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中國人性格之理論上的新出發點 孫隆基 一、「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等概念之「解析」 在國人對本身的民族性的討論中，總少不了出現像「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 這樣的範疇；或者說：中國人(以至東方人)是「集體主義的」，西方人是「個人主 義的」；或者說：中國傳統社會是「集體主義的」，在進入現代化過程以後，已朝 「個人主義」的方向進發，云云。 前一種說法並非很深的學理，而是一般人粗淺的看法。我們常聽到一些人提出「 救國」方針，在於「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綜合。但是，運用這類觀點者， 往往對這些概念涵義的範圍是什麼？其語意何所指？都從來未作出界定。於是，這 樣的東西文化的「整合」，就變成了兩塊玄學之雲之結合，毫無認知方面的意義， 有滿足情緒的功能，亦即是說：提出這樣主張的人，一方面覺得中國人必須「個性 解放」，另一方面似乎在情感上隱隱約約地覺得「集體」總該是很多的人，是比個 人「小我」大得多的「大我」，因此不能否定這個東西，而兩者接合，魚與熊掌兼 得，乃可臻於「至善」。 以中國傳統社會是「集體主義的」，在進入現代化過程以後，已朝「個人主義」 的方向進發之說法，台灣的心理學家楊國樞是一個代表。他所指的這個過程限於戰 後的台灣，認為是從「團體取向」走向「個人取向」，並對這兩個概念的內容予以 相當嚴謹的界定，至於這兩個過程是什麼，也說得相當明確，例如：「顧慮他人褒 貶與觀感的傾向漸弱，而尊重自我感受與意見的傾向漸強。」等等，共十三項標準 。 楊國樞的結論無疑地來自長期從事的心理學調查，但是對資料作出某類的概念化 處理，卻仍然只能說明這類概念化所能涵蓋之現象，而勢不可免地排除了這類概念 化的分析力有所不逮之領域。 孫隆基在其《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指出：中國人「個體化」之不發達， 以及對「集體」的依賴，也包括下列現象：痰、鼻涕、垃圾、戾氣、拆爛污----失 去自控，而必須由別人負責承擔或負責清掃。這樣失去「自控」也可以說是沒有了 「個人」，由別人替自己「擦屁股」，也可以算是「集體主義」。但對這些概念如 此應用法，已與前面的「救國」方針中引發感情作用的「集體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 港大心理系的楊中芳女士說：「其實中國人是否真的有集體主義傾向，本身是一 個很值得爭論的事。」 華特羅斯與許琅光在一九六三年對中、印、美三國大學生進行的一次「主題統覺 測驗」(TAT)，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比美國人更缺乏「合群性」也較為不關心獲取同 儕的接受，所涉入的人際關係的強烈度也較低。這裡所指的似乎也可以包括下列傾 向：美國學生到了週末必須與同伴外出，到酒吧一類的地方一起胡鬧，但中國學生 卻可以一個人關起門來獨處。因此，許琅光對測驗結果的解釋是：中國人似乎比美 國人更能作自我接受，自得其樂。 如果我們對中國人這類「反合群性」作出較陰暗的註釋，也可以套入楊國樞對傳 統性中國人特徵之一的描述。他的從傳統到現代化過程的十三項標準之一為：「壓 抑退縮、羞怯多疑，謹慎敏感等氣質漸弱，而輕鬆活潑、積極健談、坦率自然等氣 質漸強。」按照這個標準，許琅光調查的中國學生似乎趨於前一極，美國學生則趨 於後一極，而所謂中國人之「現代化」，則為從前一極走向後一極。的確，美國人 對人際關係採取的是進攻性的態度，連不太熟悉的甚至全陌生的人，碰面時都會搶 先開朗而又強勁地打一聲招呼。相形之下，甚至連香港與海外的中國人(以女性居多 )，常出現性格不開放、感情往內收而投射不出去，一己的情緒失控卻又將它帶到公 共場合或工作場所中來，臉臭臭，連別人對自己打招呼都可以相應不理的情形。目 前，某些出國時間比較長的人對剛剛出國的某些人之批評是：「勢利」。亦即是： 當他們要你幫忙的時候，就一把將你抓住，如果你不再有用，即使在路上碰見了， 也裝做沒有看見，甚至改道而行。如果真的這樣，那麼，這些人就只有在抓住別人 幫忙的時候才是「集體主義」。 如果這類「反合群性」傾向也屬中國文化的一面的話，那麼，將固有的中國文化 稱為「集體主義」就會出現極大的「誤導性」。同樣道理，楊國樞把「壓抑退縮、 羞怯多疑，……」等特徵也歸到了「團體取向」、「社會中心」等名目下，也是值 得商榷的。然而，中國人這類「反合群性」顯然也不是西方式外向的「個人主義」 。