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大革命只差一步 徐邦泰 「八九中國民運」歷經「四月學潮」、「五月風暴」和「六·四屠殺」，給中華 民族留下了一個金色的日子----「四·二七」和一個黑色的日子「六·四」。北京 的民主精英在亡命巴黎驚魂不定之際，仍然沒有忘記確認「四·二七」「中國的自 由民主節」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日子」，並將「六·四」定為「中國國 殤日」。中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以無以倫比的和平犧牲精神和非暴力道義力量，劃 出了一個新時代。但是，值此全球人類追憶和紀念二百年前法國人民的歷史創舉時 ，我們當發現「八九年中國民運」離大革命仍差一步。 「我一直沒想到，軍隊會開槍」 吾爾開希和嚴家其等人在逃出虎口後，重申將仍然一如既往地堅持「理性、和平 、非暴力」的方針，在任何情況下，都反對採取恐怖主義的手段。其實，這些學運 的領袖們「六·四」根本沒有估計到學生會有「頭顱擲處血斑斑」的厄運。當西德 《明鏡》週刊記者問「什麼時候方料到，抗爭運動會被軍隊鎮壓」時，吾爾開希回 答，「我壓根兒也沒料到這一點……我一直沒想到，軍隊會開槍。」一旦屠殺開始 ，柴玲等則相信「和平的最高原則就是犧牲」。據說，「這一驚天地，泣鬼神的口 號，正集中表現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哲學信念；和平一定戰勝暴力……」嚴家其 先生還十分明確地表示：「一個主張民主的運動，是無法接納暴力的。」 顯而易見，這些民主精英，即使在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大搜捕、大處決的血雨腥 風中，也壓根兒不曾設想過去「攻佔巴士底獄」。他們公開宣稱「要以進化的方式 ，而非以革命來使中國的社會向民主制度的方向推進」。這令人感動，多少也有點 令人沮喪，就像「金兵有狼牙棒，宋人有天靈蓋」一樣，似乎只能是「你有坦克一 輛，我有肉餅一張」。如果我們繼續稱讚這次民運為「革命」，那實在是有些過譽 了。 吾爾開希一直沒想到「軍隊會開槍」，是情有可原的，在他才八歲時發生的「四 ·五」慘案中，不過是用棍棒打人而已。而他們成長的時期正好趕上「十年改革開 放」，加上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信誓旦旦保證過「決不秋後算帳」，連海外那些 深知「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反共人士都難以想像會發生坦克壓人成餅的慘況 ，連天安門廣場上堅守到最後的學生們仍然在想像，頂多讓軍人架走罷了。 問題是，當經歷過一場空前殘酷的血腥鎮壓後，「一個主張民主的運動」，仍然 是「無法接納暴力的」嗎？筆者的一些朋友在「六·四」時非常急切地希望另一支 「解放軍」能「以暴制暴」一下，儘管這類「兵變」並未發生，但人們的這種希望 是合情合理的。方勵之躲進美國使館，其他鬥士逃亡巴黎，這在實際上不也是在求 助另一種暴力的保護嗎？看來，中國的民主精英可以反對「恐怖主義和政治謀殺」 一類的暴力，但決做不到也沒有必要，拒絕任何一種暴力的「合作」，否則，恐怕 是除了犧牲之外，也只有犧牲了。 「專政可以少講，或只做不講」 從報載鄧小平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九日和六月十六日的三次內部講話看，鄧氏一 點不糊塗，據傳，他曾說過，「如果我們殺二十萬人，我們就能平靜二十年。」「 六·四」後，鄧又明確指示，「對於專政可以少講，或只做不講」，這一招是非常 厲害的。 如果說「六·四」慘案中死者有三千的話，香港《明報》七月十三日引述在北京 已拘捕了三萬多人，這種「只做不講」的鎮壓殘酷程度和威懾作用絕不會輸於「六 ·四」的坦克和機槍。筆者在上海生活時，曾親眼目睹八三年「打擊刑事犯罪」時 上海當局奉鄧氏命令，如何一網一網「打魚」一般地拘捕了六萬人，然後把他們押 送青海勞改。