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之春》到《中國之春》


嚴家其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我為了寫《四五運動紀實》一書，結識了不少「天安
門事件」的參加者。一九七八年底，天安門事件「平反」，北京充滿了自由民主的
氣氛。「啟蒙社」在北京成立，「民主牆」在西單出現，《探索》、《四五論壇》
、《今天》、《沃土》、《中國人權》等「民辦刊物」紛紛創刊。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的一天，周為民、王軍濤、呂嘉明、邱明端、李楠、劉萬勇和我在建國門附近、
社會科學院後的北牌坊胡同聚會，商討創辦一份由「天安門事件」參加者主辦的刊
物。那幾天，我正在閱讀「內部發行」的《布拉格之春》一書，受《布拉格之春》
啟發，我建議把刊物定名為《北京之春》。周為民、王軍濤以「民濤」為筆名，寫
了一篇「周恩來精神」的文章，我以「步曙明」為筆名寫了《現代宗教的訣秘》。

  同《探索》相比，《北京之春》採取了溫和的立場。
  《北京之春》創刊後十天，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理論務虛會」。理論家
李洪林在會上作了「領袖與人民」的發言，他說，應當以「領袖必須忠於人民」的
原則，代替「人民忠於領袖」的原則。於光遠、王若水、蘇紹智、孫長江、郭羅基
、胡績偉、馮蘭瑞、阮銘、張顯揚、鮑彤、吳明渝、童大林、孫冶方、於浩成、宦
鄉、董輔仍、汪子嵩、何匡、廖蓋隆、吳江等人的發言充滿著希望和激情，會議的
自由氣氛使我深受感動。當時的中國召開著兩個「理論務虛會」，一個是中國共產
黨由胡耀邦在京西賓館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一個是以《探索》、《北京之春》
為代表的「理論務虛會」。兩個「務虛會」都在認真探討中國政治、經濟的弊端和
改革出路。如果說第一個「務虛會」為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作了思想準備，那麼，
由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劉青、王軍濤、陳子明參加的第二個「務虛會」，為
中國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的變革指明了方向。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在
第二個「務虛會」上發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至四月初，第一個「務虛會」除春節
幾天外連續在京西賓館和友誼賓館舉行，我沒有參加《北京之春》的工作，只是在
《北京之春》的「終刊號」上刊出了我在第一個「務虛會」上的發言稿。一九七九
年初，儘管我贊同《北京之春》的觀點，但我還是選擇了一條在共產黨內推進中國
民主化的「體制內改革」的道路。
  《北京之春》在北京遭到摧殘後，《中國之春》在美國創刊了。李怡主編的《七
十年代》報道雜誌創辦人之一王炳章的話說：「雜誌命名為《中國之春》，表示這
是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和昇華。」
  一九八九年又一次「北京之春」，我不自覺地捲入了進去。「六·四」後因通緝
，被迫流亡國外。我終於認識到，只要存在「一黨專政」，任何改革開放，都不會
導向民主。《中國之春》創刊十年來，已向海內外的中國人充分表明，《中國之春
》代表著中國民主化的方向。《中國之春》十年來，啟發了數以萬計的人們，它的
影響從美國傳向世界，從國外傳向國內，造就了一支推進中國民主化事業的堅定隊
伍。讓我們團結一致，作好充分準備，使《中國之春》在中國大地上廣泛發行，在
中國的大地上迎接「中國之春」!
【選自《中國之春》第一一四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