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危機 王潤生 經過「六·四」事件以後，關心中國命運前途的人們都熱衷於談論一個話題：給 中共算命。樂觀者依據蘇聯、東歐發生的變化斷定中共壽數已盡；悲觀論者則依據 中共四十年的專制統治的有效性認定在中國結束一黨專制還遙遙無期。本來，做預 言是一件很容易出醜的事情，但是人們不能不對將來有一個大概的估計。為了增加 這種估價的可靠性，我們需要考查歷史中的一些變量因素。我認為一個最重要的變 量因素是：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是否仍然存在？ 有不少人認為中共四十年的統治是靠強力維持的，其實不盡然；如果一個政權在 人民的觀念中不具有合法性，僅靠強力是難以持久地維持的。為了維護一黨專制， 中共確實屢屢使用暴虐手段：如鎮反、反右、文革、文字獄，靠壟斷生存資源來壟 斷社會賞罰手段以實行「黨天下」等等；但是，它之所以犯了大量罪行而不垮台的 重要原因在於，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它在民眾的觀念中較普遍地具有合法性。 中共由弱而強，繼而由盛轉衰的歷史，可以說是一個由逐漸贏得民心到逐漸失去 民心的過程。歷史常常都是那樣的有趣：一個政權倘若獲得了民眾的普遍支持，即 使犯了一些錯誤，出一點偏差也算不了什麼，大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變了；反過 來，倘若喪失了合法性基礎，則沒事也會生事，小事變成大事。因此，考察中共執 政的合法性基礎的過去和現在，是我們分析中國的現在和未來的一個極重要的背景 參照。 中共政權合法性之根源 一個政權是否合法，有兩種不同的判斷方式：一種是價值判斷，即根據一定的價 值標準，判斷該政權與該價值是否吻合；一種是事實判斷，即觀察該政權管轄下的 絕大多數人民是否承認該政權的合法性（代表性）。 如果我們以民主為政權的合法性之價值標準，那麼可以說，中共從執政之初便不 具有合法性。但問題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懷疑它的合法性，他們接受了它 ，而且基本上是自願地選擇了它的，雖然這個選擇過程沒有經過一套嚴格的程序。 也就是說，從事實這個層面看，中共政權在產生之初是具有合法性基礎的。 這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本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在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中， 民主意識還相當單薄；雖然民主思想和原則在五四運動前後曾經有過廣泛的傳播， 雖然曾有過孫中山和國民黨人的民主實踐，但是在外侮和內亂頻至的情況下，任何 走向民主化的嘗試均以失敗告終；務實的本性和缺乏民主經驗參照的理智誘使中國 人民企盼著一個強大的、能解決民族獨立、社會安定、國計民生等問題的政府，而 不太重視政治制度上的設計；第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當時仍然是占主 導地位的判斷政權合法性的標準，雖然這個標準帶有相當的模糊性，但人們卻可以 依據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直覺來判斷政權的好壞：凡能使人民安居樂業且政治廉潔的 政府便是好政府（合法的），反之則是壞政府（不合法的）。 四十年代末，國民黨之所以在大陸失敗，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軍事上的失誤，而是 其合法性的喪失，持續的經濟危機、高通脹、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和肆虐，以及連 年內戰（在失去信賴的情況下，內戰的責任自然應算在執政者頭上），使多數中國 人基於民本思想，不再承認它是一個可信賴的有代表性的好政府；中共便是在這種 條件下執掌政權的；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過是在堤壩已被蛀空的情況下洶 湧而來的最後洪峰罷了。 中國共產黨在總體上雖然是最激烈的反傳統派，但在政權的合法性觀念上卻自覺 或不自覺地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列寧主義提供的合法性價值觀是無產階級專政 理論，毛澤東則將之修改為易於為具有傳統意識的中國民眾接受的一套準則：代表 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僕等等。表面看 來，中共也接過了民主的口號，但它拒絕對民主作任何形式化或程序化的解釋，而 是通過保持其模糊和任意性來為專制獨裁辯護。 