它到底是什麼？「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二分法概念範疇是否還有用？ 二、「自戀狂」、「清高」、被動依賴與剝削他人之傾向 我們的思想不受這些用舊了的概念之規限，或者還可以在研究中國人的性格方面 另辟隙徑。我現在想試用的一個分析範疇是「自戀狂」。在這裡，我們必須將對這 個概念眾多的說法予以簡化，只列出「自戀狂」的一些為一般論者所確定之特狀： 它是一個人我界線不明朗的狀態，在個體對對像關係中，個體不覺得對象是分開存 在之物，對像只不過是一面鏡子，個體在這面鏡子中看見的還是自己的映像；這個 個體與環境分化不明朗的狀態是既「完整」而又「完美」的，在其中個體會缺乏理 性的自我疆界，出現惡性的自我膨脹，並導致「萬能的幻覺」，生活在一廂情願的 幻想裡，把它當作現象。 如今，試問人我界線不明朗之傾向，到底是在個人主義文化媒體中，抑或是在所 謂「集體主義」的文化媒體中，容易導致？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更需要憑借「 別人」這一面鏡子來反照出自己之存在？ 在許多場合中，中國人的「自我」無疑比西方人的還要膨脹。在西方，在路上行 走碰撞了別人，多半會說一聲：「對不起！」。在中國，這樣做不啻就承認自己錯 了，面子往那裡擱？於是，就會指著對方的鼻子罵道：「你瞎了眼睛啊！」柏楊在 其《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指出中國人之間特多自我惡性膨脹的「恐龍型人物」 。 「自戀狂」之特徵固不限於中國人之間，事實上乃人類公有之現象。也有人指美 國是一個「自戀狂文化」。我的看法是：「自戀狂」的表現方式，在美國在中國是 不同的，但在這裡我們不能進一步去分析這個差異。這個現象在美國之更受注意， ，也並不等於它比在中國人身上更嚴重。一來，美國人之「個體化」既造成人我界 線之判然劃分，因此恆視人我界線不明朗為病態，這個傾向也容易被孤立與突出， 反過來，人我界線不明朗在中國文化媒體中也缺乏心理學的語言，沒有足夠的意符 去指稱這個傾向。 我有與中國人和西方人短期同住的經驗，發現有下列的不同傾向：與西方人同住 ，多半是「先小人後君子」，居處有什麼共同遵守的規矩，在開始時都說得清清楚 楚；如果是中國人的話，則往往什麼也不講清楚，有些甚至「清高」到連房錢怎麼 算都不主動說，必須要由你這一方提出，但這些表面上似乎什麼也不計較的「清高 」之士，雖然什麼也不說，卻期待對方自動自覺地「懂得怎麼去做」，如果對方猜 不透他們心裡之啞謎，他們心中就會恚憤，或形諸於色，甚或呈現輕微的「被害妄 想症」，時時刻刻在檢查你是否動用他們的東西，結果演變到連你一舉一動都受他 們監視的地步。 開始時候什麼都向對方講明，是一種主動地、理性地控制環境的態度。這樣比較 符合「現實原理」。但既然必須由自己主動去做，而且也必然導致與別人之妥協， 因此也等於承認這個「現實」是不「完美」的狀態。 至於開始時什麼也不向對方說明，則是放棄對環境的控制，但同時期待這個環境 會自動地把本身控制好，並且控制得恰如自己所要求的，一旦不遂己意，就怪罪在 這個環境身上。這種「無為而無不為」的「萬能的幻覺」，是對人生早期的「完美 」狀態之緬懷。在初生嬰兒的世界裡，主觀狀態與客觀世界之差別迄未懂得分辨， 完全被動與無助的嬰兒，只須哭鬧，反可以令整個客觀世界----由母親予以具體化 ----向一己之需要低頭。 上述中國人個體的這種被動傾向，如果是建築在一種「萬能的幻覺」之上，與緬 懷人之初的「完美」狀態有關，那麼，我們也不妨將它與中國人用「清高」這一類 記號指稱的現象放在一起討論。 在一次參加留居美國的台灣人野餐會上，我親眼看到身為組織者的一名男士，因 為先墊了費用，想向在場的每人收回費用，這原本是他自己的事，卻向剛好站在身 邊的一位非親非故的女士一指：「你代我宣佈一下！」女的起初的反應是不肯，結 果那位男的唯有硬著頭皮宣佈了一下，但是宣佈完以後仍然硬要那位女的逐個拍肩 膀代他收回費用，這一次，那個女的就推不掉了，只好照辦。 另一例為一名在美國公司做事的台灣男士，想請洋老闆吃飯拉關係，自己卻嫌不 「清高」，於是就將自己的太太推上陣去，而他的太太反而是不認識該老美的。 在此二例中，很明顯地，是當事者自身想達到某種目的，但由自己動手卻嫌有失 「清高」。然而，自己不欲沾染的，卻不加思索地分派到了別人頭上。這個「別人 」，在此兩例中都是女人，因此，似乎也浮現出中國人文化行為中有這麼一條不成 文規矩：男人認為不夠「清高」的，如在市場上討價還價、向熟人討債、去拋頭露 面套交情、以及將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的「小節」上，等等，都可以一律轉嫁給女 人。 