、假、錯案，仗義執言，不畏權貴地擔當了為民伸 冤，為民請命的喉舌的角色。可以說中國當今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民刊都有多多 少少的涉及。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驟。所以，民主牆及民辦刊物正式打響 改造中國當代社會及現存社會制度的第一炮。 我和我的很多朋友，是當年民主牆及民刊運動的積極擁護者及參與者。出國之前 ，我們就意識到有深刻檢討《北京之春》運動之必要。我們認為，雖然《北京之春 》運動已經提高到一個理論探討的盡頭，但當時，這些理論問題的探討大多還停留 在直接感性認識的階段。對於某些重大理論性問題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還缺乏分 析。對中國國民性的分析，尚屬剛剛開始。當然，我們無權責怪當時的民運先鋒們 ，他們太忙了，很少有時間坐下來冷靜地思考問題。他們參考資料太貧乏了，參閱 不到外界人文學科的新的學術思想和觀點。同時，由於環境所迫和鬥爭的需要，他 們不得不考慮自身的處境來說話辦事，以便既積極地鬥爭，又不能太觸怒當權者們 ，同時還得保全自己。 在理論分析上，很多文章仍然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詞句為依據，用馬列的一 些隻言片語，去打倒毛澤東及鄧小平的一些思想，顯得幼稚及軟弱。在政治上，雖 然後來成立了民刊協會，但組織似嫌過晚和過於鬆散。就領導人而言，有輪流坐莊 的思想。民刊運動還有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是警覺性不高，保密觀念不強。這個 警覺性包括對某些外國新聞記者的警覺性。由於保密觀念不強，很多會議及行動都 被公安局事先掌握情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最後，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民 主牆及民辦刊物運動的先鋒份子，大部份是曾經插隊、下放，後來進城的青年工人 ，與社會基層有廣泛的聯繫。然而，這一運動並沒有從社會及時導向學校，而學校 是學生聚集而最具爆炸性的地方。而且，高等學府也是中、高級知識分子雲集，即 產生高級智囊之處。可惜，很多民刊的先鋒份子未來得及與他們聯合就被捕了。這 或許就是《北京之春》運動採用比較初級的鬥爭形式及理論上相對膚淺的原因之一 。 第四階段：大學生選舉風潮 趙小青（《中國之春》國內編輯） 民主牆的封閉及魏京生等人的被捕，並不意味著民主運動的結束。終於，運動從 轟轟烈烈的街頭移向騷動的校園。一批年輕有為新入校的大學生，或本來就是民主 牆及民刊運動的參與者與同情者，或受了民主牆思潮的影響，正準備投身到社會改 革的實際中去。客觀上，國內經濟改革政策遭受挫折，鄧小平等人想籍此徹底清除 他們的政敵「凡是派」。軍事上，越南硬戰之後，也在忙於總結「經驗與教訓」。 因此，掌權者們顧此不能顧彼，稍微放鬆了對民主運動的注意。他們前一段殘暴的 鎮壓行動，也使他們錯誤地估計民運會陷於停頓。這一切都為民主運動轉向新的高 潮創造了條件。這次民運高潮的特點是，學生爭取合法權利（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採用合法鬥爭方式，來參與選舉人民代表的競選活動。 大學生選舉風潮最先源於上海，隨後擴展到湖南、貴州、最後移至北京，一浪高 於一浪。當時的客觀條件給這次選舉活動提供了可能性。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國家 政治制度作出了初步改革，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 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從一九八零年元月一日起，全國各地逐步展開了直接選舉活 動。但是，由於多年來地方黨組織嚴重的官僚主義與黨閥作風，與選民的民主要求 形成了極為尖銳的對立。 基層黨閥甚至錯誤地認為這次選舉會像過去一樣，上級內定候選人，選民劃勾了 事。因此，基層領導對選舉多採取敷衍、消極態度。與此相反，各地高等學校的大 部分師生員工卻以積極態度投入了選舉活動。尤其是七七屆、七八屆學生，很多在 入學前從事過各種社會職業、故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有較清楚的認識，對 任命制、終身制積壓了強烈的不滿。