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之前途 張 俠 最近兩、三年來，美國新聞界充滿了有關中國改革刷新的報導。 從報紙上，我們看到中共中央委員會三百三十一位高級官員集體退休的消息---- 一樁中共有史以來無先例的現象。從電視上，我們看到中國婦女從臃腫的毛裝解放 出來的活躍肖像。最新的形象是北京青年搶先購買體格龐大的、金髮藍眼的美國電 影明星布魯克·雪爾茲與蘇珊·安頓的彩色招貼。最令人驚愕的是，這些招貼竟是 中國政府所印刷的！甚至於莊嚴的《時代》雜誌，亦選擇鄧小平為其年度風雲人物 ，並且還滔滔不斷地敘述中國「震驚的變化」及其「自由資本主義的潛伏性」。時 代雜誌認為中國正在「馬克思主義的邊緣上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這種種的報導，在美國大眾的意識上，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中國真是變了！美 國最近的一次輿論測驗竟發現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知道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 家！裡根總統在聯合國四十週年紀念的演講中，亦把大陸的經濟改革描述為中國資 本化與資本主義優越性的證明。難道我們確是在目擊空前未有的奇跡----即歷史上 一個馬克思共產政權自動地、平安地蛹化為其相反？ 問題的中心是在這消息的來源：新聞記錄。新聞事業有其作用與貢獻----供應當 代人事的消息。問題是這種記述缺乏見解判斷的能力。的確，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 下是進行了種種的改革。但這些改革必需置於某種背景中才有意義，以便我們適當 的認識與瞭解。基本上，我們必需對改革前的中國有某種認識或概念。 認識和概念必需有其定義和分類，我們才能把自然界的種種現象，從混亂中創造 意義和秩序。定義分類對比較落後的政治科學來說更為重要。有了適當的定義分類 ，我們才能對世界上種種國家達成適當的認識，並據此而探索它們未來發展的方向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 多年來，西方知識分子認為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應當分類為「無限專政」的國家 。 無限專政是一種二十世紀獨有的極權政體，與世界過去的專政有異。以往的專制 只是壓迫消極被動的群眾；二十世紀的專政是一種動員全民眾的專制。以往的專制 雖是暴虐，但不是一個完全無限的專政；二十世紀的專政，因為有了現代科學技術 之輔助（例如大眾傳播的手段、現代軍事儀器新的控制方法），使得過去傳統的專 政變為一種完全無限、無孔不入的苛政。結果是一種新的極權，比以往的更為苛暴 、更為可怕。 二十世紀專政之所以是一種動員全民眾、無孔不入的專政，因為它有一套政治主 義。此為現代專政與過去極權的第三點差異。無限專政的右派，是德國的納粹種族 主義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無限專政的左派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無論左或右， 信仰它的人們均認為它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主義既然是絕對的真理，而世上只能有一個絕對的真理，那這主義只能是唯一的 主義，國家裡也就不能容許其它思想主義之存在；結果就是一黨攪權。在這種情況 下，主義變為宗教，隨員變為教徒。黨員的責任是把真理傳播給人民，照其指令， 把人民塑造成新的男人、女人。能夠教育改變的就教育改變，不能感化的只好毀滅 。這種思想與制度的結果是大規模的、無人道的殘酷暴行：希特勒從種族主義出發 ，滅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斯大林殺了三千五百萬人，包括蘇聯共產黨的一半黨員； 毛澤東毀滅了一百萬地主，二千萬的文革青年、知識分子及共產黨員，一千五百萬 因大躍進而白白餓死的老百姓。 馬克思主義的無限專政更為危險，因為馬克思及其信徒自認其信仰為一萬能準確 的社會科學。法國卓越的政治哲學家雷威爾有這個解釋： 「共產黨既然憑了這科學真理，獨知人類最終最崇高的利益與幸福，那何必接受 民主的決議方式？難道我們讓學童自由決定到底相信古代希臘哲學家亞利士多德荒 謬的宇宙觀，或相信哥白尼符合科學之宇宙論？」 以中國的情況來說，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的確符合了無限專政的種種特徵，諸如 ：□神話的領袖；□行政壟斷的主義；□大規模的動員民眾；□一黨專政；□被政 府統治的大眾傳播媒介；□政府以恐怖作為控制人民的手段；□受政府管理與操縱 之道理倫理；□被中央指導管理的計劃經濟；□政府獨佔暴力的機構。 成熟的無限專政 「無限專政」此名詞在六十年代西方知識界中開始失寵。