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哲」給後來人的幾點啟示 汪 岷 研究歷史的一個最樸素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較。人們往往能從比較中掌握歷史長 河的流向和規律，懂得如何在它的漲潮時做到進有方矩，在退潮時退有陣法。 綜觀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近年來的歷史，在理論發展路程上有著兩個重大的標誌 ：一九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報和一九七九年、八零年的民間民主刊物。拿這兩個標 志來比較現在誕生的「中國之春」，人們可以發現它們的經驗和教訓，去做一個新 的浪潮中更清醒的弄潮兒。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李一哲三個人同屬一個廣州地區的派別組織「紅司」。我和 王希哲、陳一陽又同屬「紅司」領導下的一個組織「廣州兵團」，我和王希哲更同 是「廣州兵團」的常務委員。在李一哲大字報期間，我參加了他們要求平反和釋放 「文革政治犯」的運動。在民間民主刊物時期，我又是民刊《未來》的主編。由於 職務工作的本身和理論上的互相探討，使我得以有機會從近距離去觀察廣州地區以 至全國的民運思想流派的成型過程。但願這種觀察能對「中國之春」有所幫助。 一、 毛澤東是人類共產主義運動迄今以來最大膽地利用民主來達到專制的人。他發動 文化大革命是基於一點思想：「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按：實際上是蘇聯式的共產主 義）怎麼辦？」他試用的辦法就是：「自下而上地（按：他忘了他剛好是自上而下 地）發動一場群眾運動（按：他不敢提民主運動）來揭露我們社會的陰暗面（按： 他不承認這個陰暗面恰恰包括了他自己和思想制度的本身）。」他的這一套「社會 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當然沒有騙得過三十年代上過當的老自由民主主義者 們和吃盡苦頭的那些五十年代的右派份子（儘管他們都逃脫不了「池魚之殃」）， 卻鼓動了六十年代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娃娃們。李一哲可以說是他們的思想代表。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幹，誰幹？我們不說，誰說 ？」毛澤東青年時代野心勃勃的話成了他們的信條。「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 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又理」是他們的口號。 如此簡單和直線條的民主思想和政治上的無知導致了千千萬萬的李一哲們一踏入 文化革命的思想戰線上，就走進毛澤東自己還把握不住的「陽謀」中去。我和王希 哲、陳一陽的認識早在「文革」初期的「搶黑材料」活動時期，我帶領了我們學校 的造反派組織參加了王、陳的學校衝擊黨支部的行動。在謾罵和拳頭平息下來之後 ，王希哲和我談到了他的思想和動機，他說：「學校黨支部不讓人說話就是反對毛 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反對毛主席，就要打倒。」在一加一等於二的思想支持下的 李一哲們，從學校的活動走到社會活動，衝進了跟隨而來的反對廣州市委、省委的 活動，封掉《羊城晚報》和《南方日報》，奪了趙紫陽為首的廣東省委的權，反對 黃永勝為首的廣州軍區。兩大群眾組織的流血武鬥，軍隊的重新介入，把人們投入 監獄。一連串令人喘不過氣的動亂使李一哲們無暇清理自己的思想。然而權力鬥爭 越接近中國共產黨的高層，人民越來越多的災難和痛苦，卻不斷地向李一哲們敲響 了警鐘。記得在一次開會討論要不要繼續反對黃永勝為首的廣州軍區時（當時周恩 來已明確指出黃是毛一派的人，不准反對），李正天在會上就大膽提出：「是不是 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等於毛主席？」