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 胡 平 一、 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既然我們經歷過比蘇聯人還要沉重的苦難， 既然我們擁有幾千年的偉大的文學傳統。 不錯，打倒「四人幫」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壇上也出現過一些激動人心的作 品。毫無疑問，「新時代」（一九七六----）十二年的文學成就遠遠超過了共和國 前二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但是，無庸諱言，我們的作家還沒有創造 出足以震撼世界的巨著。有些作品，在其問世之初，固然也引起過一定規模的轟動 ，然而短短幾年之後我們再回過頭去審視，它們便大都失去了昔日的魅力----它們 一般都缺乏經久的價值，沒有「歷史」意義而只有「歷史的」意義。我們不必責怪 我們的作家對不起我們的時代或我們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作家對不起自己 。趙翼詩云：「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經受了無窮磨難的中國作家 們為什麼不創造出真正偉大的作品？中國，為什麼還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 二、 說起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我們之所以沒有產生像索爾仁尼琴一樣的作家，在相 當程度上竟是因為我們的作家自己大都並不想成為索爾仁尼琴。 當今世界，沒有比中國作家更對諾貝爾文學獎朝思暮想的了。他們希望像索爾仁 尼琴成為諾貝爾獎主，可是，他們之中也許是大多數人卻害怕陷入索爾仁尼琴的困 境。 怕什麼呢？是怕被扣上「反蘇」（反華）、「反共」的大帽子嗎？和索爾仁尼琴 相反，中國的作家、特別是那些願意觸及重大敏感的社會政治問題的作家，通常都 很注意表現出靠近共產黨、或者說是靠近共產黨改革派的姿態。他們最喜歡扮演的 是共產黨內自由派的角色：讓共產黨（主要是黨的某些高級領導人）看來是共產黨 ；讓自由派（包括海外的、西方的自由派）看來是自由派。至少是，他們很怕和共 產黨鬧僵。這倒不一定意味著他們對共產黨有所偏愛，而是因為他們深深知道，作 為一個中國（大陸）的作家，一旦和共產黨鬧僵了，他就差不多是被剝奪了寫作（ 嚴格地說是發表自己寫作）的權利。 三、 作家的生存前提是自由，尤其是言論出版自由。可惜的是，古往今來，真正實現 完整的出版自由的國家並不多。控制出版是形形色色的專制統治者不約而同所採用 的一大法寶。然而，只有到了共產黨手裡，這種控制才算是到了幾乎是天衣無縫的 地步。 迄今為止，中國大陸仍然實行著書報檢查制和思想意見罪。需要強調的是，大陸 所實行的書報檢查制有其突出的特點。在大陸，不僅設立了不止一個的履行書報檢 查的機關，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完全壟斷了一切出版事業，它使得每一個出版社、 每一個編輯部自己都成為書報檢查的工具。這種檢查不但具有事後追查的權力，而 且更具有事先預防的權力。在這種嚴密的控制下，從原則上講，一切不被黨所許可 的作品，都失去了變成鉛字的機會。這就比傳統的專製出版的控制厲害多了。在傳 統的專制社會裡，統治者的控制手段一般是禁書毀版，但當代極權統治社會的方法 則是在除了殺人或是屠嬰之外，更加上了避孕----這就真正地做到了防患於未然。 四、 當代極權社會對言論出版的嚴密控制，無疑是對文化的釜底抽薪的打擊。捷克斯 洛伐克流傳著這樣一則政治笑話：一個捷克人上書捷克政府，要求政府增設海軍部 。別人回答說：「捷克連海都沒有，要海軍部幹什麼？這個捷克人反問到：那為什 麼蘇聯要有文化部呢？ 極權社會既然對出版實行如此嚴密的控制，照理說，它一定會引起全體作家的一 致反對。但事實上卻不盡然。