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不從屬中共路線鬥爭 亞 衣 一個陳舊框架：用中共路線鬥爭觀察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大陸系統地接受過文化教育的人，都不會忘記這樣一 個事實：幾乎所有歷史課本都在證明毛澤東的話：全部文明史都是階級鬥爭史。人 們難以知道作為經濟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歷史。至於中國現代史，則大致等同於 中國共產黨史。以至於有些專家主張中國現代史之分期自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開始 ；即便主張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起點的學者，也認同「五四 」是中共成立的前奏及思想組織準備。在中共當權者及歷代理論權威眼裡，共產黨 是歷史的主角。於是，中小學歷史教師只好對學生說：抗日戰爭就是共產黨打日本 鬼子，沒有國民黨的份；而「十大路線鬥爭」貫穿一切的「中共黨史」，則成了文 理科大學生的必修課程。 幾十年一以貫之的這種教育，已經在一兩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形成一種傳統，它在 各個層面上，甚至在潛意識中不知不覺又強烈地影響著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行動規範 。多年來人們關切地注視著共產黨領導集團名單中誰上誰下，哪一些人得勢哪一些 人消退。他們把自己對國家前途的關心，對人民未來期望，化為對中共黨內某一個 、某一批領導人的擁護、支持的行動。在文化生活中，那些歌頌古代或現代「包公 」、「海瑞」的電視劇、小說、報告文學長期走俏；在政治實踐中，人民運動的主 題歷來是對黨內某一派的討伐和另一派的擁戴。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不用說了， 直至一九七六年極為壯觀的天安門「四五運動」，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及平民們也 是把自己的意願充份表達為對故總理周恩來的追思和對出而復退的鄧小平的支持。 這種民主運動的實質，從整體上還只是充當了中共黨內路線鬥爭某一方的群眾基礎 。人民對「民主」的理解與訴求，基本上還是要求一個黨內的「為民作主」的領導 人物出現。 外在於中共派別鬥爭是八九民運的可貴之處 十三年以後發生的「六四」天安門運動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於它第一次顯示了人 民運動的獨立性。 幾個月來，在對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中國民主運動的反思和檢討聲 浪中，有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意見。一些人認為「六四」運動之所以失敗的一個原因 在於青年學生不瞭解黨內上層鬥爭，「街頭政治」沒與黨內改革派取得一致，或者 說，「黨內改革派和社會上的民主派沒有很好結合」。（陳一諮「共產黨自己毀了 自己」，《世界日報》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大致可以肯定，這是一個事實。運動的起始，是大學生們追求民主自由的自發行 動，毫無黨內路線鬥爭背景。隨後是一般知識分子和市民的參與。至於與黨內改革 派有較緊密聯繫的，作為趙紫陽系統不同層次的智囊或顧問的「精英」的整體介入 ，更是後來的事。它主要表現為「五·一七宣言」和五月十九日由「中國經濟體制 改革研究所」等四單位聯署的「關於時局的聲明」。但是在事實上，這些動作並未 能支配整個運動的主流方向。 從運動開始直至五月十八日學生代表與李鵬公開對話，學生們的要求基本圍繞於 「要求對話」，「要求給運動平反、肯定」，「要求傳媒如實報導和新聞自由」上 。「五·一七宣言」則明確與前一天趙紫陽對戈巴喬夫的談話相呼應，指出鄧小平 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個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五·一九聲明」更是 呼籲要「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見吳牟人等編《八九中國民運紀實 》，上冊第二二七頁，二五九頁）然而，學生們對此並未表現出太大的興趣。總之 ，整個運動所面對的是共產黨當權集團，而不是該集團的這一派或那一派。從運動 口號（包括「打倒官倒」）到運動方式（靜坐、遊行和絕食），都沒有什麼明顯的 倒李保趙的內在動機和外觀傾向。這樣，整個運動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不同程度地脫 離了中共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或派別鬥爭的軌道。