那麼，為什麼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共政權在社會心理層面能保有廣泛的合法性 呢？其主要原因在於在執政前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共所做的一些事情及其形象同人 民所認定的民本思想大體上是吻合的。這些事情主要有： □消除外患，增強民族自尊心。八年抗戰塑造了共產黨人的民族英雄形象，朝鮮 戰爭志願軍又同當時的頭號軍事強國美國人打了個平手，之後有中印戰爭、越南戰 爭、有珍寶島同蘇聯的交手，雖然這些戰爭從軍事上和政治上判斷其得失是個很復 雜的問題，但它們至少沒有一次是以慘敗告終的。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中國 人向來有強烈的民族自尊感，而在近代百年史上又飽受了割地賠款的屈辱；因此， 無論是獲勝的戰爭還是打成平手的戰爭，都具有縫合內心創傷的奇效；作為戰爭組 織者的共產黨人，自然而然被看作民族的代表。 □土地改革。這是早年的國民黨人想做而沒做的事情；共產黨人做了，五十年代 初他們幫助數億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這一條，在中國歷史上歷代開 明君主那裡，都曾被證明為是凝聚民心，促使經濟繁榮的有效手段。雖然後來的合 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制度再度剝奪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和自由支配權，但由於這 種做法超越了人們的歷史經驗，它的新鮮性使人們容易對它抱有幻想，因而在短期 內大多數農民都難以意識到它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工業化的奇跡。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中共通過集權和強迫國有化等手段迅速 集中資金、資源、人才，較快地建立了一套雖然粗糙但卻較為系統的工業化體系； 雖然這是以犧牲自由和數億農民利益為代價的，而且計劃經濟的後遺症較之它最初 創造的奇跡也許要弊大利小，但在最初，它卻有效地增加了國力並大大地鼓勵了人 們對未來的樂觀和自信，也使得不少天真的人們相信了共產黨人將在中國建成共產 主義天堂的許願。 □通過工業化過程中創造的就業機會，通過嚴厲的社會治安措施，再加上多年戰 亂後人心思定的社會心理基礎，在五十年代，整個社會大體上是穩定的；剛剛從亂 世中走過來的中國人民格外珍惜這種和平建設的氣氛，因此他們相當願意同政府合 作。 □廉政建設。一般說來，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但也有例外。中共的極權 程度極高，但由於嚴格的計劃經濟和單一的國有制，官員行賄的機會並不多；而且 中共有著一整套帶有清教徒色彩的道德規範，這套規範不僅通過黨內生活和社會輿 論起作用，而且中共還通過工資、社會福利、榮譽、各種機會的分配來強化這些規 范的約束力，使其成為具有准法律效用的行為準則，這使得中共各層官員直至七十 年代大體上還能保持一個較好的道德形象。 如果說上述五條大體上能夠解釋中共政權在五十年代能夠收攏民心的原因的話， 那麼，在經過了殘酷的「反右」、災難性的大躍進和文革之後，中共為什麼仍未盡 失民心呢？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卡裡斯瑪權威效應+咨詢壟斷。 由於共產黨人在執政前後一段時間裡的成就，又由於有意製造的個人崇拜，毛澤 東在其執政的二十多年中，在中國大陸始終扮演著卡裡斯瑪權威的角色。卡裡斯瑪 權威的一大特徵是：在其魅力喪失之前，人們盲目地相信他所提出的一切價值、理 想、預言和許諾。由於他那被神聖的光環包裹著的巨大的身影的遮蔽作用，即使有 了懷疑的充份依據，要懷疑和否定他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此，反右的災難、 大躍進的災難、文革的災難，卻都沒有構成對政權的致命威脅，大多數受苦受難的 人民當時仍然迷信「偉大的舵手能帶領我們渡過難關。」可能那時也有一些富有自 由和懷疑氣質的潛在反對派，但由於資訊的高度壟斷，由於「輿論一律」，反對派 除了成為專制機器上的祭品之外，其作用微乎其微。 改革產生了合法性危機 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受到挑戰始於十年前的改革之初。雖然在民主牆時期魏京 生等人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口號沒有引起廣泛的共鳴，但在情感 和經驗的層面，當時的整個中國社會已經充盈了一股對中共執政的不滿情緒，這種 情緒逐漸衍生為信仰危機，之後又表現為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否定，繼而又發展到對 中共執政的信任危機，最後催生了「八九」民運。