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之手 無力回天 房志遠 經濟學的困惑 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了第十個年頭。這十年，是經濟學家們大展宏圖的 十年。從北京到地方，五花八門的經濟發展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經濟體制 改革委員會如雨後春筍；各級決策機構的案頭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報告、改革 方案；中國經濟學辭典上又增添了一大批新概念、新名詞：責任制、承包制、代理 制、雙軌制、聘用制、合同制、破產制、租賃制；資金市場化、勞動力商品化、企 業股份化、幹部知識化；利改稅、撥貸款、條改塊、中心城市發展戰略、農村包圍 城市的發展戰略……總之，能想出的招都想過了，能使用的術都試過了，可是改革 的戰車四處碰壁，全國上下民怨沸騰，從上到下，幾乎沒有一個人對今天的現狀表 示滿意。 老百姓在罵，據說是「碗裡吃肉，嘴裡罵娘。」 中共改革派領導人也在罵：經是好的，都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 中共內反對改革的人更在罵：都是這幫教師爺出的餿主意，把中國搞成這個樣子 。 經濟學家墮入五層迷霧之中，為什麼？是他們所依據的理論荒謬？還是對中國的 實際情況瞭解不夠？ 看來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由經濟學家來回答的，有時候它們需要政治學，甚至 心理學來回答。 問題看來並非都出在那些改革的理論和方案上，也許還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原因很 大程度上關係到實施它們的那一隻手。這是一隻有形的手。 翻雲是這隻手，覆雨是這隻手，翻雲覆雨還是這隻手，它的一舉一動人們歷歷在 目，有案可查，它怎麼可能「玩得動」。 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 世界上有三隻手左右著人們的行為。 第一是上帝之手。這是一雙無所不能，神秘莫測的手，人們可以從那裡為所有無 法解釋的現象找到歸宿。 第二是市場之手。這是一隻無所不在，鐵面無情的手。千百年來，它默默導演著 無數出「人間喜劇」。是亞當·斯密揭示了它的存在。人們可以從那裡為無可奈何 的事情找到歸宿。 第三隻手是國家之手。這是一隻反覆無常的手，時而剛強有力，時而弱不經風， 它可以將社會舉上峰頂，也可以反手將它拋入深淵。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它的動作 。 在這三隻手中，前兩隻是無形之手，後一隻是有形之手。 在中國，這只有形的手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它無情地 抹掉了第一隻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強行鎮住了第二隻手。這一切從兩千年 前就開始了，唐德剛教授的「國家強於社會」一文，對這一歷史過程有著精彩的描 寫。(見《中國之春》第六十二期) 這隻手的控制力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達到了頂峰。它規劃投入產出，控制人口流 動，調節需求供給，包攬衣食住行，它呼風喚雨，拔苗助長，在它不可一世的時候 ，企圖用棍子把人民趕進天堂。 可是終有一天，指揮這隻手的大腦們意識到他們錯了，他們要進行改革。