這個背後，其實潛藏著東方男性對「媽媽」的依戀與剝削。但是，這不等於說， 東方人裡只有男性才患有這類「清高」症，女性不與焉，而是說：女性碰到了這樣 的男性，既不能丟下他令其自生自滅，也就只好扮演「母親的」角色，而且在情侶 與夫婦關係中，這個角色令女方獲得宰制的權力。然而，東方女性如果單獨地面對 情況，或碰到她可以轉嫁不愉悅之任務給另一對像之機緣的話，也會墮入同類傾向 。 這裡其實牽涉到中國人文化行為的一個基本傾向。維克蘭在其「中國文化裡對行 動之組織」文中指出：在西方人的想法裡，「慾望」與「行動」這二者是由「一個 目標」的觀念予以統一，但在中國文化裡，對別人的依賴是如此強烈，以致理想的 情形是將「慾望」與「行動」分開----一己之行動被用來滿足與己有社會關係之他 人的慾望，而這個他人的行動也倒轉頭來被導向於滿足一己之慾望。 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這種相互依賴的安排的確可以保證雙方之「清高」，同時 ，彼此能透過對方來滿足自己的慾望，也令「萬能的幻覺」持續下去，無須與溫馨 的童年世界完全斷裂。 三、從自己身上逃到別人身上 上面指出：中國人在碰到必須由自己去面對問題時，往往有從自己身上逃到別人 身上的傾向。這類事例我在現實生活中碰到很多。有一次是台灣來的一位學者與一 位美國教授聯絡。雖然我也不認識後者，但前者要我查了電話本後，又要我幫他代 打。事實上，該學者也在美國留學過的，因此並非語言不通，而純粹是一種能不由 自己去面對的事情就盡量不去面對的態度。另一次是我短期租住一位台灣來的女士 的房間，離開以後，最後一次電話單原本可以直接寄給我的，她卻交給了原先的介 紹人代寄。在這裡，可能仍然是「清高」心理作祟，但無論如何，總是將自己該面 對的推給了別人。 中國人之間最典型的情況是甲方受了乙方的氣，當面不趕頂回去，待事過而心境 不遷，卻去找不相干的丙方訴苦，而這個丙方即使在準備明天考試，也不得不聽其 吐苦水。然而，苦水縱使吐過了，事情的性質基本上未變動分毫，「訴苦」則變成 了逃避面對問題的「解決」問題之方法。 具有如此傾向的人，在西方社會中不是沒有，但他很難找到聽眾。這樣子轉嫁問 題給別人，也會被認為是利用對方，一個成熟而不甘示弱的人也不會如此做。然而 ，東方文化對這種軟弱性卻是縱容的。正如同事主不能由自己去面對壓力的來源， 被他轉嫁問題於身上的第三者也會「不好意思」、「不忍心」去避掉這種轉嫁。於 是，像骨牌一般，大家都朝抵抗力最弱的地方兵敗如山倒。這種連鎖反應的最後承 受者如果想反彈回去，憋不住找事主出頭，到頭來反而會受到後者的責怪，因為後 者根本沒有立場，心中所要求的東西也是自相矛盾的，例如，既要別人替自己出氣 ，又責怪同一個人將矛盾尖銳化。魯迅在「聰明人、傻子與奴才」文中描寫的就是 這類假想情況之典型。 然而，遇到被前來博取同情者倒打一耙的情形之後，你如果撒手不管，你就自然 地變成抵抗力不算最弱的一環，對這個苦主來說也不再有用，而彼亦必轉而他向， 另覓抵抗力最弱的一方。在東方式的社群中，讓他找到這樣低氣壓的點並非易事。 總而言之，東方式的「集體主義」也可以是抵抗力最弱的一方會成為「集體」的垃 圾桶的意思。 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為何中國人在面對障礙時，並不傾向於直接跨越它，而是 象正在維修的公路一般，出現大迂迴，而這個改了道的方向總是百發百中地導引到 別人的身上。 一位在圖書館打臨時工的香港男生，對同一處工作的一位日本女孩發生興趣，想 約她出來，卻不願單獨前往，而是縱容一位也在同一處打工的台灣男生一同前往， 待到得該女生面前，香港人一開口就心跳，情急之下，就指著台灣人對日本女孩說 ：「他想請你一起去 take a break!」這儘管是以開玩笑形式出之，但這樣地一個 大迂迴，卻是連原來的目的也丟掉了，變成替別人作嫁衣。 但是，人生總有些事，是怎樣也無法由別人代勞的，例如袒裎相見之性愛，或新 婚之夜的洞房。前一陣子，大陸上「反精神污染」，在電影中樹立的榜樣，卻是婚 姻連人到證書都由別人包辦，但洞房卻無法由別人代為執行，於是用冠冕堂皇的借 口逃避，但是這個逃避仍然是逃到了女方的身上，必須由女方作出「不管你多麼不 行我也要你」的表態，他才能穩住陣腳去完成任務。 這種盡量逃離「自己」的心理，縱使可以完成人倫，甚至可以製造世界上最多的 人口，但是卻與猛烈地狂熱地享受性愛無關。甚至可以說：對這樣的性愛形式來說 ，上述的「心理化學」基本上是不對板的，因為這種心理造成在採取任何行動之時 不論動機多強也會「頓」住的傾向，這一「頓」，其勢必「挫」。 【選自《中國之春》第四十九期(一九八七年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