當然，不能否認，相當一部份選民對選舉運動 本身的性質和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僅抱著感情上對官僚主義的憎恨參加運動，故 有相當的盲目性。 在這種選舉活動中，一個共同的突出特性是，學生自薦為人民代表的候選人。如 上海師院的徐政宇，復旦大學的徐邦泰，湖南師院的梁恆、陶森，北京大學的王軍 濤、胡平、房志遠、夏申等，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在所在 的工廠採取了同樣的競選方式。學生、工人自薦而通過競選表達參政的意願，這在 中國當代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自薦候選人在競選中都提出了個人對改革中 國社會的政見或政綱。既有馬列主義派，也有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派，還有自由主義 派的觀點。這些自薦候選人，獲得了廣大師生員工的支持，得票數名列前茅。從他 們發表的政見看，一致抨擊官僚統治及當權者的政治、思想，並涉及改造社會主義 制度本身的實質問題。在形式上，各院校的選舉運動仍採取文革中「四大」的辦法 ，特別是在校園中舉行公開答辯----這在《選舉法》中是明文規定允許的。另一個 值得注意的鬥爭方式是，各地各校的學生有目的的相互串聯，交流經驗，互相支持 和聲援。這是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中，第一次出現這樣大幅度的聯合意識，並將這一 意識付諸於行動。 湖南師範學院的選舉風潮是這場運動中最富有鬥爭性，影響也是最大的。大多數 選民對新法律抱有浪漫的、理想化的信任，有「為爭自己神聖的一票，不惜流血犧 牲」的壯志豪情。當校方準備把自稱不信仰馬列主義的候選人梁恆拿下來，硬塞一 名學生會主席時，激怒的群眾在一次次抗議無效的情況下，把正常的選舉活動轉化 為對官僚統治的反抗運動。學生們遊行、示威、請願、罷課，以至進行了絕食鬥爭 ，最後發展為組成請願團赴京示威，逼迫中央表態，要求罷免學校黨委副書記，選 舉領導小組組長蘇明之職。 其後的北京大學選舉活動，與湖南師院猛打猛衝的鬥爭方式不同，則爭取了柔中 有剛、和風細雨式的鬥爭，把選舉運動提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北大自薦候選人，更 重視理論上的探討，發表了不少高水平的競選演說及理論文章，不僅對當時，而且 對今後的選舉活動都具有相當的指導意義。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即是具有代表性 的一篇。北大的鬥爭方式也有特殊參考價值，在中共下令鎮壓選舉活動之後，北大 選舉活動的先鋒份子，並未遭到逮捕。這無疑與他們有利有弊的鬥爭策略及巧妙地 與官僚當局進行周旋的鬥爭藝術是分不開的。 當然，這次轟轟烈烈的選舉運動被官僚特權階級扼殺了。很多運動的領導者遭到 迫害、甚至被捕下獄。當權者對北大學運領袖則爭取了特殊的「冷處理」方式，實 際上限制了他們的行動自由。 但是，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學生選舉運動，影響是深遠的，意義是偉大的。首先， 這次選舉風潮使民主運動上升到了一個法律的層次，即在現存法律的範圍內，同官 僚特權進行鬥爭，也就是所謂「合法化」鬥爭，這種形式與波蘭「團結工會」的斗 爭經驗，有某些相似之處。其次，這次運動是青年政治家通過合法選舉進入國家基 層政權的一次嘗試。可以設想，如果將來這種普選可擴大升級到地區、省市一級的 話，人民便可通過這種民主的方式獲取更多的權力。 通過這次運動，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黨官僚統治下的法律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虛 偽性。當人民利用他們制定的法律進行合法鬥爭而威脅到他們的地位時，官僚們就 會撕毀一切法律條文，仍以暴力和恐怖維持他們的秩序。所以，鑽其法律的空子進 行鬥爭，雖然是一種極為重要的鬥爭方式，但不能抱有天真的幻想和寄予過高的期 望。我們也清醒地意識到，這次選舉風潮在實質上仍然是自發民主運動的一種形式 ，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可能再次成為改革社會的先鋒，但其本身在政治上尚不 太成熟。 