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是經濟立國時代 楊 巍 「只有搞好了經濟才能爭取民主嗎？」這一問題正在日益為民運人士所關心；民 生與民權，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如何認識和對待這些問題，將直接影響到當前民 運的戰略和策略。《中國之春》特辟「經濟決定論」專欄來研討這一問題，是十分 必要的。但筆者認為，抽像地討論這類問題，難以得出滿意的結果，因而本文試圖 由討論當前時代特點入手，再提出一些見解。 一、三個時代 我國戰國時代著名的思想家韓非，在總結當時歷史的潮流時說：「上古競以仁義 ，中世斗以智巧，當今爭以力氣。」此論是否正確，可留給史家去討論。然而我們 綜觀現今歷史，似乎有一個倒過來的過程，即前輩爭以力氣，我輩斗以智巧，後輩 競以仁義。簡明地說，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是世界軍事立國時代，戰後， 世界進入了經濟立國時代，這個時代一直沿續至今，將來可能進入一個人性立國的 時代。 廣義的軍事時代起源於遠古，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而相爭時，決定一切的力量便 是暴力。不同的人種間、不同的民族間、不同的利益集團或宗教集團之間，都是以 軍事力量來決定相互地位的。軍事時代的高潮則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列強紛 紛對外擴張，支配這時的思想是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西方以血和火來推廣「西方 文明」，將全世界弱小民族踩在腳下，不甘被征服的民族則紛紛用暴力反抗；列強 瓜分世界完成後又自相殘殺。軍事強國可掠奪致富，軍事弱國只好被欺受窮。戰爭 常常有鮮明的民族鬥爭色彩，民眾的情緒也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要求，而將民生、民 權等要求放在次要地位，甚至不惜將它們犧牲，因為民族的生存空間或民族危亡是 頭等大事。各民族差不多都將其戰時有功者看作英雄、奉為領袖。例如，此時的突 出代表是拿破侖、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就是立國短暫、民族主義色彩較少 的美國，其四大傑出總統（華盛頓、林肯、威爾遜、羅斯福）也主要藉戰爭成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開始轉向經濟立國時代，轉化的主要原因是：一、 劫後的世界認識到戰爭的災難，人民普遍厭戰，追求和平安定的生活。二、核武器 的出現使現代戰爭具有巨大的破壞力，一場沒有勝利者的戰爭前景抑制了戰爭狂熱 。三、美蘇兩極對立，兩個龐大的集團誰也吃不了誰，斗則兩敗俱傷，和則各得其 所。四、一大批新獨立的國家，經濟困難，開始意識到民族獨立並非一切順利。經 濟困難甚至迫使新獨立國家領導人重新向原宗主國討情求援。五、各種高、精、尖 武器漸佔主導，富國方能強兵，窮國難以贖武。 經濟時代的主要特點是：一、熱戰轉為冷戰，實質上是經濟戰。國際間的鬥爭， 雖然小戰不斷，但主要靠經濟實力來爭取人心、維持人心。二、人民情緒以民生主 義為主，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可為之讓路（香港和南韓的民意即分別為前者與後 者的例子）。三、經濟學家代替軍事家成為執政集團的主要支柱，經濟問題代替戰 略問題成為國家的首要問題。例如，美國當前各屆總統的政績好壞就主要看其經濟 計劃的成敗。 這個時期的主要成果，是物質生產力大大提高，科學技術高度發展，世界生活水 准急劇提高。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水平日益成為主導力量，知識就是權力，經濟就 是民心。 至於將來，世界潮流又向何方發展呢？筆者不是算命先生，只是帶著濃厚的主觀 願望來臆測：世界將進入一個人性立國或曰倫理立國的時代。由經濟時代轉向倫理 時代的契機是：一、生產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使人類的物質需要得到極大的滿足， 與此同時，人類的精神危機卻越來越嚴重。飢餓的人是沒有精神空虛問題的，而在 基本生活需要滿足後，越來越多的人就繼而追求更高一級的需要，人們日益不滿精 神生活的缺陷；精神空虛、世情冷淡、生活緊張無味、人生價值難以把握。