「八九」民運標誌著中共執政的 合法性危機的爆發，而它的結果則導致了現政權的合法性的喪失。 合法性危機的逐漸產生日趨嚴重主要同以下四個原因相關： 首先，對中共執政的歷史的回顧和反省使大陸人民逐漸認識到了作為「救世主」 的中共帶給中國人民的苦難。八零年中共改革派發起的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從哲學 上說是幼稚的，在政治上也是較保守的，但卻為人們提供了一次重新認識歷史和評 價歷史的機會。在否定了「兩個凡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有限度地否定了毛澤 東之後，儘管當權者力圖把文革前的十七年描繪成歌舞昇平的景象，但口子一開， 要堵也堵不住了；隨後，「反右」和大躍進被否定了，合作化和所謂的「社會主義 改造運動」也受到了質疑，很大一部分中共黨內殘酷的權力鬥爭史大白於天下。以 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共產黨人曾經是有著一層耀眼的道德光環的，等到他們的經 歷和生活細節被通過各種渠道披露出來之後，人們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不過是 一些冷酷無情、荒淫無恥、欺下瞞下的偽君子。此外，人們發現，在中共統治下， 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級官員在內，幾乎家家都有一部血淚史。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是 ：那幾年，在全國上下已經形成了一股風氣，誰都樂於向別人訴說自己的不幸經歷 和苦難遭遇，誰都恥於向別人肯定自己是共產制度的獲益者；中共黨內的開明派為 了贏得民心也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一副同過去告別的樣子。 其次，對外開放和發達的資訊條件給人民提供了比較的機會。沒有比較就不知道 自己的處境。對外開放和收錄機、電視機的普及使人們開始瞭解外面的世界，其結 果是：一些自覺的知識份子開始以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為參照來反省社會主義 制度的弊端；絕大多數人民也至少在事實上認定了：無論是社會發展程度還是人民 生活水平，蘇聯不如美國、東歐不如西歐、東德不如西德、北韓不如南韓、大陸不 如台灣。這種事實比較雖然簡單化，但它引伸出來的觀念----社會主義制度行不通 ----卻是任何宣傳都改變不了的。因此我們看到，在經過了幾次徒勞無益的為自己 的統治塗脂抹粉的努力之後，中共只剩下了兩個為社會主義辯護的理由，一是實踐 形態的社會主義不等於真正的社會主義，人們可以通過改革找到一種真正優於資本 主義的社會主義（這一理由其實已包含著對自身歷史的否定）；其二是中國大陸「 地少人多底子薄」，因此不能同別人比。（這一理由非常惡劣地包含了為自己的未 來辯護的用心；在邏輯上，同它所提出的現代化目標也是不相容的。） 共產黨執政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全部根據是它所許下的社會主義制度要優越於任何 制度的諾言，因此，社會主義信念的破產也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 第三，日趨嚴重的腐敗加劇了人民同官僚集團的對立。至少從八四年城市改革開 始，中共統治者基層與人民的矛盾超出了一般的緊張關係，逐漸演化為相互提防和 仇恨心理。其原因是，從那時起，不僅傳統的拉關係、走後門、隱蔽性特權分配愈 演愈烈，而且經濟上的雙軌制給大大小小的掌權者提供了濫用權力的機會，於是貪 污受賄之風盛行全國，官倒走私肆虐無忌，請客送禮則幾乎成為普遍的行為定式； 管批文權的發批文財、管物資的發調撥財、管經貿的發「回扣」財、管人頭的發人 事財，官員們的道德形象落到中共執政歷史上的最低點。更可怕的是，儘管所有的 官員都有可能從這種狀態中撈到好處，但由於這裡的利益分配是非公開的、不可控 的，呈現出一種「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的模式，因而它不僅給官員的鋌而走 險不斷提供強刺激，還使所有的官員都以為別人比自己撈得更多，生發出一種因分 贓不均而產生的不公平感來。在中國歷史上，公平和廉政問題向來是最敏感的兩個 問題，因此到了一九八八年，整個大陸瀰漫著一種當時被稱之為「世紀末感」的情 緒，即使在輿論被控制的情況下，「危機」的字眼在報張上也隨處可見；連相當部 份的共產黨官員在內，許多人都覺得自己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大潰敗前夕的感 覺，大家都覺得整個社會已經不可救藥，都無可奈何地等著出事。 第四，十年來新文化的產生和啟蒙運動的興起為人民觀察評價現實提供了新的理 論參照和價值標準。這是一場自覺的知識份子運動。