人性有其不光彩的一面。索爾仁尼琴一語破的：「魚 群從來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集體鬥爭，它們只是想怎麼從網眼裡鑽出去。」 出版自由當然是美妙愉快的，遺憾的是，爭取出版自由就不一定是那麼美妙愉快 的了。自古以來，爭取自由的最大困境在於：當專制尚未衝破之前，誰越是爭取自 由，誰越是會喪失自由。反過來，你若是不那麼熱衷於爭取自由，你若是十分小心 謹慎地注意不去寫那些顯然會使當權者不悅的東西，你就越是有更多的機會發表你 的作品，從而越有可能造成廣泛的知名度並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當然，如果你 寧肯自我設限，你就很難拿出第一流的作品。一條魚要想從網眼裡鑽出去，它就一 定不能讓自己長得太大。大陸一位如今頗有名氣的理論家說過：「我決不寫不能發 表的東西。」還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公開聲言：「我不願意作索爾仁尼琴」。一位 年輕的朋友說：「不要妄自去砸碎腳鐐，現在就是要看誰能帶著腳鐐跳舞跳得最好 。」海外一批不明究裡的人，總是把我們公開所說所為當做是我們真心所思所想， 豈不謬哉？ 五、 凡事有利則有弊，有弊則有利。在自由社會，隨便什麼作品都可以發表，所以幾 乎沒有什麼作品受到特別的珍愛。在專制社會，幾乎不可能產生什麼傑作，因此， 略有價值者都格外引人注意。說來近乎悖理的是，偏偏是在專制社會中，某些作家 的自我感覺才會特別良好。 對於一個作家而言，少數專家的評論固然重要；古人說「文章千古事」，自己的 作品能否長期地流傳後世也決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問題。但是，起碼是對絕大多 數作家來說，當下的讀者的反應如何，才是他們最關切的問題。生活在專制社會中 的作家們，一方面固然因為不能暢所欲言而苦悶，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可以從數目 龐大的讀者群的熱烈反應那裡得到精神上的補償和安慰。要知道，同樣一部作品， 發表在國內的官方刊物和發表在民辦刊物上或運送到國外發表，其效果是很不相同 的。 第一、只有在國內的官方刊物上發表，你才能獲得大批的讀者（民辦刊物，如果 存在的話，其發行量通常很小，傳播範圍相當有限），尤其是大批的能作為知音的 讀者（畢竟，國外的讀者由於缺乏類似的經歷而不容易充分理解你的作品）。 第二、一部作品能在國內的官方刊物上發表，那多少表明它在某種意義上被官方 認可，因此，一般讀者就比較敢於公開表示他們的支持。反過來，它若只是發表在 民辦刊物或國外的刊物上，一般讀者就會認為支持它可能要冒更大的風險從而三緘 其口。 第三、一部批判現實的作品，越是發表在官方自己的刊物上，越是能證明本身的 正式性和可靠性。早在索爾仁尼琴之前，已經有不少人撰文揭露勞改營的黑暗，但 不少自命為公正實則是幼稚的讀者，會認為那是「冷戰」、是「反共宣傳」或是「 反動分子的以偏概全」而不肯相信。只有到了索爾仁尼琴的「伊凡·丹尼索維齊的 一天」，經由當時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親自批准而公開發表在蘇聯最重要的文 學雜誌《新世界》之後，關於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的黑暗才被世人所公認。 第四、如果一部較好的作品鑽了個空子得以在官方刊物上發表，當局要想消除它 的影響，不得不通過公開批判的方式，其結果無異於從反面替這部作品作宣傳。無 庸諱言的是，我們確有不少作品是借助於官方的批判而身價百倍的。官方的公開批 判固然會給作者造成很大的壓力，但是由於這種做法會不可避免地招致國內外公眾 的強烈關注，那反過來倒給作者增加了幾分安全度。畢竟，「毛澤東時代」已經一 去不復返了。今天，當局在壓制言論方面比以往謹慎多了。近十年來，因為官方刊 物發表作品鋃鐺入獄者幾乎是沒有的。