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死了，底線在哪？ 丁 楚 理想主義旗幟上的問號 十九世紀以來，社會運動大大加速。它為人類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和理想，同時也 帶來了更多的失望和危機。希望越高，失望越甚，理想越美好，危機就越深重。人 們的期望值和現實感的反差，構成了社會動盪的原因。反差越大，動盪越烈。這種 動盪與其說來源於社會現實的危機，還不如說是來自人們心中的危機感和失落感。 人們對理想的追求值得謳歌，可是每一次追求所帶來的後果卻值得深省。理想主 義變成了孕育激進主義的溫床，而激進主義使社會永遠處於希望和失望的輪迴。在 這一思潮的夾裹下，人們總是處於不滿和危機感的狀態，永遠希望變，可是變到什 麼程度為止卻沒有一個底線。 中國自滿清末年，舊的秩序已經崩潰，而一個能夠為多數人所接受的新秩序一直 沒有穩定地建立，因此思想激化的趨勢越演越烈，使社會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一 方面惡化的現狀滋生激進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了現狀的動盪。陳奎 德先生把這種現象形容為「社會中了魔咒」，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首先是解除 魔咒；余英時教授則比喻為「巨石走峻坡」，社會積累的不滿勢能使巨石非滾到平 地不能停止。激進和保守在中國完全喪失了原有的定義，「變革」成了「進步」的 同意語，「保守」成了「反動」的替換詞。在西方人眼裡值得稱道的「保守主義」 完全喪失了立足之地，因為不斷變動的社會完全沒有任何相對穩定的秩序值得保守 。四十年前，所有中國人都高舉著「革命」的旗幟，而所有的區別只是「革命」目 標的不同；今天，所有的中國人都在高呼著「改革」，而其所有的分歧都在於改革 的程度和速度的差異。 七十年前發生的「五四運動」確立了理想主義在中國的主導地位，使這個民族幾 乎是必然選擇了理想主義色彩最濃的共產主義目標。可是，七十年後，當中國新一 代理想主義者在天安門廣場豎起民主女神像，把希望轉向西方時，人們發現，在那 個模式中的成功者都是經驗主義的典範。 今天，「反思」已成為最時髦的動詞。人們反思「八九民運」，反思「十年改革 」，反思百年以來的歷史，反思五千年文化。可是，在人們的美好希望一個接著一 個破滅之後，難道我們不應該深刻地反省一下我們的思維方式嗎？難道我們不應該 在我們理想主義的旗幟上打一個問號嗎？ 經驗主義的負向思維模式 理想主義是一種正向思維方式，在這個旗幟下，人們總是著眼於「應該」幹什麼 ，人們需要找到極終的真理，需要設計一個理想的模式，然後為之奮鬥。 可是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奮鬥的結果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失望。道理很簡單，今 天這個世界不再是原始美洲大陸一樣的白紙，而是一張塗得五顏六色的畫布。我們 有了歷史的財產，也有了歷史的負擔，任何一項社會的變革都必須在這五顏六色的 畫布上塗塗改改。我們難以實現理想的模式是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理想的環境，任 何一個意想不到的歷史變量都有可能使社會偏離理想的航程。極終真理都是可望不 可及的地平線，人們很容易在接近它之前就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於是不得不重新否 定自己的理想，不惜以社會的動盪為代價去尋找新的目標。 相反，經驗主義是負向思維方式，其著眼點往往是哪些事情「不能」做。在這種 思維方式下，人們在碰撞中找出可行的道路。