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 田園已蕪 ----匆匆上海行 錢 達 我是去年三月在舊金山加入中國民聯的。五月間車少莉來舊金山灣區作了兩場有 關楊巍案的座談會，當時我應車少莉之托，替她找到此間的王明武律師事務所，願 意免費代表她出席楊巍案的審判。可是其後幾個月，楊巍案一直沒有進展。直到十 二月八日，車少莉打電話來，說美國國務院通知她中共在十二月初就要「公開審判 」楊巍。所以她央求我再聯絡王明武律師事務所，請問他們是否能去。其後柯力思 也來電問我們支部有沒有人能代表中春總部去大陸出席楊巍的審判。 隔天我給柯力思打個電話，說我決定去，他說太好了，總部會緊急計劃細節，於 是第二天下午我便去中共在舊金山的領事館辦理簽證。一星期後我就登機赴上海了 。 我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機經東京轉上海，於十九日晚十時抵達上海虹橋機場。我十 分驚訝，中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完全不像國際間的大城市那樣，晚上十點鐘的夜空 燈火燦爛與星月爭輝，交通大動脈上的車燈映照出一條條錯綜盤纏，緩緩蠕行的龍 。而上海的夜空，燈光稀疏而昏暗，只有一條很明顯有路燈的街道，從機場通向市 區。 夾帶資料過關 當飛機滑過跑道再轉向機場大廈，兩旁的視野之內看不見一點兒現代化的設備和 號志，幾乎可說空無一物，只有兩架小一點兒的客機並列停在機坪上，這時我看見 更稀奇的事兒了，有幾個工作人員在停機坪上騎自行車，很顯然的上海機場上的勤 務和調度是以自行車為代步工具的。 進了機場大廈以後。裡面的設計也十分單調而呆滯，驗關時，連行李都沒叫我開 ，我心中暗自好笑，因為各個自由國家在驗關時，還翻翻搞搞，我想中國大陸更是 要從裡到外翻個透。於是在飛機抵上海前半個小時左右，我把一百多頁的資料揣進 襯衫裡，在下機前後一個多小時中，那疊紙在胸前移來移去，弄得我很不舒服，我 不時得伸手進去理一理，沒料到在人民祖國的海關如此寬大開明，我怎能不笑話自 己對人民祖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走出機場，因為飛機誤點，最後一班巴士已經走了，我就搭計程車前往錦江飯店 ，住進了七二三號房。 星期天一早八點不到，我搭著錦江飯店所屬的計程車，到了虹口公園附近的廣中 五屯，去拜望楊巍的雙親。一路上交通之擁擠和混亂真是叫我瞠目咋舌。 楊巍的父母親都是善良敦厚的典型中國人，他們熱切地接待我。我們談了大約兩 個小時，在談話中有兩件事教我非常驚訝。第一件事是就在前一天（星期六）的下 午，楊巍的雙親才收到通知，楊巍的審判將在二十一日（星期一）舉行。第二件事 是楊巍的案子，上海市民都不知道，甚至連鄰居都不知道，因為中共是在楊巍的宿 捨逮捕他，而逮捕以後從未發過新聞，一直過了近十個月，才在報上登了一小篇， 還是因為中共抗議美國國會干預此案。 我從楊巍家出來以後，又去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可是他們星期天不上班，我就折 回錦江飯店。在這半天中，我看見各方面建設的落後和同胞們生活的艱苦，感到十 分痛楚，心中不禁要吶喊「中國人啊！你為什麼受這樣的災難！」我在一個小小的 書攤上買了份上海地圖，老太婆要五毛錢，我給她兩塊，她直躬身謝我，走過街頭 ，看見擺地攤的，有的擺了十雙手套，有的擺了八個腳踏車座墊。 大陸上的電視節目都很單調，但是那天晚上倒轉播了一場精彩的女子甲組籃球決 賽，是解放軍隊出戰湖北隊。這大概是我在上海的唯一娛樂了。 擋在法院內外 星期一早上去餐廳用過早點，就叫了計程車赴上海中級人民法院。這法院是一幢 很老舊的建築物，座落在福州路和四川路的交口上。進了法院大門有前廳，然後各 法庭還有門。