第五階段：《中國之春》的籌備 王炳章（中國留學生，《中國之春》編輯） 我們已經看到，當國內民主潮流風起雲湧，威脅到整個專制制度及特權階級時， 當權者為了切身的利益，是不能容忍的。他們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是逐步升級的，也 有點像五七年反右時引蛇出洞的味道。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 一九八零年一月，鄧小平下令取消四大。即使是在這種恐怖的情況下，一九八零年 十月，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宣告成立，並出版《責任》雙月刊。與當時正在興起的大 學生及地方民眾選舉風潮互相呼應，互相配合。可見民主運動是嚇不倒的。大學生 選舉風潮的興起，使當權者看到了波蘭「團結工會」的影子，民主的敵人再也偽裝 不住了。一九八一年初，中共中央下達「二號」及「九號」文件，下令對一切民運 份子實行鎮壓。民刊人士及學生領袖包括王希哲、何求、徐文立等，紛紛被捕。民 主運動被迫轉入地下。 在民主運動遭到鎮壓的同時，某些秘密的民運先鋒來到國外，並通過各種渠道與 國內民運保持經常的聯絡。在國內，大家在運動轉入地下之後，反而有了機會認真 讀書，冷靜思考，並對前段運動進行深刻反省。在國外，我們密切地關注國內動態 及國際形勢的發展，努力鑽研西方人文科學的理論與思想。王希哲、何求被捕判刑 之後，國外愛國僑胞掀起了廣泛的營救、聲援運動，使我們看到了海外力量的重要 。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反省與理論探討，在與國內同志反覆磋商之後，我們一致決 定利用國外出版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條件，創辦民主運動期待已久的《中國之春》， 將國內、國外的力量匯合起來，把中國民主運動提高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我們首先認真回顧了前段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歷程，重點進行了反省與檢討。 我們也認真總結了波蘭工人階級組織「團結工會」的經驗。「團結工會」是在所 有共產黨國家中第一個獨立的、全國性的，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組織。它由工人階 級多數參加，並獲得了廣大知識分子、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團結工會」是利 用合法鬥爭發展和壯大起來的。雖然，現在它被取締了，但它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 力量，將永遠存在，在適當時候，將以新的形式重登政治舞台。我們如果能夠吸取 「團結工會」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並結合我國實際國情，我們可以預測，新興起的 中國民主運動在不久的將來，會比波蘭「團結工會」有一個較好的前景。 我們研究了中國的特殊國情。注意到中國有大陸、台灣的統一問題，有香港的回 歸問題，有海外愛國僑胞的可貴力量。這些，都給下一步運動提供了巨大的力量和 寶貴的支持。 我們還研究了當年孫中山先生及周恩來、鄧小平先生在海外進行活動的經驗，結 合當今特殊情況，對在海外進行活動的方式進行了探討。 最後，我們仔細研討了中國大陸農業社會主義的實際情況，並對中國國民性及文 化傳統問題進行了分析。尤其後一問題一直為人們長期忽略，值得深入研究。 總之，我們預測了運動的前途及形勢，採取了必要的預備性措施。我們相信，我 們有這麼好的人民，我們有這麼多追求真理的青年，我們有這麼多愛國的海外僑胞 ，民主事業是必將成功的！中國的未來，屬於這一代覺醒的、富於創造性的青年。 《中國之春》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經過一年多的醞釀準備，與大家見面了。如 果說：以往的中國當代民主運動還處於自發的幼年階段，那麼《中國之春》的誕生 ，象徵著民主運動已步入自覺的青年時期了。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