人們也許不清楚極終目標在哪裡，但 是他們卻可以清楚地知道哪種更壞的情況是可以避免的。社會運動儘管沒有極終的 目標，但是卻有基本的底線，它也許不會達到最佳，但很難變得比以前更壞。社會 運動相對平穩，不會大起大落。 我們今天追求的民主制度恰恰不是理想主義的產物，而是經驗主義的果實。丘吉 爾說過：民主制無疑不是一個最好的制度，它缺乏效率，常常不得不放棄最優決策 來達成協議，但是儘管如此，它今天仍是我們唯一能接受的制度。這一思路是個最 典型的負向思維，它用排除法從矮子裡面拔出高子。也就是說，民主制不過是人們 為避免專制而作出的選擇。導致它實現的動力不是人們要追求善，而是人們要避免 惡。法國大革命無疑是個理想主義的運動，可是寫在它理想主義旗幟上的口號是： 「自由、平等、博愛」，恰恰沒有民主。 民主制實現的過程同樣具有強烈的經驗主義的色彩。它在一開始顯然不如我們今 天在西方民主國家看到的那樣完美和成熟。美國的選舉制度在最初階段還有財產和 教育水平的限制，然後才普及到所有成年男子，之後逐漸擴大到所有女子、黑人和 其他少數民族。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將會發現，它們大多經過一個精英民主的 階段，其政治參與面是逐步擴大到全民的。遊戲規則首先是由少數人摸索奠定的， 後來參與面的擴大只不過是增加遊戲人數而已。這一經驗摸索的過程對於一個社會 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就像一個人在跳高之前的助跑一樣，非此不能越過理想中的橫 桿。 沒有助跑的跳高 可是不幸的是，今天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包括為民主奮鬥的中國人，都把西方 的民主制當成一個理想的模式。他們一開始就直接接受了西方國家發展了一百多年 的結果，而略去了其發展過程。他們把這個現成的發展結果當成了極終的奮鬥目標 ，在一個經驗主義成功的領域裡，再一次升起了理想主義的旗幟，把社會拖入了新 一輪從希望到失望的輪迴。 就像一個有了計算器就再也不肯背乘法表的孩子，面對已經發展成熟了的民主制 ，落後國家為民主而戰的理想主義者們不會再忍受從精英民主的起步，也不會忍受 以文化水平對政治參與權的限制。可是人們不難想像，在一個毫無民主素養的社會 裡，一開始就推行全民普及的政治參與會發生什麼結果。從暴民政治到強人專政(按 楊小凱的話是從一百個小土匪到一個大土匪)的兩極擺動在所難免。這是一次沒有助 跑的跳高，原地起跳怎麼可能達到西方國家兩百年助跑所越過的高度？這就是為什 麼今天有很多落後國家在誠心傚法西方民主制時都給人一種東施效顰的感覺。其失 敗的原因並非像某些學者所強調的經濟文化因素，兩百年前的美國未必比今天的南 美國家有更發達的經濟和更高的生活水平，這些國家所缺乏的正是它們所忽略的過 程，是那個逐步進化過程中的訓練。 也許，今天對於中國人來說更重要的不是囫圇吞棗式地選擇目標和模式，而是學 會新的思維方式。正如對一個孩子來說學會怎樣走路比選擇走什麼路要更重要。手 段先於目標，形式重於內容，也許是改變中國人思維方式首先要學習的內容。 將目標換成底線 理想主義的思潮已經使中華民族歷盡了近百年的挫折，而退回到最原始的起點， 進行經驗主義的摸索對於一個落後者來說又顯得過於笨拙。為什麼我們不能做出一 個妥協，在設計社會運動模式時把那個理想的目標換成最低的底線？這樣，也許事 情不會變得像我們期望的那樣好，但至少不會變得比現狀更壞。因此，我們可以擺 脫從希望到失望的搖擺，使社會能夠更穩定地運轉。 當人權被全世界公認為是衡量一個社會狀況最基本的價值標準時，聯合國的《人 權宣言》為人類制定了一個理想的目標：從每個人都有溫飽的權利，有就業的權利 ....，直到種種政治權利。我相信，這個包羅萬象的目標，為人們帶來的失望將遠 遠超過希望。不要說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就連世界首富美國，也還沒有可能 保證每個人的溫飽。