相比之下，在民間刊物或海外發表作品，風 險就要大得多。當局整治你多半會採取不事聲張的辦法，當局再也不肯像過去有時 做的那樣，把被整者的作品幫你公開發表，以「幫助廣大群眾提高識別香花毒草的 能力」了。不，當局學精了。它力圖避免有稍多一些的人能見到你的作品。當局對 你的批判是不點名的、含糊其詞的。國內的廣大讀者不知其所指，國外的輿論也照 例反應得很遲鈍。這就有效地防止了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抗議。這樣一來，當局對你 個人所能採取的壓制手段也就更靈活、更有力。因而你的處境就更危險。 六、 中國許多有才氣的作家，他們並不打算效仿索爾仁尼琴。他們更樂意效仿的是另 一位叫欽基茲·艾特馬托夫的蘇聯作家。艾特馬托夫是蘇聯吉爾吉斯人，共產黨員 。由於他和蘇聯某些上層領導有特殊的關係，以及在政治上始終注意「和黨中央保 持一致」（譬如說，在公開場合下加入對持不同政見者的例行公事的譴責），他被 蘇共領導所認可。利用這種政治上的保護，他在自己作品中有選擇地觸及到一些一 般人所迴避的社會問題，贏得了自由派的鼎鼎名聲。許多中國作家所以羨慕艾特馬 托夫，不僅在於他在政治上的安全和生活上的優裕，主要在於他在文學創作上取得 的左右逢源的巨大成功----艾特馬托夫受到了左中右各派人物的讚揚。當然，他偶 爾也會作出一些脫離官方的事情並因此而付出一些小小的代價（他曾經被禁止出國 旅行一年），但總的說來，官方願意容納他，而他則小心地避免自己和上層鬧僵。 這好比在一個天花板十分低矮的體育館裡比賽跳高：你既要努力跳得很高，同時又 要提防著別撞上天花板碰破腦袋（輕輕碰一下自然無妨）。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 固然也可能取得某些好成績，不過要想創世界記錄恐怕就不太可能了。 最近，白樺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演講中坦率地承認，他在提筆寫作時總是背著一個 沉重的包袱，他總是不斷地去猜想自己要寫的作品「能不能發表」，也就是能不能 通過國內官方刊物政治審查這一關。事實上，我們的作家，即便是拼盡了全付氣力 ，是不是一定能突破世界記錄，那恐怕還是個疑問；而既然他們首先自己就要保留 兩三分氣力，他們還有什麼希望贏得勝利的桂冠呢？也許，我們不必把諾貝爾文學 獎看得太重。畢竟，歷年來獲得此獎的作品真正堪稱傳世之作的也並不多。真正的 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要說出我們所想要說出的一切？抑或還是僅僅為了急功近利 的成就而甘願自我設限。 白樺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坦然向世人承認，他以往的作品，實際上都還是自我設 限的產物。這就不像另外一些作家，至今仍然「自我感覺良好」，對爭取真正的自 由缺乏興趣。滿清一代，中國的訓詁考證十分發達，那固然是統治者厲行文字獄的 惡果，但何嘗不是知識分子道德勇氣墮落的表現。共產黨治下近四十年，文化禁錮 更是超絕前人，「文化革命」中文網之密，網成了布，連小魚小蝦都無處可逃循。 然而在「文革」之後，又有多少人敢於起來為粉碎文網而進行正面的英勇鬥爭？僅 僅是網眼略寬了一些，許多人就喜不自勝。對「新時期」七年來文學成就的一味稱 頌，難道不正是這種苟安心態的充分反映？不錯，連索爾仁尼琴本人，也是因為在 蘇聯官方刊物上發表了「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而聞名世界的，但是，真正使 索爾仁尼琴在世界文學史上留下不朽聲名的，還是他那部在暗中醞釀寫作多年的、 完全擺脫自我設限的《古拉格群島》。 七、 偉大事業多半是在黑暗中完成的。耐不住寂寞歷來是作家的頭號死敵。這對於今 日之中國作家而言尤其如此。你耐不住寂寞嗎？你急於成功，急於造成轟動、急於 贏得盡可能多的讀者的喝彩嗎？你就必然會拚命爭取在官方文壇上謀求一席之地並 唯恐失去它。為此，你就必須削足適履（除非你的足本來就不大）。