我趕早來是因為曾聽說大陸上的法院常常在開庭前一兩小時貼出佈告 ，這就算公開了，在這段時間，有時是准人進去的。可是我到的時候法庭的門沒有 開，我就在四處走走。在法院大門外的右邊牆上，有一塊公告牌，上面公告了當天 開庭的一些案子。其中我找到了楊巍案的公告，上面寫著「楊巍，反革命煽動罪， 訂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正開庭」，下面簽署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 日。想想，二十一日公審，二十日公告，而二十日還是星期天，可以說中共政權根 本不認為社會大眾有權或有需要知道審判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覺得審判的意義很單 純的只是當權者如何處分他們認為有罪的人。 八時三十分法庭開門了，有些人開始驗票入場。我上前去對門口的法警說明我是 來出席楊巍的審判，他問我有沒有旁聽證，我說沒有，但是我現在提出申請。法警 問你和他是什麼關係，我說是朋友，法警說朋友也要票的。我說我特地從國外趕回 來參加楊巍審判的，他說不管你打哪兒來，沒有票就是不准入場。 我在前廳來回的走似乎想不出其他的法子，我上前去說楊巍案與中國民聯有關， 我是中國民聯總部派來的代表，法警對我打量了一下，說，你到樓下接待室去填表 。我於是去接待室弄了份表來填，接待室裡非常擁擠，不一會兒，下來兩位穿制服 （不同於法警制服）的人，他們找到我，便叫我隨他們進了一個小房間，關上門以 後，他們問我叫什麼名字，從哪裡來，拿哪一國護照，憑什麼證明我代表中國民聯 ，我於是掏出總部的委託書。他們說，你不是我國公民，必須經外事局的許可才能 申請旁聽，我說，那麻煩你們幫我立刻聯絡外事局。 他們也真的帶我進另一個房間打電話到外事局，外事局那邊隔了好久，才找到一 個負責的人，他說了句「聽法院說沒有旁聽證了。」還沒等我再說話，那邊就把電 話掛斷了。我回頭對法院的接待員說外事局沒有拒絕我，他們只說沒有旁聽證了， 但是我剛才看見上面只坐了四、五排，後面還空了一大半。他們說沒有外事局的許 可，我們發證也是違法的。他們以同樣的話一再拒絕我，而時間已經快拖到九點半 。我談話時拿出了錄音機，並對他們說，我要錄音了。他們沒有制止我，可是從我 開始錄音以後，他們就盡量避免說話。 法庭外演講 我開始作強硬要求立刻見院長，他們說你不必見院長，我們是院方接待員可以決 定如何處理。我說，請問你們叫什麼名字，他們猶豫了一下才說這個沒有必要告訴 你，我說你們連名字都不能說，你們夠資格代表法院嗎？他們一時顯得很尷尬，但 是仍然用同樣的理由和我磨時間，這時審判應該已進行了一個小時，我說，對不起 ，我不想再跟你們浪費時間，我這就上去看看如果還有空位，你們沒道理拒絕我。 說著我就逕自往上走，他們也沒攔我，就跟在後面。 到了法庭門口，門是關上的，那原先的法警，十分粗魯地推我，我無意打鬧，看 看前廊幾張長椅上坐了十來個人大概在等其他案子開庭。我一面錄音，一面揚起聲 音說：「現在第三法庭在審判一位名叫楊巍的政治犯。楊巍是一個熱血青年，他用 很大的犧牲和很深的愛來愛中國……」。 中共開放以後為了國際形象，凡與外事有關的突發性事件，似乎沒人知道如何處 理，那些法院的人員，不來趕我，倒把那些聽話的人趕走，可是那些人也不肯走， 他們轉到另一個方向，還在聽我講，又隔了三分多鐘，有七、八個法警出來，強制 我到樓下，其中一個人硬扯我手臂，我說，你放開我自己走。在樓下食堂裡，他們 搶走我的錄音機然後問我一些話。 一會兒，先前的兩位法院接待人員又來帶我到樓上會議室裡，那兒有一位穿他們 同樣制服的官員問我話並作筆錄。他們三人的態度都很好，不過我們仍然有時爭論 。有一回他們說，你們台灣同胞來旅遊我們是很歡迎的，你看我們處處都給台灣同 胞特別優待。