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著轉折 胡 平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於紐約 歷史，有如人生，其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 今天的中國，就正面臨著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二十天前我曾經講過：「未來的幾 個月、幾周、乃至幾天的事態發展，將對整個中國的前途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 的確，現在已經到了以天來計算的時刻了。由於中共當局的拖延戰術，勇敢的大學 生們終於採取了非暴力抗爭的最高形式----絕食。人體忍受飢餓的能力是相當有限 的。這場有兩三千人投入的集體絕食不可能持續得太長久。幾天之內，必有分曉。 這些年來，中共當局一方面搞改革，一方面壓制民主。然而，由於半心半意的改 革不能令人滿意，而半心半意的壓制又不能使人恐懼，於是就引發了這樣一場漸進 的、加速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運動。年輕的大學生充當了先鋒隊。這不僅因為 在中國歷來有著學生運動的光榮傳統，更因為這一代大學生和他們的父兄有著顯著 的不同----畢竟，他們是長大的而不是嚇大的。他們有著我們這個過於古老、過於 災難深重的民族所最需要的東西----勇氣。自由的秘訣只在於勇敢。此理千古不易 。 四月二十七日是歷史性的一天。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做好事的信譽固然早已一 落千丈，但做壞事的信譽卻歷久彌堅。多數人仍然相信（其實是迷信），在鎮壓自 由民主運動方面，共產黨還是「說得到，做得到」的。十萬首都大學生以無於倫比 的獻身精神（其中有幾百位同學留下了遺書），不顧最高當局「不惜流血」的禁令 ，邁出校門。這英勇的一步，意味著中國人民政治心理的一場革命。毫無疑問，當 局的自我克制、尤其是整個社會的明確有力的同情與支持，都是導致四·二七遊行 和平勝利的重要因素。但是，學生們的勇敢精神實在是完成此一歷史性轉變的首要 前提。在這裡，不是人們的存在決定了人們的意識，而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了人們的 存在。 早在簽名信活動興起之際，我曾經說過：隨著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選 擇餘地必將急劇縮小。面對著方興未艾的民主浪潮，中共當局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 韙血腥鎮壓，又不敢明確做出讓步，認真開始民主改革。它只是在拖延，在迴避， 試圖免於作出最後的抉擇。一方面，它不得不在實際上一再地後退，另一方面，它 卻又極其頑固地拒絕在原則上妥協。它終於挨過了四·二七和五·四，它指望氣貫 長虹的民主運動會「再而衰、三而竭」地消聲匿跡。平心而論，當局做得很成功。 事實上，在五·四之後，已經有不少人認定這場運動臨近尾聲。但是，我們英勇的 大學生再一次表現出他們的偉大的歷史首創性。在戈巴喬夫訪華之際，上千名大學 生靜坐絕食，從而把整個運動推向了一個世人難以想像的驚人高度。如今，絕食已 經進行了四天四夜。通過報紙、通過廣播、通過電視，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天安門 廣場上的人潮旗海，看到了千萬張純真熱情、充滿自信和悲憤、燃燒著希望與絕望 的面孔。中共最高決策者從來沒有處於如此困窘的境地，他們已經被逼進了一個連 臉都轉不過去的狹小角落。「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過去，常有人批評說，民間的民主運動給改革派「幫倒忙」。這有什麼可奇怪的 呢？原來，在中共高層內部，儘管也有著這樣那樣的多種分歧，但是在否認人權、 討厭民主這一點上，不幸卻是相當一致的。縱然在某些號稱開明的中共領導人那裡 ，共產黨的不容挑戰的領導地位，依然優先於人民的自由權利。一旦兩者發生衝突 ，他們也總是傾向於壓制後者以保全前者。因而，當著民間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還 不太高的時候，這些開明的領導人是容忍的、甚至是鼓勵的；可是，當著這種呼聲 高漲並且威脅到共產黨的無限權力時，他們的立場就會發生變化。然而，民主高潮 的出現又必然使這批開明的領導人陷於被動。因為在這時，保守強硬的領導者必然 會指責他們。保守派們會說：「瞧！就是由於你們的姑息，才把局面搞成這個樣子 !」面對這種攻擊，開明派們往往只能防衛。畢竟，要求自由民主意味著對共產黨絕 對權力的削弱和限制，因此，除非開明派敢於明確承認黨的權力應該削弱和限制， 否則他們就不可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這一點，恰恰是中共黨內大多數開明派的 內在局限性之所在。胡耀邦即為一例。 眾所周知，在這次民主運動之前，趙紫陽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四月二十七日之 後，保守強硬派路線遭受重挫，溫和開明派因禍得福。到了五月四日前後，趙紫陽 一派的地位大大加固。但是，這種加固與其說是認同了民眾的力量，不如說是利用 了民眾的力量。因為此刻的開明派還並沒有真正站在民眾一邊。五·一三之後形勢 的突變，不僅把保守強硬派逼入死角，也使得溫和開明派陷於尷尬。開明派與絕食 者首次對話的破裂，標誌著開明派進退失據----除非他們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迄今 為止，做到這一點的似乎只有閻明復。