當場就被不少他的戰友和上司視為危險份子， 思想反動。在另一次我和王希哲都參加的討論會上，他提出了一個更具思想意義的 問題：「為什麼那麼多的高官連解放軍都壓制民主，這難道光是執行錯誤路線的問 題嗎？」會後紅司的頭頭就對我說：「他的思想就要走向反面。要趕快開除他。」 直到他們被毛澤東們趕出了權力的角逐場並到了監獄或農村，李一哲才有機會來思 辨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派的思想。而一直到林彪事件的出現，才使李一哲最後成型 ，才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問題絕不單是一個人事上的更替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主義 的民主與法制的根本性問題。從而堂堂正正地打響了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第一炮。 李一哲的民主思想從萌芽到成型，足足渡過了八年，中間多少掙脫思想枷鎖的折 磨和痛苦，多少自稱思想成熟的行動派拋棄了他們，使他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孤軍 奮戰。而當他們一旦在民主戰線上站立起來後，就在客觀上不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轉 移（雖然主觀上他們還虔信毛澤東），把中國的封建共產主義衛道士們打得落花流 水了。李正天在廣東省市委組織的萬人鬥爭大會上自豪地宣佈：「你們批不倒我， 你們回去再準備一下吧，因為我們已準備好幾年了。」事實上，這時，連毛澤東本 人也無法批倒這些生氣勃勃的毛澤東思想改革派了，他問政治局委員們：「你們批 得倒李一哲嗎？」這句話其實也是問他自己的。 李一哲的經驗告訴後來人，誰也 不是先知先覺，不要害怕幼稚，不要害怕錯誤，一個正確的東西總是從錯誤中產生 的。這大概是一條規律。 李一哲的經驗也告訴了後來人，在實際的運動中，不要被行動派們（像文化革命 中絕大部份的群眾組織頭頭們）迷惑了思想方向，要隨時清理思想和更新理論，才 能走對路子。 二、 廣東省、市委的御用文人們無法批倒的李一哲，其實是可以批倒的。當他們的理 論最輝煌的時候，也正是他們暴露思想敗跡的時候。最集中的焦點是對毛澤東的看 法和對毛澤東思想的看法。李一哲不批毛。他們只是用毛澤東的民主的句子來反對 他們認為不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實際上這些東西很多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在 他們意氣風發地書寫李一哲大字報的時候，我同一個朋友和李一哲展開過很激烈的 爭論。李正天最後總結了一句話：「你們不相信毛澤東，你們不相信毛澤東思想。 這就是我們的根本分歧。」我問王希哲：「你真的認為毛澤東不會犯錯誤嗎？」他 還天真地說：「我現在還沒有看出他的錯誤，要是將來他有錯，我也相信他會由他 自己來改正。」這是典型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改良派思想。當然他們從他們的 思想軌道上是不可能認識到，另外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已經在醞釀，雖然還沒有政治 氣候讓它們一展身手。 思想一過了自己頂點，跟著下來的就是下坡路了。無情的歷史是沒有憐憫心的， 對英雄也不例外。 李一哲第二次進獄後，這個堅強的思想集體分裂了。這種分裂的最根本原因不是 鐵窗和拳頭。這種思想分裂無可避免地帶來了組織上的分裂。入獄前的個人英雄主 義和爭名奪利也早種下了禍根了。因而，王希哲離開了他的兩個生死戰友，在獄中 又一次更新了自己的思想，拋棄了毛澤東思想改良派的立場，以共產主義革新派的 戰鬥姿態，加入了民主陣營，為民主事業又一次作出了貢獻。 李一哲剛剛踏出監獄，我帶著民刊《人民之聲》和《未來》去找他們時，李正天 已經淪落到只會吟他的所謂「獄中詩」。據說他一出獄就準備申請加入共產黨。只 有王希哲，接過民刊後堅定地說：「讓我考慮考慮，我會參加這場運動的。」 「李一哲」的教訓告訴我們，中國思想戰線上的夜正長，路也正長。