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部副部長面前慷慨陳辭 ----我的訪華觀感 張 俠 【編者按】張俠，女，香港出生，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在美國普傑 桑大學任政治學教授。張俠教授為中國民聯成員，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召開的民聯 二大上，她被選為民聯常委。 今年八月份，張俠教授訪問了中國，與中國政府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等官員進行 了會談。 今年夏天，我應世界媒介協會(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邀請，參加了亞洲四 國軍事政治實地考察團。從八月一日到八月二十日，我們訪問了漢城、東京、北京 和馬尼拉，在每個首都平均訪問三、四天。我的父母是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的 ，我本人出生在香港，就這樣，我終於踏上了祖先的土地。 我們的考察團是一種以「輿論先導」為形象的考察團。在這個團裡，包含著四種 專業人士。 □記者，如《華盛頓時報》的瑪莉·盧·福布斯和《紀事》雜誌的瑪麗恩·瑪吉 德； □專欄作家，如《美國評論》雜誌發行人威廉·拉什爾； □公共政策機構分析家，如傳統基金會的菲立普·特魯拉克； □大學教授，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張旭成教授，加利福尼亞柏克萊大學的詹 姆士·格裡哥教授和我。 下面談談我們一行在北京的實地考察和我對中國的印象。雖然我在中國僅僅度過 幾天幾夜，但卻充滿了寬慰和收穫。我的研究範圍和對象是中國政治，我在加州· 柏克來大學獲得過政治學博士學位。同時，我也曾到過很多國家，如歐洲的意大利 、瑞士，中東的埃及、以色列，南美的秘魯、烏拉圭，以及亞洲的南朝鮮、日本、 台灣和菲律賓。這些旅行不僅加強了我對自己的判斷力和觀察力的信心，而且也為 我進行各國比較研究打下了基礎。 中國是我們這次考察行程中的第三個國家，在中國的考察日程安排和其他幾國差 不多。第一天只是從東京飛抵北京，安頓一下住宿。第二天和第三天開展實際的工 作。第四天，也就是最後的一天，作為起程日，離開中國前往菲律賓。在每一個首 都，我們開展實際工作時，不但會見了所在國的政府官員和政治家，而且還前往當 地的美國大使館會見使館的官員。在會談時，一開始通常是簡單溝通一下情況，接 下來便是問答。我們考察團所問的問題一般來說都是十分應時、敏銳、有時甚至是 無情的問題。 第一個印象 八月十日上午，我們離開東京，午後三、四點鐘到達北京國際機場。當我們下了 飛機通過海關時，考察團中明顯地洋溢著一種興奮和期待的氣氛。因為對於很多人 來說，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訪問中國。同時也因為中國----這片具有數千年歷史的龍 的土地----特有的神秘性。加之經過海關那一時刻標誌著我們穿過「竹幕」，真正 進入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這就格外令人興奮。 我們早就聽說過中國官僚主義嚴重，麻煩重重，因此我們準備好在過海關受阻或 受到拖延。出乎意料的是，北京機場的海關竟是我們這次考察中最容易通過的一個 海關。我們輕鬆地辦好了簽證，驗完了行李----而事實上，我們的行李甚至根本沒 有檢查。這與我在漢城青浦機場的經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青浦機場，負責簽證 的官員懷著極大的疑惑對我進行了盤問，儘管我是一個具有美國國籍的中國人。 從機場出來，我們驅車前往旅館：長城謝拉頓飯店。沿途，我們看到兩旁綠樹成 蔭，這使我們想到北京機場附近地區有朝一日也許可以開闢成一個引人的「遊覽地 」。 長城謝拉頓飯店，正如我們所想像的，是一家美麗的飯店。它是一座第一流的飯 店，據說也是北京最好的飯店。到飯店後，離開晚飯還有兩小時，這段時間本來沒 有什麼安排。於是我們決定「抓緊時間」利用這段間隙即興粗游一下天安門廣場。 在去天安門廣場的途中，我們急促地觀望著長安街的夜景。我們看到人們鬆鬆垮 垮地做各自的工作。這與世界其他大城市的緊張節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們團裡 有一位曾經到過蘇聯的記者說，北京的氣氛一點不像莫斯科那樣冷峭。正當我們詫 異北京為什麼沒有「集權主義」的跡象時，我們的大轎車經過一塊巨大的標語牌。 只見牌上用深紅的大字寫著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 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這最後一項基本原 則，在其他的標語牌上也不斷出現。當我把標語牌上的意思翻譯給考察團的成員後 ，他們的頭腦才大大清醒過來。 