我說，你們對台胞優待就是對大陸同胞的侮辱，當年就不該迫害有台 灣親屬的大陸同胞，現在也不需要優待台胞，既然都是中國人，就該一視同仁。 「請」進公安局 吃過午飯，就有公安局人員前來交接，負責的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的女警（以後稱 公安女），她向法院接待員詢問了我的問話經過，翻閱了我簽過字的筆錄，並交接 了我的證件和其它扣留物品和資料，然後叫人把我帶出法院，坐上公安局的車，駛 向公安局。 進了公安局後，客廳中央擺了一張椅子，前面有兩位公安局的官員，右前方的一 位（以後稱公安甲，另一位稱公安乙）用很嚴厲的口氣，命令我在中央的椅子上坐 下，然後近乎吼叫地問我的名字。我說你不必大聲吼叫，我們坐的不遠，你說話我 都聽得清。他不理會我，仍然用喝令式的聲音問話，我說你是要和我比聲音大嗎？ 他仍然不軟化的喊叫，我也喊叫式的答了兩個問題。 公安乙看看情況有點兒僵，就把話接過去，同時叫勤務人員給我倒茶。其後他們 問了我很多問題，包括我何時入境、何時加入民聯、此行的任務、和什麼人接頭、 我的生長背景、在大陸有沒有親人等等。其中有多次尖銳的對話，相當激怒他們。 誰傷害誰感情 有一回，公安甲說：「你這樣子用旅遊作幌子進來搞政治活動，這是欺騙，是陰 謀。」 我說：「你們毛澤東同志以中共黨主席身份都可以搞個大陰謀，我搞個小陰謀應 該沒有什麼關係吧！」 公安甲、乙同時變了臉，公安甲說：「你不要在這裡撒野，我鄭重地警告你，毛 澤東同志雖然有錯誤，可是我們對他的情感是很深的，你說這話嚴重地傷害我們的 情感，對你是很不利的。」 我說：「我批判毛澤東傷害了你們的情感，可是毛澤東傷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 情感，誰來負責？」 公安甲說：「你不要老提過去的歷史，對於文革四人幫惹下的錯誤，我們黨都解 決了。」 我說：「怎麼解決的，平反，平反就算了事啦？人民的損失怎麼辦？」 公安甲：「人民的損失我們都賠償了。」 我說：「千萬人的青春和生命呢？」 公安乙：「這些都是沒辦法的啦，那你說怎麼辦？」 我說：「所以，這只能說你們認錯了，不能說你們解決了，說實話，共產黨犯下 許多嚴重的錯誤，是永遠無法解決的。」 公安乙：「我告訴你，你說話要小心啊，不要在這裡胡說。」 我說：「我講的每一句話我都負責，同時，我再說一次，我早上在法院錄的音， 請你們不要沒收，因為我說的話可以帶出去對外公開，如果你們沒收我的錄音帶， 就表示你們有些話是不能對外公開的。」 「你帶著什麼任務來？」 問話四個多小時後，大概的事都問完了，公安甲開始把問話拉回到幾個先前問過 的問題（這時，公安甲的態度已經很客氣，不再有先前的吼叫）。其中單單為了我 此行的任務就反覆了十多回，磨掉了將近一個小時。 公安甲：「你再說清楚，你此行到底還有什麼任務？」 我說：「委託書就在你桌上，上面寫的很清楚。」 公安甲：「你一定還有其它的任務啦！」 我說：「沒有了，就那麼多。」 公安甲：「你大老遠跑來，只有這麼一點任務，鬼才相信哩。」 我說：「我這一趟來，已經準備暴露身份，所以任務很單純，我不可能再聯絡其 他人，危害他們的安全。」 公安甲：「你一定還有其他牌，而且我們也知道了，你快亮出來嘛！」 我說：「你們簡直像是在騙小孩子，我自己知道沒牌了，你還咬定說我有，你既 然已經知道我的牌，那你先亮出來，我看看好了。」 磨到七點多鐘，他們給我送來一碗麵，雖然還是白水面，但是上頭加了幾片香腸 和肉片。我覺得他們真是十分禮遇我了。當我吃的時候，勤務人員還不時為我拍照 片和錄影，我想他們大概要存個證，表示沒虐待我，還給我吃飯。 我吃飯時，公安甲離開了，剩下公安乙和三個勤務人員。我問公安乙，楊巍的審 判結果如何，他說，他們也沒去法院，不可能知道。我每隔一陣子就問他們準備把 我怎麼辦。公安乙就說，你別急，再等等。然後我們就閒聊，利用機會對他們教育 ，說了很多中國民聯的主張。