他們同 樣是用這隻手，去彌補從前造的孽。可是人們發現，這隻手在這時顯得那樣無力， 以至它的每一個舉動都會成為眾矢之的。 當這隻手把功勞全都歸於自己的時候，就已為它成為眾矢之的埋下了伏筆。如果 一個政權把風調雨順歸功於自己，無疑就等著人民把天災人禍的怒氣發洩在它身上 。歷史常常比人們想像得更幽默。 中國改革的困境 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之優劣是經濟界長期爭論的問題。在這一爭論中，人們常常 把焦點集中在哪一隻手在經濟調節，資源分配方面更有效、更合理。可是如果我們 跳出純經濟學的圈子來看這一爭論的話，兩者的優劣還有其它方面的意義。 社會改革中的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就是讓人們承認現狀，向前看，尤其是讓那些 利益受損的人甘心情願地接受現實。否則，社會將陷在無休止的抱怨、翻案、復辟 之中不得安寧，要麼就用強力剝奪所有受害者說話的權利。 在這一方面，無形之手無疑比有形之手具有更大的優越性。而且最大的優越之處 就在於它「無形」。任何人，任何團體也不需要為這一社會結構調整的後果承擔責 任。其後果是上帝冥冥所為，市場幽靈作怪，人們的怨氣無處可洩，只能認命，於 是社會將順利地渡過調整期間的陣痛，走向新生。 相反，以有形之手來執行社會改革的最大弱點正在於它「有形」，有具體的行為 和實體來承擔社會調整的後果。社會結構調整意味著利益的再分配，其總不可避免 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於他們看得見那只有形之手的動作，就會把怒氣發洩在這 只手上，或者這隻手背後的具體人或團體身上。 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深知其中之奧妙。他知道物價上漲和削減工資都會造成工人實 際收入下降的相同效果。但他建議寧取前者而不取後者，因為前一手段更高明，其 動作是無形的、隱蔽的，受害者一來不易查覺，二來即使察覺了他們的受損也找不 到具體發洩怒氣的對象。而後一動作顯然必須是有形之手所為，必有人(一般是企業 老闆)來承擔責任。工人們有了明顯的抗議對象，很容易誘發罷工、示威和動亂。 中國的事情就更加複雜了。這只有形之手過去不但包攬了一切，而且劣跡昭彰， 以至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人們的不滿，中國大陸目前的改革，就陷在這樣一種困 境中。 中國需要進行價格改革，以改變過去極不合理的比價關係。從理智上，這一主張 是無人反對的。可是實際中問題並不那麼簡單。以中國過去絕對賣方市場的狀況， 價格無論怎樣調整都意味著大幅度的通貨膨脹。商品的價錢儘管是價值規律的作用 後果，可是由於物價過去是被那只有形之手按住的，人們又親眼看見它的上漲是由 於按在上面的那隻手鬆開了，他們自然會認為物價是你國家「提」的，帳自然要算 在政府頭上。 那只「手」背後的腦瓜也不傻，他們明白這個道理，並採取兩種辦法： 第一是在一部分商品漲價同時，降低另一部分商品的價格，以達到苦樂均衡的效 果。可是若每次來這麼一手，就更證實了價格的上漲是人為的後果。不是嗎，既然 國家可以「降低」某些價格，那麼上漲的價格可不就是國家「提升」的嗎？何況老 百姓在佔便宜的時候很難察覺，而吃苦頭後絕不會忘記。 第二是增加工資或發放補貼。這是赤裸裸的有形之手的動作，它引起的麻煩就更 大了，攀比風將不可竭止。 如果提高消費者收入的辦法是絕對平均的，像發放補貼者一樣，每個人頭十元。 那麼低收入和贍養人口多的職工會問：「憑什麼高收入者和工作人口多的家庭與我 們一樣數人頭？物價上漲對我們的影響要比對他們大。」 