天安門廣場正如我想像的那樣寬闊。然而，我卻沒有想到它顯得十分醜怪。從納 粹德國到蘇聯之類的集團主義國家所特有龐大到崎型的建築格局，非人類的「英雄 式的」超級規模，使個人不但在肉體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感到渺小、畏縮。而人民大 會堂、毛澤東紀念堂和歷史博物館這些毫無想像力的「社會主義式」的建築與迷雕 、美麗、優雅的紫禁城古建築相比較，就顯得格外醜怪笨拙。 那天是星期天，天安門廣場上有很多中國旅遊者擠來擠去。有些家庭和夫婦交費 請專門照相的人給他們照相。我注意到很多夫婦只有一個小孩，這無疑是由於計劃 生育政策的結果，而且男孩子好像比女孩子多。作為一個女人，我對北京婦女的裝 飾打扮格外感興趣。雖然中國婦女不再身裹單調寬肥的袋子式毛式服裝，但是她們 的裝束仍然差得很遠。據我的印象，她們的服裝很像五十年代末香港婦女的裝束。 過去有人指出一種現象說，中國缺少魅人的女性，我這次考察證實了這一點。也許 女性的美麗的確比我們願意相信的更依賴於修飾、化妝和裝束的因素。 那天晚上吃過晚飯，我有空仔細地考察了一下我下榻的飯店，包括聲名狼藉的友 誼商店(矛盾的名稱！)----設在該飯店大廳裡的國營旅遊品商店。商店裡的工作人 員對工作的極度冷漠和缺乏最起碼的禮貌，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國家要改變人類自 私自立本性的不幸失敗。我還看到我套房中的洗手間的施工是那樣的粗製濫造，這 對於一家第一流的飯店來說是難以想像的。它和我在日本下榻的東京希爾頓飯店的 洗手間那美麗的日本工藝形成了慘淡的對照。 一天的會見 我們在北京的第二天是我們這次訪華考察的主要工作日。那天，我們首先走訪了 美國大使館，和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溫斯頓·羅德簡短交談後，我們開始訪問這次訪 華的中國官方東道主----中國人民外交學院，和中國政府的官員進行了一系列的會 談。主持會談的是前駐華盛頓大使，現任外交學院副院長的柴澤民先生。 中國的官員不像漢城、東京和馬尼拉的官員，他們敏感地(我們認為)避開通常由 官方進行的開場白簡單介紹情況，而代之以純粹的提問和回答。接受我們提問的中 國官員有下列幾位(以出現次序排列) 朱熔基，國家經委副主任。 李慎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陳中進(譯音)，北京大學教授，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委員會委員。 最後是中國政界的新秀、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據說他有可能升任下屆外交部長 。 中國的官員保持著他們熱情好客的傳統美名。總的說來，我們的考察團是一個政 治上較保守的考察團，並不傾向於同情馬列主義的國家。然而我們都仍能在艱難與 不敬之間的羊腸小道上前進。雖然在我們的問答中並不沉默，但坦率地說，我們是 相當困難。尤其是我自己，提問尤為無情，然而自始自終，我們的東道主成功地保 持著友好的沉著，這點不能不加以肯定。 下面是我提的一些問題和得到的回答(或者是沒有回答) 張：「一九七九年以來，整個世界都對中國已經開始的經濟改革迷惑不解。至今 ，對於你們的改革是否能夠繼續下去並獲得成效，仍存在著相當大的疑慮和擔憂。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共產黨本身。而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最主要的是它的 雙重路線----意識形態路線和政治(即政策)路線----問題。你們的意識形態路線是 四項基本原則，即：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澤東思想。而你們的政治路線則是四個現代化，即：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 學技術現代化和軍事現代化。因此，我要向您提的問題是：你們的意識形態路線和 政治路線是不是有所衝突？二者當中哪一個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哪一個會遭到犧牲 ？」 朱副主任：「您想必是張俠教授吧，您的問題表明您對我們的兩條路線有著深刻 的瞭解。但是，我們看不出，也不希望，這兩條路線之間有什麼矛盾。」 張：「一九九七年香港將結束其英國殖民地的地位，其主權將回歸北京。在你們 政府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簽署的議定書中，你們允諾香港將在一九九七年後五十年 內可以繼續保持其現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多元化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你們稱 這種結構為「一國兩制」模式。