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之我見 宦國蒼 自去年春夏之際至今，海外民運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以目前的情況看，它也 面臨著一個怎樣整合與發展的問題。 比較現實地講，海外民運大約面臨下述幾個難題：１做什麼與怎樣做？２組織的 整頓、整合與聯合；３理論研究與宣傳；４財務與經濟後援；５公共關係。筆者以 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談談對上述幾個問題的看法。 第一，做什麼與怎樣做的問題實質上也是人們常常談及的海外民運的性質與功能 的問題。至少從目前的情況看，絕大多數組織與個人都已逐步走出原來在體制內、 外之間猶豫、徘徊的境地，比較明確地表示了他們的政治立場，從共產黨一黨專制 這個體制的直接對立面的角度來反對共產黨及其體制。在這個意義上，海外民運的 實際歷史功能也即是作為共產黨的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力量。如果人們承認，共產黨 的體制的基本政治特點是一黨專制，而未來的中國民主政治體制應該是多黨制的話 ，那麼，在共產黨體制之外，以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的立場來反對共產黨及其一黨 專制體制，則是走向多元與民主的第一步。 由於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條件還不允許建立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對派組織，人 們常常由此而得出「中國大陸不存在能取代共產黨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的輕易結 論。但是，無論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八九民運，還是波蘭的團結工會和其他 東歐國家的政治經驗，都告訴人們，在共產黨體制本身沒有重大危機條件下，要建 立這種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對派組織是十分困難的。但是，一旦出現重大的社會 與政治危機，要達到上述目的也不過是二、三個星期的事情。 有些朋友常常津津樂道地談論「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內的徹底的改革派合作 」的重要性。筆者並不否認改革的歷史意義。從一定意義上看，沒有改革就不可能 出現使體制外的反對力量蓬勃發展的一些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但是，從 嚴格的政治意義上看，體制內的改革並不是民主運動（特別是海外的民主運動）的 主要歷史功能。體制內的改革也很難最終突破體制本身的歷史局限，直接否定共產 黨一黨專制。從現實的政治角度看，如果體制內的改革派還在當權與推行改革，體 制外的反對派則有著在保持自己政治獨立的前提下，從體制外對其施加壓力，將改 革推向極限的歷史責任。但是，如果民主運動所追求的不是開明君主體制式的「新 權威主義」而是多黨的民主體制的話，它就不應該將自己的歷史功能局限於「支持 改革」的狹隘框框中。恰恰相反，民主運動能做和應該做的是，利用改革的環境與 氣氛，迅速發展自己的反對派組織，憑藉自己的政治力量迫使體制內的改革派作出 能導致直接否定體制本身的政治讓步：多黨制與普選。至於六四之後，原來的改革 勢力已經土崩瓦解，如果民運還在用含糊不清的邏輯與語言空談與「改革派」的合 作，那是對自己與歷史的嘲弄。在保守勢力當道，國內的政治與經濟全面倒退的條 件下，民主運動的立場應該比過去更加明確與堅定：反對共產黨及其一黨專制。至 於海外的民運，它本身就不存在與「體制內改革派」合作的政治條件。坦率地說， 當「體制內改革派」仍然大權在握的時候，它又何曾想到同包括海外民主運動在內 的大陸民主運動的「合作」與「支持」呢？這也許是中國的改革派在政治上遠較東 歐的某些改革派不成熟或幼稚的表現之一。但是，對於某些既打著「民主運動」的 旗號，又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返回到體制內去的朋友們來說，中國體制內改革派的先 天不足難道不是早已被歷史所證明了的嗎？