如果按照個人能力、學歷及貢獻評定工資或增加工資，五六十年代被「運動」耽 誤了學業的知識分子，六七十年代被上山下鄉耽誤了青春的知識青年會憤憤不平： 憑什麼八十年代畢業的大中專生比我們拿錢多，或和我們平起平坐？過去聽黨的話 ，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結果吃了大虧，而且又是造成他們吃虧的同一隻手在翻雲覆 雨，他們能不憤怒地向黨討還青春嗎？ 如果企業的工資水平與企業營利掛鉤，那麼虧損企業和微利企業的職工必然要與 盈利企業攀比。其忿忿不平是自然，因為國家不讓他們自由選擇企業和職業，硬把 他們綁在那些倒霉的企業裡，他們憑什麼不能得到與其他企業職工同樣的待遇？況 且，虧損企業的責任很大程度上不能由經營者生產者來負，而是過去國家的價格政 策、稅收政策造成的，憑什麼這一後果要由職工承擔。 由於這只有形之手，不但群眾罵，黨政官員也在罵。 不是財政包幹嗎？如果各省市平均「包干」，窮省的官員會大發牢騷：國家不投 資，窮得叮啷響，憑什麼讓我們和富省上繳同樣比例的錢。如果各省市不平均，上 海等發達地區的官員會罵：憑什麼讓我們去養活那些窮地區？同樣是發達的沿海地 區，憑什麼廣東省只上繳十幾億而我們要上繳數百億？ 稅收的道理亦同。若是固定稅率，一視同仁，窮企業會呱呱叫：苦樂不均；若是 增加調節稅拉平差距，富企業又呱呱叫：鞭打快牛。 別以為光是利益受損者罵，發財致富者也在罵。 發了財的人看問題有不同的角度，他們會說：憑什麼別人發財比我更大，憑什麼 我明明能發大財，國家要層層限制，拿去大頭讓我得小頭？萬一國家要安撫一下「 紅眼病」的窮人而採取措施砍掉他們冒的尖，他們又會大叫：殺富濟貧。 總之，無論哪個社會，人們都會有無窮無盡的怨氣。碗裡有沒有肉有待考查，可 嘴裡罵娘在所難免。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治世的區別不在消滅這些不滿，而在於讓 人們無處可洩，自吞自咽，使社會保持「向前看」的衝力和活力。 我們並不是說有形之手今天在中國幹的事都是錯的。它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一是 因為它從前干的蠢事錯事太多；二是因為它的一舉一動人們都看得見。前者提供矢 ，後者提供「的」。 這隻手曾經包攬了人們的衣食住行，可現在要撒手不管了，那怎麼行？過去三元 錢房租，二十元伙食費，可現在取消食品房租補貼，一個月一百元伙食費，還要房 屋商品化，逼著人們化數萬元買房子。人們當然會不滿：「想推卸責任？豈有此理 ！」 這隻手曾經劣跡昭彰。它曾製造大鍋飯，將平等的待遇強加在每個人頭上；它曾 規劃一切，搞得經濟弊端叢生，資源浪費驚人。可是現在這隻手卻要悄悄地隱退、 消失，讓市場幽靈去承擔「不平等」的後果和結構調整的陣痛。人們當然會憤然： 「想賴掉罪責，談何容易！」 以上就是瀰漫在十億中國人心中的情緒，這不是理論問題，也沒有任何道理可講 ，這是現實，是社會改革者必須面對的現實。 幾種可能的出路 出路無非有四條： 第一是共產黨的傳統做法，拋出替罪羊，把從前所有爛帳、舊帳都推到他身上， 讓這只替罪羊成為眾矢之的靶子，吸收人們的不滿和憤怒，使所有人都承認現狀， 一切重新開始。這一手，在共產黨的統治史上是屢試不爽的。替罪羊的名單有長長 一串：托洛斯基、布哈林、赫魯曉夫、納吉、杜布切克、哥穆爾卡、劉少奇、林彪 、四人幫、胡耀邦，等等。如果這一幕在中國重演，下一個替罪羊將是趙紫陽。 人們常說「要對歷史負責」。現在中國正面臨這個問題：誰去對歷史的爛帳負責 ？替罪羊的方法說到底就是在統治集團中犧牲一個(批)人，讓他(們)去背歷史的黑 鍋，從而開脫其他人以及整個集團，為他們修改政策創造條件和借口。「誰對歷史 負責」，這是每一場社會變革所必須考慮和解決的問題。背這個黑鍋的要麼是上帝 或市場幽靈，要麼是具體的人或集團。 