我的問題是：既然這種模式完全違背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憲法，尤其是違背了四項基本原則，那麼你們又怎麼能夠實施這種模式呢？ 李副院長：「我們看不出這有什麼問題。香港將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而存在。我 們的憲法中有建立這種特別行政區的條款。我們之所以允許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後五 十年內保留其現行制度是因為，在條件未成熟的時候匆忙將香港併入中國大陸對於 二者之間存在著的巨大差異來說是不適宜的。改變只能慢慢地來。」 張：「但是，如果資本主義制度對於香港的中國人來說是有益的，儘管是五十年 ，那麼為什麼它不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億中國人有益呢？」 李：「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張：「你們已故主席毛澤東有一種堅定的世界觀，他認為美國和蘇聯是世界上兩 個最大的敵人，對世界和平的兩個最大威脅。現在中國向美國打開了貿易和其他交 流的門戶，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已不再把美國視為它的敵人？」 外交部錢部長：「美國象任何其他國家一樣，在這個世界上追求本身的利益。我 們不贊同美國採取的某些行動，例如它對第三世界的一些作為。」 除了我的問題外，考察團的其他成員也提出了一些問題。下面摘錄一些特別令人 感興趣的問題。 加勒特教授(斯蒂芬·加勒特博士是蒙特雷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的教授)：「 過去，中國認為美國是『帝國主義』，蘇聯是『霸權主義』。如今，中國是否仍然 認為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呢？」 錢：「中國已不再用『帝國主義者』這個名詞來專指美國。然而美國仍然是一個 具有爭奪霸權行為的資本主義大國，例如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就是這樣。」 勒菲爾博士(恩斯特·W·勒菲爾博士是華盛頓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主任)：「在整 個亞洲地區，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都比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運作得好，例如台灣、 南朝鮮、香港、新加坡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就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社會主 義經濟體制運作得好。您怎樣解釋這種運作上的差距呢？」 錢：「台灣和中國的面積有著巨大的差距，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經濟運作會產生 差異的原因。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那就是：當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大陸時沒 有理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但共產黨統一和平定中國後卻取得了成功。」 格裡哥教授(A·詹姆士·格裡哥是加利福尼亞伯克萊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你們 對於你們的價格結構將採取什麼措施？」 錢：「我們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來穩定我們的價格結構中的各種變化，因為這些 變化會產生某些副作用，如通貨膨脹，對此我們必須謹慎處之並加以控制。」 格裡哥：「你們在農業領域中已經進行了相當廣泛的改革。現在貴國政府打算把 改革擴展到工業領域中去。請問在工業領域中的改革將會深入到何種程度呢？」 錢：「工業領域內的改革將比農村中的改革困難得多。因為，在城市中，改革涉 及到許多問題，如經營與決策自主權方面的問題，就業與工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感方 面的問題等等。同時，城市中的改革還會產生諸如通貨膨脹這類的問題。所有這些 問題都必須解決。因此，完成工業領域內的改革將需要很長的時間。」 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開始產生、建立並形成了各種印象。