只要人們發現還有一個人在街頭流浪，就會對社會產生不滿， 而這種不滿則會成為孕育激烈情緒的溫床。最麻煩的是，社會溫飽問題在很多情況 下不是社會制度和政府想解決就解決得了的。不久前發生的東非大饑荒能怨誰呢？ 在那裡，滿足溫飽不是基本的權利，而是奢侈的目標，無論哪一個政府，也無論采 取什麼制度，是民主還是專制，都無法滿足這一最基本的人權。 如果我們換一種負向思維的角度來為社會制定人權標準，事情也許會變得簡單得 多。一種制度也許不能保證人們「應該」得到什麼權利，但卻可以保證人們哪些權 利不可剝奪。一個政府也許一時無法讓人們吃飽，但它卻可以保證不侵犯人們的思 想和言論的自由，不剝奪人們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自由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 只要換一種思維方式，我們將會發現，人權問題的底線並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溫 飽，而恰恰是人生具有的思想和言論自由。這一結論也許和唯物主義者的推論恰恰 相反。 當我們熱烈地主張聯邦制時，最好不要指望地方自治會成為富國強民的基石。也 許它的作用只不過是在中央集權大崩潰時不致使社會垮得粉碎。中國歷史上的分裂 局面，無論是三分天下還是五代十國，都是必要的，它們的作用正在於此。 當我們全力推動民主選舉時，先不要指望它會成為舉賢推聖的妙方。也許它只不 過是一劑瀉藥，讓我們以此來清除腐朽和避免暴君。第一流的人才未必會被大多數 人理解和接受，而大多數人的選舉只不過是在矮子裡面挑個高子。 當我們堅持建立法治社會時，最好別指望它的政績會超過賢明的人治。也許它的 優點只不過是防止社會墮入腐敗人治的泥潭。嚴格的程序規則不會為社會帶來奇跡 ，它只不過能排除權力鬥爭的災難，使社會保持穩定。 當我們高舉起改革大旗時，最好別著眼於它能贏得多少人的支持，也許更明智的 著眼點是怎樣把反對的力量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用一套徹底的主張去征服反對者 是很困難的，而通過有限的訴求去削弱他們的對抗卻相對容易。 爭取當局的沉默 在中國大陸當前的形勢下，如果採用設底線的原則，無論你主張什麼或者做什麼 ，都不要指望當局公開的承認和支持，只要當局在事實上不壓制就足夠了。從實際 的效果來看，當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態度最有利於變革的順 利進行，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農業生產承包制的成功。 任何一項社會改革的成功都是從條件成熟的小範圍開始的，如果此時官方壓制， 自然扼殺變革的幼苗，必須抗爭。可是官方的支持也未必有利，因為這會造成沒有 條件變革的地方一哄而上，使變革走向反面的極端，最後造成普遍的失望和復辟情 緒。大陸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建立技術開發區，就是在當局支持下失敗的例子。相 反，讓小範圍的榜樣自然普及的效果要好得多，這個經驗逐漸擴散的過程，就好像 前面提到的跳躍橫桿前的助跑，其必要性在此已無需論證。農業生產承包制在當局 採取觀望態度時發展很正常，但是當當局開始支持推動之後，反而過火了，一些地 方把本來不該分也不宜分的集體資產也拆散分掉了。 民主運動的道理一樣。十年前發生的大學生競選風潮的成功，就是在官方「不支 持，不反對，不宣傳」的夾縫中取得的。如果當時官方鎮壓，這場大火會很容易被 撲滅。可是如果官方表態支持並加以宣傳，競選風潮有可能會在知識界以外的各行 各業，在工人和農民中迅速蔓延開來。這種拔苗助長式的普及可能會造成競選內容 污垢橫流(如對競選對手揭隱私、造謠、人身攻擊，這些已經在某些大學校園中發生 了)，使競選這種形式蒙受恥辱。