本文不準備評價這種脫離究竟是優 點還是缺點，它是否真是導致運動最終失敗的原因。我只是認為，就中國人民民主 運動的進程而言，它總歸要邁出這獨立的一步，現在，這一步終於邁出來了。 中共黨內「改革派」不是民主派 有些人之所以把八九中國民運的這一特徵視為缺憾，是因為他們的目光習慣性地 注視於中共黨內領導層的派別鬥爭，認為黨內改革派（或曰「開明派」）是中國民 主運動希望所在。在思想傾向上，在言論表達上，這些人每每顯現出對中共某個派 別或代表人物的過份鍾情，甚至到了不自覺地為這種代表人物的錯誤（或罪惡）作 某種辯解的程度。 在分析「六四」慘案的成因時，有人指出是中共黨內保守集團（總後台為陳雲） 採取「激怒鄧小平、犧牲趙紫陽」的策略所導致。（陳一諮：「共產黨自己毀了自 己」）這樣，大屠殺的元兇首惡鄧小平成了一個「被激怒者」。還有人把「六四」 以後（請注意是六四以後）的中共高層劃分為陳雲一類的「專制派」、鄧小平一類 的「開明專制派」以及趙紫陽一類的「全面改革派」。（丁學良：「六四之後大陸 政局的走向及對台灣的影響」，《世界日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七日）而此時的 趙紫陽派在中共高層早已不復存在。不久前，民陣某些負責幹部在台灣發表講話預 測未來中國民運時仍希望趙紫陽復出「以凝聚改革派」並「進而成為主流」。（《 中央日報》，一九九零年一月五日） 我不明白上述說法的事實根據何在。實際上，在整個反對人民民主運動過程中， 在「六四」大屠殺的準備與實施過程中，鄧小平與陳雲在基本利益上已經沒有區別 。《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是鄧小平四·二四講話的忠實表達（此時的鄧小平 已清楚表明「不能完全避免流血」，要「快刀斬亂麻」）；之後李鵬、楊尚昆、陳 希同等人的作為，則是完全依照鄧小平的意願進行的。廢黜趙紫陽起用江澤民的決 定，是鄧小平在五月九日和三十一日兩次召見李鵬、姚依林等人時宣佈的。六四以 後的「勝利大檢閱」，又是以鄧小平的公開露面而昭示天下。完全可以說，鄧小平 是這場民族新悲劇的總設計師或總導演。在中共領導集團內，沒有一個人能取代他 的這個角色。（寫到這裡，我建議有興趣的讀者重讀一下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反右斗 爭時對鄧小平在清華大學一次講話的稱讚。那次講話說到了殺人問題。）因此，把 「開明」這個修飾詞再加在「六四」屠殺以後的鄧小平身上，實屬不當。 稱得上「開明」的是趙紫陽，還有已故胡耀邦。因此現在更需要討論的是，趙、 胡這一類開明派或改革派是不是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的依托。我以為不是。因為他們 不是政治上的民主派。 在我看來，政治上的民主派或民主政治家至少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尊重基本人 權，主張人道主義；二主張政治平等，承認反對派存在的權利並在法律保障下進行 平等競爭和自由選舉；三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監督。 讓我們用這些起碼條件評價中共黨內的開明派或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如胡耀邦、趙 紫陽，或者萬里、胡啟立等人。在人道主義問題上，他們的言論基本上沒有越出胡 喬木寫的那本關於人道主義的小冊子的內容，即只在「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框架 內游動。（倒是鄧樸方有過幾次「出格」言論，也許他具有太子和殘疾人基金會負 責人的雙重身份而無所顧忌。）關於基本人權，則閉口不談。他們比公開承認並宣 揚普遍人道主義的蘇聯政治家差了一大截。在多黨政治、競選制度等現代西方民主 上也絕不敢打「擦邊球」，總不忘記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和「四個堅持」，雖然有時 也有點言不由衷。在言論自由、思想開放上，他們左顧右盼，時緊時松。胡啟立在 全國文代會上幾次講話，確實成功地在中國文人中幾度掀起「春天來了」的歡呼。 但同樣是他，下令查禁文藝刊物《百花洲》。趙紫陽出色地用「新技術革命浪潮」 衝擊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也發出過反自由化「不要隨便擴大到」經濟理論界 的指令，在「八九」民運中又讓報紙電台「自由」了一陣子，但終究未能使「新聞 自由」的口號登堂入室。至於胡耀邦下台前斥責「新聞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的 講話，萬里與方勵之爭辯時的霸道態度，人們都還記憶猶新。 毫無疑問，這些人是共產黨內的開明派、改革派，但稱不上「全面改革派」---- 因為缺少了政治改革這極其重要的一面。他們不是嚮往現代民主，主張由民作主的 民主派。