雖然這場運動有許多欠缺，例 如對現實的批判過於隱諱、極端地排斥傳統、帶有明顯的非理性主義色彩和反文化 色彩、缺少建設性等等；但它的正面價值也是明顯的：對民主政治的呼喚，對「官 本位制」、「清官政治」的清算，對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提倡以及通過引入斑駁 陸離的各種思想理論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氣氛等等，一方面在人民當中基本取代了列 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在部份知識份子當中形成了明確的民主政治要求。 它對中國歷史的更深遠的作用還在於：它培養了一整代自我中心的、有著強烈的個 人權利意識的、否定傳統和蔑視任何權威的新人，即所謂的「第四代人」，正是這 一代人構成了「八九」中國民運的主力。他們的自顧自不合作的性格也許對於未來 中國建設有著負面的影響，但他們身上已不再具有前幾代人所明顯具有的奴化性格 ，他們的敏感和反抗性使他們極容易走向對現存制度的否定，而他們的「不信邪」 也極容易走向對現存制度的抗爭。 屠殺使合法性完全喪失 一九八九年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反映了中共政權合法性危機的總爆發。但 是，直到「六·四」以前，這場運動都不僅對中國的民主前途帶來了希望，同時也 為中共渡過其合法性危機提供了機會。危機並不總意味著死亡。儘管當時中國的老 百姓對執政者已經相當失望了，但他們還沒有絕望，絕大多數人當時都沒有推翻共 產黨的打算，人們不僅在策略上，而且在內心深處都還不太贊同「打倒共產黨」的 口號；甚至整個運動提出的政治要求中都沒有一條是對中共執政構成致命威脅的。 只有一條----要求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對一黨專政有潛在的挑戰性。因 此，如果像中共內部的改良派如趙紫陽那樣接受或部份地接受民眾要求的話，不僅 可以順應民意，而且可以部份地解決導致其合法性危機的社會問題和黨內問題，從 而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但是，中共黨內的腐朽勢力沒有這樣做，他們的「面子」、他們的經驗以及他們 因嚴重危機感而產生的「輸不起」的心理誤導了他們的思路。他們向手無寸鐵的人 們開槍了。「六·四」大屠殺是一把雙刃的劍，既扼殺了中國社會的一線生機，也 同時毀掉了統治者自己。至此，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在人們的心中完全喪失了。其典 型標誌是：這個政權的苟延殘喘已經完全靠暴力和高壓維繫了，連它的謊言和欺騙 也不再起作用了。甚至在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方面，中國的御用文人們已經理屈詞窮 。過去他們把中共描繪成中華民族的救星以證明其統治的合理（這還算是一種「曉 之以理」），「六·四」以後，他們說得最多的理由只剩下兩條：一是不堅持中共 的領導便有內亂危險（向人民誘之以利）；二是現政權是用千百萬人的鮮血和生命 換來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強盜邏輯）。 對中國人合法觀念分析 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從危機到喪失的過程，很容易使人們產生一個印象：民主 思想在中國大陸已經深入人心，民主化浪潮將再度席捲整個中國。這種看法如果說 不是錯誤的話，至少也是過於樂觀的估計。 在大陸，確實有少數覺醒的知識份子是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去否定中共政權的合法 性的；他們的參照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民主理論：只有民選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 而民選則遵循著一整套自由選舉的規則；民意必須具有相應的渠道去表達，如言論 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等等。 但是，以此為參照而要求民主、批判現實的知識份子在大陸只屬少數。民主牆時 期當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構想時，理解者和響應者寥寥；八零年的大學 生競選雖然對部份青年知識份子是一次民主政治的洗禮，可由於為時短暫且無實質 性成果而未深入人心；八六年醞釀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只是少數人的事，其影響基本 上沒有擴散到社會上去；在意識形態方面，直到「八九」民運爆發之前，整個大陸 仍未有一套從正面闡釋民主政治的理論，只有個別理論家搜索枯腸地從馬克思的經 典中去尋找一些詞句來設法認同西方的民主制，譬如從利益多元論出發推出階級或 階層論再推出政治主張多元化的合理性進而證明多黨政治的必要性（蘇紹智先生的 觀點）。