如果在海外的民主運動的政治立場還不 如十年之前的魏京生先生明確，這樣的民主運動要之何用？從客觀上看，這樣的海 外民主運動還起著維護專制的歷史作用，因為它標榜「民主」，但卻與民主精神風 馬牛不相及。 第二，海外民主運動需要什麼樣的組織與聯合？一個從事民運的組織本身應該是 民主的。這在透明度較高的海外尤其重要。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一個民運組織內 部如果不能建立與健全一套較為完善的民主體制，其壽命是不會很長的。問題的要 害並不是宗派主義與個人權勢欲。任何組織特別是政治流亡組織，都存在著一定程 度的宗派主義，也一定會有某種或某幾種形式的個人權勢欲在那裡作怪。問題的要 害是有沒有從制度上防範宗派主義干擾組織本身的生存與發展；防範個人權勢欲超 越組織的利益。當然，不同的民運組織成立與發展的歷史不同，其內部制度的健全 過程也不同。但是，從六四到今天，已經八、九個月。如果一個民運組織仍然未能 健全自己的內部制度的話，它的前途就很難看好。問題的實質在於，民運組織畢竟 不是私營公司。個人權力過度膨脹、營私結黨、排斥「異己」的結果常常是產生無 窮無盡的內鬥。這樣的民運組織恐怕是很難建立什麼公信力並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 生存與發展的。從已經建立的幾個民運組織的情況看，它們的成員組成與運作狀況 已經決定了沒有一個能將它們作為自己的獨立王國來經營。而一個獨立王國式的或 家長制式的「民運」組織是很難獲得社會的認同的。 民運組織要不要聯合？筆者的看法是聯合要比不聯合好。其原因是，某些組織的 內部問題已是積重難返，面臨分裂的前景。與其他組織聯合也許能彼此取長補短， 在聯合與整合的過程中，以制定新制度的辦法來克服現存的問題。當然，由於某些 既得利益，這種聯合能否順利實現，則是另外一回事。談到制度，筆者認為，最關 鍵的一條原則是要使一個民運組織的所有成員（無論是主席還是秘書長）都要受到 有效的監督與制衡。 第三，在大陸形勢惡化的條件下，海外民運應該在理論上有所發展。這裡所謂的 理論還不是指「未來中國的政、經體制」的藍圖描繪，或某些應變計劃。在目前的 條件下，海外民運首先需要做的是對中國大陸與世界的形勢的認真分析與研究，然 後才談得上提出自己切實可行的任務、戰略或政策。不然的話，人們只能用「大陸 經濟（八九）年底會崩潰」、「鄧小平二年內會垮台」之類的不甚嚴肅的外行話來 應付輿論界。講這類外行話的實際結果是不斷地減少自己的公信力，使民運成為一 個講空話與大話的論壇。此外，民運也應該對一些重要的國際問題與反對黨政治的 理論問題作一些瞭解、分析與研究，充實自己。唯此，民運（特別是其領導人）才 能在國際舞台上站住腳。今天的國際社會畢竟不是一個只靠虛名就能長期混下去的 舞台。海外民運如果不能在這方面有所進展的話，它將永遠落後於時代的潮流。 第四，財務問題永遠是任何政治流亡組織的一個相當大的難題。目前看來，由於 各界的支持，各主要民運組織均能生存下去。但是，各主要民運組織都面臨一個怎 樣節源開流，並且完善其內部財務制度的問題。筆者認為，像學自聯那樣定期檢查 並公佈（至少在其組織內部公佈）帳目的辦法是可取的，而像某些民運組織中連其 理事與監委主席都不知道錢的來龍去脈的做法是不稱職的。財務權力高度集中於一 、二個人的做法將會（如果沒有已經）引發內部矛盾與衝突，削弱民運組織的團結 與公信力，斷送其長遠的財源。 第五，海外民運的公共關係要逐步走出留學生與唐人街的小圈子。像學自聯那樣 的院外活動是一個較好的開端。但是，這種院外活動的性質太專門，只涉及到個別 政策或立法問題。它還不是對所在國（這裡是指美國）的對華政策的主流派的影響 。至少在今後的一、二年內，西方各國都會面臨一個怎樣重新評估它們的對華政策 的過程。這也將會是一個研究與制定新的對華政策的過程。如果計劃、運作得法（ 這裡的得法是指理解所在國的基本國家利益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利益的共同點與不 同點，並且懂得別人的邏輯與語言），海外民運在這方面應該會有更大的潛力。 此外，各民運組織應該有計劃、有組織地去接觸，利用國際新聞界，而不是消極 地等著被採訪。在這方面，海外民運更需要發展自己的理論研究與形勢分析，逐步 在國際社會中確立自己的成熟的形象。 【選自《中國之春》第八十二期(一九九零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