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 知識界因蘇聯與中國先後失去了它們唯一的領袖（即斯大林與毛澤東）而窘惑，誤 認為無限專政缺少了這一特徵，就失去了其本質。 七十年代末，「無限專政」名詞的使用漸漸恢復起來。西方一部份知識分子認為 馬列國家，即使神話的領袖已不存在，但仍和其它民主或非民主國家有很大的差異 ，不應合併同論。 問題是馬列國家既同屬一類，但應該如何加以定義？美國思想家拉可，在去年十 月份的《評論》月刊建議這種略為變更的共產國家應被稱為「成熟的無限專政」。 我們持著此新的概念，才能正確地瞭解改革的「新中國」。 據拉可的看法，新的無限專政是一種長大成熟，制度化及理智化的專制。這個略 為變更了的無限專政有以下的幾種特徵： □成熟的無限專政捨去了以往幼稚的屬性，特別是那個反覆無常、歇斯底里的神 話領袖。繼承他的是一種新的領袖，較為拘束的經理型領袖。 □因為極權已制度化，不再需要神話領袖時期過份暴虐的控制手段，所以成熟的 無限專政減少了以往大規模的恐怖行為，而能漸漸地放鬆其極權。 □成熟的無限專政能以理智的計算，決定容許社會內有限度的自由化。但此自由 的源泉不是無限專政的崩潰虛弱，而是其強固及制度化。 此種政體，雖是較前相對改善，但仍不變其本質。其政治結構仍是極權；國家仍 被共產黨領導；黨仍堅持它是獨擁唯一的真理（雖然此「真理」的內涵隨著當權派 而改變）；政府仍掌握控制鎮壓民眾的工具。任何反對政府、持異議的份子，若有 損於黨的政權或專政的傾向，政府便必立即實施法辦。德國的政治哲學家羅文索爾 說：成熟的無限專政「並未從虐政變為自由，只是從大規模的恐怖變為一卑鄙的統 治。」無限專政的冰山並未因改革而溶化，只是稍為凍解而已。 成熟的中共無限專政 今日的中國，雖經鄧小平的改革較前放鬆，但仍不脫其專政本質。的確，中國經 濟是較資本化，人民生活是較自由，但中國政權仍集中在共產黨手中，未被制衡政 府仍保留著充份暴虐人民的能力。結果必然是一旦政府認為必要，便可使用其峭寒 可怕的原始暴力。 我們至少可舉出三個例子，來證明中國以國家的暴虐力量實施這種極權。第一個 是一九八三年八月開始的撲滅犯罪運動。 據西方國家外交人員的估計，自從這一運動展開後，有五千到一萬人被集體和有 時候當眾處決。被捕處死的人，包括四十五種罪狀：盜竊、強暴、反革命破壞、印 行色情照片、流氓、秘密結社等。在許多案例中，有些人在宣判的當天就被草率的 處決了。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良心犯和勞改營的。良心犯是那些行使自己基本人權，以及沒 有使用或鼓動暴力而被囚禁的人。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導，這些人包括一九七八 年在北京民主牆期間的政治異見青年；忠於教宗的天主教士；支持達賴喇嘛的西藏 人；因個人或大眾痛苦而上訪的人；把「國家機密」交給外國人的人；反對改革政 策，也就是政府所指的「左派」等人。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這些良心犯在正式受審之前，都會受到長期的監禁；他們不 會得到公正的審判；在單獨隔離長達四年的禁閉中，經常受到刑罰；尤其是一些人 在等待審判期間，都受到手銬腳鐐和毆打的虐待。 這些良心犯分別監禁在全國各地三十八個勞改營，有些是在黑龍江、青海和西藏 的一些偏遠地區的大勞改營中。這些良心犯的確實人數我們無法知道。不過國際特 赦組織報導過，甘肅省一座勞改營的一名副主管說，僅僅是甘肅省就有兩千人在「 勞改」。 第三個這種殘暴例子，對我個人來說是最感到痛心的，那就是在一家一嬰人口政 策下，對女性的殘害，包括成人和嬰兒。 在北京駐了四年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威斯科夫認為，中國今天的現象是「國家 以威嚇、大規模的墮胎來干預最隱秘的私生活。」中國計劃生育部部長錢信忠就說 過：「生孩子也像其它的經濟和社會活動一樣，是國家計劃的事……夫婦不能想生 就生。」 中國的問題很簡明：它有將近十億零三千八百萬人口----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 二，但只有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如果中國保持每個家庭二點三個子女的生育率 ，它的人口到二零八零年將穩定在二十一億三千萬----是現在的一倍。如果每對夫 婦的生育率是兩名子女，二零五零年的人口將穩定在十五億。 中國政府的解決辦法是一九七九年實施的一家一嬰政策，這是它要使中國人口在 公元兩千年時，維持在十二億。而解決的辦法就是以各種嚴厲的措施來執行這一政 策：強迫絕育、強迫墮胎和強迫裝置子宮避孕器。 威斯科夫報導，中國的法律規定，有兩個以上孩子的夫婦，其中一人必需絕育。 地方官員以各種威迫和利誘，包括金錢的獎勵，使這些人上手術台。但是承擔這一 責任的，幾乎永遠是女性。在農村地區，大規模絕育運動「高潮」期間，這一工作 是由巡迴外科小組到各村莊去作。逃避絕育手術的人，每延遲一天的處罰相當十美 元，以及課以兩百美元的罰款（相當於一年的收入），或喪失一個家庭的一半土地 分配。