但即使是這種帶著馬克思主義印記的觀點，在當時仍被視為具叛逆性的大 膽之論，認同者寥寥，傳媒更不敢接受。 在民主思想的傳播方面有所作為者也很少，一般地空喊民主口號的不乏其人，但 幾乎沒有批判一黨專政的言論（方勵之除外）。時至一九八九年初，少數較為激進 的知識份子仍只是期望加強中共黨內的民主和主張修憲，修憲的主張雖然暗含逼向 「四項基本原則」的矛頭，但由於隱晦，只有少數圈內人才看得出來，因而其啟蒙 意義有限。 與中共「肝膽相照」的幾個花瓶黨在這方面更是戰戰兢兢，他們只搞過一次非常 可憐的「跪著造反」：一九八八年，當中共當局重彈「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 作制」之老調時，他們要求去掉那個「下」字，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而當中共官員表示可以考慮接受該「意見」時，他們便大有受寵若驚之感，滿 以為通過這麼個文字遊戲便可以同共產黨平起平坐了。 至於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民眾，他們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的懷疑和否定則仍然是 基於傳統的合法性觀念。這些觀念包括：１「民貴君輕」的儒家傳統，這一觀念的 理論形態雖然一再被摧殘（最初是被共產黨人嘲弄，這幾年又被新啟蒙派的知識份 子批判），但它的世俗化形態卻通過文藝作品、民間故事、自發的社會輿論等方式 保留下來，如「清官期待意識」、「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白薯」的觀念等 等；２共產黨自身的意識形態，如「人民公僕論」、「為人民服務」、「反對官僚 主義」等等，它的理論形態雖然也由於中共道德形象的一落千丈而遭到普遍的譏笑 ，但幾十年的熏陶還是使民眾常常不自覺地以此作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武 器，甚至人們對「六·四」屠殺的憤恨和否定，也部份地以毛澤東提供的價值準則 為依據：「鎮壓學生運動絕沒有好下場」。一些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八九」民 運中最有號召力的口號是「懲辦官倒，清除腐敗」，大多數民眾是基於對社會不平 和為政不廉的不滿以及對絕食學生的同情而投入這場運動的；這表明，他們的反政 府舉措主要是基於傳統的價值而不是民主的目標。 歷史和現狀的幾點啟示 根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喪失的過程及其原因，根據中國大陸民眾合法性觀念的現 狀，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第一，如果中共洗心革面，接受民主的政治規則的話，它仍有可能保有在中國政 治舞台上的一席之地，回頭路是絕對走不通的。經過「六·四」，中國統治者想要 重新贏得民眾對它的信任幾乎是不可能的，它至多只能通過做好幾件事來減輕人民 對它的厭惡程度，例如：１保證經濟穩步而又有相當速度的發展；２切實解決社會 公平問題；３切實解決廉政建設問題。這幾件事同民眾的現實要求最為貼切。但是 ，這幾件事的解決均有賴於逐步的政治民主化。中共前十年的改革經歷業已表明： 惟有推行其目標指向市場化的改革才有可能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一方面企圖在經 濟中走出列寧、斯大林主義的巢臼，另一方面又企圖在政治上沿襲斯大林主義的老 路，不僅最終解決不了經濟問題，而且還會生出嚴重的社會不公和政治腐敗來。沒 有言論自由、沒有輿論監督、沒有司法獨立、沒有多黨政治對執政者形成的壓力， 所有的社會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乞靈於執政黨自身的紀檢、政治高壓和政治運動 是無濟於事的。何況，繼中國民主運動之後，蘇聯、東歐的民主化浪潮給中國人民 提供了一個好的示範，形只影單地繼續推行專制統治只會遭到國內外人民更深的敵 視。 因此，中共如果明智的話，它的唯一出路是接受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則，最低限度 也應該走西歐共產黨人的道路：承認政治多元化，切實代表某一階層或階級的利益 ，在議會政治中接受人民的選擇；或者更進一步，走社會民主黨人的道路，這條路 或許會為它帶來更大的希望。 