公安乙老是說，中國的情況特殊，你們不瞭解，我問 他特殊在那裡，他也支支吾吾說不清楚，偶爾一兩個答覆，我立刻又反證駁回去。 旁邊的勤務人員聽的很認真，不時地看著我微笑。 到了晚上十點多，公安甲和公安女都回來了，他們宣佈了我的三個罪名： 一、假造入境理由，搞非法活動。 二、在法庭外喧嘩，妨礙公務進行。 三、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在中國大陸不准存在，更不許活動。 立刻遞解出境 然後他們告訴我，立刻就要將我遞解出境。接著，他們要我看筆錄，我看看大致 屬實，除了補充一兩句話就簽了字。然後他們當面清點沒收之物品，及交還給我的 物品。我要求保留膠卷和錄音帶，但是被拒絕。他們同時要我繳出所有與民聯有關 的文件。我於是把讀過且批注的民聯二大章程與宣言都交給他們（想想也可以教育 他們）。還有王炳章最後用快遞寄來的資料也被他們搜去。我忽然想到王炳章寄來 的紙袋上有個地址，我故作無意識地撕紙袋，他們警覺很快，立刻衝上來搶，說你 不可毀滅證據，我說這個對你們沒用。公安甲和公安女與我在拉扯，公安乙揀起碎 紙在桌上拼湊。 十一點多，他們用兩輛車子押著我回錦江飯店，其中三個便衣跟著我去房間，看 我收東西。結帳後，就開赴機場。到了機場，他們叫我在安全人員辦公室沙發上將 就著睡，並且給了我一床棉被。房裡總有一兩個人輪流看著我。直到我返美才知道 當時美國國務院的照會已經進去，上海市公安局已接獲指示，要謹慎處理此事。 早上九點半到了候機室，替我買機票的一位機場老官員對我說：「你回來多看看 才能瞭解，就不會這麼偏激。」候機室裡站著坐著的很多旅客都在看我，我便揚聲 說：「你們共產黨可以相信你們的共產主義，但是你們沒有權把四個堅持放進憲法 裡，還要強制人民接受。」 不久，乘客開始登機了，公安女交代了一位機上的服務人員，抵香港後替我安排 轉機。我轉身和幾位公安人員握手。公安女說：「我們這次對你特別寬大優待，你 出去後要向外界說清楚啊。」我說：「我會的。」 民主是制度不是態度 我覺得對於任何人甚至共產黨，我們都應該用予進不予退的態度，對他們的改進 給予鼓勵。但是我們要更進一步說明的是，在二十世紀談民主，不是一個態度的問 題，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我們要的不只是一批態度良好的官員，我們要的是一個 公平公開的制度，作為長期保障主權在民的實體。我還記得民聯二大的形勢報告中 就明白地指出，今天中共在設法把中國導向「理性的專制」，可是我們的目標是真 正的民主。因為沒有任何人能保證專制中的特權不會變質，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是現 代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抵香港後，在機場櫃檯上，我看見一位工作人員閱讀的中文報紙上有很大的標題 ，寫著：楊巍不肯認罪，被判刑兩年。我心中十分感動。勇哉楊巍！真是配得天下 的中國人為你驕傲，在中國共產黨這部製造軟體動物的機器裡，仍然找得到不肯彎 曲的脊樑。 飛機自香港飛向舊金山的途中，先飛過台灣的上空。在高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見 曾文水庫、石門水庫及大台北市。我已經五年不曾返台了，今年年底父親六十大壽 ，我沒有回台給父親祝壽，卻涉險赴大陸。我心中只有遙祝我那教忠教孝、開明又 敦厚的父親，身心康泰，壽高福大。有朝一日他回到故鄉時，看見的不只是貧窮的 家鄉和我那歷經滄桑、意志消沉的叔叔，我盼望我的父親能看見他所愛的中國有可 靠的、具體的新希望。 【選自《中國之春》第五十八期(一九八八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