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公開信事件釋疑


胡 平


  今年一月，從國內傳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消息：全國十餘個城市的學生遊行遭到
嚴厲的壓制；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位敢言的知識分子被開除黨籍，深孚眾望
的總書記胡耀邦「引咎辭職」，一場來勢洶湧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平地而起…
…。消息傳來，海外學子無不感到憂慮與憤慨。在短短幾天之內，他們起草了一封
致黨和政府的公開信，徵得了近兩千名學生的簽名，其中有四百多人用真名。這在
我國留學生歷史上無疑是一件壯舉。海外中西文報刊紛紛予以登載或報導。儘管國
內龐大的新聞傳播媒介對此事一直閉口不提，但有關公開信的種種情況在國內卻是
不脛而走、廣為流傳。雖然人們難知其詳，但這件事的存在本身未被封殺也足以使
人鼓舞欣慰。近來國內的倒退趨勢明顯受阻，其中，公開信的作用不容抹煞。不僅
如此，公開信的意義還在於它以毋庸爭辯的方式，表明了這一代留學生的思想傾向
、愛國熱情、組織能力和政治力量。這就使人們有理由對未來的事變懷抱更多的希
望。
  在公開信之後，我們聽到了一些批評指責。對此，我以為有必要略加澄清。
  一種批評是：你們留學生對國內情況、尤其是對高層領導內部的情況並不瞭解。

  這種指責出於政府之口，委實令人驚訝。且不說我們是不是真的不瞭解情況（我
當然不承認這一點），問題在於，一個民主的政府怎麼能指責它的公民不瞭解情況
？及時地、如實地向公民提供各種情況，包括高層領導內部的觀點分歧或重大爭議
，難道不正是政府的責任？如果公民們由於未能掌握充份的事實材料從而影響了他
們作出更好的判斷，那正是政府嚴重失職，在這裡，政府應該虛心檢討以求得公民
諒解，怎麼還能理直氣壯地指責別人不瞭解情況？看來，在我們一些領導人心目中
，根本沒有公民應有知情權這一概念；報紙雜誌一向被他們認為是傳達領導人思想
意志的工具，從來不認為它們首先地、基本地應是客觀報導各種重大事件以及人民
用它來批評監督領導人----包括高層領導人的手段。無怪乎人們要求新聞自由了。
否認新聞自由，只准人民知道並相信經過領導者挑選安排的所謂事實，或許能使得
那些妄自菲薄、以官長為神靈或父母的子民感恩戴德，但無疑是對具有獨立思考能
力的公民的侮辱。但願今後我們再也不要聽到這種不恰當的指責。而且，今後要是
再度發生新聞傳播工具未能及時如實向公民提供各種重大情況的事情，政府方面應
當自我批評。
  另一種批評是，寫公開信，動機是好的，形式不好。
  奇怪，公開信形式有什麼不好？按照批評者的看法，我們應該通過內部的渠道層
層上書，不應該公開表示不同意見。顯然，這些人是把封建社會中所允許的投書申
訴和現代民主國家全民對政治的參與和對政府的批評監督混為一談了。其實，公開
信形式好就好在它是公開信。沒有公開就沒有公正。不是說要改革、要開放嗎？真
正應該批評的倒是國內的報刊廣播何以不發表我們的公開信。出版自由的確還是一
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新成立的新聞出版署不准許國內的報紙刊登我們的公開信，它
的宗旨不能不令人生疑。當然，我們的人民對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
的口號下被剝奪公開發表自己意見（如果這種來自主人的意見不被公僕們所樂意的
話）多少都有些習慣了，所以我們甚至不打算去質問國內的報紙憑什麼理由不發表
我們的信件。但反過來我們卻受到指責，說是不該讓它在國外的報紙上發表。這就
未免太過份了。不錯，發表公開信確有向有關方面施加影響力或曰壓力的意味，「
壓力」這個詞有些刺耳，但「批評」尤其是監督這些詞可能更刺耳。習慣了就好了
。政府應當、也必須習慣聽到公開的不贊成的聲音，哪怕這種不贊成的聲音連動機
都未必好也罷。負責治理一個十億之眾的大國的領導人，如果沒有一點怕挨罵的壓
力，沒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畏懼心理，那怎麼行？
  值得略加肯定的是，對於這次公開信上簽了名的同學，有關方面負責同志一再申
明不予追究、不打擊報復（當然，那還需要事實的證明）。不過，這些申明的口氣
似乎多少帶些大人原諒惹下禍事的小孩子的意味。現在強調對學生要進行疏導。「
疏導」自然比「抓一小撮」好。但問題在於，假如我們的批評也不是全無道理的話
，「疏導」顯然就是一件對雙方都適用的詞。還是說「溝通」、「對話」為宜。我
們處在一個充滿變化的時代，人人都需要學習。因此，話不要說絕，做事留點餘地
，考慮問題多想幾個方面，對不同的意見抱幾分寬容，就都是十分必要的了。
【選自《中國之春》第五十一期(一九八七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