有關「 生活的目的、人生的價值、自由的內涵、個性發展、自我完善」等等問題吸引著越 來越多的人。二、科學和經濟的發展也日益衝擊著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教 育的普及使人民日益打開新的眼界，出現新的觀念、新的反省。價值的認同漸由感 情式（包括宗教式、民族式、道統式）轉為理智式（包括思辨式、探討式和試誤式 ）。三、世界變小，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瞭解日益加深，各種不同的政治、經 濟、文化體系相互滲透、取長補短，趨同融合的傾向日益明顯。故對集團的界線逐 漸模糊，互相妥協和共存共榮逐漸代替互不相讓和勢不兩立。 人性立國時代的特點，在東方當是民權主義大盛，人民普遍要求人權、法治，爭 取各項基本自由，要求個性發展的廣闊天地，其政治要求接近於西方英美式的民主 制。因而倫理時代在東方表現為民權時代。而在西方世界，則可能出現東方人文熱 ，大量借鑒東方的價值觀念、哲學觀念，以補西方之缺。東西出現互相學習的盛大 場面，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也相互趨同、相互補充。總之，世界由軍事時代的 相互敵視、經濟時代的相互競賽轉為人性時代的相互融化。出於善意而非信心，筆 者希望國共和談、南北韓對話、東西德合作將成為這一時代的先聲，這是個雙方都 進行和平演變的過程，倘若演變成功，就可造大福於全世界人民。 二、中國最近才步入經濟時代 從軍事時代跨入經濟時代的步伐是不平衡的，大致說來，在軍事時代末期受創傷 大的國家或集團，其轉變越快，戰敗國比戰勝國快，民主國家比極權國家快，發達 國家比落後國家快，而中國大陸不幸是最慢的，只是在最近才剛剛被世界潮流捲入 經濟時代。「勝兮敗所伏，敗兮勝所倚」這一中國的古老格言在這方面也得到了極 好的證明。戰敗國軍事集團基本瓦解，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受到致命打擊，因而一 下子就徹底與軍事時代訣別，而埋頭迅跑在經濟立國的大道上，取得了領先的地位 。 美國本來得天獨厚，其歷史短，故民族主義氣氛不濃；地理隔絕，故戰爭威脅不 大；地域遼闊土壤肥沃故生存空間先天優越，所以美國一開始就有較明顯的經濟立 國的特點。然而大戰的勝利將它推到了「自由世界領袖」的地位，因而不旋踵即纏 入了韓戰、越戰，從而使它的國際地位逐步相對下降。但是美國民主制有很強的內 在活力，能迅速從挫折中吸取教益。當美國終於擺脫了越戰後，又重新趕上了西歐 的發展速度。 共產黨集團可謂軍事時代的得利者、大贏家。共產主義之宗教式的忠誠，對暴力 革命之狂熱式的酷愛，這一切使共產黨人能有效地組織戰爭，尤其是民族戰爭。因 而凡是民族戰爭激烈的國家和地區，共產黨幾乎都迅速發展壯大。戰後，大權在握 的軍人集團仍然留戀昔日的榮耀，對軍事時代依依不捨，難以訣別。軍事時代的控 制方式大量地沿用下來，鐵腕政治和極權主義繼續盛行，軍事利益的考慮遠重於經 濟利益。直到一系列問題上碰壁之餘，發現自己越來越落後了，才思改弦更張。 中國恐怕是沉湎於軍事時代為時最久，最走火入魔的國家了。當西方在恢復戰爭 創傷時，中國國共大戰方酣，當赫魯曉夫打出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招牌時，金 門前線炮聲隆隆，當西德、日本由軍國主義轉變為經濟動物時，中國大陸卻一頭栽 進文革大瘋狂，全力批判「蘇修」的「和平競賽」，號召全世界人民起來進行暴力 革命。中國的經濟計劃不僅屢受政治風暴的干擾，就是計劃本身的制訂，也是首先 考慮軍事戰略而非經濟效益。在「時刻準備打仗」的指導思想下，工業以鋼為綱而 忽視輕工，農業以糧為綱而全面砍光，核彈爆炸而生產落後，衛星上天而人民貧窮 。許多重要工業從經濟效益好的沿江沿海內遷至荒山僻野，小而全、土而粗的經濟 佈局蠶食了合理的專業分工……，一直到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時才猛醒過來。 三、當前民運要多注重民生問題 如上所述，目前中國剛剛從軍事時代轉入經濟時代，因而人民的情緒以民生主義 為主，但仍保留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民權主義還僅僅處於萌芽或幼芽狀態。 軍事時代動人以氣，經濟時代動人以利，人性時代動人以理。筆者有關經濟和民主 的見解是：在當前的經濟立國時代，經濟發展未必能導致政治民主，但是民主運動 如不能證明有益於經濟建設，則民主運動本身也難以發展。