趙紫陽，也許還有鄧小平，顯然還不想在「 自由化」上走得太遠，而他們的對手目下也不肯走上前台。雙方都在期待著對方「 犯錯誤」----這已是近年來中共高層內部鬥爭的一個慣例了：兩派勢力的起伏消長 ，並不是建立在自己的主張取得成功之上，而是建立在對方的主張遭受挫敗之上。 雙方都是在利用對方「犯錯誤」來相對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而誰主事就意味著誰「 犯錯誤」。這就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各派的頭號人物都採取迴避態度的原因。可 是，時不待人，絕食鬥爭是容不得人們長期拖延的。可以肯定的是，目前這場運動 ，對於中共黨內希圖自我改造的那部份領導人而言，是他們的最後的一次機會；而 他們若想改造這個黨，他們必須首先改造他們自己。 難道我們可以責怪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了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 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記，五四時的學生還曾放火燒了趙家樓），他們提出的要求 實在是太起碼了。如果說今天的學生發展了五四時學生的抗爭精神，那麼，他們所 要爭取的目標卻是五四時學生們本來就已經擁有的東西。如果說連這些起碼的要求 都拒絕，共產黨就連北洋軍閥也比不上。 當然，中共領導人心裡也很清楚：接受絕食學生的兩條要求也許還不算太難，怕 的是由此一讓步而引發的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後繼性的連鎖反應。托克維爾說過，一 個不好的政府最危險的時候，就是它試圖改革的時候。從歷史上看，改革固然防止 革命，但它也常常引起革命。文化部長王蒙說，中國有幾億人民還不得溫飽，民主 仍是奢侈品；又說，中國有幾億人是文盲，如何搞民主。對於這種觀點，我們至少 可以從兩個角度駁斥。第一，昔日之印度，比今日之中國更「一窮二白」，照樣搞 起了民主，而且到今天，也終於超過了中國。第二種批駁就更簡單了，假如說在中 國，有許多人由於不得溫飽、沒有文化而不能實行民主，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讓那些 已得溫飽、又有文化的人「先民主起來」呢？套用鄧小平關於「讓一部份人先富裕 起來」的邏輯，何不「讓一部份人先民主起來」？ 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很困難。實行自由民主既不能包醫百病，建設自由民 主也不能一蹴而就。但目前迫在眉睫的問題是，中國必須堅決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要化解眼下刻不容緩的危機，中共當局必須作出實施憲政民主的莊嚴承諾，同時 立即承認人民的某些最基本的自由權利，並制定出一個大致的時間表，以求一步一 步地邁入較完整的民主制。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曾經是一個無限而有效的 政權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共政權，則是一個在理論上依然無限，但在實際上則常常 無效的政權。這種無限而無效的政權最危險，因為它必然要迅速地向某一極轉化， 要麼重新回到一種有效的專制，要麼陷入無權威的天下大亂。唯一的解救之道是把 它變成一個有限而有效的政權，也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權。 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性人物莫過於共產黨人，莫過於那些活得太長的共產黨人。 他們為自己的理想奮鬥過，也吃過苦，但到頭來卻不得不目睹到自己畢生奮鬥的理 想的徹底破滅（太快了）。對於這些人而言，進行改革既是一件鼓起希望之事，又 是一件令人絕望之事。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不久刊出一篇短文，題目是：什麼時 候，共產國家才不再是共產國家？文章提出的問題是，從專制君主演變到立憲君主 ，歷史經歷了一個長的時期。那麼，到什麼時候，專制的共產主義國家才會演變成 非共產的民主國家呢？匈牙利和波蘭提供了可喜的、至少是可觀的或可貴的研究范 例。中國則仍處於迷離不定之中。我們希望能借助於這次機會，促使中國的和平的 民主改革從此走上正確的方向。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事態的變化也使人們對這種 非暴力式的民主演變前景抱有更樂觀的希望。決定性的步驟也許就取決於這幾天的 事態之中。 相反的可能性自然也是存在的。但是，每一個感受到這次民主運動的強大力量的 人都相信，任何暴力的鎮壓都決不再可能扭轉中國的未來發展趨勢。如果說，在現 代社會，陳勝吳廣式的揭竿而起、斬木為兵的起義很難有成功的機會，然而，由於 等級堡壘的消除，傳播媒介的發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種反抗暴力專制的幾乎是 全社會的共同認識與共同情緒，卻使得像菲律賓式的革命（由百萬民眾走上街頭並 得到相當部分軍方人士的支持）不難發生。國內有人提倡新權威主義，但不知道這 些人是否想到過：在一個共產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實現新權威主義，差不多只能是出 現一個非共產主義的、過渡性的軍事政權。 中國，面臨著轉折。讓我們全力以赴。 【選自《中國之春》第七十四期(一九八九年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