我驚異地看到，儘管我 們的問題十分尖銳，但我們的東道主卻始終保持著斯多葛式的好脾氣----我的一位 同仁(亞諾德·貝奇曼博士，蘇聯問題專家，在斯坦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從事研究時的 同事)告訴我，如果是俄國人，絕不會容忍我們的問題。同時，我還驚異地發現，他 們的許多回答實際上並不貼切。我敢發誓，在某些場合下，由於他們的回答文不對 題，因而使他們感到十分窘迫。 他們希望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這一點是很明顯的。我絲毫不懷疑他們的誠意 ，因為他們是在極須改革的前提下發起改革的。根據他們自己的估計，在一九七九 年改革剛剛開始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國農民年人均收入只有六十五美元，比能 夠維持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費還低十美元。 此外，他們似乎很清楚，如果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現代化，應該需要些什麼條件。 最起碼，那應包括學術研究的自由和科學實驗的自由。 另一點明顯的是，十分不幸，他們很不願放棄對政治體制和真理的壟斷，從而使 共產黨失去長期以來支持著它的權力和鎮壓工具這兩條枴杖。而這才是他們自己的 真正的最大敵人。 我感到迷惘和失望，於是毫不客氣地發表了下面這段激烈的言辭： 「外交部副部長先生，請原諒我所要說的話，因為我只是作為一個中國同胞才這 樣說的。我知道你們確實要使你們的經濟現代化，我也知道你們很清楚你們的問題 所在，並很清楚應該怎樣做。 「恕我直言，真正應該改革的主要癥結就是中國共產黨。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士認 為，共產黨應該靠邊站，中國應該建立民主。這對你們來說也許是要求得太過分了 ，因為這無異於要你們自殺。但實際上，他們要求的只是一方付出代價，而另一方 卻因此而得到發展。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中國只有共產黨退出歷史舞台，才能實 現現代化。 「而我有一法，可使你們逃脫上述『零合』遊戲式的推斷，依此法，既能現代化 ，共產黨也能繼續存在。此法是：把集權主義的共產黨變成權威主義的共產黨，共 產黨放棄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但仍可保留對政治制度的控制，仍可壟斷政治權力 。 「中國應該拋棄卡爾·馬克思、弗拉基米爾·伊·列寧、拋棄毛澤東。中國人民 難道受毛澤東的狂熱之害受得還不夠嗎？那麼你們到哪兒去找你們權力正統性的根 基呢？我看到有一個十分理想的人，一個我們自己也稱之為偉人的中國人，那就是 孫中山。你們可以回溯到孫中山那裡去。你們自己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更成功地 實現了孫中山的綱領。事實上，你們黨也的確成功完成了統一中國的事業----這正 是你們值得驕傲的一項真正偉大的成就。然而你們還尚未實現孫中山綱領的其餘部 分，這就是發展中國的經濟。而這才是你們今天的任務。」 後 記 對於我這激烈的發言果然不出我所料：沒有任何反應。後來從我的同仁中得知， 聽著我那激烈的發言，外交部副部長臉上的表情是既震驚又驚奇----而我當時由於 太激動沒有注意到他的反應。雖然他遭到了我的回擊，但他仍十分有禮貌地說：「 由於您的發言並不是以問題的形式提出來的，因此我無須加以回答了。」 我在中國的其餘時間再也沒有遇到什麼高潮，整個下一天我們作為賓客跟隨著東 道主的安排遊覽了長城和十三陵。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當時游長城時曾驚呼：「這是 一座真正偉大的牆！」但我的感受卻與之相反，我覺得這座號稱世界上七大奇跡的 長城有點令人失望。密密麻麻的觀光者在長城上爬上爬下，就像蟻塚上的螞蟻一樣 ，這使長城的美麗大為減色。我也曾游過卡納的古埃及大神廟和秘魯的瑪楚·秘楚 遺跡，我覺得它們比長城更美麗、動人。 在從北京飛往馬尼拉，即我們考察的下一站的飛機上，我利用搭機的時間總結了 一下我的感受，歸納出我的最終印象。 由於我在大學中學習的專業和後來多年的學術研究，因此我在來中國前對中國已 有一定瞭解。但作為一名獻身於社會科學的政治學學者，我也隨時準備根據客觀事 實改變我的觀念，決不做任何違背職業道德之事。儘管如此，然而我在離開北京時 卻絲毫沒有改變我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我看不出任何應使我這個社會科學人士改 變看法的理由。 但我也確有些意外的收穫。我發現我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持久的 感情，這種感情過去被我對中國的學術見解壓抑著，而現在我卻從人性和人道的層 次上發掘了這種感情。我知道我以後還會再去中國。 【選自《中國之春》第四十三期(一九八七年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