真理是相對 的真理，要謹防佔據了一個相對真理陣地之後，卻又失去下一個。 李一哲的教訓也為我們指出了改良派們致命弱點：他們可以反黨支部、反黨委、 反中央文革，他們不能反毛澤東；他們可以反毛澤東了，他們又不能反毛澤東思想 。為什麼不從根本上想一想呢？ 李一哲的教訓還警戒了後來者。歷來思想理論家大都會由於鑽入思辨而帶來各種 各樣人格上的弱點；不正視自身的弱點，不正確地對待自己和思想陣營的關係，將 為組織上的分裂埋下伏線。 三、 以四·五運動為契機，以西單民主牆為導火索的民主運動，是用民主刊物這個形 式來向舊思想陣營挑戰的。它們一出現，就令全國人民人心振奮，世界各界人士耳 目一新。這絕不是偶然的。民主思想陣線的各種思潮經過文革、批劉、批林、批周 、批鄧的痛苦思考，又有了李一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有了立足之 地。各種流派在沉沉黑夜中破門而出是勢所必然的，只不過凡是派為他們提供了靶 子而已。有了思想，就必須有隊伍、有陣地，刊物是集三者於一身的最好形式，難 怪古今中外的專制者們，向反對者們打下去的第一棍，大都向著報章雜誌了。 廣州地區的民刊陣地是繼北京之後最重要的一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說的「面臨 港、澳，資本主義西方影響最深」，這句話實在說得不錯。最先起來的有以政論為 主的《人民之聲》，跟著是以文藝為主的《未來》，接著是派生出來的和新生的《 生活》、《浪花》、《紅豆》、《詩刊》、《人民之路》、《責任》等，五花八門 ，各顯神通。再加上後來參加的一個聲名顯赫的王希哲和他的《學友通訊》，實力 空前地強大，令最堅強的擁鄧派廣東省委也手忙腳亂起來。 其實從思想流派上去分，亦無非兩大支。一是以王希哲為旗手的激進的共產主義 民主改革派，一是還未選出旗手的非共產主義民主派。 這種情況和北京差不多，只不過是北京的理論隊伍較強，廣州的王希哲號召力較 大而已。 所幸的是，廣州各個流派之間思想雖然有分歧卻沒有明顯的分裂。除了李正天大 罵《人民之聲》（人們早已在思想上把他開除出民主隊伍，因而無傷大雅），何求 從《人民之聲》分出去（並無論戰）之外，大家還能聯合起來。第一次顯示聯合力 量是在廣州師院召開的四·五大型座談會，第二次是全國民刊的集會。 廣州地區民刊和北京以至全國的民刊的弱點基本是共通的：首先是理論戰線太弱 ，馬克思主義改革派的力量仍然占主流地位。這一次再不是以毛澤東思想批評毛澤 東了，而是以馬克思主義批評毛澤東思想了（雖然他們中間還有人不承認）。魏京 生的被捕，使非馬克思主義流派小心翼翼，更無法公開地探討。 其次是聯合得太遲，壓力一開始就很大（在這點上共產黨吸取了文革歷次運動的 教訓，比以前聰明多了）。外在的原因不是不重要，但內在的原因卻是很大的因素 。中國人實在是一個謹謹慎慎的民族。 第三是目的不夠明確，無論長遠的目的或者最近階段的目的都不明確；於是乎五 彩繽紛，各行其是，甚至以為有話說話，有屁放屁，才是民主。實不知民主尚且弱 小，不集中火力，無以傷專制。 最後是組織力量不強。民主思想戰線不單需要一大批思想家、理論家，還需要一 大批行動家、組織家，在運動中遴選出一些既有思想又有組織能力的人才，這是後 來者們應該重視的。 當然這幾個問題中最主要的還是第一個，沒有在民主思想上爭深鳴透，不在政治 、經濟、歷史、文藝等各個方面有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的一整套新思想作為理論依 據，其他都是空的。《中國之春》的這個弱點也很大。但願這個刊物比它的前輩們 強，因為時代又向前進了，環境也不同了，它的歷史責任應該更重。 結 語 從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到現在，足足十六個年頭了。毛澤東就像《水滸傳 》裡的宿太尉，揭開了那塊貼著「社會主義大民主」標籤的大石碑，放出來的那一 百零八道金光，就永遠不會回到那暗無天日的地洞中去，至於這些好漢們要想些什 麼，要幹些什麼，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澤東和毛澤東的徒子徒孫們了。 【選自《中國之春》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