我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內沒有民主派，有，但他們沒有進入領導集團，或者 早已被清洗出黨。也不是說共產黨領導集團內不可能有民主派，只是現在還沒有。 需要獨立的反對黨和職業政治家 於是，以建立現代民主社會為目標的中國民主運動就不能再使自己從屬於中共黨 內領導層中的某一派別，不能再受中共派別鬥爭所左右，而要將希望轉向其當然的 主體----中國人民的獨立性上。只有這種獨立性才是其成功的保證。在共產黨外建 立一個或幾個獨立的反對黨形成一批非共產黨的為民請命的人民政治家（包括職業 政治家）就是這種獨立性的重要內容。 已經有一些主張建立反對黨的文章。歸納起來，大致提出了兩方面的理由。其一 ，共產黨頑固的獨裁體制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要消除這一障礙，沒有獨立 的，強大到足以與共產黨相匹敵、相抗衡的嚴密的反對派政治組織即反對黨，是辦 不到的；其二，即使撇開要不要「打倒共產黨」這個問題不談，若要在未來中國建 立一般民主政治制度，也必然是一種多元政治，其組織表徵就是兩黨或多黨制衡。 所以，有共產黨以外的反對黨存在，就是中國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本文不再重述 對上列兩點理由的論證，只想說一說建立獨立的反對黨與政治妥協的關係。 經常聽到一些人宣稱民主政治就是妥協政治。在討論「民主中國陣線」的策略口 號和要不要提「打倒共產黨」時，也有人幾次以波蘭團結工會為例說明「妥協」的 重要性，盛讚團結工會如何善於對波共政府進行「驚人的」妥協。我以為這些論者 似乎忘記了或有意迴避了一個重要前提，即在團結工會的這些妥協以前掌權的波蘭 共產黨所作的妥協：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同瓦文薩對話。共產黨的妥協是被 迫的。這是因為在它面前矗立著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在政治上已無法消滅的反對 派政治組織----團結工會。這一點非同小可。在獨立的政治上的反對黨根本沒有形 成時，侈談如何同獨裁的、決不承認任何民主政治組織（無論民聯，還是民陣，中 共政權都宣佈它們為「反動組織」）的當權派進行妥協，實在使人感到不知所云。 與建立獨立的反對黨聯在一起的一個問題是形成一批獨立的人民政治家。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大忌。共產黨執政以來，是從不願意讓平民百姓過問政治的 。最多讓你充當一個他們「運動群眾」時的籌碼。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人們 「要關心國家大事」，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順著他所指的方向攻打其政敵。在共產 黨官僚眼中，參政從政也是他們的一個特權。誰要在國內或國際政治問題上說三道 四，那麼等著你的便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帽子。方勵之、 劉賓雁、王若望的共同罪名，就是不安本份而參與政治。不久前在《人民日報》海 外版發表的批判王若望的文章，一開首便攻擊他不搞創作搞政治，不當作家當「政 客」（欒保俊「王若望其人其事」，《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零年一月十日） 。 我們不能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政治舞台上首批登場的非共產黨政治家 。他們就是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在政治上向共產黨發起英勇進攻的章伯鈞、羅隆基、 章乃器、儲安平、浦熙修等，他們尖銳地批評共產黨的「黨天下」，鼓吹民主黨派 與共產黨「輪流執政」；認為民主黨派領導人不僅可當副總理、副委員長，也可任 正職；主張在共產黨之外搞「政治設計院」。可惜這些人很快就作為釣起來的大魚 一個個被消滅。我認為，一九五七年這場風波中非共產黨政治家的獨立活動是鄧小 平一直不願為「反右鬥爭」平反的重要原因。這種活動對共產黨的領導權是極大的 威脅。即使在這十年「改革開放」時期，共產黨領導集團對於魏京生、方勵之這些 不同層次的「持不同政見者」也是狠下毒手的。所以，只有在海外，才是王炳章、 胡平等人獨立自由地發表政治見解的地方。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造就了一批具有獨立性的民間政治家，王丹、柴玲、吾 爾開希等名字響亮地越出了國界。除了青年學生，還有一批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 子挺身而出，例如劉曉波、侯德健。即使是原來與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某一派別有各 種聯繫的顧問或智囊成員，也在坦克的隆隆聲中被甩到了體制之外。 