官方的統計顯示這一工作非常成功：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間，三千一 百萬婦女，九百三十萬男性作了絕育，接近全國已婚、有生育能力夫婦的三分之一 。 此外，中國政府還規定，任何婦女在有了一個孩子之後，如果未經批准又懷了第 二胎，必需墮胎。許多墮胎都是在懷孕的最後三個月實行的----僅僅在廣東省就有 十萬件，佔全省墮胎的百分之二十。有些甚至是在第九個月。方法是把一種草藥注 射到子宮，二十四小時後會有死產。 中國政府的發言人斷然否決有威嚇墮胎的事情。但是主管一家一嬰政策的幹部， 使用的方法是：「教育」、親朋的壓力、巨額的罰款，解除工作職務、取消耕地、 住宅和經濟方面的福利、拆毀房子和沒收貴重物品。而且還有目擊者報導說，把婦 女集中在稻田，戴上手銬把他們捆起來抬上手術台。很難說這不是威嚇措施。 據中國衛生部的報告，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五年期間，墮胎的總數是五 千三百萬件，這個數字相當於整個法國的人口。 除了強迫墮胎之外，婦女還被迫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據報導，在實施節育的婦女 中，百分之五十五是使用子宮內避孕器----也就是在一億兩千四百萬人中，佔六千 九百萬，相當全世界其它地區使用子宮內避孕器婦女的總數。中國的婦女在生了第 一胎後，就要依照國家規定裝上子宮內避孕器，而且嚴禁取出。北京的一名產科醫 生說，北京市有些醫院的醫生，在產婦生產之後，立刻自動裝上子宮內避孕器，而 不告訴產婦或事先徵求她的同意。子宮內避孕器通常都是一樣大小，結果不僅造成 了許多發炎感染，而且當一些庸醫在婦女要求下，用未消毒的土製工具拿出子宮內 避孕器時，因為刺穿子宮和腸子，造成了無數的死亡和受傷事件。 因此，中國婦女的身體在受到有系統的殘害下，飽受摧殘也就不足為奇了。今天 的中國婦女，壽命比男性短。哈佛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的訪問研究員愛伯斯塔，在他 所作的一項新研究中說，一九八二年估計的中國婦女平均壽命是六十四點二歲，中 國男性是六十五點七歲。（但是在海外的華人，女性的平均壽命一般都比男性長五 到七年）。在其它的社會中，還沒有像中國，婦女的估計平均壽命短於男性的情形 。換言之，雖然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下，平均個人的經濟生產和個人消費都有了增 加，但中國男女兩性平均壽命的比例，卻與世界各國截然不同。 好像這種種苦難仍嫌不夠似的，一家一嬰政策還造成了另一種間接的後果：虐殺 女嬰。 北京政府堅決否認中國有虐殺女嬰的事，而且可以理解的，它已拒絕提供這方面 的統計。但是中國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報紙，卻經常報導這種事。由於我們不能得到 中國的官方統計，西方的人口統計學家，只能以審查新生嬰兒的兩性比例的間接方 法，估計虐殺女嬰的情形。 兩性出生的自然比例的國際標準，是每一百零六名男嬰對一百名女嬰。在中國早 先兩次的人口調查，它的出生性比例，低於世界標準，一九六四年是一零四對一零 零，一九五三年是一零五對一零零。但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卻是一零八五對一千， 這顯示少了二十三萬兩千名女嬰。（兩性的出生比例，在以後的出生差別中，更不 相稱：城市的第二胎是一一五比一百，農村的第三胎或三胎以後是一一二比一百） 。一九八一年以後，中國政府拒絕公開出生的性別比例。但是根據在北京的中國人 口專家私下告訴西方人口統計學家的數字，兩性的出生比例差距，一九八二年增加 到一零九比一百（少了將近三十萬女嬰），一九八三年是一一一比一百（少了三十 四萬五千名女嬰）。從以上情況就可以看出，從一九八一年到八三年的這三年間， 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例，使人懷疑總共有八十七萬七千名女嬰被殺。 在英語中，用「心碎」表示傷心。當我讀到中國虐殺女嬰的這個數字時，我真的 覺得心碎了。我哭了。 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的實況：一個高壓的一黨國家，仍然把持著一切的極 權力量。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儘管較為成熟和理性，但仍是一個極權國家。在 這方面，一個理性化、成熟與充份制度化的極權主義，也許更使人恐懼。 從上述種種事實看，雖然中國實施了經濟改革，但我仍難滿意或欣喜，因為中國 的權力結構仍然一如既往----而這種結構正是暴政一直得以衍生的溫床。 在極權的中國放棄它的意識形態一元論和絕對的真理之前，在一黨放鬆它獨佔的 政治力量之前，我看不出中國有民主的前途。 【選自《中國之春》第三十五期(一九八六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