那樣，左派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總結資產階級自由 化的教訓了，並在人們普遍失望的情緒中凱旋。 在當時的競選風潮中，最具官方色彩的問題是：這種競選的形式是否適合中國大 多數人？我的回答是：適合多少人，就試行多少人。變革總是從少數向多數擴散的 。鄧小平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 呢？成熟的經驗和遊戲規則如果能在小範圍高質量的人群中建立和鞏固，對今後的 普及和擴散大有好處。在這一過程中，底線是官方的沉默。 要想讓官方默許，首先要造成即成事實。而且在沒有足夠的實力之前沒有必要主 動要求官方承認你的合法性。比如成立獨立的團體，如果你事先要求官方承認，那 結果無疑會被否決，還沒開始就夭折;如果你有了足夠的實力要求官方事後承認，又 實屬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本來當局中的開明者還有沉默的迴旋餘地，現在反而被 逼得非正式表態不可了。官方的正式表態無疑是否定的，因為它只要承認了一個組 織就等於開了一個通例，社會上一夜之間就會誕生成千上萬個群眾組織。就像當年 毛澤東承認了紅衛兵，全國立即湧現出千萬個造反團、戰鬥隊，最後連他自己也控 制不住了。這種一開始就萬馬奔騰的場面對民運團體的成長未必有好處，官方潛在 的壓力可以使群眾組織保持相對集中的形式和較強的自我控制能力。可是一旦這種 壓力在群眾團體成熟之前驟然消失，大的群眾組織將立即裂變成無數個小團體，社 會上湧現出來的各種組織魚龍混雜，形成無規則運動。這種場面，在朝的當局自然 頭痛，但無論如何它最終還有軍隊可以收拾局面。而在野的反對派也將失去控制局 面的能力，更糟的情況甚至是，相對集中的反對派陣營根本無法形成。這種局面一 旦引起人們對民主運動的普遍失望，就會導致專制主義的復辟。民主運動同樣需要 一個自我訓練的「助跑」過程，我們不能只站在民主運動的角度去靜態地設計這個 過程，而是要把自己放在一個朝野互動的局面中，將對方的能量和反應也引進這一 過程的設計。 在專制統治下，人們所爭取的所有權利總是以非法的既成事實開始的。只要你付 注行動，首先就別指望官方的承認，只要它不鎮壓就可以了。劃出了這一底線，就 容易有效地控制住前進的步子。也許你還不能肯定最終走到那裡，但至少可以學會 怎樣走不摔觔斗。 重新評價保守主義 本文的宗旨不僅僅在於提供一個民主運動的戰略戰術，同時也在於提供一個不同 的思維角度。人們在摔了很多跟斗之後，不能總是把總結教訓的水平停留在埋怨路 沒走對，而應當反省一下走路的方法，至少學會謹慎舉步。 如前所述，中國被理想主義的思潮沖刷了近一百年，康梁之後社會急劇的運動使 人們幾乎無本可守，保守主義幾乎喪失了立足之地。可是八十年代以來，全世界的 保守主義都在抬頭，即使中國的民主運動，也並非創新，而不過是在追求西方古典 的價值，被稱為保守的變革。 也許中國人應當重新評價自己心目中的保守主義。保守並不意味著不變不動，問 題是怎樣變，怎樣動，快變還是慢變，急動還是緩動。如果說激進主義是在行動之 前要找到一個理想的目標，那麼保守主義則更傾向於找到一個基本的底線，前者是 在得到或失去之間賭博，而後者則是在多得或少得之間選擇。 有很多受共產黨教育的人在區別激進或保守時往往以其綱領目標為準，這常常把 概念搞得一塌糊塗。共產黨和國民黨中都有各自的保守派和激進派，而雙方保守派 和激進派的綱領訴求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我在前面提到，形勢 重於內容，手段先於是非，因此區分激進或保守的標準不是看一個人做什麼，而是 看他怎樣做。換句話說，不是觀其目標，而是觀其手段。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也需要保守主義。 【選自《中國之春》第八十九期(一九九零年十月號)】