另一方面，對自身建設成就的誇耀、「學雷鋒」、輿論控制等，這些玩意兒在五 十至六十年代曾經是中共相當有效的法寶，但使這些法寶在當年靈驗的條件如今一 個都不存在了：１中共作為人民救星的神話已徹底破產，人民對現政權的信任已降 到冰點；２共產主義的所謂理想即使在中共黨員中也少有真誠的信徒了，中共關於 明天的許諾已不再有絲毫感召力；３全面的腐敗已使中共難以從內部找到足夠的健 康力量與之對抗；曾經起過動力作用的道德優越感在如今的官員身上已喪失得幹幹 淨淨；４以克裡斯瑪型權威統一思想和意志的時代早已逝去；５發達的資訊條件使 完全壟斷輿論已成為不可能，謊言和欺騙的效用已極其有限。 第二，獨裁政治在中國仍未完全失去其賴以存活的社會文化心理基礎，民主思想 的啟蒙和傳播任重而道遠。我們可以斷定：對於那些手上沾血的中共黨內的腐朽勢 力來說，即使他們改換形象，要挽回民心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卻沒有充份 理由相信：任何種類的專制政治（尤其是開明的或比較開明的）在中國已經窮途末 路。雖然「八九」民運使中國人民經受了一次民主思想的洗禮，雖然繼之而來的世 界民主化浪潮對於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的覺醒具有巨大的催生作用，但有幾個重要 事實是我們絕對不能忽略的：一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的否定並 非基於民主價值而是基於傳統觀念，他們所期盼的主要是政府的廉潔、公平和有效 率；二是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大多數民眾對民主的價值尤其是民主化的程序規則知 之甚少，對中共統治帶來的災難，多數人都不曾從制度層面去檢討其原因，而是習 慣於把帳算在一兩個「昏君」、「奸臣」頭上；三是由於中國歷史的暗示作用，也 由於對民主政治的無知，中共政權的管理者階層較普遍地對政治變革患有恐懼症， 這裡的所謂歷史經驗包括：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殘酷場面，中共自身的「 打土豪、分田地」、「鎮反」的經歷；文化大革命群眾造反的經歷等等。因此他們 容易把民主化過程想像為改朝換代的過程，對身家性命的憂慮使他們本能地靠近政 治上極端保守的立場。 基於此，我以為，在今後的民主啟蒙運動中，無論在大陸還是海外，都有必要花 大力氣做好三件事：１具體地而不是抽像地闡述民主原則和民主的程序規則的價值 和意義；２從專制政治之弊端的角度重新分析和評價中國歷史尤其是近四十年的中 共執政史，從經驗層面清算列寧、斯大林主義的政權理論；３具體地設計和展示中 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以及社會各階層、各種政治力量（包括中共）在這個過程 中的可能前途和特定的角色定位。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亦有可作培養民主意識的養料，一概地排斥傳統恐怕是捨 近求遠、勞而無功的做法。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是個很複雜的混合體，其中的某些至 今仍有影響的成分也確實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例如「草民意識」、「成者王、敗 者寇」的是非觀、「得天下者坐天下」的俗文化觀念，這些都是專制政治在社會心 理方面的保護層；但是並非所有的東西都同民主原則相牴觸，譬如「民貴君輕」的 儒家傳統，俗文化當中的「清官期待」意識。儘管它們不同於現代民主思想，但卻 都暗含了民主的價值成分。它們同民主原則的相通之處在於，它們包容了民主政治 的基本目標：政府行為取向應當符合民意，政府應當公正、廉潔且有效地為民眾辦 事。它們同民主原則的不同之處只是：它們僅有價值取向而缺乏保證這些價值實現 的制度設計（或者說形式化和程序化的規則）。這就是說，按現代民主思想體系去 度量，這些傳統只不過是有質無形，有價值理性而無工具理性罷了；這也意味著， 從這些觀念出發是可以邏輯地引伸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來的，或者說它們至少可以為 現代民主制度作證。指出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異質文化的移入如果不同本土文化 發生某種程度的聯姻的話，是很難生根存活的，而幾千年的傳統在民眾的心理層面 或俗文化層面的積澱僅憑秀才的幾聲「吶喊」是幾乎不可能根除的；何況正是這樣 一些傳統，動員了中國民眾對中共獨裁統治的挑戰。回想幾年來國內文化界對傳統 文化的猛烈抨擊，我個人最大的體會是：企圖在一片廢墟上重建文化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們無法把傳統變成廢墟；其次撇開傳統的重建只會事倍功半甚至勞而無功。 面對這塊駁雜而深厚的文化土壤，我們所要做的僅僅是：修補----少一點減法，多 一點加法。 【選自《中國之春》第八十八期(一九九零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