像白樺、劉賓 雁這種勇敢的正直的作家，長期以來都盡量約束自己不要突破官方給定的界限，這 樣，他們怎麼能寫出他們的最高水平？ 曹丕說得好：「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為它能夠「不假良史之 辭，不托飛揚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果你只顧 追求當下的成功，「營目前之務」，你就會搞不出有十足份量的東西，「而遺千載 之功」。這才是「志士之大痛」啊! 我們知道，古人尚且有抱持著「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信念從事寫作的。為什 麼今人就如此缺乏長久的眼光呢？更何況，「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到底還沒有插 遍全世界；普天之下還有的是不屬於「王土」的地方。《古拉格群島》就不是在蘇 聯官方刊物上發表的。更何況，當今世道，變起來快得很。四年前美國出版的索爾 仁尼琴傳，最後一句話還寫到：「也許，索爾仁尼琴不可能回到俄國，但他的著作 終究有一天會回去的。」到了今天，索爾仁尼琴連人帶到著書馬上就要光榮地返歸 故土了。而艾特馬托夫們又在哪裡？當太陽噴薄而出時，星星的光輝就顯得很暗淡 了。享有和艾特馬托夫不相上下的自由派聲望的蘇聯詩人萊甫圖申科最近發表文章 痛切地譴責自己這一類人，因為他們以牢騷、以容忍代替了捍衛民主、自由、人權 的行動。「我們喪失了道德良心」，「我們充當了犯罪的同謀」，「我們羞辱我們 自己」。是的，面對著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這樣真正的勇士，他們的確是有愧的 。 我當然不是反對利用現成的官方刊物，正像我決不籠而統之地反對急功近利。忍 受寂寞的滋味畢竟是很不好受的。但我們決不能因耐不住寂寞而閹割自己。遲暮之 年的巴金，終於擺脫了三十多年的心牢，寫下了《真話集》等五部隨想錄。可惜的 是，他已經做得太晚了。平心而論，巴金近年來發表的這幾部隨想都並沒有多高的 文學價值，其見識也無過人之處，因為他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再去創造出第一流的 作品。我懷疑，時下中國一班享有盛名的作家，有幾個還有足夠的「後勁」能寫出 真正的傳世之作。當一個人把他大半生積累的豐富感受，迫不及待地以一種官方規 定的低廉價格一批又一批地賣掉之後，即使他有心要在創作一部真正偉大的著作， 只怕肚子裡存貨已經不夠用了。我知道，現在有一些作家，有的名氣並不大、有的 甚至根本默默無聞，正在悄悄地從事真正自由的寫作。「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 首，那人卻在燈火欄柵處。」未來的中國的索爾仁尼琴，也許就出在他們之中。 八、 中國的文學必須要有真正的突破。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中國的作家 不必去追求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們必須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創作。我們經歷過難以 置信的巨大的苦難。我們之中最優秀的一批人，有許多甚至沒能活到今天。我們究 竟有什麼理由還在那裡容忍罪惡、容忍專制，津津樂道於「盤算著怎麼從網眼裡鑽 出去」，並為一點有限的成就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人生很短。如果我們還不肯放 開喉嚨，大聲說出我們心中的一切，如果我們還不肯努力奪回我們固有的自由權利 ，我們將永世蒙羞。面對歷史，面對我們的後世子孫，我們將無地自容。 【選自《中國之春》第六十八期(一九八九年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