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反右」 王亦令 林希翎無案可翻 《中國之春》第六期的「社論」中說：「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起的反右運動是錯 的，一九五七年的《人民日報》對林的點名也是錯的。」我認為這話不完全對，至 少沒有說到點子上。 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政黨，要反右或反左，都是他的自由；任何一張報紙，任 何一家刊物，都有權利反右或反左。各人有各人的主張，以及發表其主張的權利。 因此，毛澤東有權反右，《人民日報》也有權發表任何文章、點任何人的名字。關 鍵在於：任何人也應有權反駁別人的主張，更有權控告任何報刊對他（或她）的誹 謗和誣蔑。中國缺少的就是這種由法律保障的平等權利。所以問題不在於某人腦袋 裡的反右反左，也不在於報紙的點名不點名。 《中國之春》大聲疾呼為林希翎翻案。其實，林案沒什麼可翻的。因為，中共的「 反右運動」那套做法，本來就是瞎胡鬧。鄧小平至今仍堅持認為：「一九五七年的 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又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 了。」恕我直言：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根本大錯特錯，毫無必要，而且無所謂什麼 擴大化的問題。 反右毫無必要 首先，為什麼我說反右毫無必要？鄧小平說「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問題是個 什麼問題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們用八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農業和工商 業的改造。這個時候出現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 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此點不真實。實際上，當時 人們對於國民黨退出大陸前夕的「貪污、腐敗、無能」印象仍深。共產黨接管政權 後確實平穩了野馬脫僵似的物價，在整個國家建設方面也有一些興利除弊的作為， 所以共產黨威望正隆，至少比目前高出不知多少倍，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當然，當 時有些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具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愛發點牢騷，說些怪話，充其 量也只是想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多求得一些民主和自由，其規模和程度也比現在的 「民主牆」之類小得多，最初原限於竊竊私語而已，只是「思」而並不成其「潮」 。 對於當時這種情況，你共產黨如認為不妨多少滿足一下人們的要求和願望，稍微 給一些民主自由多少即足，不會要求過多。而如果你共產黨認為不能給予滿足，那 麼，或者（一）置之不理也可，當時不會有人「造反」；或者（二）嚴加批駁，約 束教育，只須幾篇社論，保證可使這批秀才一個個噤若寒蟬。然而，當時共產黨計 不出此，那位一心想做「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的偉大人物卻想出了什麼「引蛇 出洞」的怪點子，搞個什麼「大鳴大放」的花招，而且親自帶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 講話；他那篇講話，我當時親耳在上海作家協會聽趙丹傳達，與後來所發表的《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文本出入很大；他原來的講話之旨是全力鼓勵大家「鳴放 」的，自他而下，各級黨委也召開「鳴放會」，大做所謂「思想工作」，要大家「 解除顧慮，暢所欲言」。 在這種背景下，「跳出了」一些性喜譁眾取寵、立論偏激的淺薄人，在下就是其 中一個；鄧小平所謂的「殺氣騰騰」，無非指的就是這些。現在我們姑且撇開法治 的觀點，且不談「殺氣騰騰」的「思潮」是否能構成罪名。我這裡要著重指出：當 時社會上出現的這些言論，我說它是牢騷怪話也罷，反正是共產黨最高領導故意造 成的。這並非我一個人的論斷，這也是毛澤東的論斷，毛澤東早在當時就得意洋洋 自吹這是他的「陽謀」。陽也好，陰也好；「謀」者，用計設伏之謂也。你治理國 家，對待子民，應該限制人家觸犯刑章，那末即使你刑憲再嚴，也還可有一說。天 下那有「誘人以罪，而後誅之」的道理？特別不能容忍的是自誇「陽謀」。難道陰 謀是卑鄙可恥，而陽謀就不卑鄙可恥嗎？再退一步講，如果你可以耍「陽謀」，那 麼當時所謂的右派「猖狂進攻」，或者如鄧小平所謂的「殺氣騰騰」，也都是在會 上公開講的話，在報上公開發表的文章呀，他們不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是「陽攻 」嗎？為什麼你可以「陽謀」於前，而人家就不可以「陽攻」於後？ 但今天我來爭辯這場反右之不必要，說它大錯特錯，倒並不是著眼於當年被戴右 派帽子的人的委屈。用歷史眼光來看，當年的那些「右派份子」儘管確是冤哉枉也 ，其自身之氣量及見識則大成問題，對共產黨的本質認識不清，立危牆而不自知， 居危邦而不慎言遜行，焉得不自取其咎？所以，如果僅僅為了這些人，那是不值得 在此時此地來舊事重提的。 「反右」傷了國家元氣 反右的結果是損傷了國家的元氣，也敗壞了共產黨的威信。對於這後一點，與我 無關，但對前一點，則作為中國人不能不疾首痛心。 何以說是損傷了國家元氣？請想：當時中國總共才有多少知識分子？而戴上「右 派」帽子的人卻以數萬計。