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軍、老木答司法部聲明


陳 軍：
  (一)司法部領導人所作的發言，沒有明確是授權於司法部，也不具發言人身份，
故可以理解為只代表他個人作為領導的意見。
  (二)該領導人對公開信的評估，沒有給讀者提供一個事實基礎，故反會有造成輿
論混亂的可能，使公眾無法做出客觀的判斷。
  (三)公開信從內容到簽署人的意願都基於人道立場，並對政府寄予希望，且要求
大赦是直接向最高權力機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我個人以為只有人大常委會才
能給予權威回答。
  (四)我曾在致人大常委會另一封公開信裡，提到要把大赦列入人大議事日程，並
建立魏京生案件複查小組。也許我不瞭解中國第一冤案劉少奇主席案是如何從法律
角度被審議、推翻、但我確知四十年裡被糾正的司法錯案，就不下幾十萬。
  (五)憲法規定，人大常委會有權提出大赦，經國家主席批准即可實施，建國四十
年裡我們已經大赦過日本戰犯、溥儀先生、杜聿明、沉醉先生，除了人道的立場可
以考慮大赦外，刑法也規定，重大刑事要犯在服刑期間沒有大錯，可予減免待遇。

  (六)在徵集簽名過程中，我沒有製造任何輿論，也沒有對魏京生等人作過任何評
判。在致人大的信裡，我明確表示我不瞭解魏京生的情況，故說我製造輿論毫無根
據。另外魏京生的案件已審理結束，不存在影響司法獨立一說。究竟最後誰無法制
觀念難道領導人不清楚嗎？
  (七)報道指出我給《中國之春》撰稿，完全符合事實。我最後在《中春》上發表
文章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最近的《世界經濟導報》上時有原《中春》撰稿人的文章
出現，其中著名專家、學者還常出現在政府應邀的貴賓之列，從未蒙指責，而對本
人撰稿一節，該領導人亦只披露，沒有作任何批評，我認為是一個進步。我歷來堅
持不參加任何組織，我認為完全的責任，只有自己才能承擔。
  (八)中國在開放中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大膽構想，說明政府對壓力集團的存在
已有客觀認識和接受。故批評我支持組織壓力集團是違背了「一國兩制」原則的。
況且，壓力集團的存在，如果不是採取對抗的形式，對社會，對政府是有利的。
  (九)我歡迎司法部領導人提出尊重事實的提法，我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幫助我更多
的瞭解事實，以便做出更客觀的判斷。我再一次提請政府實行大赦，尊重人權。這
將有利於國家的安定團結，社會民主發展。我的希望和追求，和司法部領導人最後
的觀點根本上是一致的。
  (十)民主在中國的發展十分緩慢。歷來知識分子爭取民主，政府也在談民主，為
什麼收效甚微，且往往互相衝突？我以為是長期以來社會沒有一個持續穩定的發展
過程，除了內亂，就是運動，以致大家對民主的認識只停留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實
際的運作過程理解甚淺。也許在今天的以合作代替衝突，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時代裡
，大家都應該克制，政府更應該克制自己，以便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有一次機會，用
文明的、漸進的民主協商的方式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老 木：
  簽名的公開信發出之後，我便按原來計劃去了河南省採訪，二十三日夜間回到北
京，讀了一些海外報導，更讀了《人民日報》二月二十三日所載司法部領導人談話
之後，覺得有必要對簽名發表我個人的一些意見。
  我首先是一個詩人，而一個詩人的創作出發點就是深懷對這個世界、對人類的愛
，或者說就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也就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今年春節之後的一次
聊天中偶然提出的簽名呼籲大赦，就變成了我們幾個年輕人的行動。這次簽名順利
得到了邵燕祥、冰心等三十多人的響應，是我們所沒有想到的。這個事實使我們對
中國知識分子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次小小的實驗，只是證實
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喪失的東西的恢復，這就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
獨立的力量所具備的非附庸性、相對獨立、介入原則等。
  然而簽名一事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可以說是目前中國最
關鍵的問題。只有一個社會真正實行言論和出版自由，才能談得上是民主的開始。
而中國社會的變革和進步，也只有實現了這一點，才能有所保證，才能談得上暢所
欲言，社會監督，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志，也就不再出現這次簽名所採用的極為
「原始」的方式了，更不會出現《人民日報》所載司法部負責人的含糊其辭，避重
就輕，掩飾事實的談話了。
【選自《中國之春》第七十一期(一九八九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