第二是學習西方的經驗，建立兩黨或多黨政治。在兩黨政治中，社會不會走進中 國今天的死胡同。一個黨把事情搞糟了，自然背著歷史的爛帳下台。只要換一個黨 執政，政策就可以大幅度地轉變，社會將順利渡過政策調整的陣痛，不會有任何尷 尬的場面或矛盾的僵局。 這樣一來，在社會的轉型期，「誰對歷史負責」的問題圓滿解決。不要以為兩黨 制僅僅是兩黨輪流執政，兩黨同時也輪流背黑鍋。後一種功能比前一種功能更重要 。首先要有人背黑鍋，才有可能另起爐灶。所以下台的黨同樣為社會作出貢獻，其 功能之一就是當箭靶子。 第三條出路是改革領導者堅決而有步驟地撤手，將有形之路化為無形之手，硬著 頭皮闖過計劃----市場轉軌這一關，不但開放消費品市場而且開放生產要素市場。 在這個開放過程中，今天的價格改革遠不是中共的鬼門關，真正的鬼門關是勞動力 市場的開放。到那時，在那只有形之手背後的中共政權的強度，將要經受民怨沸騰 的考驗。 只要改革衝過這一關，隨著有形之手的消失，人們將逐漸忘記它的政績，習慣於 無形之手的調節。社會將了結歷史舊帳，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前進。這一過程需要一 代人的時間。 第四，改革衝不過市場轉軌這一關，社會發生動亂，政府倒閣，實行軍管，或爆 發革命，經過一段時期動亂之後，人們終於承認了現狀，了結了歷史的舊帳，社會 將從一個廢墟上重新開始進步。 第一條出路意味著改革的倒退。有形之手所造的爛帳早已由四人幫和華國鋒背上 了，新的替罪羊所背的黑鍋將是轉軌時期的爛帳，改革失敗的後果。這一替罪羊的 最佳人選無疑是改革派的趙紫陽，而趙紫陽被拋出之後，政治將趨於保守，中國的 經濟體制將會向東歐靠攏。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用這一手解圍是否還像從前那樣頗靈值得懷疑。替罪羊的方 式需要以人民極端愚昧和中央集權有能力對人們的思想和輿論嚴密控制為前提。這 一前提在中國顯然不存在。既然找四人幫算帳都沒有平息中國人民的不滿和疑慮， 也無法了結歷史舊帳，下一個替罪羊的效果就可想而之了。這一手開始靈，用多了 就不靈了。 第二條道路對中國來說無疑是最光明的；它意味著中國的改革有可能徹底成功， 當然這一改革將不再是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黨若想為中華民族做一次貢獻(或犧牲) 的話，就勇敢地背起黑鍋下台，以求青史留名。 也許有的人對這一條出路不以為然，他們會重複共產黨的論調：「在中國，除了 共產黨，沒有一個政治力量有能力領導改革。」且慢，這句話若是在蘇聯說，可能 是實話。可在中國說就是睜眼瞎話。就在近在咫尺的台灣，確確實實存在著一個完 全有能力接管中國大陸政權的政治力量----國民黨，存在一個現成的影子內閣；全 套的幹部班子和人才儲備，七十餘年的執政經驗，和近四十年來遠在中共之上的政 績。 這一條路對於共產黨來說絕不是亡黨之路，而恰恰是新生之路。只要兩(多)黨制 規則確定，反正黑鍋輪流背，國民黨或其他黨也終有一天會背著歷史的爛帳下台， 共產黨仍有可能東山再起。比起其他三條路，這是唯一一條能使共產黨長存的出路 。 至於第三條和第四條出路，只不過是同一種選擇可能出現的兩種不同的後果。對 於中華民族來說，第三條路無疑比第四條路強得多，不但社會損失小，而且進步快 。可是對於中共專制政權來說，這只是個如何垮台和何時垮台的問題，簡單說就是 「惡終」還是「善終」的問題。市場經濟的奠定，不但宣告共產主義整個理論體系 的破產，而且將為一黨專制的制度敲響喪鐘。到那時，共產黨的末日就真正是指日 可待了。 【選自《中國之春》第六十四期(一九八八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