這些人從此不能發揮作用，甚至荒廢了專業，不是一年 兩年，而是數以十年計啊！何況，根據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實情，除罹禍的本人外， 家屬也必連帶受罪，或多或少總要受到影響。所以，撇開個人的物質和精神損失不 算，單單國家損失了多少人才，就不能不使人歎息！ 至於說敗壞了共產黨威望，不妨用實例來說明。當初，在大鳴大放時，我只是二 十歲剛出頭，年輕氣盛，再加心浮氣躁，不僅自己放言無忌，而且還鼓勵別人同放 ；坦率言之，我從來不相信共產主義，但我對中國共產黨並無仇恨，對它這樣一個 執政黨，對當時這個具有實效的政府，還抱一定程度的期望和信任，天真地以為他 們真的是要「廣開言路」了呢。但當時一些頗有修養的城府較深的人，堅持不作「 逾矩」之言，並且私下告誡我：「小伙子，切莫上當！他們今天這樣說，明天翻過 來那樣說，只需報上出一篇社論，局面馬上可以大變。」我當時不信，也沒有聽從 這些事後證明千真萬確的良言；結果，我被戴帽劃為「右派」，根據「兩類矛盾」 的理論，我屬於「壞人」之列，而上述那些人都屬於「好人」，其中有的則因始終 沒有公開「反黨」言論，所以等到反右運動一開始，就有資格慷慨激昂在大會上「 與右派進行大辯論，作面對面鬥爭」，從而躋身於「左派」行列。 悲哀和荒謬在於：被你劃為「好人」、「左派」的人，在內心深處比那些被你劃 為「壞人」的「右派」更不信任你，他們早就看透了你，所以沒有上你「陽謀」的 圈套，如此而已。共產黨往往自詡反右運動是一大勝利，其實，真正的勝家、獲利 者，乃是這批對共產黨早已失去信仰而虛與委蛇的人。 同時，反右也造成了更多的這樣虛與委蛇的人。仍以在下為例吧；「鳴放」時對 共產黨多少還有幾分信任，結果上了當，但上當只上一次，從此徹底離心，連一分 的信任也沒有了，結果倒反而被認為「改造有成績」，終於摘了帽子。這裡我不妨 把一九六八年承蒙抬舉在大會上作為「寬樣板」（當時對從寬發落者的術語）示眾 時，私自吟寫在心中（當時不敢寫在紙上，怕被搜抄挨斗）的一首詩，記錄於此， 因為這就是在他們「嘉獎」我時我心情的寫照：「凡有人群分左右，最高妙語史無 儔。隨君黑白顛三倒，卻許區區是『左牛』！」人家老老實實相信你，你們把人家 當「壞人」；把你們看透了，離了心，卻說是「好人」----這難道是什麼「擴大化 」的問題嗎？鄧小平先生請三思之。 現在許多人談論，中國大陸上目前存在「信念危機」，似乎認為是「文革」的結 果，其實病根早存於「反右」。「文革」與「反右」儘管相隔十幾年，但「反右」 導「文革」之先河，「文革」是「反右」的必然結果。 法治精神的大破裂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也可說是法治精神的大破壞。當然，中共建國以後就從來沒 有真正走上法治的道路，但在「反右」以前還有可能趨向於法治，也曾出現過這種 苗頭，「反右」則徹底扼殺了這種可能性。何以這樣說呢？請想，法治的基礎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到了人可以由官方戴帽作為刑懲的情況下，要想實行法 治，其猶緣木求魚。一直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平民老百姓與外部世界的平民百姓在 心理狀態上一個主要不同之點就是：外國（例如美國）一般人日常行事總是考慮法 律是否准許，而中國大陸上一般人的考慮從來不是「法律」二字，卻是「運動」二 字，預先為自己提防著下一次運動。 更嚴重的是，經過「反右」，在中國大陸上奠定了毛澤東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 矛盾》的經典地位，這是日後一切災難的禍根。大家不妨想一想，處於二十世紀的 現代，面對著如此複雜的人事，而居然用「好人」、「壞人」那樣的原始語言來治 理泱泱大國，豈非兒戲？今天即使在看電影，看戲劇時，如果孩童們在一旁詢問出 場人物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們尚且會感到難以簡單的一言作答，更何況整 個社會的芸芸眾生，怎能根據「好人」「壞人」來排隊呢？ 最妙的是，「反右」運動時最高當局還給各個基層的「好人」「壞人」規定了百 分比，好人佔百分之九十五，壞人佔百分之五，這下子人為地造成了各個單位的「 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因為誰都想擠在百分之九十五這一堆裡，讓別人來湊那百 分之五的數，所以儘管大家心裡明白彼此其實一樣，但運動一起，互相拚命廝殺（ 反右時還都是君子呢，不動刀槍，而是「口誅筆伐」），人人都想站在「正確立場 」上批判別人，把別人的一言一行分析為「志在反黨」，煞有介事地「擺事實，講 道理」；其實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誰的心狠手辣就佔上風，這就在民眾中培養了 「踩住別人肩膀往上爬」而不以為恥的風氣。發展到後來，到了「文革」，什麼「 劃線」呀，「亮相」呀，亂成一團，其根源難道不都是從「好人」、「壞人」這個 所謂「兩類矛盾」的高明理論來的嗎？這不都是「反右」的延伸嗎？其實，鄧小平 先生自己也不妨想想，你當初被打倒的時候，明明是你的忠讜言論，卻受到「全黨 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振振有詞地「批」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在一段時期裡 你也被描寫成「殺氣騰騰」的呀。你想過沒有，這種民風如何造成的？ 就我個人來講，儘管中共後來給我摘帽，更後來又作了「平反」（稱為「糾正」 ），但我自己從來沒有原諒自己，始終認為自己大錯特錯。你給我戴帽也罷，摘帽 也罷，我同樣地自責：為什麼別人不上當而我上當？為什麼當時我會「跳出來」？ 「不可與言而與言，謂之失言。」我在那時犯了「失言」之過。現在，我又「跳出 來」了，希望這一次我既不「失言」，也不「失人」。 【選自《中國之春》第八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