可以說，現在是獨立的人民政治家產生和成長的好時機，包括職業政治家。我之 所以在這裡特別提到職業政治家，是因為中國的人民民主運動需要他們。中國是一 個大國，在中國建立民主社會是極其困難的事，沒有一批全心全意，以中國民主政 治為自己的事業目標的職業政治家，是搞不好的。在我看來，各個民主政治組織， 政黨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就應當是職業政治家。「民陣」的幾位領導人曾幾度 聲明不當「職業革命家」，反對「職業革命家」。對毛澤東、鄧小平之類「職業革 命家」的仇恨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推廣到否認一切職業政治家存在之必要， 我以為極不妥當。所謂職業政治家並不是指只懂政治權術不懂其他的黨棍，他們仍 然可以有（而且通常也必定有）其他的專業依托；所謂職業政治家也並非指終身政 治家，像卡特總統那樣任期滿後仍然可去經營農場。從這個意義上說，方勵之可能 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某個階段成為職業政治家，成為某個反對黨的領袖，這與他 的天體無理學家身份並無衝突。總之，大陸中國不再需要毛澤東、鄧小平、鄧穎超 式的「職業革命家」，但實在需要有自己的布什、戈巴喬夫、李登輝、哈維或阿基 諾；需要自己的瓦文薩、葉立欽、黃信介、朱高正或曼德拉。 反對官僚剝削集團是人民運動的當然訴求 在評論中國人的民主素質低下時，有的朋友以八九天安門民運為例，說真正把廣 大民眾動員起來的是「打倒官倒」之類的口號，而不是政治上的民主要求。我承認 中國百姓的民主素養較歐美諸國來得低，但我不贊同這些朋友所作的推論。這裡有 兩個原因。第一，在人民民主政治運動中，常常會出現，甚至必然伴隨有人民的經 濟要求。即使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學生運動，也是將「反飢餓」與「反迫害」並提的 。第二，民主政治的追求或實現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人民能自主地表達個人或集 團的意願，無論這種意願是直接政治的、經濟生活的還是基本人權的。所以，在人 民運動中，不管是「反對官倒」，還是「反對攤派國庫券」，都會成為一個具有民 主政治意義的口號。如果現在有人在長安街刷上「陝北某山村一戶三口被凍死」或 「某公子在瑞士銀行私人存款三十萬法郎」的標語，那麼，它就是一種政治的顯示 。 本文不準備探討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官倒」的複雜歷史現象。兩年前我曾認為 「官倒」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進行「原始積累」的必經之路，雖充滿血腥和 污垢，卻不失進步的歷史意義。現在，從人民民主運動的獨立訴求出發，我以為「 反對官倒」是大眾百姓天經地義的權利。 四十年來在共產黨反人民政權重壓下生活的中國大眾，他們要推翻的不僅是獨裁 者的政治壓迫，而且還有經濟剝奪。他們嚮往的是民主的政治體制、自由的市場經 濟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良好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而「官倒」恰恰與人民利益背道而馳 。它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原則、利用獨裁政權的政治支撐對人民大眾進行經 濟剝奪和超經濟剝奪。在「官倒」出現以前，共產黨官僚集團對人民的經濟剝奪主 要是間接的，即用國家財政支付各級官僚各種特殊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享受。「官倒 」出現以後，官員們的行政權力便可以通過它直接地轉化為一種貨幣收入（例如一 紙批文可以轉變為多少萬人民幣」。這樣，官僚集團對人民的剝奪的數量便迅速地 增長，人民大眾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也就迅速加劇。 因此，「官倒」（無論它是否加上「民營企業」的外衣）在本質上是與人民大眾 的利益相衝突的。儘管在民主運動的某一個時期，人們的政治要求暫時地掩蓋住了 其他經濟上或基本人權上的要求，但總有一天，這類要求還會在適當時機被尖銳地 提出來的。東歐諸國人民在推翻了共產黨獨裁政權後迅速地對共產黨「秋後算帳」 ----包括清算官僚們的經濟罪惡，就是一個證明。在中國，老百姓也會對共產黨及 其「官倒」進行徹底的清算。這是獨立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天然結果。任何一個「民 運人士」都要像尊重人民的政治權力一樣尊重他們的經濟利益。 【選自《中國之春》第八十二期(一九九零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