不要以為只是在八九年「六·四」後鄧小平才這麼幹的。 當然，即使殺了二十萬人，中國亦未必能平靜二十年。平衡大師鄧小平的第三任 接班人是「黑馬」江澤民，就算李姚不搞小圈子，擁戴江澤民，在鄧氏在世時亦頂 多「平靜」三五年。事實上，李姚在其後台的支持下，在路線政策上毫不示弱，他 們正以驚人的速度倒退，新班子依然是「治國無方，整人有術」。鄧氏交代的三項 任務，除「平息暴亂要抓到底」尚能貫徹外，「改革開放，懲治腐敗」和「經濟不 能滑坡」都只能是紙上談兵。 鄧氏表示：「等新的班子已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趙 氏慘淡經營十多年，最後已下台告終，江氏就是天才，至少亦要五年，如此下來， 鄧公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鄧公犧牲了胡趙，繼續維持一個「軍政黨」 的統治架構（毛的時代是「黨政軍」）。鄧來日不多，一旦江有幸成為華國鋒第二 ，又少不了同楊李姚的一場惡鬥，誰勝誰負，將取決於軍力（即暴力）較量（未必 是戰爭）的結果，屆時亦有可能會出現「八王之亂」。 未來中國的民運領袖們如果不充份估計到這種「暴力」因素對民主運動的影響， 恐怕在若干年後，人們一定會痛心疾首地在「四·五」、「六·四」之後宣佈第三 個更為慘烈的「中國國殤日」。 「碑血碧燕都，千秋祭」 筆者高興地看到，「國殤日周月宣言」中寫道，古老的中華民族只有在「自由、 民主、法治、人權」的旗幟下，才能煥發出它全部的生命活力。 這表明，海內外一切中國人的民主力量已經認同，並開始走到一面旗幟下，人們 正熱烈地期望中國本土民主力量同海外民主力量的聯合。雖然，種種原因會使這一 聯合過程伸長，但全世界畢竟看到了中國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種力量。 六月中旬，在柏克萊加大召開的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四屆年會上，不少會員在冷 靜探討八九年中國民運之後，都指出成立政治組織的必要性，並達成協議，分頭默 默地去進行聯絡。我們將看到，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政治團體中國民聯、學術團體 政治學會、經濟學會、歷史學會等等，必將出現獨立的學生會和政治組織，一時間 可能山頭林立，群雄並起，但最後一定會匯合成民主的聯合陣線。 八九年中國民運，為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反對黨提供了成千上萬的精英力量，同 時也空前緊迫地把民運理論建設的許多課題擺在民運人士的面前，暴力，就是非暴 力主義者迴避不了的課題之一。此外，八九年中國民運起於方勵之先生呼籲釋放政 治犯的人權要求，終以當局以大屠殺大搜捕大處決的踐踏人權的暴行結束。我覺得 ，中國民運旗幟上的八個字的順序應當是：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我們必須從 最基本的開始。 十三年前，當「四人幫」被華國鋒、葉劍英等以「政變」的方式粉碎後，筆者重 讀民運先行者「李一哲」的大字報，填了一首滿江紅： 羊府街頭，檄文布驚天動地，抨政事數宮中弊，滿腔豪氣，八億神州非阿斗，十 年風雨焉兒戲，怎容它封建兩千年，重相續。 奸佞徒，權勢欲，居高顯，營私利，愚炎黃百性，手無真理，法制摧殘皆有恃， 民主踏踐全無忌，最堪憶，碑血碧燕都，千秋祭。 十三年後，又一次「碑血碧燕都」，其慘烈的程度是筆者亦始所未料的，筆者大 體上仍然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只是相信，非暴力運動應當是有條件的。在中國現 代史上，政治運動一定得有軍事力量相佐才能成功。 【選自《中國之春》第七十七期(一九八九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