因而當務之急，是民運 要多注重經濟問題（民生問題）以及與此有密切關聯的問題。 筆者主張多注重討論民生問題，並非說，民運的理論建設不重要。「中春」展開 的有關民族道統的討論，有關中國科技發展的討論，有關愛國主義及其它主義的討 論，都將對民運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但是如果我們只注重這些以至弄到「理論 中毒」的地步，那麼民運就可以變成少數人的學術活動，而無法深入廣大中國民眾 中去，成不了大氣候。記得在「北京之春」時期，民運雖盛極一時，但主要停留在 理論思辨上，對當時普通民眾的實際要求，聯繫較少。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首順口 溜：「農民笑，工人跳，知識分子瞎胡鬧!」「農民笑」者，包產到戶也；「工人跳 」者，物價暴漲也；至於「知識分子瞎胡鬧」者，實際上是泛指街頭的民刊、校園 的演講、傷痕文學、新潮詩歌等等。這情景說明了民運與民眾的距離，恐怕這也是 後來中共能輕易鎮壓民運的原因之一。中國民眾歷來就有政治冷淡的傳統，脫離人 民直接利益的宣傳、說教和論辯，都是難以動員人民的。 目前海外留學生、學者中、許多人雖對國內政治不滿，但不願捲入政治，而多希 望以技術救國、以學業報國。一部分人認為民聯的活動是多餘的，無事生非、無益 國家，甚至是中國人的內鬥、內耗。他們不喜歡純粹的政治理論討論，但對許多實 際問題卻有中肯的意見。《中國之春》若能同他們一起討論一些實際問題，就能提 高這些人的凝聚力，擴大民主的基礎。此外，民聯的目標是希望今後能作為在野的 壓力團體或反對黨而存在，對執政者進行有效的監督。因而民聯對中國各方面的重 大實際問題都應該有所準備，逐漸形成自己的立場，使中國人民看到民聯確實是想 著中國人的實際問題，而非僅僅是「瞎胡鬧」。 另一方面，筆者也並不是主張在《中國之春》之類的民刊上大量討論純經濟問題 。例如大西北應該如何建設，是以農為主還是以牧為主，教育制度應如何改革，考 試怎樣考等；這類問題，不犯什麼禁忌，盡可以在國內刊物或海外官報上去討論。 而民刊可以討論中國廣大人民普遍關心的、但在國內討論又禁區重重、不易開展的 問題，這樣做能很好地顯示民刊的價值。事實上，這類問題往往是和民生密切相關 的民權問題，或與民權密切相關的民生問題。 例如，每當中共制訂某種經濟政策、方針或規劃時，國內輿論工具必從上到下「 一致擁護」。《中國之春》即可理智地討論有關利弊，除了邀請有經濟專業知識的 海外專家發表意見外，也可讓關心國內的其它人，尤其是留學生，發表不同意見。 對於中共雷厲風行的突然性政策，比如禁止有獎銷售、收緊外匯、某項物品的禁進 出口等，都可及時組織文章討論。 再如國內人才流動問題的障礙，現在只抨擊到單位所有制，其實更重要的障礙是 戶口制，這兩制弊病叢生，阻礙經濟，危害民主，坑了許多人。電影「人生」中高 加林與巧珍的悲劇，實質上就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戶口制的產物。「中春」是否能討 論改革的方案。 又如中國對留學生的政策反覆多變，且各級官僚衙門對申請者多方刁難，深為廣 大留學生所不滿。前段時間有國內畢業的碩士生不得申請自費的政策，近傳又有在 校研究生不得申請留學之說。如此反覆多變，是否應加抨擊？筆者認為不僅可從個 人自由權利角度談這類問題，也可進一步分析此類政策究竟對國民經濟有益抑或有 害。 在經濟立國時代，外交也常為外貿、外援服務，因而也與民生問題直接有關。可 討論的問題很多，例如，中共目前與東南亞共產黨的聯繫，是否已危害了國家利益 （筆者認為，中共如在黨政分離上多進一步，則以上危害就少一分）。中共偏袒北 朝鮮，不敢大膽接觸南朝鮮，是否失策（筆者認為若在對日貿易中能打韓國牌，則 中國可少吃點虧）。至於中共偏袒赤柬，更是為中國抹了大黑。《中國之春》亦可 討論改進方案，中國的印支華僑已成為海外華僑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民聯對印 支問題也該有自己的看法。 作為小結，筆者將本文觀點歸結為幾句話：世界已由第二次大戰前的軍事立國時 代轉變為經濟立國時代，中國是完成這一轉變最晚的國家。起點落後，人人著急， 大多數人希望首先將經濟搞好，民運要急人民所急，言人民所想，才能發展壯大， 為我們的時代作出最大的貢獻。 【選自《中國之春》第三十七期(一九八六年七月號)，作者原署名為桑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